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后的八年时间里，日军铁蹄踏遍了大半个中国，从东北到华南，从沿海到内陆，无数城市沦陷。
然而，在那片被战火蹂躏的土地上，陕西却奇迹般地始终没有被日军占领。
那么，那片位于中国西北的黄土高原，到底有着怎样的魔力，能躲过日军的蹂躏呢？
一、黄河天堑与地形屏障
陕西地处中国内陆，东隔黄河与山西相望，南依秦岭，西接陇山，北靠黄土高原。
黄河在陕西东部形成了一道天然防线，尤其是在抗战时期，黄河泛滥频繁，河道宽阔，水流湍急，成为日军难以逾越的“天堑”。
1938年刚开春，日军攻下山西风陵渡，但是意气风发想一举拿下河对岸的潼关。
当时守在河边的是28师，眼看日军要渡河，28师早有准备。日军要渡河，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交通问题，驾船或者修桥。
当时黄河水流湍急，日军刚放下木船就被冲走，或者一个激浪直接将船掀得立了起来，日军只好作罢。
接着鬼子试着架浮桥，看刚搭起两丈远，就被对岸的炮轰得稀烂。
有以此，眼看着一艘载着鬼子的汽艇冲过河心，一发炮弹过去，那艇就跟纸糊的似的散了架，碎片顺着水漂，三天后才在三门峡被人捞着。
此外，陕西的地形复杂，关中平原被秦岭、陇山、黄河三面环绕，形成“四塞之地”。
秦岭山高谷深，自古便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地。
即便日军能够突破黄河防线，面对秦岭的险峻地形和复杂气候，后勤补给将成为致命难题。
正如日军参谋本部所担忧的：“深入秦岭，无异于自投罗网”。
还有，陕西作为战时陪都重庆的北方屏障，当时也布置了重兵防守。
第八战区司令长官部设于西安，统一指挥陕西、甘肃、宁夏等地军事力量。
历史档案显示，至1941年，陕西境内集结了中国军队近30个师，构筑了以潼关为核心的多层次防御工事。
美国军事观察团在1943年的报告中指出：
“陕西的中国军队虽然装备落后，但依托地形构筑的防御体系堪称典范，日军任何正面进攻都将付出不成比例的代价。”
二、中条山“铜墙铁壁”的抵抗
“中条山–黄河走廊”是当时中国战场最敏感的“十字路口”：
山北是同蒲铁路，山南是陇海铁路，两条动脉一失，西北与中原将被割裂；再往西一步，就是潼关、西安，进而直窥汉中、成都。
山后的陕北，是我们重要的根据地。“中条山–黄河走廊”，是一颗关键的棋子。
日军判断：“欲取西安，必先取中条；欲亡中国，必先亡西北。”
老蒋亦明言：“中条山一旦不守，关中即刻震动，川陕门户洞开！”
于是，从1938年春天起，中条山成了日军华北方面军的“眼中钉”。
他们在运城、闻喜、夏县一线集结重兵，连续发动十三次“肃清作战”，每一次都指向同一个目标——跨过黄河，踏进陕西。
当时承担防守任务的是以陕西籍官兵为主体的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辖第三十八军、九十六军等部，合计约三万人。
陕西兵多为关中子弟，离家不过数百里，背后就是祖坟与麦浪，他们自称“在家门口打仗，无路可退”。
血战永济、六六战役、望原会战，每一次战役都异常惨烈，即便武器装备远落后于日军，但顽强的陕西子弟兵硬是一步没有退让。
资料显示，当时三年间，陕军平均每人每天要抵御三倍之敌。他们虽然吃糠咽菜、赤脚行军，却在中条山正面筑起一条“打不烂的秦岭”。
陕西子弟兵在中条山一守就是两年多，士兵们冬天穿的单衣冻得硬邦邦，饿了就挖野菜拌点盐，可阵地愣是没往后退过一步。
1941年春天一场恶战，班长赵振海带着全班被围在山沟，刺刀拼得卷了刃，最后只剩他一个人，背靠着大石头还在抡枪托。
后来他跟老乡说：“身后就是陕西，退一步，爹妈老婆孩子就成了亡国奴，死也得钉在这儿。”
三、日军的战略价值权衡
从日本整体战略视角观察，陕西并非其必争之地。
日本陆军大学的《对华作战纲要》中明确将华北、华中和华南的沿海、沿江地区列为首要目标。
那些区域不仅经济发达、资源丰富，而且交通便利，便于控制。
而陕西地处内陆，既无日本急需的战略资源，又偏离主要交通线，军事占领的性价比极低。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撰的《华北治安战》承认：
“对陕西的作战始终处于次要地位，有限的兵力必须优先确保已占领区的稳定。”
1942年后，日本更将主力转向太平洋战场，在中国战场转入战略守势，进攻陕西的计划被无限期搁置。
除此之外，日本对陕西的觊觎，还受到国际因素的制约。
当时陕西毗邻苏联支持的蒙古地区，日军若大举西进，可能引发苏联干预。
1939年诺门罕战役中，日军惨败于苏军，北进计划彻底破产。
此后，日本对西北地区的行动始终投鼠忌器，担心重演被苏军“背后一击”的噩梦。
但是，陕西的“幸免”，并非偶然，而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共同结果。
黄河与秦岭构成了天然屏障，国共两党的殊死抵抗铸就了血肉长城，同时日军的战略调整与国际局势的变化，也促使其望而却步。
今天的三秦大地，山河依旧，但那段烽火岁月中，无数军民以生命捍卫的领土，依然传承着厚重的历史记忆。
如今风平浪静了，可站在黄土高坡上往下看，好像还能听见当年那声怒吼：“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