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9年6月6日，莫斯科，贵族家庭里降下一位新生儿。他叫亚历山大·普希金，谁也想不到，一个血统里流淌着非洲黑奴与俄国贵族混杂基因的孩子，日后会撬动俄罗斯文学的天平。外祖那位身世蹊跷的“黑哥”，彼得大帝的宠臣，远渡重洋，品尝命运带来的酸辣甘苦。小亚历山大的少年书桌边，似乎也闪动过遥远东方的影子。道听途说的中国，神秘得令他目眩。
同龄人可能会偷父亲酒窖的老酒，普希金一头扎进书堆里，劈头盖脑吸收世界的咸味与甜味。从法国大革命的风声到中国瓷器的光泽，他都要知道个透。俄国在中国风吹拂下，小贵族变得时髦，普希金觉得自己天生不适合被桎梏，老想去东方看可惜一生没能踏足。他爱写诗，爱美女，更爱自由。
但普希金，这位文学巨人，不是道德偶像。他骨子里打着别处少见的烙印。人们津津乐道他的风流，几乎以“好色”和“好赌”并称。他十二岁就对伯爵小姐心神荡漾，进入贵族学府之后，姑娘们成了他诗句走向的坐标。少年易动情，不稀奇，可这位不止写情诗，行动上更是大胆得让人咂舌。
有谁会在皇后的宫女中横冲直撞？连黑暗里抱错了年迈女官，还能在沙皇的宽容里写封道歉信一笔带过。这种人，多少有点古怪又惹人羡慕。成年入职外交部，普希金继续放纵，疯狂到敢撬上司沃龙佐夫的墙角。俄国那会儿绅士们的自尊更在天，诗人不怕，书里现实里双舞台；连动物园检票员都被他追过，据说经常能蹭票。恋人名单，精神、肉体两串加起来也不短，他自己承认的就有三十七位，申明妻子冈察洛娃是第113次爱情。这种数据，法国小说里也不多见。
冈察洛娃美得惊人，连沙皇都要安排钦差，小道消息说就是为了多看两眼。诗人毫不怯场，他对情敌向来只有一种解决方式决斗。他的人生，时不常就被决斗邀请打断，掐指一算，三十多场应邀。他的姓氏最终写进了莫斯科警察局42号赌客档案里。赌牌桌上，他输了抵赖，性情暴躁起来，剧院都逃不掉——哪怕被提醒也要口吐恶言。和李清照一比，赌品相差无数个狠。
可惜他只是个穷贵族，花销填不满洞，手稿押上赌桌也敢赖。这赌性里，除了性格、缺钱，还兼着一副不服天命的调子。彼时欧洲贵族，夜夜流连赌桌，工业进步拉长了黑夜，电灯让无聊时间忽然暴涨。许多熟面孔，都是纸醉金迷里的老同伙。巴丘什科夫恨得牙痒，说最好把这疯子丢去关三年，只给点奶汤和逻辑学，倒让人暗笑普希金其实像极了流浪诗人的灵魂。
偏偏，周期性地，封路、战乱、疾病都会让诗人闷在家里。1830年疫情来袭，普希金被困乡下，波尔金诺变成他掉落灵感的福地。封闭的生活逼着他不得不写，写成四部悲剧、三十多首诗、多篇杂文原创小说。这种写作方式，和牛顿乡间巧遇苹果时迸发出的灵感，多么相像。没人爱被囚禁，但这种倒退的自由反而造就非凡的收获。“波尔金诺之秋”成了俄国文学的专有名词，不只是产量高，更是诗人命运戏剧式的缩影。
还有一头，普希金生于贵族，却不肯安于现状。他的保姆来自农奴，底层故事一筐筐，诗人幼时听得无比真切。身边总流转着妓女、小贩、农奴的影子，这些小人物跳进了他的诗和小说。受同学影响，他的政治倾向越来越偏向革命，对农奴制深恶痛绝。绿灯社那群朋友，许多后来成了十二月党人。沙皇容不下爱说真话的诗人，他的流放与监视，外人看来像是恩宠，其实更像变相的驱逐。有人猜测普希金之死，终归逃不开权力的幕后。
诗人的两面性和复杂背景决定了其作品的气质。有人说他浪漫，有人嫌他缺乏革命性。鲁迅、李大钊、瞿秋白、郭沫若都介绍过他的作品，可鲁迅的那句“我便将他们忘却了”道破了秘密——在大时代动荡、国家危险的时刻，浪漫温柔的诗句换不来刀霜剑影的救济，反而显得遥远和无用。然而一旦尘埃落定，改革开放后，人们又开始重新欣赏那个骚动中带着安静的诗人。他的话，“不，我不会完全地死去……我的诗歌将比骨灰活得更久”，成了后世回望时的脚注。
再回头看身世，非洲的朝气与俄国的忧郁，混杂成了普希金独有的基因。彼得大帝一时兴起，将黑人孩子宠为贵族，这段经历给了普希金故事与传奇。他的容貌也带着非洲后裔的特质，诗里不时能嗅出异域的味道。他写祖父的小说《彼得大帝的黑奴》，不止是怀念血亲，更想替族群翻案。世界的东西结合，未必要在现实里跋山涉水，句子里就已经开始漫游。这或许是他终其一生都迷恋异国、迷恋中国的根本。
诗人对中国的好奇和热爱，在时代的浪潮下一度落空。尽管始终未能踏足神秘东方，但那种对遥远文明的向往，早已在诗句、信件、梦境中反复咀嚼。彼时中国风横扫欧洲，普希金对这一切欣赏，却只能用想象填补。俄国人谈到“文学青鸟”，第一个想到的还是他。他语言奔放，把俄国母语写进历史，彻底挣脱了法国文学的枷锁，带领同胞走进自己的黄金时代。
至于现实生活外界总觉得诗人该是孤高道德标杆，其实也不过是个矛盾的常人。这位贵族的挥霍、赌桌上的赖账，女人前的不设防，与诗行间的英雄气概反差极大。一面是创作才华横溢，一面是性情暴烈张狂。生活里没有普遍意义上的“正能量”，却容得下真实的七情六欲。人们爱他的才华，也免不了议论他的短处。浪漫和丑陋同居一身，这或许比任何单一的榜样式人生都更耐咀嚼。
在中国，普希金起初的传入路线其实充满戏剧性。小说最先流行，诗歌反而姗姗来迟。究其缘由，翻译难度大，自然没法让普罗大众轻易领略。但文学有自己的流通规律，《假如生活欺骗了你》早已悄悄钻进中国读者的心房。无论鲁迅式的警觉还是普通人偶尔翻阅，普希金始终未曾真正退出历史舞台。
经历几代人的思量与再评价，人们对普希金既敬重又挑剔。他的诗有时像春风拂面，柔和亲切，却又不乏深刻的忧伤。正值少年时，读之热血沸腾，中年再已能体会诗里藏的无奈。革命热潮过去，崇高变得亲民，浪漫反倒容易被接纳。正是这种反差和流动，让诗人永远在路上——有人说伟大不过是普通人的极端，普希金的极端恰巧融合了诗、情、赌、狂。
站在岁月这岸观望，他的身影是繁杂甚至混乱的。能在欧洲贵族娱乐方式焕新时，还能靠把玩语言、把握命运赌局维生，这需要一种复杂勇气。农业社会末期、工业曙光尚远的俄国贵族，夜晚憋不住，要靠刺激填补虚无，普希金凑了热闹，但又拿出了真家伙给时代留底。相较于李清照的雅致与清洁，他的世俗和荒诞恰恰说明正是矛盾、混沌和偶尔失控，才给了创造力最土壤。
诗人的高产期，竟缘于不能外出的疫情。大疫之下，波尔金诺才得以呈现俄国文学史独特的金黄篇章。倒像一场意外，一道历史的裂缝，为个人释放又为国族积累。这类巧合，世界文学史上不止一次出现。从牛顿乡村苹果树下慢思，到普希金地方村庄苦写，本是无法重复的生活瞬间，最终却写进了长远记忆。某些时刻，芸芸众生的苦难，会拉出最持久的光亮。
普希金始终是独特标本。贵族身份背后是躁动的内心，浪漫外衣下藏着激进思潮。他对自由的追求，对下层的同情，使他和同代精英相遇又别离。他与十二月党人的友谊，与沙皇的对抗，无非是血性与命运的合谋。他死得早，死于激情，沙皇之手是否染血，外人无从知晓。世人惯以理想投射诗人，却总忘了真实是杂乱无章的。正所谓，命运不总给英雄准备崇高舞台，更多时候，是一地鸡毛、碎片与偶然性的轻狂打底。
如今普希金的意义远远超越了诗人身份。他是俄国文学的开山斧，也是现实与理想的折中。有天赋，有狂气，有热情，有失败。他的生命轨迹像一部流动的长诗，有韵脚，也有意外的断句。有人从他身上找到安慰，有人看到警示。至于到底是天才，还是疯子，或只是浪漫时代的牺牲品，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答案。
命运如同赌局，也像诗篇。普希金的人生恰是注定要被争议、被再解读。那脉络复杂的生平，那融合异族与本土的面容，既符合俄罗斯的想象，也打碎了常规。河流奔腾，不舍昼夜。波澜壮阔才是大江大海的底色。他留下的话，吟唱到今夜“不，我不会完全的死去……”历史可以忘记具体的赌局，却改变不了诗歌印在灵魂上的痕迹。真正可怕的，不是生活的欺骗，而是无诗可写、无人敢爱、无人去闹。这样一种生命力，恰好才是普希金送给世界最重要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