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奕山驾到
1841年3月31日，一直骗一直爽的杨芳，再次给道光上奏，谎称美国商船入港贸易引起了英国商人的羡慕，而义律等人还抱有一丝丝希望，想要乞和求贸易，所以表现极为乖顺，“旬日间无一动静”。这意思是引导道光，为最终让道光批准通商铺垫。只要道光批了，之前杨芳撒的谎就可以全部圆上了。
十多天后，奏折送到道光眼前，读着读着，道光脑子忽然一动，发现了奏折里的漏洞。他质问杨芳，如果美商代英商采卖货物，那不是白白放纵英商奸计得逞了？于是，道光一面敲打杨芳，要他严查有无朦胧影射之事，一面再次严厉重申禁止英国通商。
把大皇帝弄的一点面子都没有，道光心里恨得牙痒痒，还想通商？杨芳想多了。
1841年4月14日，靖逆将军奕山终于抵达广州，成了广州的一把手。义律立即照会杨芳，询问有关奕山对于停战通商的态度。
1841年4月16日，广州知府余保纯带着杨芳的覆照，颇为技巧地表达了奕山大人似乎同意停战通商，也满意目前的状况，但一切都要等待皇帝的圣裁。此时此刻，道光已经朱批严禁对英贸易的圣旨还在路上。余保纯对义律说，杨芳大人的意思是，若皇帝不同意通商，执意要开战，那么广州官员建议两边大军还是在城外开战最好，而城内通商不必中断。义律对杨芳的答复很满意。
1841年4月17日，义律宣布英军不会进攻广州城，大家可以继续通商，接着奏乐接着舞。
实际上，4月下旬开始，奕山便在广州城外悄悄集结兵力。驻扎在城外的清军，数量很快突破万人，并且道光微操过来的各省营兵还在陆续涌入。过去一个月来行商通过与英国商人重开贸易而获得的资金，也被捐给了官府，用于修缮和扩建广州的防御工事，其中不少是沿珠江修建的隐蔽炮台，还在民间征集并改装了数百艘小型的武装河船——
这一切不能不说体现了古老帝国的智慧，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前提是，路要走对。
这一切不能不说体现了道光大皇帝的圣旨的威力，他虽然不在广州，但他仿佛是神一样，就在广州注视着一切。但前提是，路要走对。
1841年4月21日，在地球的另一边，巴麦尊写信给义律，严厉谴责他藐视训令，未能完成之前的各项使命，指出《穿鼻草约》所带来的利益太少，并告知政府已经决定召回他。此外，巴麦尊将香港贬为“一座荒岛，岛上几乎没有房屋”。 其实在几天之前，维多利亚女王写信给她的叔叔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一世，信中除了提及了英军在将近3个月之前取得的战果，也聊到了对义律的甚为不满：“中国事务令我们十分烦恼，巴麦尊对此深感羞愧。若非查理·义律那令人费解的怪异行径……我们或许就能如愿以偿。他完全违抗命令，试图争取最低条件。1月7日，海军陆战队英勇攻占了穿鼻炮台，给清军造成了巨大损失。中国人之间互相残杀的惨状令人发指。阿尔伯特对我获得香港岛一事感到非常高兴，我们认为维多利亚除了皇家公主的头衔外，还应该被称为香港公主。”在4月底，英国内阁正式将义律撤职，并公开否认《穿鼻草约》，宣布派遣东印度公司陆军少将璞鼎查爵士为新任驻华全权代表。总之，义律的在华生涯进入了倒计时。虽然他与琦善勾兑的《穿鼻草约》惹得大英和大清两个帝国都非常不满意，但实话实说，义律和琦善都是能处的人。
1841年5月1日，道光下令林则徐以四品卿调任浙江，原因是林则徐的好友、主剿派、两江总督裕谦向道光要人，希望林则徐来浙东负责防务。与此同时，从各省陆续开赴广州的1.7万名援军陆续抵达，加上原有驻兵，在广州的正规清军达到2.5万人，另有至少上万名临时招募的民兵。在各省援兵集结期间，奕山夸奖外省天兵的同时，公开讲到他不信任广东本地兵民，他认为“粤民皆汉奸，粤兵皆贼党”“防民甚于防寇”，于是又让帮差去福建招募民兵。
进入5月，在广州的外国商人中广泛流传一些谣言，说皇帝已经下令“剿灭一切乱匪”，还下令先将英军逐出珠江，再收复香港，最终彻底赶出中国。说城外隐秘地区清军已经在集结，战争即将重新开始。说官府正在招募善于潜水的壮勇，用于在英国军舰船底钻孔开洞。说许多在广州城内经商的富户已经携家带口离开了广州等等。这些遥遥领先的预言，进一步加剧了外商对战争重燃的担忧。
二、奕山四部曲
1841年5月2日，道光批驳杨芳、怡良并严厉重申禁止英国通商的谕旨抵达广州，大皇帝还催促奕山速速率军围剿英人。
1841年5月11日，义律见到余保纯，提出各省援军进入广东、官府加强炮台武备的疑问，要求奕山等人覆照。余保纯支支吾吾一番，义律判断清军必定开战，于是次日离开广州返回澳门部署军力，再次准备先发制人。
1841年5月17日，义律未收到奕山答复，于是英军开始向广州推进。他赶到广州城外的英国商馆，要求英商尽快撤离。
1841年5月20日，有消息传到奕山那里，说义律指挥英军要进攻广州。奕山的反应是贴出告示，大意是说：广州市民和所有恭敬服从的外国商人不要因为军队集结而惊慌失措，因为没有爆发敌对冲突的可能性。
1841年5月21日，义律要求所有英国商人日落前必须撤离广州，同时几艘英舰开入广州江面。这天夜里，在得到奕山的总攻命令之后，各路清军对英国海陆军发动了全面夜袭。反倒是“大清廉颇”杨芳事前并不知道这次总攻，他听说行动开始后，大惊失色，直言败局已定。
1841年5月21日夜间，清军对英国陆海军发动了大规模夜袭。自5月21日深夜至22日的战事，中英双方的记载有很大的差别：
英军记载：5月21日夜间，多艘英舰停泊在商馆水域，忽然一支200多艘用铁链连接的火筏大编队从上游放下，后方有载着清军的兵船，准备登舰与英军厮杀。在第一批火船逼近英舰之时，两岸很多隐蔽的炮台也跟随开火。英舰避开了这些火船，并向岸上炮台还击。第二批火船的攻击也未能得手，反被冲往河岸，引发岸上大火，后方清军见势逃散。英舰为安全起见，向凤凰岗一带水域转移。当晚交战中，清军的火攻完全无效，炮台的火炮则击中数艘英舰，造成一些损伤。另有一支大股清军重新夺回了空荡荡的英国商馆。次日，英舰摧毁了沿岸炮台，并溯江而上，又击毁了清军其他战船数十艘。
大清记载：奕山给道光的奏折说，5月21日夜间，清军分进合击，“弁勇伏身水下，直扑其船底，以长钩钩住船只，抛掷火弹火球火箭喷筒”，英舰被烧得火焰冲天，“逆夷号呼之声远闻数里”。他宣称当晚清军在商馆和猎德一带水域烧毁多艘英国大兵船、三桅船，“逆夷被击及溺水死者不计其数”。取得突袭胜利之后，在22日英军反扑，而清军拼死抵抗，各处“未被攻坏”。英舰“上溯窥伺”，被清军击沉一艘，其余仓皇撤退。清军有“零星兵船”被烧，其余均未受损。
显然，奕山是忠实执行了大皇帝的进剿命令，并且事前虚晃一枪、事中突然袭击，充分运用了“兵者诡道”的哲理。只不过和杨芳一样，打一仗之后才认识到了双方差距太大，然后只好萧规曹随，开始在奏折中编故事、写剧本，哄骗大皇帝了。十多天之后，道光收到奕山编得恰到好处的“捷报”，道光觉得虽然没能全歼英夷、擒获“夷酋”，但仍然值得表扬，朱批“甚属可嘉”，将奕山、杨芳、祁贡交部优叙。
1841年5月23日，英军分别集结于广州西南的凤凰岗和东面的黄埔岛，准备对广州发动钳形攻势。
1841年5月24日下午2时，英军开始进攻。凤凰岗一带的英舰由西向东炮击沙面炮台、商馆、海珠炮台，在黄埔一带的英舰则越过猎德、二沙尾由东向西攻击。一个小时左右，英军基本击垮广州以西的清军抵抗能力，随后英国陆军右翼纵队300余人乘小艇登陆，重新占领商馆；左翼纵队约2400人经过广州西水道，当晚在广州城西3公里的缯步村登陆。
1841年5月25日清晨，左翼英军向广州城北高地推进，占领城北越秀山上的四方炮台，与广州城南河面上的英舰一起，对广州城形成背腹夹击之势。奕山与残余1.8万清军缩入城内，其中各省乡勇为了抢夺粮食而引发内讧，场面混乱。英军在山头上架炮轰击，引爆了城内两个火药库，更让城内秩序大乱。
从5月21日引战开始，四天之内，英军以死9人、伤68人的代价，击败2万清兵和上万民兵。如此不堪局面之下，靖逆将军奕山只能求和。
1841年5月26日上午，广州城竖起白旗，奕山派余保纯出城向英军求和。义律开出条件，要求城内清军退至广州城外200里驻扎；7天之内缴纳赎城费600万两白银；赔偿商馆被劫焚损失30万两；清军付款之后，英军退出虎门口外。余保纯把条件汇报给奕山，几位大员最终决定，照单全收。当晚，奕山开始绞尽脑汁改编第二个故事，他上奏道光，历数清军自上次突袭大胜之后，这几日又是频频“胜仗”，他说击沉英国兵舰与轮船数艘，并在结尾留下一个伏笔，痛心疾首怒骂“汉奸”助力英夷。十多天之后，道光收到第二份捷报，甚为开心，于是还和朝臣探讨了如何收复香港之事。
1841年5月27日，靖逆将军奕山、参赞大臣杨芳、广州将军阿精阿、两广总督祁贡、广东巡抚怡良联衔公文，授权余保纯接受英军条件，与义律订立了停战协定《广州和约》。奕山一边让将领分批带队撤离广州，一边叫来广州行商摊派600万两赎城费用，其中当时的全球首富、怡和行行主伍秉鉴认捐80万两。
1841年5月28日，广州和约签订次日，奕山下令禁止清军官兵、乡勇和水勇妄生事端，严禁他们拘拿或绑架外商。在此之前，大官们是发布了悬赏，洋兵洋将的首级是非常值钱的。奕山朝令夕改，也是没有办法呀，形势比人强。
1841年5月29日，当时英军一部驻扎广州城北越秀山，发生了“三元里抗英”事件。原本英军准备进一步攻城，但义律在从未与英国陆军或海军协商的情况下，已经签订了《广州和约》。虽然英国陆军司令郭富极为不满，但还是搁置了定于5月27日发动的攻城计划。大约5000名英军分散驻扎在广州的四座炮台工事中。当日，一支英军搜索队在下乡觅食过程中，在广州郊外三元里村劫掠财物、调戏和强奸妇女，引起民怒，继而被大约1万名手持砍刀、长矛和刀剑的村民包围。一些村民成功引诱大约60名印度士兵进入稻田地形，然后群起攻击。当日有雨，导致英军的燧发枪失效，村民杀死了4名英军，打伤了约20名英军。随后英军派出了两支海军陆战队员，携带防水火枪前往解救这些印度士兵。经过大约2小时对峙，英军捞出这些印度兵，然后撤回四方炮台。
1841年5月30日，村民越聚越多，大约2万人包围了四方炮台。还有那些躲在书房里的爱国书生们，提笔为百姓写了“誓灭英逆”的文告，四处张贴。郭富收到消息后，向余保纯发出警告，宣称如果包围继续，英军就不再遵守和约，会将广州夷为平地。余保纯知道英军厉害，也知道那些拿着冷兵器的民众无法对抗英军的炮火，于是次日带着兵勇赶赴现场，驱散了那些包围炮台的民众——客观地说，广州知府余保纯这一行为，算是救了这些忿忿不平的民众。后者的冤屈，要怪只能怪大清帝国的掌舵人们。但是道光大皇帝把锅甩给了大官们，而大官们再甩给基层的余保纯们，最后就是余保纯干着最累的活儿，挨着最狠的骂，里外不是人。其实作为琦善之后与英国人直接打交道的台前人，他跑前跑后，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战争结束之后，他却混了一个名声扫地，至今不能翻身。至于道光呢，他永远不会错也不能错。
1841年5月31日，清军已经全部撤出，总共两项630万两赔款也全部付清，执行力一如既往的优秀。同时，英军全部撤出广州。
1841年6月4日，广州城破求和之后第9天，奕山在距离广州城200里远的临时大营内，向北京送出了他改编的第三个故事。在第二个故事中，他留下“汉奸带路”的伏笔，此时就用上了。他说是汉奸帮助英军占领了广州城北炮台，吓得城内百姓纷纷投书官府乞求保命。在他率军顽强抵抗之后，英军见识了厉害、吃了苦头，于是英国人到他的大营诉苦，“免冠作礼、兵杖投地”，可怜兮兮的乞求“大将军转恳大皇帝开恩，追完商欠，俯准通商，（英人）立即退出虎门、交还各炮台，不敢滋事”。奕山笔锋一转，说考虑到虎门各炮台全部在英国人手里，不如先同意他们的请求，骗其退出虎门口外，再加强防守。奕山知道道光最讨厌花钱，他就往花钱上引，他挑明了准许通商一事，另外把“600万两赎城费”说成是行商历年来对英商的“商欠”，说官府只是为行商暂行垫付部分款项。对于他退驻广州城外，奕山说是为了弹压各地土匪，且天热雨多防止疫病，所以他才选择城外扎营。奕山捅得篓子，远比杨芳更大，但他更熟悉道光的口味，圆谎的本事也就比杨芳更厉害。在故事结尾，奕山总结说，这是一场艰苦的大胜。
1841年6月18日，道光收到奕山剧本第三集，他似乎被成功蒙蔽了，又似乎是“看破不说破”的配合奕山在表演，他在上谕中说“该夷性等犬羊，不值与之计较，况既经惩创，已示兵威”，现又“免冠作礼，吁求转奏乞恩”“朕谅汝等不得已之苦衷”，于是批准了通商、垫付商欠两件事，开始又一次从“主剿”转向“主抚”，不再追求“尽歼丑类”。至于上个月还在讨论的收复香港之事，他也只字不提，似乎想要就这么算了。
原因？就是道光不想花钱了，这场战争以来，虽然捷报一份又一份，但花钱也如流水一般，打得道光肉疼了。
1841年6月30日，奕山收到了道光谕旨。一场肯定不可能遮掩的大败，就这么被奕山丧事喜办，而且办圆满、办成功了。
1841年7月14日，奕山写了第四个故事上奏，为整个大戏干净利落的收尾——他说英商得知准许通商的圣恩之后，“额庆欢忭，免冠感伏，声言永不敢在广东滋事”，并奏称“粤省夷务大定”，请大皇帝批准撤退外省援军，以节省粮饷。前面是马屁，后面才是关键，说进了道光心坎里。
1841年7月28日，道光收到奕山剧本第四集，总算长处一口大气，觉得战争已经结束，下令各省裁撤调防军兵。
如果事情就到这里结束，那《奕山剧本四部曲》就堪称是帝国做官典范了。
但是，不算强硬甚至有些仁慈的义律被替换回国了，事情也就变了。
三、大官众生相
1841年7月29日，义律获知他已经被璞鼎查替代。在此之前，因为台风袭扰，英国远征军颇有损失。在修整期间，整个7月，他与远征军陆军司令郭富都在争论下一步的计划。义律希望停止军事行动并恢复贸易，但郭富则希望北上攻占厦门并封锁长江。至此，义律告别远东舞台。
1841年8月10日，新任全权代表、驻华商务总监督及香港行政官璞鼎查抵达澳门。他是6月5日离开的伦敦，与他同行的还有新任远征军海军司令巴加。
璞鼎查（1789~1856）祖上也曾阔过，但到了他老爹之时已经家道中落。他自己因为家庭拮据而不得不从贝尔法斯特皇家学院中途辍学，与四名兄长前往大英帝国的东方殖民地去寻找发展机会。他15岁加入英属印度军队，17岁加入东印度公司，20岁以中尉军衔参与了英国对马拉塔的战争。此后一直混在印度次大陆诸邦，还去过波斯，当过间谍，做过信德行政官，是一位典型的起于草根的日不落帝国海外殖民地中层干部，为人强硬，执行力很强。
璞鼎查上任之始，就拒绝与广州当局派出的官员谈判，他要与朝廷直接谈。为此，他允许远征军执行北上计划，继续向大清施压。
1841年8月21日，英国舰队倾巢而出，驶往厦门。
早在5个月前，闽越总督换成了颜伯焘，这是一位出身文官世家的传统意义上的“干吏”和“能吏”。颜伯焘认为厦门必有一战，所以亲自部署了大规模防务。哪怕8月中旬颜伯焘收到皇帝要求裁撤防兵的谕令，他却坚持维持一支庞大的驻防军。道光是能省钱的皇帝，可颜伯焘却是能花钱的大吏，他这半年投入了大把银子，至少200万两，招募了新兵及水勇至少8000人，又在厦门那些俯瞰江面的花岗岩峭壁上，修筑了大量城墙、炮台、营寨。这些工程都是他亲自监督的，在他眼里这就是铜墙铁壁，神仙来了也没辙——神仙没来，英国人来了。
1841年8月25日，英国舰队驶入厦门南水道。这天颜伯焘在干什么？正在仔细琢磨给道光的奏折修辞呢。他坚持不撤兵勇，那就需要小心翼翼的找理由来敷衍。
1841年8月26日，颜伯焘的奏折才上路一天，英国人的最后通牒就送到了。英军要求让出“厦门城邑炮台”，颜伯焘不予理睬。下午，英军发起进攻。舰队持续炮击厦门各炮台2个小时，但确实收效甚微，说明颜伯焘督办的工程质量确实不错。可是清军火炮过于落后，反击也毫无效果。随后，英军乘小艇登陆，在“几乎未遇抵抗”的情况下，轻松占据了厦门岛南岸的全部工事。据说当天天气炎热，英军士兵疲惫不堪，但最终没有什么清军以逸待劳的反击，在总兵江继芸战死之后，清军发生了大溃散。据说颜伯焘亲自在虎头山、镇南关等地指挥作战，但事实是他看到洋炮威力之后，很快率领一众官员仓皇逃往同安。
1842年8月26日厦门海战
1841年8月27日，英军攻陷厦门内城，炸毁了火药库。英军战死1人、伤16人。清军战死300余人。随后英军将炮台破坏，留下550人和3艘军舰驻扎在鼓浪屿，主力继续北上定海。因为巴麦尊有训令，希望厦门在战争结束后成为指定的贸易口岸，所以郭富下令严惩英军任何劫掠行为。但在英军撤到鼓浪屿之后，厦门城内因为没有军队维持秩序，所以城内居民被各种逃兵、罪犯和地痞洗劫一空。直到几天之后，清军得知英国人缩在岛上，无意统治厦门，这才重新夺回了厦门。这让临阵逃跑的颜伯焘有了挽回错误的机会，他上奏道光，说自己打了一场的大胜，经过艰苦战斗夺回了厦门，还击沉了5艘英国船只。又过了十几天，道光接到这篇故事，才第一次知道，噢，原来红毛英夷也能陆战，也善陆战！不久，因为检举揭发，朝廷以“未能进剿”之罪，将颜伯焘革职遣回原籍。当时战争还未结束，颜伯焘由福建回广东连平老家，排场堪称宏大叙事，一共请了几千名挑夫为他搬运家产。据说这位革职大官在漳州歇息了5天，当地县令招待他就花了1万多辆银子，因为他的家属、抬夫、仆从有三千多人，吃饭时，每顿饭要安排400多桌酒席。
只能说，铁打的帝国，流水的颜伯焘们。
在英军进攻厦门和后来北上期间，还发生了另外两件不起眼的事，却造成了英军在整个战争期间人员损失第二大的结果（最多一次是在定海卫生减员）——
1841年9月27日，英国运输船“尼布达”号在与台湾岛上的炮台短暂交火之后，在台湾北部沿海触礁沉没。船上除了水手，还运载着从定海参战而回的英军，共有274人，其中133人被台湾岛上清军俘虏。1842年3月，另一艘英国双桅商船“安”号，从定海携带财货返回澳门，也在台湾岛附近另一处触礁沉没。船上载有57人，包括34名印度人、14名欧洲或美国人、5名华人及4名马来亚或新加坡人。除了2人被杀，其余也被清军俘虏。这两艘船上被俘虏的人员，都被押往台湾南部囚禁。两次事件，台湾镇总兵达洪阿、台湾道姚莹先后上奏道光，说是打了二次“胜仗”。
到了1842年5月，道光因为对之前浙江战败之事非常不满，胸中一口闷气无处泄愤，所以想起来台湾岛上这批俘虏，于是下令把英俘“取供之后，除逆夷头目暂行禁锢候旨办理外，其余各逆夷与上年所获一百三十余名，均署即行正法，以纾积忿而快人心”。在此之前，俘虏中的87人已经在狱中因虐待而死。剩下的197人，就在1842年8月战争即将结束之前，大多数在台南被斩首处决了，只有11人幸存。道光最初认为此事振奋人心，对岛上功臣从优议叙。但战争结束之后，在英国施压之下，又对相关官员进行了严惩。
只能说，神奇的帝国，伟大的皇帝。
1841年9月25日，英国舰队已经出现在定海洋面上。但因为天气恶劣，所以英军一直没有动手。在1月的时候，时任钦差大臣伊里布本来想要配合琦善，通过与英军和谈私下收回定海，但被当时的主剿派、浙江巡抚裕谦在背后告了状，于是伊里布革职，裕谦接替主持浙江军务。等到2月英军主动撤走之后，清军又重新控制了定海。几个月以来，裕谦和福建那位颜伯焘一样，花费巨额经费改善定海防务，包括为定海招募至少7000人的兵力，还配置了数百门大小火炮。这边英军在侦察定海布防情况，那边高度紧张的清军以为英军要进攻，一连5天，天天开炮，但轰了一个寂寞。
1841年10月1日，英军舰队在舟山海面展开，第二次对定海发起了攻击。尽管清军加强了防御，但英军依旧采用老一套的战术，即战舰正面轰击、陆军侧翼登陆，先架炮再包抄的战术，并且只用一天就攻占了定海。英军阵亡2人，受伤28人，而明显上了强度且不缺斗志的清军，三名总兵郑国鸿、葛云飞、王锡朋相继阵亡，清军战死大约1500人，远比上次要多。无论是从英军缴获的火炮数量来看，还是从清军的战斗意志来看，裕谦在定海是干了很多活儿的。
1841年10月10日，英军炮轰并占领了距离宁波不远的镇海，总兵谢朝恩战死，清军溃逃。随后金鸡山、招宝山相继失陷。裕谦发现无路可退，投池自尽，被救起之后送往宁波，但在路上身亡。随后英军从陆路向宁波推进，在路上击败了浙江提督余步云率领的一支1500人左右的满蒙旗军，然后10月13日几乎是兵不血刃地夺取了宁波 。
在璞鼎查和郭富的计划中，攻占宁波是为了过冬而准备的基地，也是为了来年进攻南京的垫脚石。占领南京是更大战略的一部分，是为了从南京沿京杭大运河向北京进军。英军在占领宁波后，一些英国士兵借口之前“风筝”号的战俘遭受了清军虐待，于是劫掠了这座城市。英军抢完，大清的散兵和土匪劫掠了第二波。虽然英国海陆军两位司令都公开谴责了洗劫事件，但璞鼎查后来却表示了鼓励，他对洗劫这座城市感到“相当满意”，他在1842年1月抵达宁波时下令，“没收所有（在宁波的）中国船只、物资和其他财产，包括主塔的钟，并将其作为另一项象征性战利品送往印度。”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璞鼎查的强硬以及对战争的态度。
1841年10月18日，道光接到杭州来的奏报，得知定海、镇海相继失守，裕谦殉难。郁闷难平的道光想了一圈，任命奕经为扬威将军，并从八省调兵1.2万人交给奕经，让他征讨“逆夷”。次日，道光似乎明白了英军挺厉害，也明白了年初琦善的不容易，所以下旨赦免了被判斩监侯的琦善，发往浙江军营，让他效力赎罪。但不久之后，道光又改了主意，最终琦善被改为发配张家口军台。直到战争结束，琦善才被复职。
在占领宁波之后，英军暂停了攻势，开始越冬。与此同时，醒过味儿来的道光，也开始琢磨上半年来一系列广州捷报的真假了。他命令广西巡抚去了解广州的真实情况，很快，事情的大概来龙去脉出现在道光案头，原来《奕山剧本四部曲》都是假的，于是道光把奕山大侄子召回北京，革职了事。
四、最后阶段
1842年春，两边都养精蓄锐了一个冬天。
一边是英国人准备沿着长江向南京打，另一边是道光催促扬威将军奕经速速收复宁波。
爱新觉罗·奕经（1791~1853）是乾隆的曾孙，成亲王永瑆之孙，那也是妥妥的皇n代，39岁也曾经随钦差大臣长龄驻防过新疆喀什噶尔，回京之后出任吏部尚书，兼步军统领，之后入阁为协办大学士。这履历显然不是没有历练的人，但之前那么看了那么多大官，哪一个不是响当当的完美帝国履历，所以等着奕经的只能是惨败了。奕经显然不想去，但皇帝让他去，于是他就磨磨蹭蹭。据奕经的幕客后来记载，奕经离京之初“或战或抚，游移两可”。11月下旬，奕经抵达江苏，但在苏州一带逗留足足两个月，终于在1842年1月抵达浙江嘉兴。据说奕经到处求神拜佛许愿，临战还要去关帝庙求签，这其实真不能怪奕经，好歹他还有一个祈求胜利的心嘛。
1842年3月10日，奕经准备了一个冬天，硬着头皮下令进攻宁波。英国守军先将清军引诱至城内街道，然后开火，大量杀伤之后，又配合舰炮，击退了清军的进攻。随后英军开始追击，5天后攻占了附近的慈溪城。道光砸了重金的所谓清军三路同时大反攻，短短几天全部失败，残兵退往绍兴、杭州。之后英军集中舰队和兵力，一路沿长江向南京推进。
1842年3月21日，原本积极“主剿”的浙江巡抚刘韵珂，在经历半年各种惨败之后，冒着触犯圣怒的风险，上了一道有名的“十可虑”奏折，说了当时清朝主战的十大弊端。几天之后，道光给了批示说“所奏不为无见，另有旨，钦此。”当晚，道光发出上谕，命令耆英赶赴浙江，以钦差大臣署理杭州将军，并将主抚的伊里布赦免，改发浙江军营效力，又命令扬威将军奕经和浙江巡抚刘韵珂“设法羁縻”。
1842年4月3日，获释的伊里布抵京，得到上谕赏他七品衔、命他跟随耆英赴浙差遣；
1842年4月7日，道光帝任命耆英为钦差大臣，此后又与他多次密谈，明令他“先剿后抚”。
1842年4月15日，钦差大臣耆英、七品衔伊里布离京南下，并于5月9日到达杭州。
按道光帝“先剿后抚”的计划，应先由扬威将军奕经主持“剿”，战胜后再由钦差大臣耆英主持“抚”。
然而耆英到达浙江之后，奕经却接连向道光奏报一连串各种“捷报”，每每使得道光读来振奋，觉得大清又行了。反之，耆英上奏时悲观失望，总令道光不悦，加上耆英未有遵旨“先剿后抚”，总是希望对英军立即“羁縻”，更令道光甚为不满。
拖着拖着，就拖到了英军在长江上的一连串重击——
1842年5月18日，攻占乍浦。在这场战术剧本不变的战斗中，300名旗军坚守阵地阻滞英军数小时的英勇表现，得到了郭富的称赞，这是整场战争中清军难得的有力表现。6月14日，英军舰队攻占黄浦江口。6月16日，英军攻占吴淞和宝山两镇。6月19日，英军占领上海。7月21日，英军攻占镇江，这是整场战争中英军最后一次重大战役。
1842年8月9日，英军抵达南京江面，并准备两天后攻城。尽管没有道光的明确允许，城内的官员同意了英军的谈判请求。南京当局的官员与英国人谈了几周，又与朝廷往来消息，一番周折之后，这次道光妥协了，不再提“剿”或“抚”了，而是派遣钦差去“谈和”了。
1842年8月29日，在英国皇家海军“康沃利斯”号战舰上，英国和大清签署了《南京条约》，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
还是那句话：皇帝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大臣说骗皇帝如哄小孩。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