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鱼论战》里，宋襄公的“无鼓不成列”、“不重伤”、“不二毛”（敌军没摆好队形不准打，倒地伤兵不补刀、白发老卒不俘虏），把战场当操场，把战争当过家家，大司马子鱼说你这样打仗还不如直接投降。
难怪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评价他是“蠢猪式的仁义道德”，也难怪乎钱穆“称其为贵族殉道精神”，要我说，他就是先秦版”唐吉可德”礼乐是他的长矛，时代是他的风车。
评价一个人很容易，理解他却很难。要理解这种两极分化的评价，我们需要回到宋襄公生活的年代，看到他坚守的原则和背后的意义，发现他不可笑，是可怜。
他是一个很矛盾的历史人物。他的行为展示了理想自我与现实认知之间的不协调。他并非“愚蠢”那么简单，而是一个在时代剧变中，被自身认知局限和情感需求所驱动的一个悲剧人物。
宋襄公的行为背后是有着“身份焦虑”和对“理想自我”的执着追求。这个跟《天龙八部》的慕容复复国理想很像，无法看清残酷现实，活在旧梦里，不愿醒来，最后慕容复疯了。
作为商朝王族后裔，宋襄公背负着复兴先祖荣光的沉重包袱。他极力想摆脱小国君主的现实身份，幻想成为一个“仁义霸主”的理想形象。这种对理想化的自我追求，驱使他做出超越国力的称霸尝试。
也许宋襄公的性格根本就不适合当一位国君，适合当富贵闲人。在即位前，他曾请求将太子之位让给庶兄目夷（子鱼）。这一“让国”行为，可能强化他对自己“道德高尚”的认知，并将“践行仁义”与自我价值绑定，为日后固守“仁义”标签埋下伏笔。
宋襄公最大的问题在于现实检验能力严重不足，导致了一系列致命的认知偏差。
他国际形势的误判。他低估了春秋时期丛林法则的残酷性，高估了传统“礼乐”道德的现实约束力。当楚国在盂地会盟中背信弃义扣押他时，他并未从根本上调整认知，仍幻想用过时的礼制规则与虎谋皮。
对自身实力的误判。他无法清醒认识宋国在国际中属于中等实力的现实，沉浸在“尊王攘夷”的霸主幻想中。子鱼多次劝谏“
对自身实力的误判：他无法清醒认识宋国中等实力的现实，沉浸在“尊王攘夷”的霸主幻象中。子鱼多次劝谏“小国争盟，祸也”，“天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弗可赦也已。”但他不听劝。
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宋襄公表现出复杂的心理防御机制和行为矛盾。他在楚国那里受气，却将怒火撒在比他更弱的郑国上。
泓水之战惨败后，他并未深刻反省自己的战略失误，而是用“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等言论将自己的失败合理化，包装成一种道德胜利。真实逻辑自洽，鬼神都怕，可惜上天没有给他更多的时间的去调整认知，泓水之战大腿中箭，次年因伤而亡。
宋襄公的悲剧，是个体心理与时代洪流冲突的必然结果。春秋时期是旧秩序崩坏、新秩序萌生的时代。宋襄公试图用旧道德去挑战新规则，注定是失败的。
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是一个不识时务的落伍者，他空有菩萨心肠，却没有金刚手段。
宋襄公的故事警示我们，任何理想和原则的坚持，都不能脱离对现实的清醒认知和审时度势的智慧。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在坚守内心道德底线的同时，具备灵活应对复杂现实的策略思维，避免让崇高的理想因缺乏现实根基而沦为无谓的牺牲。
如何评价他，关键在于我们更看重历史中的哪一层价值——是绝对的效率与成功，还是即便失败也依然闪光的原则与风骨。或许他的价值不在于提供一个正确的答案，而是在于作为一面永恒的镜子，让我们反复审视成功、道德与人性之间的复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