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3月5日，中央军委下令参加对越自卫反击作战的部队撤回国内。消息传到越南后，黎笋和他的将领们立即振作，急着研究如何追击，以挽回前几日战败的颜面。越南军队虽然声势嚣张，但主力已被打散，他们不敢正面硬拼解放军主力，只敢针对我军撤退时留下的掩护部队下手。
按命令，越南太原军区抽调精锐第312师推进到纳隆附近，逼近我负责殿后的41军121师。最前面的312师183团已接近纳隆以北，离我军阵地只有几公里。白天敌炮不断轰击，夜间又以小股部队骚扰，气焰嚣张。若不打掉敌人的嚣张气焰，121师就难以摆脱这个跟在身后的威胁，撤军安全将受影响。
在师党委和毛余副军长研究后，决定出其不意，给敌人一个措手不及的回马枪，目标是围歼纳隆以北最靠北的一个加强营，务求一举歼灭以震慑敌人。考虑到兵力不足，121师抽调3个步兵营，在5个炮兵营的火力支援下发起攻击。3月6日，炮火突袭后，越军溃退，我军虽歼灭部分敌人，但未达预期。3月7日，121师得到150师449团增援，兵力增强，决定在3月9日凌晨再次进攻。
这次反击打得痛快。战斗从3月9日早晨打到3月10日结束，我军清点到的越军尸体有307具，该敌加强营基本被消灭。自此121师暂时摆脱了312师的紧逼，但新的难题出现了：散落在各处的烈士遗体该如何处理？
自参战以来，121师听从军区指挥分散为四个梯队，支援其他部队，在七个地区转战，伤亡较大。因不熟悉地形与敌情，又有轻敌情绪，尤其是后勤部队在穿插过程中多次遭遇伏击，损失严重。最惨的是121师后勤前梯队在魁剥山谷被伏击，包含师政治部副主任、师后勤部副部长在内的300多名指战员、医护人员与民工伤亡；大量弹药、给养和器材被毁或丢失，致使121师长期处于缺粮少弹的困境。同期，363团后勤部队及3营在宗梅吊桥受伏击伤亡四十余人，另有接粮队在去班俊途中几乎全军覆没，两个连几乎被消灭，伤亡近200人。前几次损失惨重，之后又有数百人伤亡；28天作战中，121师阵亡465人，失踪240多人。
3月11日，广州军区政治部下令：战区内无法后运的烈士遗体要火化，骨灰妥善保管并写明姓名、单位、职务、籍贯、牺牲地点，护送回国。原则上此命令无可厚非，但交办到121师时，难题接踵而来：时间只给了两天，多数烈士当时就地掩埋，要把已埋的遗体挖出并火化带回，既耗时又危险，有些地点已被越军占据，根本无法进入。
师里开会讨论，进退两难。若不把烈士带回，难以交代；若硬要带回，恐再生更大损失。最后，副政委孔庆仕提议“能完成几个算几个，剩下的交给附近友邻部队代为处理”。众人都知道这是无奈的妥协——友邻部队也在忙着撤退，无暇顾及他人。最终，伤着头缠绷带的毛余副军长拍板：能带走多少就带走多少。师党委向军区前指汇报，得到同意。121师决定从下属3个团各抽调一个最强连连夜实施，先从伤亡最惨的扣屯地区开始，能挖多少就先火化多少，全部装袋标识带回。
3月12日，毛副军长和孔副政委分头检查各团执行情况，见到的场面令人震撼。进入三月的越南，气温回升，埋了几天的遗体已开始腐烂；有的仅剩白骨披着军装，有的因内脏发酵鼓胀，极易破裂，处理时必须格外小心。越军常把来不及带走的尸体浅埋或抛弃在对面战壕，白天夜里巡逻时，偶有“蓬”的一声随风飘来，臭气令人作呕。许多战士一边干活一边呕吐，但还是顽强地挖掘，因为这些被掩埋的，曾是他们并肩作战的战友，不愿让他们孤零零留在异国。362团率先挖出121具遗体。
最初师部为节省回国汽油，传达不能用汽油火化的指令。各团多以干枯树枝草堆火烧，但实际效果差：干柴不够干，火焰虽大，却无法完全烧成骨灰，遗体常被烧得焦黑，甚至出现“尸体似乎坐起来”的可怕场景，令不熟悉的战士惊恐。见此情形，执行任务的团指导员向师里请示，孔庆仕汇报后，师长与政委权衡认为尚有回国油料可用，批准从车辆上抽汽油助燃。
加汽油后，火化顺利许多。经过数小时燃烧，虽有粗大骨头仍未完全化为灰，但总体上能取得可携带的骨灰。3月13日下午，火化工作进入收尾，战士们将烧后的骨灰铲入准备好的压缩饼干桶，再分装进贴有姓名、单位、职务、籍贯、牺牲地点等信息的纸袋。即便如此，骨灰常混有草木灰，且多位烈士的骨灰难以完全区分，精确对应几无可能。到底有多少烈士的遗体被带回国？上下都说不清，只能笼统估计“大多数带回”，但确切数字难以考证。
无论如何，尽最大的努力把骨灰带回国，安放在祖国的土地上，这成为当时部队对烈士尽的最后责任与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