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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为1936年佤族聚居地“夜烧山”

本期资料弹：民国凌纯生、芮逸夫西南民族调查资料

滇缅界务勘察记 ▎

民国三支入滇考察团影像

1935年岁末，沧源县南腊乡的甘猛村忽然打破了往日的平静。在这座靠近中缅边界的佤族山村，周遭坡地上冒出了数十顶白色帐篷，帐篷内外穿梭着身着中山装的政府官员，也有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忙进忙出，荷枪实弹的武装军人和佤族勇士在营地周围巡视。

人群中，一个中年男子离开营地，他手持当时最新型的莱卡相机，臂弯里夹着三脚架，踏着山间薄霜，缓步攀上对面的山坡；他架好照相机，镜头对准山间营地，落下快门……这个中年人正是芮逸夫，国民政府时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一位研究员；此番，他正参与中英滇缅边界南段勘界，随大队人马辗转来到南腊。

1934年春天，英国为抢夺班洪银厂，派出300多名士兵入侵云南班洪地区，打死打伤中国佤族军民100多人，被云南土司、班洪王及其他部落合力抵抗，制造了臭名昭著的“班洪事件”。

班洪一地的界务纠纷，原是沉疴日久的历史遗留问题。此地银矿存量大，有矿洞二百余个，矿质之纯、成色之佳，远非缅甸邦海银厂所能企及。英国窥视久矣，用武力占据永邦、班老和班洪一部分，又企图分割葫芦地，蚕食南段未定界。由于清廷认知浅陋，致使滇缅边界主权日渐旁落，待稍醒悟过来派员考察商议界务时，虽与英国会同勘绘出滇缅未定界的五色线图，却因双方各执一次、互不相让，界务问题便悬而未决，成为埋在西南边疆的隐患。

乃至民国时期，“班洪危机”的爆发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云南旅京同乡会赴京请愿，成立滇缅界务促进会、后援会等组织督促政府采取措施），终使国民政府下定决心对中缅边界进行考察和勘定。

在此背景下，三支考察队应运而生——周光倬云南边地调查团、中央大学云南地理考察团，以及吴中伦陈谋植物调查团这三支考察队几乎同期入滇考察。

1934年6月，外交部派出的云南边地调查团由外交部调查专员周光倬（南京的云南同乡会举荐）、参谋本部调查专员李元凯、参谋本部陆地测量局技士沈文侯、参谋本部陆地测量局测量员王玺、随行医官殷寿增组成，因受到英方阻挠直到10月底才展开调查。

中央大学森林部教授张海秋是云南人，建议趁此机会派科学工作者一同前往调查云南滇缅边境的自然资源，采集植物标本。自19世纪末，欧美国家陆续派遣传教士、探险家、旅行家作为“植物猎人”到素有植物王国美誉的云南，采集植物标本、种子和苗木。近半个世纪里采集数万份标本，苗树种子三千余种，命名新属和新科。但清政府和国民政府都未重视，任人掠夺。

最终，由中央大学和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各派一人参加，中央大学指派陈谋前往，国科社生物研究所派练习生吴中伦同行，当时吴中伦年富力强，在学术上崭露头角，深得生物研究所植物学家钱崇澍赏识。中央大学云南地理考察团派出黄国璋为首的在校师生组团入滇，包括严德一、奥地利地理学者费思孟、张凤岐、王德基。

1934年秋天，战时边疆民族研究最杰出的学者陶云逵强势加盟史语所，陶与大他两岁的常州同乡凌纯声一起承担了史语所与云南省政府合作的云南省内调查。凌纯声和勇士衡搭档，在南至河口、麻粟坡、蒙自、金平，西至大理、腾冲、泸水，北至鹤庆、丽江、维西等地，考察边民生活习俗；陶云逵与赵至诚(史语所摄影、绘图技术员) 一路，调查区域东南至麻粟坡、河口，南至普洱、澜沧，西至腾冲、泸水，北至兰坪、丽江、维西，考察民族体质和语言。

外交部求助中研院加强中缅边界的民族识别工作，史语所早期研究人员凌纯生、芮逸夫与勇士衡，因为熟悉边务，奉派参加1935年12月初在缅甸南大举行的勘界会议。

沿途地势险峙，轿马难觅，滑竿难行。沿途村寨鼠疫肆虐，又有卡瓦匪徒攫财行劫，每届春日辄令取人头祭祀田谷，周光倬考察途中数次遭遇佧佤劫匪，他在日记中详细记述“佧佤上杀头祭谷事。杀头祭谷，实有其事。”众人只得疾力攀登。当时镇康至澜沧一带有严重的瘴疟，当地的摆夷住所周围多用牛马粪堆砌，人畜一同居住，摆夷染病后不就医，且对瘴疟有着神魔化的认识，“有癞蛤蟆或大黄鳝吐气成彩，人触之立病、甚至立死，更有谓烟瘴能盘旋飞舞若牝龙，见人则紧随之”，致使瘴疟游荡，十室九空。为采集植物，陈谋一行并未绕行。

吴中伦在日记中谈及沿途采集“余等自省出发即步行至今，稍有训练，虽不能健步若飞，然与轿尚能比较稍快，以此些微之多余速度，稍微留心路上植物，因须留心路上植物，自不能再留心路径之崎岖，故余每日必须滑跌数次，如此溜滑撞跌非不痛也，因否则将有失此次来滇意义。”而陈谋在大理遗留下了病根，在沿途遭遇恶劣环境和缺药少医，不断复发最终寒气入肾脏，在离墨江县城约十余华里处，与世长辞，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位在植物采集中罹难的学者。

办完队友的丧事后，吴中伦沿着峨山、玉溪返回昆明结束考察。民国时期，集中在1930年至1940年的十年间，出现了多次关于云南少数民族的调查。为纪念陈谋，中央大学将其寄回的标本在命名时都冠以学者名讳，如陈谋野古草，陈谋卫矛等。

吴中伦的云南植物考察日记起于1934年6月29日从余恩那老街入云南河口，迄于1935年3月30日考察至到西双版纳的勐遮，原五本于战乱失遗，幸存三卷本原件现藏于云南大学。日记中他谈及植物猎人盗挖之举：“于科学之研究，虽云无国际之界限，一般社会人士亦因此议，而觉外人之来此采集国内生物可以不必计较，‚实则不然……且外人将国内之植物种子输至自国‚，迨其研究‚，得知其经济之价值‚再广为繁殖利用‚，即如今英王家公园之杜鹃‚，其能用作观赏者即广予繁殖‚，供诸各国而获其利。前日往访王君，彼尚采有百合多种，均花美而球肥，其物既可作观赏之用，尚可用淀粉食料。”

1936年4月，芮逸夫一行结束了中缅边界勘界考察的漫漫征途，启程返回南京。1937年秋天时局骤变，为躲避兵燹，史语所开启了辗转迁徙之路：先迁长沙，再徙昆明城，后又落脚昆明北郊龙泉镇的棕皮营与龙头村，最后于川南李庄安定下来。这一路颠沛流离，芮逸夫等人的民族调查工作未曾中断。

1939年至1940年间，芮逸夫将目光投向黔地苗族，足迹遍布贵州大定、花溪、青岩、贵阳、贵定、安顺、镇宁诸地；李庄时期，芮逸夫和凌纯声深入川西马尔康、汶川、小金、松潘、康定等地作西番与羌族考察。然而这一时期的探访，多为仓促的走马看花（具体分析参见王明珂《寻访凌纯声、芮逸夫两先生的足迹：史语所早期中国西南民族调查的回顾》），直到1942年12月，芮逸夫偕同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学生胡庆钧，远赴四川最南端的叙永县开展苗族考察，这场行程才是一次兼具人类学深度的田野考察。这次川南苗族考察所得资料，后来汇编成《川南鸦雀苗的婚丧礼俗·资料之部》一书，为西南民族研究留下了珍贵的文献遗存。

20世纪初的云南，破旧、落后却充满生机，熙攘的人群中不乏背着罗盘、经纬仪的地址勘测学者，他们自海外学成归来，在民国西南边疆危机频发的时刻，远渡至此，以双脚为丈量天地的标尺，悄然掀起一股西南民族调查的热潮。

官方活动层面，民国政府分别在1930、1934、1938和1940年四次组织大规模的西南民族调查。与此同时，高校与学术机构更是这场调查浪潮中的主力军，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大夏大学、金陵大学、燕京大学、云南大学都曾遴选贤才，派遣研究员远赴云南，深入边地村寨。

除了有组织的团队活动，还有不少学者单独行动，从事民族调查。较早的有地质学者丁文江，他自欧洲求学归来，在归国途中放弃从英国直到上海的海路，转而在越南登岸，由陆路从越南入云南。在长达十个月旅途中，他一路沿着滇、黔、湘一线的古驿道，独自开展地质考察与民族探访，途中所见所闻，凝结成《贵州的土著民族》《云南的土著人种》《四川会理的土著人种》等篇论文。这位以孤勇丈量边地的巨匠，日后更是亲手创立了中国地质研究所。

窗外落叶纷飞，百年前同样漫长的冬季有那样一批学者义无反顾踏上前往滇缅边境的调查、勘探之旅……没想到史语所的身影又出现在了滇缅合勘日记里。在查找过程中，那些不断闪现的名字，在我心里渐渐长出了血肉，有了温度，我愈发清晰地看见了他们。做研究似乎总要回答“什么是真实的问题”，可在那时，每个问题都是蚀刻骨血的，丝丝缕缕牵动着国人的心。

独角兽计划，漫游思想的飞地

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