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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传清

在湖南长沙的岳麓山下，有一座历经千年风雨而弦歌不绝的学府——岳麓书院。大门上那副“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对联，不仅是对湖湘大地人才辈出的豪迈宣言，更是这座书院在中国教育史上崇高地位的自信写照。它被誉为“千年学府”，自北宋创立以来，便成为培育国家栋梁的摇篮，王夫之、魏源、曾国藩、左宗棠等一批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皆与此地渊源深厚，其文化辐射力，已然成为湘楚精神的核心象征。

“千年学府”长沙岳麓书院大门

然而，任何伟大的机构都难免经历波折。在南宋的一段时期，这座本应书声琅琅的学术殿堂，却一度陷入“讲论废息，士气不振”的困境。历史的转折，往往系于关键人物。南宋绍熙五年（1194年），一位六十四岁的老人赴任潭州，他的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与理学思想的构建，正是他的到来，为濒临荒废的岳麓书院重新注入了灵魂与活力。他，就是被后世尊称为朱子的理学集大成者——朱熹。

本人作为圣人朱熹之堂弟朱清的第三十四世孙，派字“楚泓”，正值长沙黄金园朱氏七修族谱之际，回溯先祖这段历史，深感其“渡化”书院、作育人才的功业，不仅是一段光辉的历史记录，更是我辈族人重塑家族自信、大兴笃学之风的宝贵精神源泉。本文旨在梳理朱熹如何以制度、躬亲与精神，完成对岳麓书院的“渡化”，最终成就其“于斯为盛”的宏大格局。

要理解朱熹“渡化”之功的伟大，必须先了解他到来之前，岳麓书院所处的“待渡之困”。

岳麓书院的故事始于北宋开宝九年（976年），由潭州太守朱洞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正式创建。至南宋，岳麓书院在湖南安抚使刘珙的支持下得以重建，并迎来了一位杰出的掌舵人——理学家张栻。张栻主持书院期间，旗帜鲜明地反对只为科举功名的利禄之学，确立了“传道济民”的办学宗旨，旨在培养兼具高尚人格与经世之才的学生。在他的精心培育下，吴猎、赵方等一批日后在政坛、军界卓有建树的英才脱颖而出，岳麓书院声名鹊起，迎来了一个黄金时代。

朱熹从福建专程访学长沙成就流传千古的“朱张会讲”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的盛事。当时，另一位理学巨擘朱熹，听闻张栻在岳麓精研北宋理学大家程颐的“中庸”之义，不顾路途遥远，从福建专程前来访学。这便是中国学术史上流传千古的“朱张会讲”。两位大师就理学中最核心、最精微的议题展开了长达两个多月的深入辩论与讲学。据史料记载，当时前来听讲的学者、学子络绎不绝，盛况空前，“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这场会讲，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宋代理学的发展，更将岳麓书院的学术声誉推向了顶峰。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正值学术与教育事业的巅峰，主心骨张栻却于淳熙七年（1180年）英年早逝，年仅四十八岁。他的离去，对岳麓书院而言无异于擎天之柱的崩塌。失去了这位学术灵魂与精神领袖，书院的讲学活动逐渐沉寂，学术探索的锋芒随之钝化，加之可能遭遇的战火波及与管理松懈，这座曾经的学术殿堂迅速走向衰败，几近荒废。曾经的“饮池水立涸”的盛况不再，取而代之的是门庭冷落、学田荒芜的凄凉景象。岳麓书院这艘承载着“惟楚有材”期望的巨轮，在历史的波涛中迷失了方向，搁浅在时代的岸边，急切地等待着一位能引领它重返航道的摆渡人。

历史仿佛一个精妙的循环。二十七年后，即绍熙五年（1194年），当年在岳麓书院与张栻激辩学问的朱熹，以荆湖南路安抚使兼潭州知州的官方身份，重返这片故地。此时的他，已年逾花甲，但振兴文教、传播理学的志向未曾稍减。面对故友曾倾注心血、如今却一片颓势的书院，他内心的责任感与紧迫感可想而知。在日理万机的军政事务之余，朱熹立即着手，从根本入手，为书院的复兴进行“再造”。

朱熹赴任潭州（古长沙）使书院从颓废中得以复兴

他的“渡航”首先从制度层面展开，这是为书院重新树立灵魂与规矩。朱熹将自己此前在白鹿洞书院实践并取得成功的教育理念——《白鹿洞书院揭示》（后世也多称《朱子书院教条》）正式颁行于岳麓书院。这份揭示并非繁琐的日常行为守则，而是一份提纲挈领的办学纲领。它明确了教育的根本目标并非追求科举功名，而是践行“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之道。它规定了为学的次序（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以及对己、对人、对事应有的修养和态度。

这份教条，如同为迷航的船只树立了清晰的罗盘和坚固的舵盘。它为岳麓书院“渡”来了一个崇高的精神内核，使其从一所可能流于普通的官学机构，重新回归到追求人格完善与真理探索的理学圣地。这是最高层次的“渡”，是精神方向的指引。

紧接着，朱熹展开了坚实的物质“渡航”。他深知，没有稳固的物质基础，一切精神追求都是空中楼阁。因此，他动用官方力量，拨款扩建破败的学舍，为师生提供安心教学与居住的环境；同时，增置“廪田”（学田），以其田租收入作为书院长期运营的经费来源，为招收更多学生并提供基本生活补助（廪饩）奠定了经济基础。这些举措，如同为即将重新启航的巨轮修补了船体、备足了资粮，是“渡化”得以实现的根本保障。

如今的岳麓书院已化作一座精美的江南园林

通过制度与物质的双重奠基，朱熹为岳麓书院的重生，构建了一个从精神到物质的完整框架。

制度的建立与设施的完善，固然重要，但教育的核心终究在于“人”。朱熹深谙此理，他的“渡化”并未止步于公文与拨款，而是进一步深入到书院的日常肌理之中，通过躬亲实践，完成了最关键的精神传递。

他首先着手组建可靠的“船员”队伍。朱熹亲自选拔和聘用了德才兼备的教师，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他既任用了自己信任的朱门弟子（如黎贵臣），也延请了张栻的门生（如郑一之）。这一安排用心良苦，既保证了自身理学思想的纯正传承，也体现了对湖湘学派原有学统的尊重与融合，有利于团结各方力量，共同致力于书院的教学。

最为时人与后世所称道的，是朱熹亲自执鞭教席、升堂讲学的场景。这位一方最高行政长官、名满天下的学术泰斗，在繁忙的公务之余，频繁地走入书院，为学子们授课。他所讲授的，已不仅是书本上的章句，更是融汇了他一生思考的“忠、孝、廉、节”等人生大义与哲学精粹。史料记载，他每次讲学，都引得学生云集，座无虚席。可以想见，当这些年轻的学子，亲眼见到一代宗师不辞辛劳地为他们传道、授业、解惑，其内心的震撼与感召是何等强烈。

岳麓书院今日呈现一派江南园林新景象

此外，他还建立了“日省月试”的督导制度，密切关注学生的学习进度与思想动态。这种近距离、高频次的互动，使得朱熹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偶像，而是可亲可敬的导师。他的思想、他的风范，如同春风化雨，直接“渡”入了每个学子的心灵深处。这是一种灵魂与灵魂之间的直接对话与点燃，是“渡化”最生动、最富有感染力的体现。在他的亲力亲为下，岳麓书院迅速摆脱了死气沉沉的局面，重新恢复了思想的活力与求知的热情。

朱熹在湖南安抚使任上虽不满一年，但他对岳麓书院的这番全面“渡化”，其效果是立竿见影且影响深远的。在他离开之后，书院并未再次沉沦，而是沿着他所开辟的航向，驶入了更加广阔的水域。他所确立的学规，成为后世书院遵循的典范；他所奠定的学风，深深植根于这片土地。

经过朱熹的再造，岳麓书院不仅得以延续，更在元、明、清各代不断发展壮大，其培养的人才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真正配得上“于斯为盛”的赞誉。从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到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再到挽狂澜于既倒的曾国藩、左宗棠等“中兴名臣”，他们身上无不带有岳麓书院所熏陶出的经世致用、心系天下的精神气质。朱熹当年播下的火种，数百年后，已成燎原之势，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近现代历史进程。

回溯这段历史，作为朱子后人，我心中感慨万千。先祖朱熹对岳麓书院的“渡化”，其意义远超一次成功的教育改革。它是一位文化巨匠对民族教育事业的责任担当，是理学精神薪火相传的生动实践。今天，当我族长沙黄金园朱氏正在进行七修族谱这一承前启后的盛事时，重温这段历史，更觉其珍贵。

长沙黄金园朱氏七修族谱理事会举行安乡分会授牌仪式

它告诉我们，一个家族的荣光，并非仅仅源于血脉的传承，更在于对先祖伟大精神与事业的继承与发扬。朱熹“渡化”岳麓，其核心在于“重教”与“笃学”。这正应成为我辈族人重塑家族自信、重振家族荣光的根本路径。我们当以先祖为榜样，在全族大兴笃学之风，鼓励子弟勤勉向学，以知识涵养德行，以才学报效家国。

惟楚有材，是历史的禀赋；朱子渡之，是文明的引领；而于斯为盛，则是我们后辈学人与族人，理应为之奋斗不息的理想与荣光。先祖已为我们树立了标杆，我辈当效法其志，在新的时代，续写我族与国族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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