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闻“主动找领导要利益,才是对领导权力的最大尊重”这句话时,总觉得颠覆认知——在传统观念里,“不争不抢”“任劳任怨”才是职场美德,主动谈利益仿佛成了“贪心”的代名词。直到翻遍《资治通鉴》中那些君臣相处的智慧,才猛然醒悟:这句话藏着千年未变的职场逻辑。对领导而言,权力的核心不仅是“发号施令”,更是“赏罚分明”;而下属主动要利益,恰是给了领导“施恩”的机会,让权力的价值得以体现。这份通透,不是功利的算计,而是高情商的共赢。
战国时期的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前,就用一次“主动要利益”的举动,让秦孝公看到了他的智慧与格局。当时秦孝公召集群臣商议变法,商鞅力排众议,提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主张,却也深知变法阻力重重,自己需有足够的权力与保障,才能推动改革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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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当着群臣的面,对秦孝公道:“臣若推行变法,必触怒旧贵族,恐遭报复;且变法需耗时数年,若无稳定的爵位与俸禄,臣难以专心主事。愿君赐臣左庶长之爵,掌秦国军政之权,待变法成功,再论封赏;若变法失败,臣甘受腰斩之刑,以谢天下。”这番话看似是“要权要位”,实则是给了秦孝公台阶——既表明了自己的决心,也让秦孝公能以“赏赐”的方式,赋予他推行变法的合法性。
秦孝公听罢大喜,当即答应了商鞅的请求。后来商鞅变法成功,秦国国力大增,秦孝公又封他为商君,赐商於之地十五邑。《资治通鉴》记载此事时,称秦孝公“知商君之能,而肯授之以权”,却忘了商鞅主动要利益的关键作用——他没有让秦孝公“猜”自己的需求,而是主动将“赏赐”的机会送到领导手中,既彰显了秦孝公的“知人善任”,也让自己的努力有了明确的回报。正如《管子》所言:“见利不诱,见害不惧,宽舒而仁,独乐其身,是谓云气。” 商鞅的“要利益”,不是贪利,而是对君臣关系的清醒认知,更是对秦孝公权力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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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西汉的萧何,更是将“主动要利益”的智慧用到了极致。刘邦与项羽争夺天下时,萧何留守关中,负责为前线输送粮草与兵员,是刘邦最坚实的后盾。可刘邦在前线征战时,却多次派人回关中慰问萧何,明面上是关心,实则是忌惮他手握关中大权。
萧何的门客鲍生看出了刘邦的心思,劝他:“君如今手握关中,深得民心,汉王在外征战,岂能不疑?若君不主动向汉王要些利益,以示自己无争霸之心,恐有杀身之祸。”萧何恍然大悟,随即向刘邦上书,请求将关中的一些肥沃土地赏赐给自家子弟,并为子弟求封爵位。刘邦收到奏疏后,不仅没有生气,反而笑着对左右说:“萧何忠于职守,还不忘为子弟谋福利,真是忠臣啊!”从此对萧何的猜忌少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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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刘邦建立汉朝,萧何被封为丞相,刘邦还特意赏赐他“带剑上殿,入朝不趋”的特权。《资治通鉴》评价萧何“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却鲜少有人提及他“主动要利益”的深意——他没有让刘邦在“猜忌”与“信任”间摇摆,而是主动用“求赏赐”的方式,表明自己“恋家而不恋权”,既让刘邦的权力得到了“施恩”的体现,也化解了君臣间的信任危机。这恰如《论语》中所言:“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 萧何的“要利益”,是识时务的通透,更是对刘邦权力的尊重。
反观《资治通鉴》中那些因“不敢要利益”而错失机会,甚至惹祸上身的人,更能体会这份智慧的可贵。三国时期的许攸,本是袁绍麾下的谋士,曾为袁绍出谋划策,却因袁绍刚愎自用,始终得不到重用。后来许攸投奔曹操,为曹操献上“火烧乌巢”之计,助曹操在官渡之战中大败袁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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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说,许攸有如此大功,本该主动向曹操求封爵、要赏赐,可他却觉得“曹操会主动感念我的功劳”,始终不肯开口。结果曹操虽表面上对他礼遇,却暗中觉得他“连自己的功劳都不敢认,恐有二心”,再加上许攸后来居功自傲,口无遮拦,最终被曹操下令处死。许攸的悲剧,就在于他错把“被动等待”当成了“忠诚”,忘了领导的权力需要“赏罚”来支撑——他不主动要利益,反而让曹操没了“施恩”的机会,也让自己的功劳成了“烫手山芋”。
《资治通鉴》中曾引用《荀子》的话:“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君臣关系亦如舟与水,下属主动要利益,不是“与君争利”,而是让“舟”有了“载人”的价值。对领导而言,下属的“需求”是权力的“试金石”——敢于主动要利益,说明下属认可领导的“赏罚权”,愿意为了回报而付出;而不敢要利益,要么是对领导不信任,要么是隐藏着更大的野心,反而让领导心生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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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中,我们总怕“主动要利益”会让领导觉得自己贪心,却忘了《资治通鉴》教给我们的道理:真正高情商的职场人,从不是“默默奉献”,而是懂得给领导“尊重权力”的机会。主动要利益,不是伸手索取,而是清晰地告诉领导“我为团队创造了什么价值,我期待什么回报”,既让自己的努力有了落点,也让领导的权力得以彰显。
往后余生,愿我们都能读懂这份职场智慧:主动向领导要利益,不是贪心,而是对权力的尊重,更是对自己价值的认可。在合理的范围内争取应得的回报,与领导实现共赢,才是最通透的职场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