微精选

范晓阳

一  敦煌、吐鲁番出土《胜天王经》的卷号调查

《胜天王经》的研究肇始于20世纪中期学者们对“如来藏”思想和经典的讨论，高崎直道、篠田正成、释印顺和伊久间洋光等人先后对此经的“如来藏”论述、文字来源以及与其他佛典的比对有专题探讨。[1]作为除《放光般若经》外于阗东传的又一般若经典，整理《胜天王经》的出土写本可展现该经传入敦煌、吐鲁番后的具体传抄面貌，描绘南朝译于阗经典向西“回流”的历史轮廓，从而有助于于阗佛教及其与汉传佛教之间互动的研究。

《胜天王经》自隋《彦琮录》开始被收入一切经目录后，历代大藏经均收罗该经而未有失。经笔者调查，敦煌、吐鲁番出土的《胜天王经》写本残卷，在中外不同收藏机构和私人藏品内共计190号。敦煌写本计有100号，[2]其中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0件，北京大学图书馆藏5件，天津博物馆、四川博物院、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及启功藏品中各分藏1件，英国国家图书馆藏13件，法国国家图书馆藏3件，俄罗斯东方研究所藏54卷号（49件），日本杏雨书屋藏5件，三井文库别馆藏2件，中日民间未知详实收藏者有3件。吐鲁番写本计有90号，旅顺博物馆藏69件，德国国家图书馆藏13件，龙谷大学图书馆藏4件，[3]中国国家博物馆、书道博物馆、大阪四天王寺出口常顺藏品中分见1件，另有1件见于《西域考古图谱》却未入大谷藏吐鲁番文书的题记。

这些卷号的收藏关系和刊布情况较为繁驳，谨作如下补充。美国国会图书馆、三井文库别馆、日本未知收藏者的敦煌写本等，尚未公开刊布图版，仅见调查目录。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14秋季所拍编号为LOT.2176的卷六《述德品第十》，[4]收藏者不知是何人。旅顺博物馆藏LM20-1468-02-04[5]和《吐鲁番文书总目（日本收藏卷）》收录的《〈西域考古图谱〉所刊、未入大谷藏吐鲁番文书》中编号038“《胜天王般若波罗蜜经》题记”[6]以及俄藏Дx.1785V，皆是经题。除房山石经唐刻本与《圣语藏》中[7]得知有《胜天王经》序言外，法藏P.3471、北三井022（馆藏号：025-14-22）[8]亦是（包括）经序，这为多本经序合校，考证《胜天王经》天嘉六年（565）最初译撰情形，提供了更丰富的校本和更可靠的研究载体。[9]

二 敦煌出土《胜天王经》写本梳理和缀合

《胜天王经》100个卷号的敦煌写本，有8号图片未曾公布，包括英国国家图书馆藏S.7781为卷一《通达品》内容。[10]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索书号“221.26/440（善）”是首尾完整的卷轴装七卷写本，抄于唐中期，长度逾9米、宽29厘米，是《胜天王经》目前仅知唯一完整写本；[11]三井文库别馆藏“北三井022”“北三井023”[12]分别是卷七《劝诫品》、卷后《经序》和卷三《法性品》；美国国会图书馆书号“VJ612S91”[13]为该经卷四内容，但不知具体为何品；四川博物院藏SCM.D.02403[14]是卷五的第八《无所得品》。据《昭和法宝总目录》，《劝诫品》与《法性品》各有一卷在日本私人收藏者手中。[15]

依照不同书写风格类型的特征（表一），余者93卷号[16]中的82号可拼接出九大写本系统（表二），未能判断与其他写本为同一系统的有11号，即BD15285、北大D012、津艺302、启敦088、羽24Vノ2、羽214、羽276、羽409、P.3471、P.5589V、S.6701，当各为独立系统。如此，《胜天王经》敦煌写本目前可知有20个写本系统，经文抄写年代自北朝延及五代，显示出敦煌地区对般若经典崇拜的厚重氛围及长久性。

表一 敦煌出土《胜天王经》各主要写本系统的书写风格特征

表二 敦煌出土《胜天王经》主要写本系统的馆藏编号

九大写本系统中除学者已比对出的北大D145、D150、北大D144与羽161缀合结果外，[19]笔者还发现该经的中外馆藏机构内部藏品和不同机构藏品间另有8处可缀合，详陈如下：

1.BD05275，见《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71册52～60页。据书后条记目录尺寸是613.4×25.3厘米，14纸，347行，首残尾脱。楷书，7～8世纪，唐写本。S.2296，见《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37册358～362页。据书后条记目录尺寸是323.8×25.1厘米，7纸，183行，首脱尾全。楷书，7～8世纪，唐写本。两号均是《胜天王经》第一卷，书写风格字迹一致，文字前后相接，皆用经黄纸，当可缀合（缀合示意图一）。

缀合示意图一

2.BD00960，见《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14册98～105页。条记目录记其尺寸为518.6×27厘米，12纸，290行，首尾残。楷书，9～10世纪，归义军时期写本。BD02503，《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35册17～21页。条记目录记载尺寸是387.2×26.8厘米，8纸，214行，首残尾全。楷书，9～10世纪，归义军时期写本。两号均为《胜天王经》第二卷，书写笔形相同，文字衔续，装帧方式、纸张宽度和抄写年代皆一致，当可缀合。

3.BD01718，见《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24册47页。册后条记目录载尺寸为101.8×25.9厘米，2纸，56行，首尾均脱。楷书，7～8世纪，唐写本。BD01569，见《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22册286～288页。册后条记目录记载尺寸是152.6×25.9厘米，3纸，84行，首尾均脱。楷书，7～8世纪，唐写本。两号都属《胜天王经》卷四，文字上下接续，抄写时代、纸张大小、书写风格均保持一致，可缀合。

4.Дx.7209对应《大正藏》696页中栏25至27行。Дx.8732对应《大正藏》696页中栏27行至29行。内容前后承续，边缘吻合，接缝处“闻”字可复合。

5.S.7781，见《英国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216页。首脱尾残，唐写本，楷书，行17字，有乌丝栏。S.4339，见IDP，首残尾脱，行17字，楷书，有乌丝栏。虽暂未得见S.7781图版，但二者内容接续，似可直接缀合。

6.Дx.4574对应《大正藏》692页中栏17行至22行，楷书，行17字。北大D011对应《大正藏》692页中栏22行至693页下栏16行，前残尾全，楷书，铅栏，行17字。文字前后相接，边缘吻合，接缝处“摩诃萨”三字可复合，两卷可直接缀合。

7.Дx.6088、Дx.6089对应《大正藏》706页下栏17行至707页上栏5行，残片，行约17字，楷书。S.1242见《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19册271～281页，首残尾全，行17字，楷书，地脚略残。两卷文字接续，接缝处边缘吻合，卷轴装帙纸页地脚处缺失形状一致，缀合后“愿得如”三字完璧（缀合示意图二）。

缀合示意图二

8.Дx.11917对应《大正藏》715页上栏20行至24行。Дx.12711对应《大正藏》715页上栏24行至中栏右2行。Дx.12611对应《大正藏》715页中栏右2行至右7行。三者文字承接内容相续，边缘吻合，接缝处的“蜜”“于其梦中”“欲求法者勿”十字拼接后皆得完璧。三者虽无天头地脚，但行款格式相同，行26～27字，有铅栏或乌丝栏，字迹书风似同，可直接缀合。

三 吐鲁番出土《胜天王经》残片缀合

吐鲁番本《胜天王经》目前已知出自高昌故城和吐峪沟遗址，主要来自大谷搜集品和德国探险队前两次在新疆考察所获，其中旅顺博物馆藏有最大宗，写本数量占有绝对优势。由于残片过多，无法从文字上理析其所出的写本系统。但经笔者比对，发现此经国内外藏品另有可缀合者，共11处。

1.卷一：LM20-1453-04-10[20]、LM20-1459-26-02a[21]和LM20-1488-32-05[22]为同一件写本（复原图一），属高昌国时期。德藏Ch2298[23]与LM20-1453-04-10经文重合，前者被认为是7世纪中期至8世纪末的唐写本，后者被断为高昌国时期写本，今观二者书形接近，书写时间极为接近。

复原图一

2.卷三：LM20-1509-C1507c[24]与LM20-1514-CT0409[25]为相邻两片，笔迹书形极为相似，还有德藏Ch78[26]、Ch612[27]（复原图二）和旅博藏LM20-1451-10-03，[28]后者虽然无法与上四片直接缀合，但五片当为同一写本。Ch612入藏时整理编号为TIIT1312，可知其为德国第二次探险队获自吐峪沟，缀合成功后，Ch78和旅博藏LM20-1451-10-03、LM20-1509-C1507c、LM20-1514-CT0409都应出自同一遗址。另，国博藏“段永恩旧藏写经残片册页”中C14.1341-31-01[29]与LM20-1451-10-03书写位置相近，是否与上述残片为一件写经，仍需等待图片刊布。LM20-1509-C1646b[30]、LM20-1488-38-04[31]和LM20-1464-28-12[32]（复原图三）可缀合，年代皆为高昌国时期。

复原图二

复原图三

3.卷四：LM20-1458-07-13[33]、LM20-1450-16-05[34]、LM20-1474-05A-01[35]和LM20-1450-06-05[36]（复原图四），LM20-1475-18A-01[37]和LM20-1475-15B-08[38]（复原图五）可各自缀合，分别抄写于唐和高昌国时期。需要说明的是，LM20-1464-17-25整理时在《旅博藏新疆汉文文献》书中记为“卷一”，后注“此段文字多处可见”[39]。案，文书后一行左侧，留有一顿笔。佛典经论罗列“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名号者颇多。依照此件文书形制，书写时各行应当在十七、十八字，《胜天王经》中有七处名号列举，其下行对应的十七或十八字有顿笔者，唯有卷四“禦”后第十七字的“劫名清净，其土丰饶”中的“其”字，所以文书不在卷一，而在卷四《平等品》，《大正藏》对应在708页上栏的第4～6列。

复原图四

复原图五

4.卷五：LM20-1494-32-02[40]和LM20-1491-18-03[41]（复原图六）是一件写本，年代为高昌国时期。

复原图六

5.卷六：LM20-1505-C0601a[42]和LM20-1461-27-18[43]（复原图七），LM20-1518-07-09[44]和LM20-1507-C1118d[45]（复原图八）各自缀合为一件，年代都是高昌国时期。

复原图七

复原图八

6.卷七：LM20-1458-36-09[46]、LM20-1452-02-13[47]和LM20-1453-13-05[48]（复原图九）是一件唐代写经的不同残片。LM20-1490-13-15[49]、LM20-1453-32-01[50]、LM20-1460-25-17[51]和LM20-1455-20-03[52]（复原图十），Ch1908a和Ch1908b[53]（复原图十一）可各自缀合，二者都属于高昌国时期。

复原图九

复原图十

复原图十一

德国国家图书馆和旅顺博物馆藏品有出自同一件写经者，为大谷文书和德国探险队收获品的比对和缀合提供了新的证据，写本证据成为补全大谷文书出土地和丰富各馆藏品信息行之有效的手段。统观吐鲁番出土的《胜天王经》残片，可知其在高昌国时期被大量抄写。对一部远至江州译出的于阗佛典而言，在一个以割据频仍和军事动荡为主要特征的时代，最快数年便在西域留有痕迹，一方面再次证明于阗是中古时期汉传佛教极为重要的经典流出地，另一方面也说明南朝同河西、西域佛教交流的相对通畅和持续性。

自朱士行公元3世纪西行于阗求得《放光般若经》后，于阗在后续长久的历史时段内持续向中原和江南输出大小乘经、律、论。笔者统计，和田、敦煌出土与于阗相关的胡语佛典约有八十余种。据汉文史料记载，南朝与于阗相关联典籍则有智胜（于阗人）参译的《五分律》和《观世音忏悔除罪咒经》《胜天王经》《禅秘要治病经》《提婆达多品》四经。梵本《五分律》是法献（约423～497年）途经师子国带回，其余四经皆出自于阗，但《提婆达多品》的来源地至今仍存有“高昌郡”还是“于阗”二说的争议。

（一）《提婆达多品》实来自于阗

吉藏（549～623年）为《法华经》作《义疏》时曾自作四答回溯经中各品来源，其中第四答涉及《提婆达多品》“有无”之论：

道慧所著《宋齐录》已亡佚，隋《长房录》注记《提婆达多品》时援引《宋齐录》记载，“沙门法献于于阗国得此梵本来，见道慧宋齐（录）及三藏记。”[55]但恰是费长房据引的《出三藏记集》存有《提婆达多品》梵本出自于阗之外的说法，“齐武皇帝时，先师献正游西域，于于阗国得《观世音忏悔咒》胡本，还京都请瓦官禅房三藏法师法意共译出。自流沙以西，《妙法莲华经》并有《提婆达多品》，而中夏所传阙此一品。先师至高昌郡，于彼获本，仍写还京都。今别为一卷。”[56]僧祐（445～518年）如此记载《观世音忏悔咒》《提婆达多品》分别在于阗和高昌郡获得。后出的《高僧传》卷十三记录却并不与僧祐同，“释法献……以宋元徽三年，发踵金陵，西游巴蜀，路出河南，道经芮芮。既到于阗，欲度葱岭，值栈道断绝，遂于于阗而反。获佛牙一枚，舍利十五身，并《观世音灭罪咒》及《调达品》。”[57]慧皎（497～554年）如此表述是以二经与佛牙皆由法献自于阗带回萧齐。

《高僧传》是慧皎在天监十八年（519）写就，更接近的前出者是僧祐弟子宝唱天监十三年（514）所出的《名僧传》（已佚）。日僧宗性《名僧传抄》中仅留下《法献传》题名，然据“寻法出经苦节六”收录的僧表等四人传记来看，《名僧传》亦是《高僧传》重要史源之一。依常理断，僧祐是法献弟子，当较他人对法献西行事更为熟知，昔法献殁后未为其师作传。再传弟子宝唱的《名僧传》的《法献传》中极有可能与师僧祐所记《提婆达多品》来自高昌郡不同，是言该品来自于阗。宝唱纠改僧祐说法，笔者认为理由有三，一是《出三藏记集》之说确实为误，僧祐错载；二是《出三藏记集》前说《观世音忏悔咒》从于阗带回并由法意译出事，后说《提婆达多品》“还京都”，有法献二次复往西域之嫌；三是于阗佛教之声名在时人僧俗中广受尊崇，尤其是两晋之际于阗传入般若和华严这类重要经典，以及于阗籍译经僧在宋齐二朝宗教、政治活动的推波助澜，故更倾向认为《提婆达多品》这一重要品章出自于阗。隋唐佛典目录和僧史诸书，对《提婆达多品》出处皆与《高僧传》《长房录》相同观点，《出三藏记集》虽出较早却未得取信。正如吉藏所言，“《外国传》云：’流沙以西多有此品，流沙以东多无此品。’所以然者，小乘之流皆谓诸方等经并是调达所作，是以诸国或有阙之。罗什既在龟兹国，不见此品故不翻之。”[58]事实上，吉藏“小乘之流皆谓诸方等经并是调达所作”的结论，对闻说提婆达多功德、龙女授记事并不冲突。倒是《外国传》以龟兹并不存是品梵本，是持有佛经流布史的观点，亦同和田地区发现数量众多的《法华经》梵文残片应照。再如法献收获佛牙事，学者目前未统一其究竟是自于阗或其他区域，但考虑到乌苌（乌仗那Udyāna）“优填耶那”曾被误记为于阗，[59]与《高僧传》所言法献经巴蜀、河南、芮芮到于阗的路线，[60]再联系写本转引时的截取和句读习惯，就不难区分传抄之误而对佛牙出于阗再作争辩之论。[61]

（二）敦煌、吐鲁番出土与南朝相关写本

一般认为南朝交通河西与西域，是自江南沿着长江回溯，抵达益州后北上，途经青海和甘南的河南道，或西向鄯善、高昌、于阗等地，或继续北跨祁连山与河西相连。沿线诸地所见遗迹和正史所载官方通使、僧众求法、贸易往来的记录，印证这是一条当时与西北陆上交流的主要通道。[62]姚崇新先生认为，高昌郡时期汉地佛教和佛教艺术回传西域已经开始。[63]除传统史料和文化遗迹铺陈的交往史事外，更有力的证据则是出土写本的文字记载。荣新江先生曾提示学界，西域出土的传统汉文典籍，包括经史子集在内的残卷，也是南朝书籍流传西域的明证。[64]敦煌、吐鲁番出土与南朝有关的写本约计有18件，[65]写本后的题记所留经文造抄信息，提示这些写本多数是书于南朝或南人在北地书写。丝绸之路亦是包括佛教传抄在内的书籍之路，于阗传入南朝的佛典，前有东晋的“六十华严”，后有《胜天王经》等四经涵盖其内。

《提婆达多品》的出土写本，可断为书写在高昌国时期的数目颇多。旅博和书道博物馆的两件共8片《禅秘要治病经》亦是在高昌国时期。[66]天嘉六年（565）的《胜天王经》是南朝时于阗传入高昌四经中最晚出者，该经的吐鲁番出土残片仅旅博所藏抄写在高昌国时期的已逾65%（45片，总69片），残片的书写上限当然在天嘉六年，而时间下限是在麹氏高昌终结的640年前后，如此《胜天王经》最晚在其“翻译”后的百年内已传入高昌。

南朝地域的佛教典籍西向回流至河西、西域，最快传布仅需数年时间，甚至真实的历史中较比此处依据有纪年的文书而推算出的时间更少、流布进程更快。P.2160《摩诃摩耶经》书写在“陈至德四年（586）”，述记“法灭”思想的《摩诃摩耶经》译出的时间史无记载，译者昙景主要活动在南齐时期（479～502年），故《摩诃摩耶经》的西传时限以P.2160的586年算起，约在八十至百年间。“南本涅槃”汇集在刘宋元嘉年间（424～453年），S.81、津艺22和SH.24抄写在506、522年，证明是经西传最快不过五十、最迟不需百年的时间。P.2196《出家人受菩萨戒法》被认为是梁武帝所撰《制旨法》或《出要律仪》的内容，创作时间在512～519年，[67]固然这是依照P.2196书写时间和《续高僧传》所载梁武帝受菩萨戒的天监十一年（512）推断而出，却仍能说明此卷是在梁武帝登基统御时至河西，或许至迟八年间已为敦煌僧侣得见。此律虽非西来，但同南朝时所译的包括于阗在内的西域传入各佛典一般，汉译或集著不久——速则几年，缓则五十至百年——便可观察到回流西域的印记。至于此佛教史互动现象的承担者，囿于材料缺失无法具体至何人，然而根据正史和抄经题记所述，似乎更多与求法僧众和出（回）访北方政权的官方使节（政治人物）有关。

五 余 论

笔者曾比对《胜天王经》汉译本文字，认为这是“三经撰抄”（《宝云经》《密迹经》《无上依经》）的结果，同时根据比照出的文字差异和玄奘同文新出有《大般若经》第六会，判断《胜天王经》存在西域梵本，故而倾向认为《胜天王经》在于阗已经完成梵本的经文汇集，即《胜天王经》起初是“汇在于阗”而非“撰自南朝”。本文尝试厘清敦煌、吐鲁番出土写本《胜天王经》，并认为于阗传入南朝佛典在汉译不久后便会西传的结果已是定论，西传的交通路线是得益于河南道发挥的关键作用。隋唐相继一统后，这些经典依然在佛教兴盛的高昌（西州）、敦煌传抄。宏观来看，这是佛教东传“中国化”的微小缩影，也是西域佛教与汉传佛教互相辐射在典籍文本上展示的结果。以《胜天王经》为代表的于阗佛典，其传播路径是“双向奔赴”构成交流中的“回环”，呈现出“于阗集结——传入南朝——回流西域”的过程。

[1]参阅Jikido Takasaki，Structure of the Anuttarasrayasutra（Wu–shang–i–ching），《印度學佛教學研究》1960年第8卷第2号，第748～741页；《〈無上依経〉と〈勝天王般若〉》，《成田山仏教研究所紀要》第11卷，1988年，第171～194页；篠田正成：《勝天王般若經における無上依經との類似文》，《印度學佛教學研究》1965年第13卷2号，第638～640页；释印顺：《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展开（下）》，《印顺法师佛学著作全集》第17卷，中华书局，2009年，第522～525页；《游心法海六十年》，《印顺法师佛学著作全集》第12卷，第30页；伊久間洋光：《〈如来秘密経〉と〈勝天王般若〉の対応関係について》，《印度學佛教學研究》2012年第60卷第2号，第950～946页；《〈勝天王般若経〉の編纂過程:〈如来秘密経〉梵本との比較を中心に》，《豊山教学大会紀要》2015年第53卷，第302～288页。

[2]刘毅超编《汉文敦煌遗书题名索引》中，收录该经敦煌残卷共计98号，笔者今统计为100号。皆因S.1264实为《大般若经》的第六会内容，现增2014年拍卖品1号和日本未知收藏者2号。二者统计口径有差别（学苑出版社，2021年，第753～754页）。

[3]旅顺博物馆藏《胜天王经》编号，见王振芬，孟宪实，荣新江主编：《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总目索引·下）》，中华书局，2020年，第1958～1959页。后文涉及旅顺博物馆所藏写本均出自本书，为方便表述，简作《旅博藏新疆汉文文献》。

[4]图片见：https://www./assest/detail/0/art5062402176/34（2024/1/1）

[5]《旅博藏新疆汉文文献》第11册，中华书局，2020年，第11页。

[6]陈国灿，刘安志主编：《吐鲁番文书总目（日本收藏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71页。

[7]高楠顺次郎等编：《大正新修大藏经》第8册，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4年，第725～726页。

[8]施萍婷：《日本公私收藏敦煌遗书叙录［一］——三井文库所藏敦煌遗书》，《敦煌研究》1993年第2期，第78页。

[9]各校释成果，《大正新修大藏经》第8册，第725～726页；中国佛教协会编：《房山云居寺石经》，文物出版社，1978年，第12页；《中华大藏经》编辑局：《中华大藏经》第8册，中华书局，1984年，第109页；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第134页；陈志远：《北朝佛教史料述略（上）》，《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6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39～240页。

[10]叙录见方广錩编著：《英国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斯6981号—斯8400号）》，宗教出版社，2006年，第216页。

[11]相关介绍见：http://www.lib./zy/gjzy/index.htm（2024/1/1）

[12]施萍婷：《日本公私收藏敦煌遗书叙录［一］——三井文库所藏敦煌遗书》，《敦煌研究》1993年第2期，第78页。

[13]王重民辑录；袁同礼重校：《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77页；居蜜：《金元本典藏、渊源、版本和数位化》，李国庆，邵东方主编：《天禄论丛：北美华人东亚图书馆员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6～58页。

[14]林玉，董华锋：《四川博物院藏敦煌吐鲁番写经叙录》，《敦煌研究》2013年第2期，第54页。

[15]《敦煌本古逸经论章疏并古写经目录》第八《所藏者未详敦煌本古写经目录》，《大正新修昭和法宝总目录》第1卷，第1068页。

[16] S.7781虽尚未得见图版，但其似与S.4339可直接缀合，详见后文。

[17]该十七号即Дx.483、Дx.490A、Дx.497、Дx.498、Дx.991、Дx.1876、Дx.2055、Дx.2123、Дx.2128、Дx.2131、Дx.2141、Дx.3827、Дx.3840、Дx.3852、Дx.3868、Дx.3869、Дx.3882，整理时被六分为11件。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俄罗斯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文献》第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俄罗斯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1996年，第310～313页。

[18]《敦煌宝藏》将S.7568与S.7569二者调换，后为方广錩先生正之。黄永武编：《敦煌宝藏》第55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目录第10页，图版239页；《英国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斯6981号—斯8400号）》，第161页。

[19]该经残卷已有缀合成果，见张涌泉，周思敏：《李盛铎旧藏敦煌写卷残断原因新探》，《敦煌研究》2022年第6期，第74～87页；定源：《日本杏雨书屋藏敦煌遗书补缀——兼论遗书真伪问题》，《敦煌吐鲁番研究》第22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第285～319页。

[20]《旅博藏新疆汉文文献》第2册，图版第232页，解题第38页。

[21]《旅博藏新疆汉文文献》第6册，图版第73页，解题第10页。

[22]《旅博藏新疆汉文文献》第17册，图版第258页，解题第32页。

[23]本文所涉德藏吐鲁番图片均来自“国际敦煌项目（IDP）”网站。参见荣新江主编：《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88～189页。

[24]《旅博藏新疆汉文文献》第26册，图版第16页，解题第5页。

[25]《旅博藏新疆汉文文献》第27册，图版第213页，解题第14页。

[26]荣新江主编：《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第7页。

[27]荣新江主编：《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第50页。

[28]《旅博藏新疆汉文文献》第1册，图版第193页，解题第19页。

[29]段真子，意如：《中国国家博物馆藏C14.1341号册页解题》，《敦煌吐鲁番研究》第21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第264页。

[30]《旅博藏新疆汉文文献》第26册，图版第160页，解题第30页。

[31]《旅博藏新疆汉文文献》第7册，图版第278页，解题第34页。

[32]《旅博藏新疆汉文文献》第9册，图版166页，解题第29页。

[33]《旅博藏新疆汉文文献》第5册，图版第52页，解题第9页。

[34]《旅博藏新疆汉文文献》第1册，图版第71页，解题第7页。

[35]《旅博藏新疆汉文文献》第13册，图版第25页，解题第4页。

[36]《旅博藏新疆汉文文献》第1册，图版第28页，解题第4页。

[37]《旅博藏新疆汉文文献》第13册，图版第169页，解题第17页。

[38]《旅博藏新疆汉文文献》第13册，图版第154页，解题第16页。

[39]《旅博藏新疆汉文文献》第9册，图版第99页，解题第18页。

[40]《旅博藏新疆汉文文献》第19册，图版第267页，解题第42页。

[41]《旅博藏新疆汉文文献》第19册，图版第36页，解题第6页。

[42]《旅博藏新疆汉文文献》第23册，图版第158页，解题第30页。

[43]《旅博藏新疆汉文文献》第7册，图版第169页，解题第29页。

[44]《旅博藏新疆汉文文献》第29册，图版第28页，解题第7页。

[45]《旅博藏新疆汉文文献》第25册，图版第106页，解题第21页。

[46]《旅博藏新疆汉文文献》第5册，图版第249页，解题第36页。

[47]《旅博藏新疆汉文文献》第2册，图版第16页，解题第4页。

[48]《旅博藏新疆汉文文献》第2册，图版第277页，解题第42页。

[49]《旅博藏新疆汉文文献》第18册，图版第212页，解题第26页。

[50]《旅博藏新疆汉文文献》第2册，图版第361页，解题第49页。

[51]《旅博藏新疆汉文文献》第6册，图版第291页，解题第41页。

[52]《旅博藏新疆汉文文献》第3册，图版第296页，解题第41页。

[53]荣新江主编：《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第158页。

[54]《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4册，452页上。

[55]《大正新修大藏经》第49册，95页下。

[56]释僧祐撰；苏晋仁，萧錬子点校：《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第63～64页。

[57]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汤一玄整理：《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第488页。

[58]《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4册，452页中。

[59]平川彰：《佛教汉梵大辞典》，灵友会，1997年，第751页；《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4册，第1036页中。

[60]《高僧传》，第488～489页。

[61]关于法献自何处带回《提婆达多品》、佛牙的认知，学界目前尚未达成共识。新出成果见张风雷：《芮芮还是于阗：法献佛牙来源考》，《世界宗教研究》2024年第5期，第37～47页。

[62]唐长孺：《南北朝期间西域与南朝的陆道交通》，《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2011年，第169～197页；陈良伟：《丝绸之路河南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2～19页。

[63]姚崇新：《从西域到中亚：汉地佛教艺术的西渐》，荣新江主编：《丝绸之路上的中华文明》，商务印书馆，2022年，第160页。

[64]荣新江：《丝绸之路上的“吴客”与江南书籍的西域流传》，荣新江主编：《丝绸之路上的中华文明》，商务印书馆，2022年，第236～253页。

[65]毛秋瑾曾在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基础上增补敦323号与津艺22号作“南朝写经表”，计16号。（《汉唐之间的写经书法——以敦煌吐鲁番写本为中心》，《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12年第3期，第14页）。其中的P.3471《胜天王经序》记载南陈译经事而断为南朝写经，不可取，饶宗颐先生评价其书法“坚挺秀整，开唐人之先河”，宜被定在7世纪初。同时另增SH.13、与SH.13书法形态相同的SH.152-16、和97TSYM1：13-4、5背三件。

[66]包晓悦：《旅顺博物馆所藏吐鲁番出土〈治禅病秘要法〉残片研究》，原载《旅顺博物馆学苑·2016》，后收至孟宪实，王振芬主编：《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书研究》，中华书局，2020年，第278～288页。

[67]此时间最早由日本学者诹访义让推断，最新成果可参考郭丽英：《敦煌佛经抄本和受菩萨戒仪》，方广錩主编：《佛教文献研究》第3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91～110页。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