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美尼亚人的早期历史
亚美尼亚人（英文：Armenians，亚美尼亚文：հայերեն(hayeren)，可音译为“哈亚斯坦”），自称哈伊（Hay）。詹姆斯·罗素（James Russell）认为，“哈伊”（Hay）可能来自“赫梯人”（Hati-yos）一词，表明亚美尼亚人是从巴尔干迁徙至安纳托利亚，与赫梯人有一定关联。公元前9世纪建立的乌拉尔图王国被认为是亚美尼亚历史的开始，随后该王国被米底人征服。公元前331年，亚历山大大帝击败了大流士三世，亚美尼亚地区变成了马其顿帝国的一部分。亚历山大大帝去世后，亚美尼亚地区陷入多方争夺的混乱之中。公元前189年，阿尔塔什斯一世（Artashes I）建立了希腊化的阿尔塔克西王朝（（Artashesian）王朝。公元前95年至前65年，亚美尼亚在其后代提格兰二世（大帝）（Tigrane II the Great）的领导之下，亚美尼亚王国到达历史上最为强盛的时期。其疆域从今天的外高加索一带一直延伸到叙利亚、伊拉克北部、东地中海沿岸直至埃及。但在提格兰大帝去世后，亚美尼亚人的疆域日渐缩减，甚至一度被罗马与萨珊波斯两个帝国瓜分附庸，沦为两国边境的缓冲带。由于亚美尼亚人一直以来信奉袄（此处念xiān）教（又名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波斯文： مزدیسنا 】），萨珊波斯统治者有意通过宗教的方式同化亚美尼亚人。3 世纪末，“启蒙者”格里高利（Krikor Lusavorich）前往亚美尼亚王国传教，多名亚美尼亚王室成员受洗成为基督徒。出于保留本群体文化独立性的目的，西元301年，亚美尼亚国王梯里达底三世将基督教定为国教，亚美尼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基督教国家，同时也是第一个单一宗教国家。
450年和482年，东亚美尼亚爆发了两次反对波斯人统治的全民起义，虽然惨遭失败，但最终迫使波斯帝国做出让步，亚美尼亚恢复了实际上的自治地位并可以保持基督教信仰。发起两次起义的统帅都属于亚美尼亚知名的马米科尼扬家族。 随着波斯势力的衰落，亚美尼亚全部纳入拜占庭的势力范围。450年和482年，在亚美尼亚著名的马米科尼扬家族的带领下，东亚美尼亚爆发了两次反对波斯人统治的声势浩大的全民起义。虽然最后以失败告终，但波斯帝国迫于压力还是做出了让步，亚美尼亚恢复了实际上的自治地位并可以继续保持基督教信仰。比较有趣的是，在亚美尼亚人的历史记述中最早提到马米科尼扬家族来自“中国”的史料是五世纪莫夫谢斯·霍列那齐（P’awstos Buzand）的《亚美尼亚史》，该书称马米科尼扬家族的祖先来自Chen(k)之地，本出帝胄，因兄弟相争被迫出走至此，虽然记载简略，但是意在阐述马米科尼扬家族血统的高贵与不凡。关于这一传奇更为详细的描述出现在无名氏的《亚美尼亚史略》（Primary History of Armenia）中，一般认为成书于五、六世纪，在此不做过多赘述。随着波斯势力的衰落，拜占庭帝国趁机东进，将亚美尼亚地区全部纳入帝国的势力范围。
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Arabs）从阿拉伯半岛兴起。经过十数年的战争灭亡萨珊波斯帝国并重创拜占庭帝国，攻占其东地中海沿岸以及叙利亚。此后，以巴格拉图尼家族为代表的亚美尼亚贵族开始接受阿拉伯人的统治，亲拜占庭的马米科尼扬家族衰落。在阿拉伯人的统治下，亚美尼亚人保留了一定的独立性，并在伊斯兰教入侵的浪潮中仍保留自己的基督教信仰。9世纪末，亚美尼亚王国逐渐从阿拉伯帝国独立。11世纪中叶，亚美尼亚王国先后被拜占庭帝国和塞尔柱土耳其人（Seljuk Turks）吞并。一部分亚美尼亚人迁徙至毗邻地中海的奇里乞亚（有些著作翻译成“西里西亚”）地区重建亚美尼亚王国，并和各十字军国家保持较为密切的联系。13世纪下半叶，各十字军国家先后崩溃，奇里乞亚的亚美尼亚王国于1375年被隶属于埃及的拉马丹埃米尔国兼并，后者则在16世纪初臣服于奥斯曼帝国，后并入奥斯曼帝国。
亚美尼亚大屠杀背景、原因及过程
1453年5月29日，奥斯曼帝国攻克君士坦丁堡，存在两千年之久的罗马帝国（Roman Empire，公元前27年—公元1453年）宣告灭亡。为更好的控制巴尔干和小亚细亚地区，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将首都从埃迪尔内（Edirne；旧称哈德良诺波利斯Hadrianopolis、希腊语中被称作阿德里安堡）迁往位于欧亚大陆交界处的君士坦丁堡（希腊语：Κωνσταντινούπολις、Κωνσταντινούπολη；拉丁语Constantinopolis，又译康斯坦丁堡；奥斯曼土耳其文：قسطنطینیه；现代土耳其语：İstanbul）。由于新征服的巴尔干地区、小亚细亚西部以及东爱琴海沿岸地区以基督徒为主，且分属于不同的民族与教派。在宗教、民族与教派多元的背景下，为了更好的统治广大基督徒臣民，奥斯曼帝国实行“米勒特制度”（millet system），依照宗教自治的原则管理帝国的非穆斯林属民，允许基督教社区保留一定的自治权利。亚美尼亚人信奉的基督教流派与主流的基督教派别不同，被称作亚美尼亚使徒教会（英语：Armenian Apostolic Church； Hay Arakelagan Yegeghetzi）。
关于该教会的历史应追溯至公元451 年，在卡尔西顿大公会议（Council of Chalcedon）上，亚美尼亚人因信奉坚持“基督一性论”（Monophysitism）的格里高利派被判为异端，并在此后长期受到其他基督教派的迫害。1461 年，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命布尔萨的亚美尼亚主教尤瓦基姆（Yuvakim of Bursa）前往君士坦丁堡。在订立契约后，赋予他相应的权力管辖奥斯曼亚美尼亚人。尤瓦基姆遂成为第一任君士坦丁堡亚美尼亚宗主教（Armenian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他既是教会首脑，也是世俗领袖，在不违背伊斯兰教教法（sharƯ ’a）的前提下采用基督教教法（Canon Law）管理奥斯曼亚美尼亚人的日常生活，由其派遣征税人在地方向亚美尼亚教堂和修道院征收人丁税。鉴于亚美尼亚人所信奉教派独特性，奥斯曼帝国将其单独划为亚美尼亚米勒特。米勒特制度是奥斯曼帝国管理多民族、多宗教群体的核心制度，通过赋予非穆斯林群体有限的宗教与民事自治权维持帝国稳定。该制度起源于15世纪中期，以《古兰经》“经书之民”概念为理论基础，将基督教徒、犹太教徒等群体划分为不同米勒特（宗教社区），允许其保留宗教传统并实行内部自治。非穆斯林群体通过缴纳人头税换取帝国保护，其宗教领袖享有司法裁决、教育管理等自治权。奥斯曼帝国将非穆斯林群体划分为三大主要米勒特：东正教米勒特、亚美尼亚米勒特与犹太教米勒特。
17 世纪以降，奥斯曼帝国的中央集权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中央，伴随武力征伐的渐趋停滞，苏丹从领兵作战的将军蜕变为身居皇宫的寡人，“为君但不为王”，仅能掌控被称为苏丹省（Hüdavendigār 源自波斯语，意为“万物之主”，在这里指代从首都君士坦丁堡到旧都布尔萨间的领土。此外，在布尔萨地区建省后也成为其省会布尔萨的别称。）的狭小地区。在地方，权力从地方政府转移至私人地产拥有者手中，“公权私化”的情况日益严重。这种去集权化的表现，在18 世纪地方豪强阿扬崛起后，成为奥斯曼地方社会最为显著的特点。格里高利派教会则利用了这一趋势，乘机扩大了自身的权力。早在 16 世纪上半叶，相对完备的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区（ Armenian Patriarchate of Constantinople）就已建立；至18世纪，此教区在帝国境内获得除奇里乞亚大教长区（Catholicosate of Cilicia）、阿格塔马尔大教长区（Catholicosate of Aghtamar）和耶路撒冷宗主教区（Armenian Patriarchate of Jerusalem）以外的全部管辖权。君士坦丁堡成为亚美尼亚米勒特的首都——奥斯曼亚美尼亚人的政治和宗教中心。君士坦丁堡亚美尼亚宗主教成为多数奥斯曼亚美尼亚人的实际领袖，抵御来自基督教主流教派的威胁。在首都亚美尼亚人口稳定增加的同时，亚美尼亚米勒特内部的阶层分化随之显现。其中最为显赫的是阿米拉（amira）阶层，他们主要为银行家和放贷者，负责为奥斯曼高阶官员处理金融业务，与之形成互利共生的关系。他们占有巨额的财富，据估算，至18世纪末，其最富者资产总值可达一百万英镑。此外，人数不多于两百的阿米拉阶层亦有资格担任政府高官，成为奥斯曼苏丹的助理。作为奥斯曼亚美尼亚人的统治阶层，他们出资赞助教堂和修道院的修建，并利用权势影响君士坦丁堡宗主教的人选；在日常生活中，为凸显贵贱之别，他们身着特殊形制的衣服，蓄有特殊造型的胡须，并享有一系列特权。
因为亚美尼亚人的信仰并非奥斯曼帝国的官方信仰伊斯兰教，阿米拉阶层外的奥斯曼亚美尼亚人往往止步于官场，并且身为异教徒，奥斯曼亚美尼亚人不能服兵役，丧失了在仕途上晋升的空间。因此，商业和手工业成为更多奥斯曼亚美尼亚人发家致富的选择，他们在货币兑换、金饰工艺、珠宝业、对外贸易等领域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鉴于亚美尼亚人自身非穆斯林的身份，绝大多数奥斯曼亚美尼亚精英难以在军界和政界有所进展，尽管亚美尼亚人也需要缴纳“血稅”。迫于现实生存压力，亚美尼亚精英们只能另辟蹊径，在商业和手工业上有所突破，就像同时期在西欧的犹太人那般。希腊人则与其不同，尽管希腊人也是奥斯曼帝国的异教徒臣民，但是得益于希腊人连接东西方的作用以及拜占庭遗民的身份。在1821年希腊独立战争以前一直作为奥斯曼帝国重要的统战对象存在。希腊人精英活跃于奥斯曼帝国的各行各业，甚至有希腊精英成为奥斯曼帝国的帕夏（土耳其语：paşa，奥斯曼帝国行政系统里的高级官员，通常是总督、将军及高官）。希腊人在君士坦丁堡的社区被称为法纳里奥区，居住在该社区的希腊人也被称作法纳尔人。法纳尔人作为希腊裔精英阶层，他们凭借欧洲教育背景和政治经验，在18-19世纪期间形成了对巴尔干地区的特殊影响力。部分法纳尔人领袖在1821年希腊独立战争中担任重要角色，同时通过资助学校建设和文学复兴运动推动希腊古典文化传承，可以说法纳尔人推动了近代希腊民族主义的兴起。
1821年希腊独立战争爆发，奥斯曼苏丹马哈茂德二世非常愤怒，处决了帝国政府译员主管以及其他一些地位显赫的法纳尔人，同时下令对法纳里奥区进行屠杀和洗劫。而为了报复希腊人在特里波利（Tripolitza）犯下的暴行，他在复活节当天将出身摩里亚地区的希腊东正教大牧首绞死在了宫门下面。大牧首被暴尸三天，随后苏丹才准许犹太人将他的尸体拖走丢到海里去。至此，希腊人在君士坦丁堡的地位和作用彻底被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取代。当君士坦丁堡的亚美尼亚人欢天喜地的接手法纳尔人的产业时，他们绝对不会想到一百年后他们的后代也会面临法纳尔人今日的处境。前奥斯曼时代的亚美尼亚人拥有和基督教信仰紧密结合的历史传承，这种历史传承在奥斯曼帝国建立后得到了延续。早在16世纪前，但格里高利派教会帮助亚美尼亚人建立了独特的历史传承，亚美尼亚人独立于政治框架外，不受王国命运的影响。这种历史传承和基督教信仰紧密结合，亚美尼亚人可以不拥有独立的国家，但必须拥有信仰基督教的自由。瓦尔丹·马米科尼安在战争爆发的前夜说道：
“那些以为基督教信仰于我们如同衣袍之人，现在会意识到，他们无法将其从我们身上剥离，就像无法改变我们的肤色一般。”
与此同时，由于政治上长期的动荡不安，亚美尼亚人的历史传承往往带有“殉难”的悲剧色彩，这历史传承赋予了亚美尼亚人一种逆来顺受的族群性格，也为未来亚美尼亚人所面临的危机埋下了伏笔。在复国无望后，15世纪一位名叫梅科勒提齐·那卡什（Mkrtich Naghash）的亚美尼亚主教写道：
“流亡至异国他乡确是一件悲惨至极的事。如同飞禽和伙伴走失，偏离航线且无处休憩。”
同时，亚美尼亚人拥有独特的语言和文字，在同西方数百年的接触中，为捍卫自身的宗教信仰（传教与护教），奥斯曼亚美尼亚文化精英掀起了研究亚美尼亚古典文化的热潮。因此，传统时代奥斯曼亚美尼亚人同他者最大的不同，在政治上通过亚美尼亚米勒特得以体现，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宗教、教派加以区别，从而形成了以亚美尼亚米勒特为纽带的教派认同。
亚美尼亚人因为自身特殊信仰的原因，和希腊人一起成为奥斯曼帝国联系西方世界的桥梁和联通带。奥斯曼帝国的对外贸易与交流往往被这两个群体所把控。数百年间，亚美尼亚人被主流基督教社会排斥、攻讦，奥斯曼苏丹对基督教各教派的一视同仁，为亚美尼亚人提供了难得的生存空间。在数百年颠沛流离中，多数亚美尼亚人再次成为同一个国家的属民，并通过格里高利派教会团结在亚美尼亚教堂和修道院周边。帝国转型期间，教会权力随之扩大，这种由相对大一统的教会从中央到地方的宗教自治构成了奥斯曼亚美尼亚人政治生活的核心内容。因此，尽管奥斯曼亚美尼亚人身为“有经人”（People of the Scripture）而低人一等，但政治的稳定亦为奥斯曼亚美尼亚人提供了高度参与帝国经济活动的可能。绵延数百年的经济往来，为奥斯曼亚美尼亚人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新的行会中产阶级埃斯纳夫（Esnaf）开始形成。1750 年，君士坦丁堡大驿站建造完成，这座拥有 166 个房间的建筑成为阿米拉和埃斯纳夫共同处理商业事务的场所。而这样一群新生力量，也在和西方历时上百年接触的同时，悄然间“开眼看世界”。
19世纪民族主义浪潮在欧洲兴起，很快席卷奥斯曼帝国。从1821年希腊独立战争开始，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前，巴尔干半岛的希腊、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国纷纷独立，奥斯曼帝国丧失了其在巴尔干半岛除东色雷斯以外的所有领土。而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按照定义的不同可分为1895-1896年的哈米德大屠杀和1915-1917年的亚美尼亚大屠杀。造就亚美尼亚人悲惨命运的其中一个诱因就是数次俄土战争的失败。
1878 年第十次俄土战争奥斯曼帝国战败，根据战后《柏林条约》（Treaty of Berlin）的规定，奥斯曼帝国的疆域和人口大幅缩水，其沦丧国土的多数居民为基督徒。此外，随着俄国逐步向南扩张，大量穆哈吉尔人涌向奥斯曼帝国。1854 年至1860年间，约17.7万鞑靼人定居在安纳托利亚中部和南部；1858年至 1866年间，约47万切尔克斯人迁移到奥斯曼帝国各处，包括亚美尼亚人聚居地；1862年至1870年间，多达200万穆斯林离开俄控高加索，前往奥斯曼帝国；1877年至1878年俄土战争期间，至少有7.5万人搬离卡尔斯向奥斯曼帝国。与之相伴，亦有不少奥斯曼亚美尼亚人从奥斯曼帝国迁往俄国。1828年至1829年俄土战争期间，约9万奥斯曼亚美尼亚人移民至俄国。在纳希切万，当地的阿塞拜疆人（Azeris）因直接胁迫或将其土地分配给奥斯曼亚美尼亚移民而被迫迁出；1877年至1878年俄土战争期间，约2.5万奥斯曼亚美尼亚人逃离至俄控高加索，随着奥斯曼帝国割让阿尔达罕、卡尔斯、巴统诸地，又有超过10万生活于此的奥斯曼亚美尼亚人成为了俄国公民。领土的丧失与移民的流动致使奥斯曼帝国的人口构成发生了改变。根据奥斯曼帝国人口普查，1844年时帝国穆斯林占比59.4%，但至1882年统计时，其占比已陡然升至72.4%，奥斯曼帝国逐渐成为穆斯林人口占绝对多数的国家。因此，伊斯兰政治理论在奥斯曼帝国的影响日益扩大，苏丹本人亦愈加频繁地使用伊斯兰哈里发的称谓。在官方意识形态上，奥斯曼主义的伊斯兰色彩日渐浓厚。在奥斯曼帝国残存的国土中，亚美尼亚人生活的区域又尤为重要。从西亚美尼亚到奇里乞亚，奥斯曼亚美尼亚人横亘帝国东西，生活在奥斯曼帝国的心脏地带，若是放弃这部分国土，将会直接导致国家的解体。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曾在一次会谈中表示：
“夺取鲁米利亚和希腊，欧洲人砍断了帝国的双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埃及的沦丧，又使帝国失去了双手。现如今，他们想通过煽动亚美尼亚人夺走我们最重要的部分，并撕碎我们的内脏。这将是彻底毁灭的开始，我们必须用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力量与之抗争。”
战争导致的最直接结果是穆斯林占比日益超过其他教派，尤其是基督徒占比的日益降低，奥斯曼帝国逐渐走向伊斯兰本位主义，拥抱泛伊斯兰主义（Pan-Islamism，泛伊斯兰主义和大土耳其主义形成于奥斯曼帝国的政治框架内，是帝国领土萎缩、人口结构改变在意识形态上的逻辑延伸）。加之青年土耳其党人势力的日益崛起以及其对政权的控制，奥斯曼帝国的民族与宗教政策日渐保守与极端，排斥少数族裔与迫害非穆斯林的行为比比皆是。在西亚美尼亚，由于治安状况的急转直下，针对亚美尼亚妇女的绑架案件变得司空见惯；包税制死灰复燃，亚美尼亚人要向国家和包税人缴纳双份的赋税。同时，库尔德人的劫掠亦变得更加频繁，一位名叫波格斯·纳塔尼安（PoghosNatanian）的司铎写道：
“亲爱的上帝，你创造亚美尼亚人，就是为了让他们成为这群野蛮人的饵食吗？……如果国家想确保公民的和平与安全，就应当把这些暴发户驱逐出这片土地，并禁止他们担任任何官方职务。”
由于受到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双方的矛盾以宗教对抗的方式表现了出来，并通过谣言的传布加以扩大，最终酿成了 1894 年至 1896 年间一系列针对奥斯曼亚美尼亚人的惨案。在此期间，大批奥斯曼亚美尼亚人遭到库尔德人的屠戮，奥斯曼亚美尼亚人的聚居地遭遇劫掠与焚毁，并有数以万计的奥斯曼亚美尼亚人被迫改宗了伊斯兰教。奥斯曼政府或隔岸观火或趁火打劫，甚至有部分士兵直接参与了屠杀，且事后多名官员没有得到应有的惩治。
1913年1月，青年土耳其党人恩维尔·帕夏发动政变再次取得政权并担任陆军部长。此后，他同海军部长杰马尔·帕夏、内政部长塔拉特·帕夏组成领导小组，缔了所有的反对党，恢复了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时代的威权统治。同年 5 月，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结束，奥斯曼帝国几乎割让了其全部欧洲领土，由此产生的大量穆哈吉尔人（注：据统计，约25万巴尔干难民在奥斯曼军队撤退前涌向君士坦丁堡，仅圣索菲亚大教堂附近就有约3万名难民）向安纳托利亚回流。同时，除土耳其人外的其他穆斯林民族，也开始为各自的利益冲击着帝国的统治。在奥斯曼帝国土耳其属性愈加浓厚的同时，宪法规定的宗教、民族平等名存实亡，奥斯曼主义已彻底被大土耳其主义所涵化。大土耳其主义者齐亚·格卡尔普在诗歌中写道：
“土耳其人的国家不是土耳其，……他们的祖国是一个广阔而永恒的地方：图兰！”
土耳其人不仅是奥斯曼帝国的统治精英，并且拥有从巴尔干到西伯利亚的庞大亲族。在此意识形态下，奥斯曼亚美尼亚人宛如一颗楔在奥斯曼帝国与中亚、东欧各“突厥民族”间的钉子，必须将其连根拔除。1914年秋，战争的乌云笼罩在奥斯曼帝国的上空，最终将奥斯曼亚美尼亚人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随着国内各方面形势的改变，作为非穆斯林、非土耳其人的奥斯曼亚美尼亚人，成为了帝国意识形态的牺牲品。
1895年10月8日，一些土耳其激进分子袭击了亚美尼亚人的住宅和商店警察和军队也参与其中。这次屠杀和抢劫活动持续了近5个小时。预计仅在特拉布宗及其周边地区被杀的亚美尼亚人高达11000多人。奥斯曼当局对美国作家乔治·霍普沃斯说 “是亚美尼亚人的独立野心给他们带来了灾难。”霍普沃斯也承认是亚美尼亚人的许多挑衅行为刺激了奥斯曼帝国。但他也写到 “无论是亚美尼亚人暴徒 还是平民都会遭到奥斯曼政府的严厉惩罚。”君士坦丁堡的残酷镇压和屠杀使得奥斯曼苏丹面临欧洲列强的干涉和指责。迫于压力，苏丹最终同意签署改革法令，但其拒绝释放叛乱者。这又一次激怒了国内的穆斯林，有传言说苏丹同意 了亚美尼亚人的独立要求‚于是穆斯林保守势力便开始大规模屠杀亚美尼亚人 ‚以报复后者的独立要求。这种大规模 的屠杀首先在穆斯林极端势力 的大本营比特利斯爆发 。1895年10月25日星期五，当穆斯林在清真寺做礼拜时，突然枪声响起，据传开枪者是一位亚美尼亚人。于是穆斯林倾巢而出袭击道路上所有的亚美尼亚人 ，这天有大概500—800名亚美尼亚人被杀。埃尔祖鲁姆地区的屠杀发生在10月30日。当地亚美尼亚革命党的活动越来越积极，穆斯林不断控告亚美尼亚人图谋建立独立国家。双方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报复与反报复的活动频繁发生，而库尔德人也参与了袭击亚美尼亚人的活动。根据英国领事格雷夫（Grave）叙述 “大屠杀很明显是经过精心准备的。在屠杀发生之前，大批土耳其人蜂拥而至，进城后洗劫亚美尼亚人的村庄。对亚美尼亚男子的屠杀主要是军队完成的，一个街区的屠杀持续了4、5个小时之后，另一个街区又开始了。只有妇女和儿童幸免于难。很明显这是有组织的屠杀行动。”1895年至1896年冬季，在前几次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妇女和孤儿面临着严峻的饮食和住房困境 ‚大部分人死于严寒和饥饿。英国大使在给本国政府的报告中说到 “根据各省的报告来看，苏丹并没有制止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的杀戮，大屠杀的元凶仍然逍遥法外，而大部分无辜的亚美尼亚人则被逮捕入狱。”随着局势的发展，达什克党决定实行极端暴力活动，以便引起欧洲列强对亚美尼亚问题的重视。1896年8月26日，一群亚美尼亚革命党人携带枪支弹药占领了位于首都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帝国银行，威胁奥斯曼政府如果他们的自治要求得不到满意的答复，就要炸掉银行。炸弹袭击活动也同时出现在其他城市中。这一系列的活动又一次刺激了奥斯曼政府。8月26日晚主要由库尔德人组成的穆斯林武装开始屠杀亚美尼亚人，少数奥斯曼军人也参与了屠杀。屠杀一开始集中在君士坦丁堡，直到第二天晚上才蔓延到其他城市。亚美尼亚人遇害人数大约在5000—6000人,其中大部分是贫苦的工人。总之，这次屠杀并不是自发的活动，而是一次精心策划的、有组织的活动。
哈米德大屠杀事件给亚美尼亚人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各国的统计数据存在较大差异。据奥斯曼官方统计‚亚美尼亚人遇害的总人数大约是13432人，美国作家乔治·霍普沃斯统计是50000人，而德国大使向本国报告的人数在60000人到80000人之间。但不管怎样，哈米德大屠杀给亚美尼亚人带来了极大的痛苦。数 以千计的房屋和商店被摧毁，许多亚美尼亚人被迫改变原有的宗教信仰或者逃离故乡。虽然素丹哈米德二世没有直接下令进行屠杀，但是他被怀疑默许大屠杀的发生以及没有及时制止。对于欧洲人漠视屠杀而感到气馁的亚美尼亚革命党人于 年月日占据欧洲人管理的奥斯曼帝国银行。此事件也为亚美尼亚人在欧洲赢得更多的同情获得了欧美新闻界的赞扬同时它们把哈米德二世描绘成“刽子手”和“血腥素丹”。虽然列强誓言会采取行动迫使奥斯曼政府实施新的改革，却因为政治和经济利益的缘故而没有实现。这也是奥斯曼帝国第一次针对亚美尼亚人进行的大屠杀。
亚美尼亚人的普遍看法是1915年他们数以万计的亚美尼亚同胞开始遭到奥斯曼帝国的大规模驱逐，这标志着一场由政府系统组织的大屠杀正式开始。大多数亚美尼亚人坚持认为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奥斯曼政府就已经有了对整个亚美尼亚民族进行种族灭绝和驱逐的计划。青年土耳其党政府高层于1914年12月至1915年1月草拟了著名的“十项措施”（具体内容看文章附录），它是对亚美尼亚人实行种族灭绝的计划，是奥斯曼帝国的绝密文件。根据历史学家达德里安（Dadrian）记录，“十项措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青年土耳其党高层在秘密会议上制定的屠杀亚美尼亚人的计划，其臭名昭著程度不亚于德国纳粹的“万湖会议”。这个计划的出炉表明了青年土耳其党政府决定对亚美尼亚人实施种族犯罪是蓄谋己久的，其目的是对整个亚美尼亚人进行种族灭绝。随后奥斯曼政府便开始按照“十项措施”实施屠杀计划 。
1925年2月25日，陆军大臣恩维尔帕夏下令调走部队中所有的亚美尼亚人，并将这些人划入非战斗部队序列，不能持有武器，恩维尔解释此举为“担心他们会勾结俄国人”。其实，这是随后进行种族灭绝的重要一步。根据《纳姆贝伊的回忆录》所述 “消灭这些劳动营的亚美尼亚士兵是以青年土耳其党名义进行的有预谋计划的一部分，那些亚美尼亚士兵有许多人被当地的土耳其团伙杀害。”1915年4月19日，凡城总督杰夫戴特贝伊以征兵为借口要求立即征召亚美尼亚人，而亚美尼亚人则认为这是一个阴谋，并没有答应。杰夫戴特随即指控凡城的亚美尼亚人叛乱，并决心不惜任何代价去消灭这些叛乱分子。4月20日，土耳其军人枪杀了两个亚美尼亚男子，起因是一个亚美尼亚妇女遭调戏，这两名男子前来帮忙，凡城的武装冲突由此开始。几万亚美尼亚难民被土耳其军队包围后在俄国军队的解救下才得以幸免。4月24日傍晚，奥斯曼土耳其政府实施下一步计划：杀害居住在君士坦丁堡的亚美尼亚政治、文化精英。因为这些人很可能是反种族灭绝运动的组织者。5月，内政部长泰拉特帕夏要求议会立法准许迁移及重新安置亚美尼亚人到其他地方，理由是在凡城事件中亚美尼亚人参与了暴乱和屠杀土耳其人的行动。并且这一暴乱行动有可能向国内其他地方继续蔓延从而影响高加索战区安全。后来“迁徙”居民的范围扩大至其他各省的亚美尼亚人。1915年5月27日，奥斯曼议会通过了《特西尔法》（也叫《驱逐临时法》），允许政府和军队驱逐任何被视为可能威胁整个帝国安全的人，并没收亚美尼亚人的所有财产。
根据《特西尔法》奥斯曼政府开始驱逐所有亚美尼亚人，他们被迫迁往叙利亚的荒漠地区。而政府在驱逐过程中始终没有向亚美尼亚人提供任何补给设施和物资，使成千上万的亚美尼亚人由于疾病、饥饿和饥渴而横尸遍野。负责押送亚美尼亚人的奥斯曼军队不仅纵容库尔德人抢劫、杀害及强奸亚美尼亚人，许多时候甚至 自己也直接参与。在驱逐过程中，奥斯曼土耳其政府在现今伊拉克与叙利亚接壤的边界地区修建了很多集中营。集中营由青年土耳其党建立的一支名为“特别组织”的秘密部队进行管理，成员多是罪犯和杀人犯，专门用来屠杀疲惫不堪、手无寸铁的亚美尼亚难民。他们的手段极其残暴野蛮，奥斯曼帝国军官韦希布帕夏曾经承认这些人是“人类的屠夫”。就这样，从1915年到1917年，生活在奥斯曼帝国土地上的近200万亚美尼亚人中大约有100万人在土耳其军队的屠杀和驱逐过程中遇害，其余的亚美尼亚人则被贩为奴隶，流亡国外；或被土耳其伊斯兰社会同化。对在1915年到1917年亚美尼亚大屠杀中遇害的亚美尼亚人人数，任何文献资料都不能给出一个真正准确的数字，各家众说纷纭。土耳其和亚美尼亚学者由于当事人的身份对于遇害人数都有所缩小和扩大，而欧美学者相对客观。美国历史学家昆特尔·路易（Guenter Lewy）认为“一战前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亚美尼亚总人数为175万人，战后幸存下来的包括流亡国外或改变宗教信仰的亚美尼亚人有将近70万人，那么照此推算，除去因战争直接死亡的，在大屠杀中遇害的亚美尼亚人数应该超过100万人。”而联合国《种族灭绝公约》也采用了相同的数字。
结语
亚美尼亚大屠杀的影响到今天仍然普遍存在，流散在欧美各国的亚美尼亚大屠杀幸存者后代鉴于自身在所在国的政治地位，不断施加自身影响力，并促使所在国承认这场大屠杀为种族灭绝。而土耳其方面拒不承认此次历史上的屠杀为“种族灭绝”，因为如果承认亚美尼亚大屠杀是种族灭绝的行为，那么土耳其自凯末尔时代所构建的所谓土耳其民族的民族叙事将会受到毁灭性打击，这也是土耳其政府所无法承受的。哪怕在今天，尽管土耳其国内承认自己是亚美尼亚人的人群只有十几万人，但仍然有数百万潜藏的亚美尼亚人分布在曾经是亚美尼亚人故乡的西亚美尼亚，以及埃尔祖鲁姆、卡尔斯等地区，他们大多是历史上为躲避两次亚美尼亚大屠杀而改宗伊斯兰教的亚美尼亚幸存者的后代。欧洲议会 20 年来一直反复提及亚美尼亚大屠杀问题。在2008年，土耳其和亚美尼亚之间的问题被提上了报告，欧盟希望他们之间能够有一致的决定。法国、瑞典等国的议会还相继通过了关于亚美尼亚人遭奥斯曼帝国种族屠杀的决议。两年后，美国也认可这次屠杀是灭绝种族的活动，发布相关议案。针对这一系列的举动，土耳其采取强硬态度，除表示强烈抗议外，还宣布召回驻美国、法国和瑞典的大使。2010 年 3 月 18 日，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发出威胁，声称如果再有国家将亚美尼亚大屠杀定义为种族灭绝，土耳其将会把居住在其境内的10万亚美尼亚人全部驱逐出境。至少在目前看来，亚美尼亚大屠杀问题难以解决，这涉及到了各方间的利益冲突，甚至一度成为了伊斯兰教国家对现代政体国家施压的武器。
附录
十项措施：
1.逮捕所有在政府机关工作的亚美尼亚人，并将其驱逐到巴格达、摩苏尔等边远省份。无论在君士坦丁堡还是在驱逐途中，应尽可能地消灭他们。
2.收缴亚美尼亚人的所有武器。
3.通过特殊手段激发穆斯林对亚美尼亚人的仇恨，特别是激发在凡城、埃尔祖鲁姆、阿达纳等地区的穆斯林的仇恨情绪，并组织大规模的屠杀，就像俄国人在巴库做的那样。
4.命令在埃尔祖鲁姆、麻木利特和比特利斯地区的奥斯曼军队表面上对亚美尼亚人进行保护以掩人耳目，实际上密切配合穆斯林民众和警察在阿达纳、锡瓦斯、布鲁萨、因斯米特和士麦那等地区屠杀亚美尼亚人。
5.杀光50岁以下的亚美尼亚男子、牧师和教师，迫使亚美尼亚妇女和儿童伊斯兰化。
6.搜捕逃跑的所有亚美尼亚人，尽量切断他们与故土的联系。
7.对外发表文告说明亚美尼亚官员是间谍，完全驱逐他们，使亚美尼亚人从政府中的各个部门和岗位上消失。
8.以适当的方式消灭奥斯曼军队中的所有亚美尼亚人士兵——留给军队去做。
9.所有屠杀和驱逐行动必须在全国各地同时且迅速地展开，不能给亚美尼亚人留下做好防御准备的时间。
10.本计划要严格保密，绝对不允许对外泄露，知情人不能超过两三人。
（注：“十项措施”最臭名昭著的原因是该文件为后世种族灭绝，尤其是纳粹德国的种族灭绝提供了成熟可靠的方法论指导。）
参考资料
《亚美尼亚史》【亚美】莫夫谢斯·霍列纳齐 著/【中】谢军、龚振林 译
《亚美尼亚文明史》【中】亓佩成 著
《奥斯曼亚美尼亚人身份认同的形成与嬗变（1453-1914）》【中】王子华 著
《百年悬案：骇人听闻的“亚美尼亚大屠杀”》【中】陆树林、文锋 著
《当代土耳其与西方关系中的亚美尼亚问题》【中】周俊 著
《试析1915-1917年亚美尼亚大屠杀及其影响》【中】朱祥 著
《亚美尼亚大屠杀事件法律责任的追究》【中】万海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