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Tangle没用，注意力反而更分散，看来我不是AD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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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小红书上的一句热门评论。
但我看到后，脑子里就一句话：“Tangle不是验孕棒，你不能靠它判断你是不是ADHD。”
现在是一个人人焦虑、人人“自我诊断”的年代，ADHD被塑造成了“逃离内卷”“反对职场疲劳”的精神出路，但真正的ADHD，从来不是你看到的那样。
赛博确诊为何流行？
身处快速发展的社会当中，我们的注意力似乎被三股力量同时撕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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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线程工作模式让大脑在任务间高速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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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平台以15秒为单位刷新多巴胺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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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疲劳又持续稀释了本就稀薄的认知资源
当“注意力碎片化”成为现在大多数人的一种公共体验后，ADHD的诊断标签就不再只是临床工具，而成了一个被广泛借用的概念。
人们把“拖延、发呆、不想上班”这些日常困扰一股脑装进去，仿佛贴上标签就能获得解释与赦免。
也就是说，很多人不是在确诊ADHD，是在试图解释“我为什么不是主流成功模板”。
然而，临床意义上的ADHD是一组更复杂的神经发育特征，除了难以维持专注与冲动控制外，还包括时间管理混乱、情绪调节困难和中枢性疲劳等。
研究指出，ADHD群体的疲惫并非单纯懒散，而是与自主神经系统兴奋水平下降有关，属于“中枢性疲劳”范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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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当大众把ADHD简化为“拖延+爱发呆+不爱上班”时，既放大了诊断的娱乐化风险，也淡化了真正的ADHDer所面临的执行功能缺陷与神经化学差异。
换言之，标签带来了短暂的自我和解，却可能掩盖更深层的问题：
我们的工作环境、信息生态与休息方式正在系统性地损耗所有人的认知资源。
ADHD被娱乐化的那一刻，真正的ADHD人开始沉默了
当算法把“我是谁”拆成一连串可截图、可配乐、可二创的标签时，“ADHD”刚好满足了平台对“显性身份”的全部需求：
足够小众，又足够有梗；带点自嘲，还能引发大规模“我也是”。
过去人们羞于承认“我有病”，现在却害怕没有标签。
短短两年，小红书笔记里带#ADHD#的话题浏览量从几十万飙到5亿；抖音上关于“ADHD日常”的视频往往能够获得上万赞——镜头扫过满桌没拆封的书、三台同时播放的平板、最后定格在一张处方药盒，配文：“不是懒，是大脑开了37个后台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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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叙事里，ADHD被抽离了DSM-5里关于“功能受损”的临床标准，压缩成几组极易辨认的视觉符号：拖延、走神、冲动消费、一次性开20个浏览器标签。
Aidoo等人在2024年的一项研究发现，社交媒体倾向于把心理障碍“可爱化”“浪漫化”，因为轻度化表述既降低观看者的心理门槛，也能让博主收获“脆弱性红利”[2]。
正如现如今注意力被碎片化的年代里，ADHD不是病，是一种文化现象的投影。
于是，ADHD不再是神经发育差异，而是一张自带柔光的滤镜：它让混乱显得俏皮，让迟到显得合理，让失败显得无害，真正的临床群体却在这场狂欢里被迫噤声。
早在2022年就有一项跟踪调查显示，当#ADHD话题在TikTok上暴涨时，线下门诊中自述“怀疑自己ADHD”的年轻人增加了82%，其中60%经系统评估后并不符合诊断标准；与此同时，确诊的平均等待评估的时间从3个月延长到9个月[3]。
涛哥后台也收到过这样一条私信：“当我终于鼓起勇气告诉同事我真的有ADHD，对方回我：’哈哈，谁不是呢？’那一刻我知道，我说出口的不是病情，而是梗。”
文化理论家Lauren Berlant把这种现象称为“情感商品的扁平化”：当一种痛苦被切割成可消费的情绪碎片，它就失去了向社会结构追问的能力[4]。
于是，真正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工作节奏必须依赖多线程？为什么休息也被算法切成15秒？——被轻巧地转译成一句“我大概有点ADHD”。
ADHD被娱乐化的那一刻，真正的ADHD人开始沉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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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困境不能靠’剁手’解决
在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里，商品被赋予的不再是使用价值，而是“对问题的承诺”[5]。Tangle的流行，恰好再现了这一逻辑：
原本需要临床访谈、量表、神经心理评估才能完成的ADHD诊断，被压缩成一次“下单即治愈”的瞬时体验。
淘宝详情页用“转得越快，注意力越集中”把症状商品化，小红书博主用“转30秒不卡顿=没有ADHD”把诊断游戏化。
于是，心理困境被翻译成购物车里的SKU（stock-keeping unit，代表零售商库存中的一种商品），而平台算法则不断放大“买一个就能好”的幻觉。
然而，正如伊娃·伊鲁兹在《冷亲密》中提醒的：
“情绪的商品化并未带来真正的情感解放，反而让痛苦成为可流通的符号”。
当Tangle被包装成“测试ADHD的试纸”，它真正贩售的是一种可触、可晒、可丢弃的“疗愈感”，而非疗愈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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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伪疗愈的吊诡在于：
它把复杂的心理结构简化为“有没有转起来”的二元判断，再用物流包裹把焦虑暂时封存——直到下一次注意力涣散，消费者又回到同一个页面。
但是，心理困境不能靠’剁手’解决。
这句话涛哥真是深有体会，我用过最贵的“确诊工具”，是五年的人生卡顿、几百次自我怀疑。
卡顿的不是手指，而是时间；需要被诊断的不是注意力，而是被压缩到只剩KPI的人生。
涛哥说
总的来说，在现在的社交平台上，ADHD不再是一种障碍，而是一种被包装过的叙事方式。
小红书等内容平台把原本属于“神经差异”或“心理困扰”的特征，包装成了“个性标签”或“内容人设”，用于吸引注意力、获取流量和点赞，比如下面这些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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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是爱发呆，应该是ADHD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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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太讨厌上班了，社恐又拖延，是不是也算AD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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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爱被管，感觉我根本适应不了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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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事老跳跃、记性差、爱熬夜——ADHD没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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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说法在平台算法下被频繁推送、点赞、转发，本质上不是为了“了解ADHD”，而是满足受众“终于有人跟我一样”的情绪共鸣，在提供一个轻松幽默的“自我认同标签”的同时形成一种“我也是特别的”的人设定位。
这让真ADHD人的混乱、崩溃、情绪暴走、羞耻、社交误解等困境反而不被看见。
ADHD从来都不应该成为网络热词，它是成千上万人真实挣扎过的路；它不是你逃离职场的出口，而是有人拼命想成为’普通人’的起点。
如果你对ADHD感兴趣，请先理解它的复杂、长期和结构性，而不是只看见它的“可爱与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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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Yamamoto T. (2022).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entral fatigue and attention 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of the inattentive type. Neurochemical research, 47(9), 2890–2898.
[2]Aidoo, E. A. K., Wood, S. F., & Mohammed, F. (2024). “Anxiety is not cute”: analysis of Twitter users’ discourses on romanticizing mental illness. BMC Psychiatry, 24, 221.
[3]Gilmore, R., Beezhold, J., Selwyn, V., Howard, R., Bartolome, I., & Henderson, N. (2022). Is TikTok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self-diagnoses of ADHD in young people? European Psychiatry, 65(S1), S571.
[4]Lauren Berlant, “Introduction: Compassion (and Withholding),” in Compassion: The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an Emotion, ed. Lauren Berlant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1-13.
[5]Baudrillard, J. (1998). The consumer society: Myths and structures (C. Turner, Trans.). Sag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