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至十三世纪
十一面观音
尺寸：132-94
布面矿彩
俄罗斯埃尔米塔什博物馆（冬宫）
观音信仰在西夏时期非常盛行，观音造像则呈现二元并行、风格纯粹的特点——汉地传统水月观音与藏传风格唐卡观音各自独立，无明显杂糅，且汉地体系在绘画中留存更丰富。
汉地传统水月观音直接延续晚唐、五代、宋的汉地造像传统，是西夏观音绘画的主流类型。以“庄重大方、潇洒俊逸、和蔼慈祥”为核心气质，相比前代（晚唐五代）更显优美成熟，体现出汉地佛教艺术的审美延续与演进。多见于现存西夏绘画（如壁画、卷轴画等），是民间与官方信仰中较普及的形象。
▲冬宫黑水城·汉地传统水月观音
藏传风格唐卡观音严格遵循卫藏地区的藏传佛教绘画传统，未受汉地造像影响。与汉地水月观音形成鲜明反差（具体可体现为藏传佛教造像常见的庄严性、象征体系完整性，如手印、配饰、背景元素等均遵循藏传规范）。
无“汉藏风格杂糅”现象，反映出西夏对藏传佛教艺术体系的完整吸收与纯粹传承。
十一面观音梵名 Ekādaśamukha，藏语 ’phags pa spyan ras gzigs，汉地亦尊称“尊胜观世音”。作为观音密教体系中最具救度的身相之一，以十一种妙观察智照见苦海深际，导众生同归阿弥陀极乐净土。
仪轨所传十一面之排布有三类，最通行者乃“三层三三制”：
1. 基层三面：正面寂静，左面忿怒，右面微笑，表“三密”之隐覆与守护；
2. 中层三面：同前式，而威容递升，喻“三世”无碍；
3. 上层三面：再递为寂静、忿怒、金刚笑，象征“三身”圆融。
在三层三面之上有二面相叠，最上面为红色的阿弥陀佛，其下置蓝色忿怒面。
身臂表法八臂相溯自印度《Padmannartteśvara-sādhana》。此幅唐卡主尊八臂相，两只主臂置于胸前，捧摩尼宝珠，作合十印；其余三只右手分别持黑色的念珠、结与愿印、持金色法轮；三只左手分别持白莲花、黄色净瓶和弓箭。臂多则印契广，手持莲花、轮、索、铃、杵、瓶、经、施愿印等，各配十一面之观门，成“千手”之缩景。
面颜密意：正面三静——“三宝藏”，隐纳佛、法、僧体性；左侧三忿——“三守护”，摧碎外、内、密障；右侧三笑——“三护法”，怀柔六道，令生欢喜；顶后弥陀——“三身”之报化归一；颅后笑面——业劫转智，笑中含悲。
此观音的身相造型，与传统波罗样式存在一定差异：其面庞盘状圆满，胸臂线条壮硕，这一特征与大英博物馆藏敦煌绢画《莲花手菩萨》、榆林窟25窟大日如来造像所承载的艺术传承存在内在关联。
▲榆林窟25窟《大日如来》
观音头光采用双头光形制：下方主三面配粉红色头光，上方诸面则为白色椭圆形头光，外圈以平行五彩色道构成外射光焰，尽显中亚艺术风格特质。
拱顶两侧绘有禽鸟图像，鸟身呈白色，顶羽为金色，头部带有黑色斑纹，推测为孔雀。其旋曲上翘的金色尾羽，成为头光的点缀装饰。
背龛以石绿为底色，用黑色线条勾勒卷草纹饰；与波罗样式常见配置不同，背龛两侧并未设置狮、羊造像及白色帏幔。莲座则采用五彩对卷涡轮纹样式，造型别致。
中央毗卢遮那佛身色白，代表法界体性智，象征宇宙本质，为五佛之首；东方阿閦佛身色蓝，代表大圆镜智，主“觉性”，能降伏烦恼；南方宝生佛身色黄，代表平等性智，主“福德”，象征成就与财富；西方阿弥陀佛：身色红，代表妙观察智，主“慈悲”，是西方极乐世界教主；北方不空成就佛：身色绿，代表成所作智，主“事业”，能成就一切善业。
此处五方佛的身相与传统五方佛造像仪轨有很大出入。
主尊两侧所绘四位神祇，依其手持物可明确辨识为四大天王。
画面右侧上方为东方持国天王，身色白色，双手持琵琶（象征“调”，主掌东方东胜神洲，护持国土安宁）；左侧上方为南方增长天王，身色蓝色，双手持剑（象征“风”，主掌南方南赡部洲，增长众生善根）；左侧下方为西方广目天王，身色红色，双手持龙（或蛇，象征“顺”，主掌西方西牛贺洲，观察世间百态）；右侧下方为北方多闻天王，身色绿色，双手持宝伞（象征“雨”，主掌北方北俱芦洲，广闻佛法福泽）。
唐卡最下方绘有四位神灵，辨识与细节如下：画面右下角的红色神灵，金色发髻中现马头，可明确判定为马头金刚；其左侧为大白伞盖佛母，值得留意的是，其手持之物并非传统伞盖，而是虎皮纹经幢；画面左下角为绿度母，右手结慈悲印，左手握持盛开的莲花茎，同时结安慰印（又称思辨印）；绿度母右侧为黄色身形的摩利支天，双手结安慰印，手持拂子。这种神灵排布方式，在藏传佛教造像中较为常见。
终于到此幅唐卡最精彩的环节。
最能彰显艺术水准与黑水城地方特色的，当属观音红色背光左右上角所绘、结安慰印的阿难与迦叶二弟子。
两位僧人的袈裟描绘极具标志性，其笔触细节，与西藏本土传统唐卡的袈裟绘法形成鲜明反差。这种独有的技法传承，成为判定此作绘制于黑水城或西夏本土的核心依据。
图像学绘制细节更体现了当时成熟的肖像写实功底：以线条为核心造型语言，通过简练而精准的勾勒确立人物形态，再辅以适度晕染强化面部与衣纹的凸凹明暗关系，使形象兼具庄重感与立体感，尽显西夏本土绘画的独特造诣。
▲冬宫黑水城系列唐卡·十一面观音唐卡
黑水城唐卡的部分构图逻辑与神灵配置，并不见于同期西藏本土唐卡，其风格似乎更遵循卫藏绘画的早期传统，呈现出独特的艺术传承特征。
从构图来看，黑水城唐卡融合了多种文化元素。它既有藏传密宗绘画的严谨结构，遵循藏地传统的“具足三根本”构图原则，即上师、本尊、空行或护法分别位于不同区域。同时，又受到中原汉地绘画的影响，部分唐卡使用汉地工笔重彩技法，线条细腻，背景增添山水、云纹等汉式元素，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混合构图方式。
在神灵配置方面，黑水城唐卡中出现的一些神灵组合与持物方式并不常见于同期西藏本土唐卡。如此幅唐卡最下方的四位神灵，虽为常见的马头金刚、白伞盖佛母、绿度母和摩利支天，但白伞盖佛母持虎皮纹经幢而非传统伞盖，这种特殊的持物方式可能反映了其独特的艺术传承。此外，黑水城唐卡中神灵的形象特征也可能融合了多种文化因素，如部分胁侍菩萨的面部特征可能带有西夏人的面目特点，这与西藏本土唐卡中神灵的形象塑造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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