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南方边境，一些村子里，住着一些特殊的人。
他们看着和村里人没什么两样，干一样的农活，说一样的方言。一起下地，一起赶集，一起在村口的大树下乘凉。但他们有一个秘密，一个大家都知道，但很少提起的秘密。
他们没有户口。
事情要从1993年说起。广西靖西县一个村子，广播里刚喊完注意霜冻，村委会就接到了一个消息。邻村有对男女要结婚，但那个叫黄氏莲的姑娘，在户口本上查不到。
村里人觉得奇怪。这个姑娘在村里待了两年，插秧、打谷子，什么活都干，手脚麻利。她一张嘴，就是地道的壮族话，没人觉得她是外人。
可一查到底，才发现，她自己说她是越南人。
她说，小时候家里被炮弹炸了，一家人就逃到了中国。从那以后，就再也没回去过。这个说法，在当时听起来很远，但村里上了年纪的人心里都清楚，这不是个例。在那条长长的边境线上，很多村寨里，都有这样“来历不明”的人。
他们是历史留下的一道影子。
时间回到1979年，一场战争在中越边境打响。
炮火不长眼，不会绕开村庄。越南北部的老百姓，最先尝到战争的苦。但让他们背井离乡的，不全是炮火。更多的是活不下去的绝望。
地里种不出粮食，房子被烧成了灰。更可怕的是，他们感觉自己被抛弃了。
于是，人们开始逃亡。他们不带什么行李，破布包里裹着几件衣服，背上是年幼的孩子。他们翻过一座又一座山，朝着中国的方向走。他们相信，那边能有条活路。
最先过来的一批人，是越南的华侨。这些人的祖辈，大多是百年前从广东、广西下南洋谋生的中国人。他们在越南生活了几代人，已经把那里当成了家。
可是，越南的政策变了。他们突然被说成是“中国特务”，家产被没收，人被抓走。1978年一年，就有超过二十万人被赶出越南。他们说是被“遣返”，可他们在中国，早已没有了家。
战争结束后，更大的一波人潮涌了过来。
1984年前后，越南内部的斗争很厉害。一个叫黎笋的人上了台，开始清理那些被认为和中国关系好的人，还有边境的少数民族。
生活在边境的越南人，处境变得非常难。
他们不是中国人，越南现在也不再把他们当自己人。黎笋的态度很清楚，谁和中国走得近，谁就是敌人。就这样，越南北边边境线上的村子，开始大规模地往中国这边迁徙。
他们走得悄无声息。有的家庭，白天躲在深山里，晚上趁着夜色赶路。一家人接着一家人，悄悄地越过那条看不见的国界线。有的人走了十几天，从越南的谅山，一直走到了广西的百色。
几十万人突然涌入，让中国这边也犯了难。
这么多人要吃饭，要喝水，要找地方睡觉。一开始，根本管不过来。很多人就住在山洞里，或者用茅草搭个棚子，勉强遮风挡雨。
最先伸出手的，是中国的普通老百姓。
那个年代，家家户户都不富裕，自己也过得紧巴巴。但是看着那些拖家带口、面黄肌瘦的越南人，谁也狠不下心把他们往外赶。
村里人把自己家的空屋子腾出来，拿出自家的旧棉被，匀出一口饭，让这些“没身份的人”有个落脚的地方。
后来，政府也开始行动了。到了1986年，国家拿出了专门的钱，成立了“外来人口安置办公室”，开始给这些人登记信息。
当时的政策想法很简单：尽量让他们留下来，特别是那些想在中国好好过日子的。
但想真正拿到一张中国的身份证，太难了。需要满足很多条件，走很多程序。
有些人等不了那么久。他们想到了一个最直接的办法：和中国人结婚。
婚姻，成了他们扎下根最快的一条路。
但即便结了婚，拿户口也不是马上就能办的事。通常要等上五年、六年，政策松动了，才有可能登记上。
孩子出生了，也是个难题。刚出生的孩子，很多时候也上不了户口。身份，要跟着父母等。
那些年，一个家庭里，常常是这样一种奇怪的组合：两个中国人，加上一个“没有国籍”的人。他们就像家里的一个影子，过着一种看不见的生活。
孩子上学，需要村里开各种各样的证明。去医院看病，得托关系找熟人。想盖个新房子，审批手续比别人家难上百倍。
可他们都扛过来了。
也有人问他们，受这么多苦，为什么不回越南去？
他们的回答都差不多：
“回不去了。那边已经没有家了，我们也不是他们的人了。”
那时候的越南，农村搞集体化，很多人家都吃不饱饭。各种政治运动，更是让普通人活得提心吊胆。
相比之下，中国虽然也不富裕，但至少让人觉得安稳。能自己种自己的地，能上街买东西，能自由说话不用担心隔墙有耳。这些最基本的东西，在他们眼里，就是最好的生活。
这群人就这样在中国扎下了根。
他们都是干活的好手，有的是种地的农民，有的是会做木工、会裁衣服的手艺人。后来，很多人进了工厂，靠着一股子力气，慢慢地生活有了起色。
有人在边境线上开起了小卖部，做起了边贸生意。有人学会了修摩托车，在镇上开了个修理铺。甚至还有人因为人缘好、办事公道，当上了村干部。
他们努力地活成了中国人的样子。
但不是所有人的结局都那么好。
有些人，一辈子也没能拿到那张身份证。他们老了，没有医保，只能靠子女养着。生了病，就那么硬扛着。
他们死后，连个正式的安葬证明都开不出来。因为在法律上，他这个人，是不存在的。他们只能被草草地埋在村子后面的山坡上，没有墓碑，只有一个小小的土堆。
2002年的冬天，云南文山一个小村子里，一位越南来的老人去世了。
他的儿子在中国出生，有中国的户口。他想给父亲在村里的公墓里立一块碑，让老人家入土为安。
但是村里告诉他，不行。
公墓是给有户口的人准备的，你父亲没有户口，不能葬在这里。
这个儿子没有办法，只能在自家的田埂边上，给父亲立了一块木板。木板上，他用黑色的墨水写下了这样一行字：
黄文顺，生年不详，卒于中国。
从那以后，村里人再提起他时，没有人再叫他“那个越南人”了。他成了一段被埋进土里、被悄悄忘记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