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塔兴衰2025-04-06 13:18浙江
1937年12月13日，天还没亮的时候。
城外的枪炮声慢慢停息，日本兵排着队进了城。
天刚蒙蒙亮，日军就攻占了南京城。
日本陆军第十六师团有个叫东史郎的上等兵，当时跟着部队进了南京城。这个士兵刚被征召入伍才四个月，之前打过天津和上海的战斗，这会儿正随着队伍开进中国当时的首都。
日本兵在上战场前都被反复洗脑。教官们不断给他们灌输一个观念：”为天皇尽忠比什么都重要，你们的命根本不值钱。”
26岁的东史郎觉得，既然自己的命都不值钱，那中国人的命在他眼里就更不算什么了。
东史郎打仗时一直坚持记日记。他在日记里提到：
我们的目标不是去安抚中国人，而是要采取强硬手段打击他们，彻底击垮他们的意志，绝不能心慈手软……
一群头戴铁盔的凶残士兵，就这样冲进了南京城。
此刻的南京城里，还滞留着50万普通百姓和近9万溃败的伤兵。他们即将面对的，是一场彻底失去人性的血腥屠杀和残暴摧残。
▲东史郎（右）和弟弟在中国打仗时的合照。照片来源：互联网
鬼子破城那天，部分攻城的日本兵收到了上头指示：
根据上级命令，所有俘虏都要处决。具体做法是把俘虏按120人一队分批枪毙。关押俘虏的地方要严格看守，千万不能让他们察觉到我们的计划。
12月18日，南京沦陷已经过去六天了。
东史郎所在的日军部队接到命令去接收战俘，当时有近7000名中国士兵被缴了械。这些俘虏后来被分配到日军各个中队，每个中队分到两三百人，由各中队自行决定处决方式。
东史郎听说这件事后，在日记中写道：”人的性命，有时候连个饭团都不如。”
实际上，在那段时期，日军经常以搜查和射杀中国士兵为理由，明目张胆地犯下各种暴行。
日本军队不光屠杀战俘，连毫无反抗能力的老百姓也不放过。
日军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曾对陆军省人事局长阿南直言不讳地表示：”中国人都该杀，杀得越多越好。”
12月21日这天，东史郎的同伴们抓了个中国老百姓。他们在中山路的最高法院门口拿这人取乐，把人硬塞进邮局用的麻袋里，捆紧袋口后往麻袋上浇汽油点火。麻袋里传出撕心裂肺的惨叫，整个麻袋像个火球似的在地上乱滚。
事情还没完。他们接着把两颗手榴弹绑在装尸袋的绳子上，把袋子推进池塘。火灭了，袋子沉入水中，手榴弹在水底炸开。对他们来说，这不过是个游戏，玩完了就
东史郎回忆，每当思乡之情特别强烈时，他就会产生一种想要伤害他人的念头。他说，那时候会想着用刀刺死中国人，听他们痛苦的喊叫，或者用枪打穿中国人的身体，似乎这样能让自己的心情好受一些。
1938年1月23日，东史郎所在的部队接到转移命令离开南京。在下关码头，江面上漂满了泡得发胀的尸体，多得都快把水面盖住了。因为尸体太多，船根本靠不了岸，士兵们只能踩着这些浮在水面的尸体，一步步走到船上。
有个日本兵跟东史郎说：
每天都有卡车把中国伤兵源源不断送到江边，我们的任务就是把他们推下江去。遇到能游水的，就直接开枪击毙。这就是我们日复一日干的事。
一个多月过去了，德国驻南京领事馆的外交官罗森仍然目睹了惨状：下关港附近的江面上，漂浮着近3万具遇难者遗体，这都是大屠杀留下的痕迹。
东史郎在南京的那段日子，正好赶上这座城市被日军占领后最惨无人道的四十多天。但日本政府刻意隐瞒事实，对外发布的新闻却是另一番说辞。
多亏日军攻占南京后及时停火，向民众伸出援手，为伤者提供医疗救治，这对无辜百姓来说真是雪中送炭。……许多难民第一次用上了珍贵药品，吃到了可口饭菜，他们脸上洋溢着感激的笑容，不断向日军道谢。
如今，南京已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城市。在这里，无论来自哪里的人，都能感受到安宁的生活氛围和快乐的工作环境。
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外界根本不清楚南京城正经历着怎样的人间地狱。
1938年1月10日这天，南京沦陷已经过去29天了。贝德士偷偷写了封信，托一艘美国军舰上的拖船帮忙带出去。
▲这是金陵大学历史系的贝德士教授。照片来自网上。
贝德士（英文名Miner Searle Bates）是一位来自美国的历史学者，在金陵大学担任历史系教授。当南京被日军占领时，他受命留在学校保护校园财产，成为当时坚守在南京城的二十多位外籍人士中的一员。
这封秘密送出的信件开头写道：”我是在敌人疯狂施暴时匆忙写下的这些文字——他们用刺刀捅人、随意开枪杀人、到处欺辱妇女。”随后，贝德士在信中详细记录了日军在南京犯下的种种罪行。
超过一万名手无寸铁的平民惨遭杀害。我认识的大多数可靠朋友都觉得实际死亡人数远不止这些。遇害者中既有已经缴械投降的战俘，也有大量妇女儿童等无辜百姓。施暴者甚至懒得找借口，直接对这些平民开枪或用刀捅刺，连假装他们是士兵这种理由都省去了。
据德国同事（如拉贝等）推测，强奸案件可能达到2万起。我个人认为至少有8000起，实际数字可能更高。单就金陵大学校园来说——包括教职工宿舍和美国人的住所——我掌握具体细节的就有100多起，能确认的约300起。
这种惨状简直让人无法想象。从11岁的小女孩到53岁的妇女，都难逃魔爪。在神学院里，17个士兵竟然在大白天集体侵犯一名女性。更可怕的是，类似暴行中有三分之一都是在白天发生的。
南京快要被日军攻占时，一些没离开的外国人自发组织起来，建立了一个叫”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民间团体，专门收留那些没来得及逃走的中国老百姓。
这片保护区面积约3.86平方公里，里面设有25个避难所，包括华侨招待所、金陵女子学院、最高法院和金陵大学等场所，保护了将近25万中国老百姓免受战火伤害。
然而，面对肆意作恶的日本兵，所谓的避难所根本保护不了任何人。
“我和大家一样清楚现在的情况有多糟糕，在这种环境下几乎看不到公平和正义。”贝德士表示，他和同事们不得不每天四处巡查、通宵值守，用自己的勇气来阻拦、吓跑那些想抢劫和侵犯妇女的日本兵。
他详细记录了日军犯下的罪行，并写信向日本大使馆提出抗议。他在信中写道，只要出现日本兵，老百姓和房屋就都处在危险之中。
多亏贝德士这些人的公开揭露和强烈反对，南京大屠杀的真相才慢慢被全世界了解。
面对国际社会的强烈批评，日本政府被迫把南京大屠杀的主要负责人松井石根和其他80多名军官调回国内。
贝德士没有退缩，依然坚持做正确的事。日本政府多次威胁恐吓他，甚至污蔑他精神不正常。
▲电影《拉贝日记》的剧照画面。图片来源：电影截图
虽然遇到很多危险，但贝德士觉得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成就简直是个奇迹。他特别提到德国人表现非常突出，甚至开玩笑说”差点想戴上纳粹标志来表示赞赏”。
贝德士通常指的就是拉贝这个人。
约翰·拉贝是位德国人，他加入了纳粹党，后来担任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主席一职。
德国商人拉贝1908年来到中国，很快就在西门子公司找到工作，负责北京、天津和南京等地的业务。后来日军攻占南京时，公司要求他撤离，但他选择坚守在南京。
他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为什么坚持要留在南京。
这个国家养育了我们整整30年，如今却陷入巨大危机。有钱人都跑光了，剩下穷苦百姓无处可去。他们既没钱逃难，又随时可能遭遇灭顶之灾。面对这样的惨状，我们怎能袖手旁观？哪怕只能救出一部分人也好！想想看，这些可都是我们的骨肉同胞！
▲这张照片里的人是拉贝，当时他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主席。图片来源：互联网
拉贝在自己家的小院里搭了个6米长、3米宽的帆布棚子，上面画着纳粹标志。就这么个小院子，他硬是挤下了600多个逃难的人。更了不起的是，他负责管理的安全区，保护了25万老百姓的性命。
日本人特别反感拉贝这个人。因为他不光是日本盟国的公民，还担任着纳粹党驻南京的最高代表。
即便如此，拉贝还是经常感到力不从心，这种挫败感让他备受煎熬。
国际委员会把近千名中国军人安置在司法部大楼，但其中近500人被日军绑起来强行押走。”我们猜测他们都被枪杀了，因为听到了密集的机枪声。这种暴行让我们震惊。”拉贝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拉贝提到，安全区已经沦为日军发泄兽欲的场所。南京沦陷第四天夜里，12月16日这天，近千名女性遭到侵犯，光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就有上百名女孩受害。当时传来的消息全是关于性暴力的。如果有男性亲属试图阻止，就会被日军当场枪杀。
12月17号这天，日军搞了个进城仪式。拉贝本来想着，等日军华中战区总指挥松井石根到了，局面能好点儿，可没想到事情完全朝着反方向发展——日军来了之后，情况反而变得更乱了。
他提到，那些日本兵简直跟禽兽没什么两样了。
和贝德士相同，拉贝也只能凭一己之力，尽力阻止他亲眼所见的每一次暴行。
他在城里四处转悠，专门阻止那些欺负或想要欺负中国人的日本兵。有一回，他直接拽开了一个正压着年轻女孩的日本兵。
他提到，日本士兵装备了手枪和刺刀，而他自己只有纳粹党的徽章和臂章。
1938年2月17日，拉贝接到命令要返回德国。当时有几千名在安全区躲避战乱的妇女堵在门口，齐刷刷跪在地上求他留下。
他没办法只好从车上下来，费劲地推开人群，终于走出了大门。
▲电影画面中，魏特琳正在救助受难的妇女们。
南京沦陷时如同地狱般可怕，但出现了救苦救难的神明。那时逃难的南京妇女们心中，有两位救命恩人：一位是德国人拉贝，另一位是被称作”华小姐”的女性。
明妮·魏特琳（Minnie Vautrin）是一位来自美国的传教士，她的中文名字叫华群，大家都亲切地称呼她为华小姐。1919年她来到中国南京工作，担任金陵女子大学（后来改名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教务主任一职。
和拉贝相同，魏特琳其实有机会撤离南京，但她压根没理会美国大使馆要求侨民撤退的命令。她在日记里这样记着：
我觉得自己不能离开…就像遇到危险时男人不该丢下自己的船，女人不该抛下自己的孩子那样。
实际上，她负责管理的金陵女子大学避难所，是当时南京安全区里接收女性难民最多的场所，其中三成避难者是女学生。这一点日本兵都心知肚明，所以他们经常变着法子闯进来侵犯女性。
这位被大家亲切称作”华小姐”的女子，就是魏特琳本人。照片来自互联网。
12月17日那天，几个日本兵坐着卡车来到金陵女子大学。领头的日军中士先把魏特琳和三位从金陵大学来的外国人拦在校门口，借口说要搜查藏起来的军人，其实是在楼里物色妇女。
最终，那群当兵的掳走了十二个年轻女孩。
应魏特琳的要求，日本大使馆从12月20日起派宪兵到金陵女子大学值守。可让人愤怒的是，这些来站岗的日本兵头天晚上就糟蹋了两名避难妇女。
魏特琳既吃惊又为难——不让宪兵守卫，校园里的妇女们就失去保护；可让宪兵守着，照样存在危险。
她生气地指责日本军队，在文章中这样说道：
从打仗的角度看，日军拿下南京可能算他们赢了。但要讲良心话，这事干得实在太缺德，简直是整个日本的污点！
在日军肆虐最猖獗的时期，魏特琳几乎整天都像站岗的哨兵一样守在金陵女子大学门口，要不就是奔走在校园各处，应付接连不断闯进来的日本兵。
日本兵打过她耳光，还用刺刀吓唬她，可就算这样，她也没后悔选择留在南京。
在那个黑暗的年代，日本士兵可以随意决定中国人的生死。要是没人站出来阻止这些暴行，后果简直不敢想象。
没有什么比救人更重要，确保难民平安才是头等大事。
魏特琳最初打算在校园里安置约2700名妇女，但实际接收人数最高超过了一万。这远远超过了金陵女子大学的容纳能力。她只能动员那些已婚或年龄较大的妇女返回家中。
可结果却让她完全没想到。
她在本子上记下这样一段话：
我以后不会再勉强那些女性离开了，上次的事情让我记一辈子。12月20号那天，我们硬劝一个27岁的已婚妇女回家找她丈夫，结果她离开才三个小时就被三个当兵的糟蹋了；还有个48岁的妇女，当天晚上就被六个男的强暴了。这些教训太惨痛了，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在难民营中，魏特琳经常安慰难民们说，中国还在，让大家振作起来别灰心。
一个年轻人去难民营给姐姐送吃的，胳膊上还戴着日本国旗的袖标没摘。魏特琳女士叫住他说：”快摘了吧，你是中国人，祖国还在！你还小，要记住今天戴这个袖标是哪年哪月。把你看到的都记在心里，一辈子都别忘！”
话音未落，她就伸手摘下了少年胳膊上的太阳徽章，随手往地上一丢。
1938年初，南京伪政府成立后下令关闭难民收容所。面对逃难妇女们的苦苦请求，魏特琳于心不忍，陆续接收了一批又一批无家可归的女性。”她们的处境实在太艰难了！”她感叹道。
她自己也陷入了心理上的死胡同。见识了太多残忍的事情，整个人被巨大的痛苦笼罩着，怎么都走不出来。
1938年3月那会儿，她写日记时老习惯性地写成12月，好像时间还停留在去年年底似的。
12月就像一段没有尽头的苦日子，每一天都差不多，分不清哪天是哪天。
在日军攻占南京的那段恐怖日子里，整整六个星期，整座城市就像活生生的炼狱。人们在这片黑暗中，经历着人性与兽性的残酷较量。
这场较量没有边界，也不受时间限制。
1946年1月，东史郎和其他日本战俘一起被送回了日本。过了整整40年，他把自己在战争期间写的战场日记公开了，用亲眼所见的事实向世人讲述了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等事件中犯下的罪行。
这位老人晚年七次专程来中国道歉认错。但在日本国内，一个真心悔过的人反而显得格格不入。他不断遭到国内极端分子的辱骂、恐吓和人身威胁。
1993年，那个曾在日记里提议”把中国人装进邮袋烧死”的日本老兵，因为东史郎公开了他的罪行，就跑到东京法院告东史郎损害他的名声。官司打了好几场，东史郎都输了。但这位老人说：”我年纪大了，活不了多久，不能把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带进棺材里。”
日本人可能要失望了，贝德士精神正常得很，现在过得挺滋润。
1946年7月，贝德士来到东京参加审判。作为重要证人，他用确凿证据揭露了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让大屠杀的真相无可辩驳。两年后的1948年11月，南京大屠杀的主要责任人松井石根等战犯被远东国际法庭判处死刑，终于为他们的暴行付出了代价。
1950年，美国学者贝德士结束在中国的旅居生活，启程回到自己的祖国。
▲这是日本战犯松井石根在东京审判时的照片。图片来源：互联网
拉贝的运气可比不上贝德士。
1938年6月，回到德国的拉贝给希特勒寄去一封信，里面装着记录日军在南京暴行的照片和文字材料。没过几天，两名秘密警察突然闯进他家把他抓走。经过几小时审问，靠着西门子公司出面作保，他才重获自由。但当局严令禁止他再提起南京大屠杀的事，不准说、不准写、也不准公开讲。
二战结束后，拉贝由于曾经加入纳粹党而遭到抓捕和审问，之后被卷入漫长的”去纳粹化”审查程序，最终被列入政治黑名单。
那段日子里，他和家人挤在狭小的房间里，挨饿受冻。他几乎被生活压垮，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在南京，我是万人敬仰的活菩萨；可到了这里，却成了无人在意的流浪汉。”
1946年6月，拉贝终于洗脱了纳粹身份的指控。
魏特琳没能等到日本战败的那一天。
持续的心理负担最终导致她得了抑郁症。在朋友们的反复劝说下，1940年5月14日，她返回美国接受治疗。
1941年5月14日，魏特琳关好家里所有门窗，在厨房打开了煤气阀门，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转眼间，她离开中国已经整整一年了。
日本作者东史郎写的《东史郎日记》，1999年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
德国人约翰·拉贝所著的《拉贝日记》，1997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美国作家明妮·魏特琳的著作《魏特琳日记》，2015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章开沅整理翻译的《南京大屠杀历史资料：美国传教士的见闻记录》，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在2005年出版。
张宪文教授负责编写的《南京大屠杀全史》这本书，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在2012年出版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