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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江户时代（1603 – 1868） – “唐样书” 的盛行
江户时代的书法流行 “和样书”，五山文化逐渐衰落。随着幕府推行儒学政策，从中国输入儒学书籍和诗文集，汉学蓬勃发展，同时受到渡海僧人书法的影响，开始盛行 “唐样书”。
“唐样书” 意为中国式的书法，江户时代的儒者、文人对中国书风倾心不已，宋元明书家的书法广泛流行，相对于日本式的 “和样书”，这类书法被称为 “唐样书”。渡海僧人主要指临济宗黄檗派僧人隐元（在日期间 1654 – 1673）、木庵（在日期间 1655 – 1684）、即非（在日期间 1657 – 1671）等，他们皆精通书法，被称为 “黄檗三笔”。
其后渡海而来的曹洞宗寿昌派东皋心越（在日期间 1676 – 1696）是日本古琴中兴之祖、日本篆刻之祖。他们在日本各地题写的匾额是明代书法珍品，与他们所带来的明代文化一道，成为了 “唐样书” 盛行的契机。“和样书” 作为武士阶层的通用文书，尊园流（御家流）草书成为固定模式。
同时，在寺院私塾 “寺子屋” 中，百姓所学的教科书也采用御家流书体，风靡全国，直至明治时代活字字体普及之前，成为日本书法的标准书体。江户时代的书法，存在 “和样书” 和 “唐样书” 两大体系。
“唐样书” 在江户时代中期至末期盛行，首先出现了书法家北岛雪山（1636 – 197）、细井广泽（1658 – 1735）、荻生徂徕（1666 – 1728），接着出现了卷菱湖（1777 – 1843）、贯名菘翁（1788 – 1863）、市河米庵（1778 – 1858）等 “幕末三笔”，以及赖山阳（1780 – 1832）等著名书法家。
北岛雪山师从黄檗僧人等，学习文征明书法，奠定了 “唐样书风” 的基础。细井广泽师从黄檗僧人隐元的再传弟子蓝谷元定，学习明代唐寅的书法。卷菱湖起初学习赵子昂、米芾，又研习晋唐碑板，形成了自身独特的书风。菘翁少年时期学习米芾书风，受到空海的启发，努力学习二王传统书法。
相对于当时流行的 “唐样”，被称为 “唐晋风”，楷书学习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行书学习王羲之、褚遂良，草书受孙过庭的影响。市河米庵在游学于长崎时，师从清国胡兆新学习书法，其后转而专攻米芾、颜真卿书风，精通隶书、楷书。米庵之号即源于米芾。
七明治时代 – 由 “和样书” 至 “唐样书” 的转变
此时期承袭了江户时代的 “和样书”“唐样书” 体系，“唐样” 体系承继了 “幕末三笔” 的书风。众多书写 “唐样” 之人在明治政府的文书机构任职，受欧阳询书风影响的 “菱湖流” 备受重视，政府的官方书体由 “御家流” 转变为 “菱湖流”。
明治十三年（1880 年），作为外交官来到日本的杨守敬乃是金石学者，带来了诸多汉魏六朝时期的碑帖。六朝书法开始盛行，日本的近代书法蓬勃兴起。主要代表人物为活跃于江户末期至明治初期的 “明治三笔”：岩谷一六（1834 – 1905）、中林梧竹（1827 – 1913）、日下部鸣鹤（1838 – 1922）。
岩谷一六最初师从中泽雪城，学习卷菱湖，在明治政府任职后，研习颜真卿。杨守敬来到日本之后，出现了前往中国学习书法的学者。
杨守敬降生于湖北宜都，乃是清末民初之际集舆地、金石、书法、泉币、藏书以及碑版目录学于一体的大学者。他一生的著述多达 86 种，被誉为 “晚清民初学者第一人”，其代表作《水经注疏》乃是郦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在书法领域，他真、草、隶、行、篆诸体皆精，但最为特色鲜明的当数其行楷。他的书法理论着重 “碑帖并重”，反对一味地 “尊碑抑帖”，这一观点在当时的书法界别具一格。
在杨守敬前往日本之前，日本书法主要以 “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的帖学占据主导地位，风格相对较为单一。日本的书家大多临摹中国晋唐时期的书法作品，缺少创新之举。这种单一的帖学格局对日本书法的发展形成了限制，使其未能充分吸纳中国六朝碑版的古朴雄浑风格。
1880 年，杨守敬以大清国驻日本国公使馆馆员的身份奔赴日本，随身携带着一万多件中国历代的碑拓。这些碑拓资料令日本的书家眼界大开，接触到了此前未曾得见的六朝碑版书法，从而打破了日本书坛原有的帖学垄断局面，开创了一个以 “北碑” 为主的古朴雄浑的崭新时代。杨守敬的碑学理论与实践引发了日本书家的广泛关注，掀起了学习的热潮，被称作 “杨守敬旋风”。
杨守敬在日本期间，众多著名书家诸如日下部鸣鹤、岩谷一六、松田雪柯等皆投身其门下受教。他不仅传授了碑学理念，还将注重考据、重视小学、看重史地经学、着重金石趣味的乾嘉学术风格引入日本，促使日本书法在明治维新后的现代化进程中迅速发展。杨守敬的理论和实践触发了日本书法的现代化进程，被尊为 “日本书道近代化之父”。
中林梧竹于明治十五年（1882 年）赴清国，师从潘存进行六朝书法的研究，带回大量的碑刻拓片。日下部鸣鹤也在明治二十四年（1891 年）赴清国，与吴昌硕等文人交往，学习六朝书法，楷书学习郑道昭，草书学习《书谱》，隶书学习《张迁碑》。西川春洞于中泽雪城门下学习，虽未前往中国，但他学习由青山碧城带回日本的徐三庚书法。在这些人中，日下部鸣鹤和西川春洞研究六朝书法，将日本书法由 “和样书” 转变为 “唐样书”，教导了众多弟子，奠定了当下日本汉字书法的基础。
“日本近代书道之父”日下部鸣鹤在吴昌硕的影响下，鼓励学生河井仙郎进行仿刻，从而将吴昌硕的艺术风格介绍到日本。吴昌硕的篆隶、行草、篆刻乃至于文人画在日本备受推崇。（见《吴昌硕晚年诗札册》、《吴昌硕修震泽西塘记并捐单》、《吴昌硕石鼓文四条屏》）河井仙郎（1871－1945），是吴昌硕最重要的日本弟子之一。他首次向吴昌硕寄印拓求教，并于1900年访问上海，正式拜入吴昌硕门下。
此后，河井仙郎每隔一年必到上海向吴昌硕求教，持续二十余年。在吴昌硕的指导下，河井仙郎在日本被尊为一代书道宗师。在他的影响下，弟子西川宁（1902－1989）、小林斗盦（1916－2007）以及再传弟子青山杉雨（1912－1993）、高木圣雨（1949－）等人，都成为吴昌硕艺术的推崇者和研究者，他们占据日本书道界的领袖地位，使吴昌硕的声誉在日本一直保持高位。
自明治二十年代起始，日本各地兴起建碑之风，其中日下部鸣鹤（300 通以上）、岩谷一六（250 通以上）、中林梧竹（约 50 通）留下了众多碑刻文字。明治中期以后，书法界涌现出众多书法团体，在大正时代、昭和初期，假名书法与汉字书法均呈现兴旺发展的态势。
八大正时代 – 昭和时代（1912 – 1989）
昭和二十三年（1948 年），书法被纳入 “日展” 项目，“书法是艺术” 的认知得以普及。“昭和三笔” 为西川宁、手岛右卿、日比野五凤。其中，西川宁（1902 – 1989）是西川春洞之子，传承家学，起初学习徐三庚、杨沂孙，其后学习王羲之、邓石如，尤其推崇赵之谦。
他在日本现代书坛，作为成就最为卓著的研究学者、书法家，被誉为 “书法巨人”。他重视新出土的材料，研究最新的简牍帛书，并融入自身的书法艺术之中，引领风气之先。受其影响，现代众多日本书家在创作中融入简帛文字元素，成为被普遍接纳的创作形式。
结语
综上所述，日本最初在没有自身文字的情况下输入汉字来记录本国语言，创制假名文字，其后汉字、假名共同存在，形成了日本独特的文字书写文化。然而，日语是汉字和假名混合使用的语言，优美地书写两种交织的文字颇为困难，而单一汉字或单一假名的书写则相对容易。从日本历代的书法作品来看，这是一目了然的。尽管存在此种问题，但可以说，日本的中国书法接受史便是对中国历代汉字向往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