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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朝的书法史上，确实存在一种现象，那就是能够被后世广泛赞誉的书法家相对较少。这并非是因为宋朝缺乏才华横溢的书法家，而是因为历史的沧桑变迁。大唐盛世的辉煌过后，五代十国的连年战乱，使得许多晋唐时期的书法真迹不幸佚失，书坛也因此陷入了一段低迷时期。
在这样的背景下，宋朝书坛的明星便显得尤为璀璨。除了著名的“宋四家”之外，宋徽宗赵佶和宋高宗赵构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赵构，作为一位帝王，他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甚至超越了其父宋徽宗，成为了古代帝王中的书法佼佼者。
宋徽宗赵佶在绘画和书法上都有着独到的见解，他独创的“瘦金体”更是独树一帜。然而，这种风格也因其过于犀利的笔触和劲瘦的形态，以及浓厚的个人习气，而未能完全符合主流审美，从而在现代无法获得国展和主流的认可。
相较之下，宋高宗赵构的书法则更显得成熟和稳重。如果说宋徽宗的书法是“天才型”的话，那么宋高宗的书法则更像是“宗师型”。他不仅在天赋上有所成就，更是通过不懈的努力，成为了书法界的大家。
明代陶宗仪在《书史会要》中对宋高宗的书法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称其擅长的真、行、草书，无不妙造，天纵其能。宋高宗的书法不仅深深影响了南宋的书坛，也对后世几乎所有追求魏晋气息的书法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赵子昂最初并非学习王羲之的书法，而是师从宋高宗赵构。在赵子昂的心中，宋高宗才是真正的“书圣”。
宋朝书法的辉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历史变迁的影响，但其根本原因在于书法学习的理念——“取法乎上”。古人技艺的完备和底蕴的深厚，是后人学习的典范。而宋徽宗赵佶的书法，虽然独具特色，但在底蕴上相对薄弱。宋高宗赵构深刻认识到其父书法的局限性，因此他没有单纯地继承父亲的风格，而是以晋唐书法为宗，尤其是王羲之的书法，夯实了自己的笔法根基，使得其书法气韵典雅而高妙。
赵构在学习书法上的勤奋和坚持，是他成为书法大家的重要因素。宋高宗在自己的《翰墨志》当中说，自己“凡五十年间，非有大利害相妨，未尝一日舍笔墨，故晚年得趣，横斜平直，随意所适。”他在公元1153年创作的行书《千字文》，其笔法与王羲之的《圣教序》极为相似，这不仅是对他长期研究的一种汇报，也展现了他对书法艺术的深刻理解和精湛技艺，从而在书法界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赵构对《千字文》的抄写，虽然多次但仍不满意，这体现了他对艺术的极高追求。在他研究魏晋笔法30年后，他终于深悟晋人的神韵，创作出了这件被誉为“行书范本”的作品。其书法以尖峰入纸，用笔自然率真、灵动婉转，流畅自如，展现出了极高的艺术水平，即使是外行看了也会为之赞叹。
赵构的书法，先尖锋再侧锋行笔，这种笔法在《圣教序》中常见，能够增强笔势的力量，既展现了锋芒之气，又呈现了隽永之韵，给人一种意气风发之感。其点画清劲秀美，大小粗细和布局错落有致，笔酣墨饱，字里行间还流露出几分帝王的华贵之气，确实是一件难得的“艺术神品”。
赵构在书法领域的成就，无疑是他一生热爱和投入的结果。他的书法修为深厚，无论是行书还是草书，都展现出了他独到的见解和高超的技艺。他的书法学习之路，从苏轼、黄庭坚、李邕开始，最终直追“二王”，以晋唐笔法为师，力求复古。他对书法艺术的执着和勤奋，使得他的艺术造诣不断提高，甚至成为了赵孟頫的启蒙老师。
赵构的草书代表作《洛神赋》，充分展现了他的艺术天赋和深厚的书法功底。在这部作品中，他充分吸取了《十七帖》的笔法，其水平直逼王羲之。他的草书字径约3厘米，起笔藏露兼用，多以一搨直下为主，笔画绞转自如。他的笔触犹如羲之的“内擫”，流畅自然，又不失章法疏密结合、横无行纵有列的整齐之美。每一个字都独立又协调，展现出了他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精湛的技艺。
这件作品虽然没有署年款，但根据其所题的“德寿殿书”，我们可以推测这是宋高宗当上太上皇之后的作品。这件作品所呈现出来的韵致和风韵，也确实是“人书俱老”式的精熟和老辣。
宋高宗的书法以“二王”为宗，到完成这件作品的时候，至少已经积蓄了三十余年的功力。唐代以后，能够直入魏晋的书法家并不多，而宋高宗就是其中之一。
这件草书《洛神赋》虽然字字独立，但字字神采飞扬，飞动流畅，字断而神连。其挥洒自如的笔意中，带有帝王的自信张扬。
在这件草书《洛神赋》中，有浓浓的魏晋风度。此作一共一千余字，其每一个字的法度都被处理得极其精准，让它足以成为我们学习标准草法，以及草书丰富变化的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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