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心向党的共产党人
黄克诚与李卜成从湘南老家永兴县出发，辗转长沙、武汉、南京来到上海找党，但就是找不到，贫困潦倒两个月之久，入冬后仍只穿着单衣，幸得从南京来沪的曾希圣找到了他们。
曾希圣是从河南到南京找党组织的，得遇路经南京的黄克诚、李卜成两人。当得知胞兄曾中圣已从莫斯科回到上海，曾希圣赶到上海，与在中央军委工作的兄长接上头，又在上海四处寻找黄克诚。
黄克诚、李卜成由此通过曾希圣、曾中圣兄弟接上了组织关系，春节的衣食也有了着落。
几濒于死、大病初愈的罗瑞卿经武汉、岳阳、常德、澧州等地一路寻找党组织，最后与共产党员任伯芳从澧州一起来到上海。一时未找到党组织，衣食无着，生活陷入困境。罗瑞卿一个军校的同学劝他加入国民党改组派，罗瑞卿说：“我宁可饿死冻死，也绝不背离共产党！”任伯芳接上组织关系后，让罗瑞卿写个报告由他转呈组织。经审核后，中央军委派欧阳钦与罗瑞卿接上了关系。
北伐战争时期已是少将副师长的云南大理人奚李元因身份暴露来到上海，“在上海剧院门口做军运宣传时，被国民党特务跟踪盘查，幸遇当时化名为王庸的陈赓相救，这才脱险。”中央军委决定送他前往苏联学习，周恩来亲自找他谈话，并把出国护照递给他，奚李元轻轻的念出了护照上的名字“周保中”。
在先施公司楼上东亚饭店的一个房间里，欧阳钦与刚从苏联归国的李坤泰接上了头，九一八事变后，她与周保中一起被派往东北，化名赵一曼。
张克侠接到张振亚的信后，从西北军驻地赶到上海，在圣彼得教堂与正在修剪树枝的董健吾牧师接上了头，董健吾告诉他两天后这个时间张振亚会在这里见他。果真，过了两天，张振亚如期而至，说党组织很快会派人对他当面进行考察和审查。
又过了两天，在一个秘密住所，与张克侠相熟、刚刚从苏联回国的李翔梧与张振亚听取了张克侠的入党思想汇报后，都表示愿意做张克侠的入党介绍人。
几天后，周恩来力排众议，批准张克侠为中共秘密党员，规定单线领导，不得与地方党组织发生关系，任务是在西北军中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否决了张克侠要求进苏区的提议，张克侠的党内名字是张光远。
张振亚传达周恩来这三点指示后说：“以后，中央会直接和你联系，你与党进行书信联络时，使用张光远这个名字，假如发生意外，你也不要说出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
李克农在身怀六甲的妻子赵瑛掩护下，从芜湖小王庄亡命逃到上海，在春野书店与安徽同乡、革命战友钱杏邨接上了关系，后来担任了沪中区委宣传委员。
钱壮飞、张振华夫妇和胡底从北平撤到上海后，钱壮飞考入了上海无线电训练班，胡底还是干老本行，应聘进入了上海影片公司。
（钱壮飞，又名钱潮、钱壮秋。此为钱壮飞行医时的徽章）
……
吴兴为湖州古称，三国时设吴兴郡，取“吴国兴盛”之意。民国时期湖州称吴兴县，自蒋介石在南京成立民国政府后，吴兴籍高官在国民党政坛势头炙热，大放异彩。代表人物有陈其采、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陈立夫、朱家铧、潘公展、胡宗南等，这些人物先后担任过国民党中央级别的职务，至于紧随其后的吴兴籍官员更是不可胜数，譬如主持中统特务系统长达15年的徐恩曾便是非常典型的一个。
中共王牌特工蔡叔厚、沈安娜、戴中溶、“龙潭三杰”、“后龙潭三杰”与吴兴籍高官陈立夫、朱家铧、胡宗南、徐恩曾分别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种关系最早开始于“龙潭三杰”。
徐恩曾留美归国后，因与同样留美的陈立夫是表亲关系，便一步踏入政坛，在上海先后筹办有“CC系”背景的无线电管理处和中央广播电台，又开办了无线电培训班，钱壮飞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这期培训班。
钱壮飞为谋求生计的一次自发行动，竟意外的形成了“龙潭三杰”情报系统。
钱壮飞优异的成绩引起了徐恩曾的关注，一看简历，竟是吴兴老乡，多了一份亲近感，找钱壮飞一谈话，又知钱壮飞的发妻徐双英竟与自己还有亲戚关系，瞬间拉近了两人关系。又兼钱壮飞为人诚恳机灵，办事滴水不漏，徐恩曾很快视钱壮飞为心腹股肱。
徐恩曾升任上海无线电管理局长，钱壮飞担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徐恩曾调任浙江省建设厅长，机要秘书钱壮飞为其出谋划策，成功举办了西湖博览会，为徐恩曾增了光添了彩，更得徐恩曾的信任，以致徐恩曾接替叶秀峰升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科长后，钱壮飞依旧相随，担任其机要秘书。
胡底与安徽同乡李克农在一个文化机关偶遇相识后，又在一个摄影棚中介绍李克农和钱壮飞相识，钱壮飞谈了自己的近况后，又鼓励李克农去应聘无线电管理局的广播新闻编辑。
李克农与陈养山一样，把钱壮飞的情况以及自己想去应聘新闻编辑的想法写成报告后经沪中区委、江苏省委转到了中共中央，周恩来又力排众议支持李克农他们打进去、“拿过来”。于是中央特科派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打入该特务机关，建立情报小组，由李克农任组长。三人的组织关系从法南区委、沪中区委转到中央特科，组成了三人党支部，由李克农担任党支部书记，“龙潭三杰”形成。
李克农经考试后顺利进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担任新闻编辑，胡底在钱壮飞的运作下也进入同一系统工作。
此时的钱壮飞因获得徐恩曾的充分信任和重用，工作稳定、事业有成，租下了法租界甘世东路新兴顺里24号带前后楼的大宅，又把老母、发妻、子女接到上海，连同钱壮飞、张振华夫妇一起在后楼居住，前楼则成了徐恩曾密会Miss王的藏娇之所。
（钱壮飞发妻徐双英与孙女钱征）
因徐恩曾有贪杯、好色之癖，才给了钱壮飞、李克农后来智取翻拍徐恩曾“亲译”密码本的机会，从而能使钱壮飞在关键时刻破译了蔡孟坚的七封“亲译”密电。
六大后的中共中央为使革命首先在一省或数省取得胜利，高度重视军事工作，当时的中央军委下属的军事部，部长由新晋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杨殷兼任。杨殷曾任孙中山的贴身侍卫和卫队副官，也是省港大罢工、广州起义的组织者和发动者之一。
为贯彻中共中央“党员军事化”的精神，1928年夏中央军事部首先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6号那座三层洋楼上，举办了一期短期军事训练班。
这座房子是犹太富商哈同的产业，顾顺章租来后，在一楼门口挂上“武汉蜜蜂公司上海经理处”的铜牌，这所没有一只蜜蜂、没有一罐蜂蜜的房子便成了中央特科最重要的基地之一。
训练班由当时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欧阳钦负责，工作人员李宇超、刘淑琴夫妇没干多久就被调离，改由彭干臣、江鲜云夫妇接手，他们住一楼客厅和二楼前间，学员的活动区域在二楼后间和三楼，学员都是在晚上由交通员接进房子，“所有学员在整个学习期间都不得离开那幢房子。”
首期“训练班共十来个学员，都是从各地来的”，学员用的都是化名，彼此间不能透露真实身份和工作单位。因此首期军事训练班的学员大多湮没在历史中。目前可考知晓的唯有安徽省委推荐的化名许德华的许光达、化名孙德清的孙一中以及河南省委推荐的马尚德、江苏省委推荐的冷肇隆。
许光达、孙一中二人结业后都被派往贺龙、周逸群领导的洪湖苏区。
马尚德在培训班结业后被派到东北，他去吉林磐石抗日游击队接替受伤的杨佐青担任政委一职时，改名为杨靖宇。
冷肇隆为冷少农的原名，他“在中央军委特种训练班接受系统学习和训练，熟悉了……用隐显墨水书写密函及化装技术等技能。”而接他进入培训班三层洋楼的交通员，竟然是黄埔同学曾希圣。
培训班结业临回南京前，周恩来又单独找冷少农谈了话，并询问了郑坤的近况。
冷少农，贵州瓮安人，生于1900年，原名冷肇隆，1923年秋毕业于贵州省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法律本科，经同窗好友梅重光提议改名为冷少农。
毕业后的冷少农先在贵州《民意日报》担任编辑，后在贵州筹饷局担任税务员。1925年他抛家舍妻与同乡熊正诗、李润民结伴而行，前往革命热土广东投考黄埔军校。
冷少农“因为出专业学校早，社会工作经验多，即被军校本部分配到政治部周恩来主任办公室任秘书”。熊正诗、李润民则通过考试成为黄埔五期生。
陪同冷少农去政治部报到的是贵州老乡、何应钦的贴身侍卫兼参谋郑仲坚。
郑仲坚，原名郑彦熙，1894年生于贵阳，1917年考入何应钦任教的贵州讲武学校第一期，毕业后在何应钦为旅长的黔军第5旅任旅部副官长兼警卫连连长。五四运动期间，何应钦出任“少年贵州会”主任理事，郑仲坚任该会秘书，在此期间郑仲坚与在法政学校开展学生运动的冷少农相识并成为好友。
1921年贵州发生“五旅之变”，何应钦被当时政敌谷正伦等出兵驱逐，不得已出走贵阳而寄身昆明，郑仲坚只身相随。
在昆明住所，何应钦又被前政敌刘显世雇佣枪手刺杀，情急之中郑仲坚舍身相助，以身挡枪，两人合力将刺客击退，此时的何应钦胸部、腿部也身中两弹，在郑仲坚倾力救护下，何应钦被送入法国人办的医院。经抢救脱险后，郑仲坚与何应钦搬入精于医道、素有“神医”之称的滇军将领范石生家中养伤达半年之久。在此期间，郑仲坚与范石生义结金兰，成为兄弟，并改名为仲坚。
黄埔军校筹建之初，四处延揽人才，何应钦带着郑仲坚奔赴广州，被孙中山授予少将军衔，任黄埔军校副总教官，郑仲坚仍做其随从副官和参谋。
人世间的事，就是有这么多的巧合，说纯属意外也可以，说冥冥之中自有定数也可以，冷少农与郑坤从贵阳到广州，又走到了一起。
冷少农在周恩来的直接熏陶下，又受到贵州同乡周逸群、李侠公、胡秉铎和政治部同事聂荣臻、黄锦辉、杨剑英、黄警魂等的直接影响，很快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并在周恩来、周逸群的介绍下入了党。
在周恩来的引导下，冷少农日益接近郑仲坚，并效仿郑仲坚与范石生之举，歃血为盟、焚香起誓成为结义兄弟。终于在第二次东征胜利后的1925年11月，由周恩来、冷少农介绍，郑仲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根据周恩来的安排，郑仲坚的党内化名为郑坤，对外不公开其共产党员身份，并继续潜伏在何应钦身边，冷少农担任周恩来与郑坤的单线联系人。
冷少农（左）与郑坤（右）
国民革命军北伐到武汉，国共分裂，李侠公因身份暴露不得不远走莫斯科，胡秉铎因身份暴露被残忍杀害，南京政府党军核心人物何应钦身边只剩秘密党员郑坤一颗孤子。
在宁汉即将合流之际，周恩来委派聂荣臻携其亲笔信找到冷少农，命其在尚未暴露共产党员身份之前，提前离开武汉前往南京。冷少农打开周恩来的亲笔信，信中让他利用旧时关系伺机打入到何应钦身边潜伏，与郑坤相互倚仗坚守信仰，日后如有人说是“赵华光”介绍来接头的，就说明是他周恩来派来的人，可以绝对放心。
冷少农划了一根火柴把信件点燃，直到信纸燃成灰烬方才起身，与聂荣臻握手相拥而别。
抵达南京后的冷少农，先落脚在南京青山三民中学当教员，先后结识了贵州籍军官宋志成、宋良诚、牟龙光等人，又在郑坤、刘健群、陈纯斋等贵州同乡的合力推举之下，1928年3月，冷少农成功进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工作，任参谋处上尉服务员派在参谋长室服务，郑坤任参谋处中校服务员派在参谋长室服务，何应钦此时正担任国民革命军参谋次长兼代参谋总长。
此时的郑坤处于恋爱的矛盾漩涡之中，一方面与参谋处的美女地下党员王梦坚自由恋爱，一方面又有何应钦做媒范石生的堂妹范淑君，这桩三角恋情冷少农及时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周恩来要冷少农转告郑坤，党组织非常同情他和王梦坚，但必须牺牲这一段爱情，因为打入何应钦身边已非常不容易，而像郑坤这样得到何应钦的信任更非一日之功，党组织认为郑坤应与范淑君迅速结婚。至于王梦坚，党组织已安排她到莫斯科学习。”
于郑坤、王梦坚而言，此消息简直如同晴空霹雳一般，但两人在伤心之余皆以大局为重，忍痛割爱，凄凄分手。
1928年春夏之交一个风和日丽之日，郑坤与范淑君的结婚庆典隆重举行，婚礼的证婚人是何应钦的夫人王文湘。
（郑坤与范淑君的婚礼照）
洞房花烛夜的郑坤，脑海中仍不时浮现着王梦坚的倩影和音容笑貌，心心念念牵挂着她。而此时的王梦坚已黯然踏上去莫斯科的旅程。没成想，此次分离竟是他们的生死之别。“不久，就传来王梦坚赴苏联途中，经过新疆时被新疆省主席金树仁抓捕，不幸遇难。”
郑坤得闻此讯，难扼悲痛，含泪为自己的初恋情人写下一首悲歌“春归去了，无消息。听子规泣血，化为栖霞细雨。春归去了，无消息。见仓庚啼月，吹碎煦园涟漪……”
随着何应钦的职务变迁，冷少农先后改任国民政府训练总监部办公室秘书、军政部长办公室秘书；郑坤的职务变化则更多，先后任训练总监部中校监员，广东、开封、郑州行营主任办公室参谋，南昌行营调查科科长、作战科科长，武汉行营情报科科长、作战科科长，临川前线指挥部作战科长，时刻跟随何应钦襄助作战。
仅仅看一眼郑坤的职务头衔，就让人感觉到何应钦对其是多么信任和重用。此时的郑坤，已身处国民党军事核心要害部门，对共产党和红军而言，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战略情报员。
中央军委首期军事训练班结束不久，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又出了大事。
广州起义失败后，柯麟一直与叶剑英在一起，他们一起从广州撤到香港，一起在香港隐居，一起从香港到上海。叶剑英远赴莫斯科学习方才分开，柯麟留在了上海。
红二师、红四师幸存人员被护送到香港后，贺诚、周越华夫妇护送受伤的颜昌颐到了上海，徐向前、聂鹤亭、陈同生、白鑫夫妇也到了上海。
徐向前被派往鄂东北苏区，聂鹤亭被派去江西苏区，陈同生回到四川老家疗伤养病，白鑫夫妇留在上海，驻守江苏军委机关并担任彭湃的秘书。
贺诚，名宗霖，字润之，四川三台（两河乡龙门垭，今属射洪）人，曾就读于北京国立医专（今北大医学院），与钱壮飞、张振华夫妇是校友。柯霖，广东海丰人，与彭湃是同学至交，曾就读于广东公医大学（今中山大学医学院）。到上海后贺诚化名贺雨生、柯麟化名柯达生，组织关系都转入中央特科。
由于两人都学医，中央特科总务科长洪扬生租下了北四川路老靶子路口五洲药房楼上二楼、三楼的房子，开设了“达生医院”，贺诚、柯麟为医生，周越华做护士。
五洲药房、达生医院的对面是“三民照相馆”，这里是中央特科存储武器的一个秘密机关，负责人是范梦菊。
柯麟单身，与李一氓同住在西摩路一处房子中，彭湃调来上海后，与柯麟经常见面。当时彭湃住在大西路百禄里，“1929年四五月间，组织上决定黄文容一家与彭湃一家搬到静安寺路万袜里的一幢单独的两层楼房里。黄以房东身份住在楼下，彭以房客身份住在楼上。”
当时与彭湃同住二楼的是他的第二个妻子许冰及小儿子彭小沛，彭湃担任江苏省委常委兼军委书记。
江苏省委军委的秘密机关设在沪西新闸路经远里十二号，驻守机关的白鑫夫妇住在一楼，二楼的亭子间摆设了一张麻将桌，那便是彭湃开会和看文件办公的地方。
白鑫体弱多病，在部队时经常患病，一病就到当时的医务主任柯麟处就诊，因此两人关系很好。到上海后白鑫也时常找柯麟看病，一次就谈到了彭湃曾在大南山枪毙了一个开小差逃跑的干部，这个级别比较高的政工干部是白鑫的亲戚，白鑫等人当时都苦苦求情，但无济于事。
白鑫与柯麟讲到此处，“就表现了对彭湃有着咬牙切齿的痛恨。”中央军事部长杨殷来医院时，就白鑫对彭湃有私仇这件事，柯麟曾对杨殷谈论过，但由于杨殷没有及时将这件事汇报给党中央，因而党中央派了白鑫到江苏军委，当了彭湃的秘书。”
1929年8月20日，彭湃又来到柯麟家中，柯麟留彭湃在家里吃饭，饭间彭湃告诉柯麟，中央决定派他去苏联，他的军委书记一职将由伤愈后的颜昌颐接任，中央军事部将在近日召开会议进行宣布并办理工作移交。柯麟听后很高兴，对彭湃说道：“你能到苏联去，越快越好！”
然而柯麟内心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驻守机关的白鑫夫妇暗中早已叛变投敌，白鑫通过自己的胞弟、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储备司司长的白云深，联系上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范争波，一张大网已经悄悄张开，而被捕捉者却一无所知。
当白鑫得到8月24日下午3点将在机关召开有周恩来、杨殷、彭湃、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等领导人参加会议的通知后，立即将此信息传递给了范争波。
时杨登瀛因杨剑虹的自杀已升任调查科驻上海的特派员，但他对此事也一无所知，因为范争波的市党部特务机关与他所在的调查科是分属两个系统的平行机关。
周恩来当天因有其他急事未能参加会议，他派人通知杨殷会议照常召开。下午四时左右，中外巡捕包探分乘几辆红皮铁甲车抵达经远里，下车后在弄堂内外布置妥帖即登楼捕人。
巡捕包探把开会的人都堵在亭子间里，拿着名单喊，“谁是周恩来？谁是彭湃……”没有一个人应声。于是推推搡搡把五人全部押上了红皮铁甲车，又有人从白鑫床下搜出《布尔什维克》、《红旗》等革命刊物和共产党的中央通告等，把白鑫也带走了。
杨登瀛接到陈赓的通知后，很快就把事情调查得一清二楚：白鑫夫妇是内鬼，此案由市党部范争波主抓。
26日，从租界巡捕房拘留所被引渡到华界小北门水仙庙拘留所后，被捕五人均遭到刑讯逼供，一无所得。27日夜，从广东来的证人指证了杨殷、彭湃，两人才公开承认。
事发后，顾顺章与陈赓住进了新世界饭店，李强到水仙庙侦缉队附近进行侦察和监视，项与年去打听何时从拘留所移送龙华看守所，以备营救，关向应负责通知柯麟，一旦白鑫来找他来看病，一是稳住，二是打电话到大世界饭店某某房间……
蒋介石闻知上海即将要破获一宗共党大案，特意从南京坐专列到上海，住进西摩路369号宋氏老宅中，却不想短短三天中竟遭遇两次暗杀。
24日晚刺客行刺未成，宋美龄却因受到惊吓而流产。27日晚刺杀事件再次发生，蒋介石的侍卫陈鹏飞、庞永成直接参与了此次暗杀行动，但仍以失败告终。
这两次神秘的暗杀行动，促使陈立夫立即下令将彭、杨等五人于28日佛晓前从拘留所转到了龙华看守所，中央特科预备的一切营救方案和措施全部废弃。
28日-30日，彭、杨等五人未经一审，只是手铐脚镣加身，被严密看守。因为上至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下至司法科科员，所有军警特务忙于侦破刺蒋一案。
但陈鹏飞、庞永成虽被严刑拷打的“血肉横飞、骨折肢断”，只供出指示他们刺蒋的是南京三民公司襄理吴楚诚，然而军警在南京稽
查，却是子虚乌有，查无此人。刺蒋案件就此告一段落，成为一桩历史谜案悬案。
30日，在走走过场的一次复审后，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被“着即枪毙”在龙华看守所内，“开熊式辉任内之先例。”
黄埔一期的张际春被蒋介石派来的曾扩情保出，并被安排到南京中央军校担任政治教官，目的是分化参加共产党的黄埔学生。然仅仅两年之后，张际春郁郁而死。
中央特科接到了对白鑫的必杀令，立誓要把白鑫干掉。
陈赓利用柯麟、杨登瀛一明一暗两条线侦查白鑫的行踪，顾顺章则抓紧遴选行动人员。
刚刚从山东锄奸回来的张英是合适人选之一。张英，原名马宗显，山东潍县人，自幼习武，20岁即到冯玉祥的西北军中当兵，1925年与王智涛等24人被选送至苏联基辅步校学习，毕业后进入莫斯科高级步校深造。中共六大结束，王智涛、马宗显、刘安恭被召集到共产国际总部，由周恩来、向忠发、张国焘分别找三人谈话。谈话后的1928年底，马宗显与刘安恭回到国内，刘安恭被派到红四军，马宗显留在上海，化名张英。1929年3月与王昭功一起被派往山东，制裁出卖邓恩铭等人的叛徒王复元。
王昭功抵达山东后不久即被捕牺牲，张英赴济南、青岛，历经五个月，排除千难万险，终于不辱使命、不负重托，制裁了叛徒丁惟尊、王复元，功成身还。1929年8月17日的《申报》还登载了一篇题为《自首共产党人被暗杀》的消息：“青岛：自首共党王复元十六日下午六点二十五分在中山路被人暗杀，中三枪，当时殒命，凶手逃逸。”
刚刚由刘披云从重庆护送到上海、由霍步青安排到中央特科的旷继勋也是合适人选。
旷继勋曾任川军旅长，是蓬溪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军的总指挥，治军严，律己也甚严，虽官至旅长仍矫健敏捷，身怀绝技，特别是枪法奇准，晚上用双枪打香火，百发百中，还可以两手交叉射击，弹无虚发。
李鸣珂、刘默苏如果在上海自然是不二人选，但他们在“四川撑起了革命的一片天”后正遭受当局的疯狂反扑和镇压，短期内四川省委机关接连被破获、几任省委书记先后被捕乃至牺牲，目前处于重建恢复阶段，绝对不能让他们分神。而满洲特科的负责人邵达夫，这个大家都爱称他为“邵麻子”“蔡麻子”的神枪手，就没有那么多的羁绊了。
与特科人员李逢源接上关系后被派往北平的项与年，既有军队经历，又曾是王亚樵的干将，目前已回到上海，也是合适的行动人员之一。
谭忠余，对党忠诚不二，行动经验丰富，执行命令坚决，办事干净利落，自然入选。
……
陈毅在上海代为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经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后，陈毅的这次上海之行即将结束。周恩来、李立三在欧阳钦、蔡菱香夫妇的法式咖啡馆中为陈毅饯行送别。
三个留法老友难得一起闲坐，先开了欧阳钦夫妇的玩笑，又开始聊他们近期最关心的话题。周恩来、李立三要陈毅放下包袱，按中央指示精神，诚心诚意的请回“养病”中的毛泽东，让他仍留前委工作，仍任前委书记。陈毅马上表态，回去之后一定带头负荆请罪，请毛泽东复出，由他来指挥红四军。
接着针对陈毅提到的部队落后的通讯联络问题，周恩来告诉他，我方的无线电设备正在加紧攻关，即将制造成功，通讯技术人员也在培训之中，密码本也已编好，不久的将来，中央的指示、苏区的情况就可以即发即收，快捷而安全。同时叮嘱陈毅，红军在打胜仗后一定要注意缴获、保护无线电设备、器材，特别强调要优待无线电技术人员。
最不愿意触及的话题就是彭、杨等人的被捕被杀案，陈毅抵沪时，是彭、杨等人被捕的第三天，抵沪后仅隔四天，昔日的革命同志、生死战友即被枪杀，军事部长杨殷还是陈毅的入党介绍人。
送走陈毅仅仅半个月时间，在李强、蔡叔厚、张沈川等人的努力下，中共第一台无线电收发报机制造成功，经测试，收报性能良好。成功造出第二台后，李强带着黄尚英等人抵达香港，建好了中共的第二部电台，两部电台呼通之日，所有参与及知情人员无不兴奋异常，欢呼雀跃。
接着又一个好消息传来，柯麟接到了白鑫的电话，让他到范争波的公馆里去给他治病，守候已久的狐狸终于又露头了。
白鑫躲过了特科曾布置在达生医院、西摩路柯麟家、白宫饭店的伏击，这次躲不过去了。
柯麟从范公馆出诊回来后，即到大世界饭店向顾顺章、陈赓汇报这一情况，说白鑫夫妇住在霞飞路和合坊四弄43号三楼，范争波、范争洛兄弟住二楼，并画了一个室内草图。
顾顺章、陈赓马上叫人在白鑫所住弄堂的最后一家、紧靠白鑫住处的27号三楼租了两间房子，派人设了监视哨。
事又凑巧，这天张道藩叫杨登瀛陪他一起去范公馆会见范争波和白鑫，会面谈话中，杨登瀛获悉白鑫将于11月11日夜间乘船逃往意大利。
杨登瀛将此情报告知安娥后，安娥即让连德生速向陈赓汇报。
万事俱备，只等此日。
行动前两天，周恩来亲到和合坊弄堂里观察现场，听取行动方案、提出改进意见后要求红队务必击杀叛徒。
是日夜间，特科精兵强将几乎全体出动，顾顺章、陈赓临阵协调指挥，张英、旷继勋、邵达夫、谭忠余担任主射手，项与年、陈养山、连德生、王德明、蔡飞、胡兰波、赵一帆、吴蓝甫、陈永嘉、左光余等或担任副射手、或担任放哨联络和外围警戒等任务。
红色牧师董健吾也提出申请，一定要参加此次制裁叛徒的行动，陈赓布置他两个任务，一是测定从最近的嵩山路巡捕房开车到和合坊需要多少时间，二是待行动结束之后，验证白鑫是否被当场击毙。
11月11日，“至夜10点多钟，只见范争波的汽车开进弄堂，他的保镖韩云秀又到霞飞路苏州汽车公司，雇来一辆号码是6730号的汽车。两辆汽车都停放在蒲石路和合坊后门口，不久就由保镖和佣人搬行李上车。
11时许，白鑫穿着一条藏青色西装裤子、上面罩着一件灰哔叽的衬绒袍子，脚上的皮鞋也擦得油光锃亮。由范争波弟兄及来送行的王容川陪同，后随保镖等共七人，从43号后门出来，走向停放汽车的地方。”
化装成小商小贩的、埋伏在暗处的红队队员立时冲出，散成扇形，对准白鑫等人就开枪射击，枪响后，白鑫拔腿就跑，保镖韩云秀欲拔枪还击，枪弹尚未射出已被一枪爆头，当即倒地毙命，余人皆争相逃命，在连续速射中，范争波连中三枪，重伤倒地；其弟范争洛身中六枪，当场毙命；王容川左足中弹，倒在地上装死，看门巡捕林汉臣、王宝元赶来增援，林被当场击毙，王则抱头逃窜。
“白鑫这时拼命向北狂奔，同时拔出手枪顽抗，红队跟踪紧追，终于把这个罪大恶极的叛徒打死在71号门根下，弹由前额洞穿后脑，脑浆迸裂，登时倒地死掉。打死白鑫以后，红队马上撤离现场。”
等到警车呼啸而至，红队早已无影无踪，董健吾乔装成一个颤颤巍巍、拄着拐杖的老人，“看着白鑫后脑依然汩汩淌着血浆和脑浆……”
（未完待续）
参考资料：
1、《黄克诚自述》 作者：黄克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