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又听了一期的《文明之旅》，中间罗胖子讲到了一个名词叫“司马光困境”。
立刻马上，我就跟“司马光砸缸”的故事联系到一起了：当司马光自己也掉进“缸”里时，他该如何脱困呢？会有人在外面拿大石头把缸砸破救他出来吗？如果没有，他又是如何自救的呢？如果连自救的法子都没有，他会不会听天由命呢……
我写的很粗糙，详略也分配不当。想要了解详情，还是去看罗胖子的视频吧。
公元1071年，大宋熙宁四年，王安石变法的第三个年头。
翻开这一年的史册，仿佛打开了一部充满黑色幽默的政治讽刺剧：反对派与变法派彻底撕破脸，前任宰相富弼公然抗旨不执行新法；司马光在对王安石进行了一番“人品鉴定”后，潇洒地挥一挥衣袖，前往洛阳专心编写《资治通鉴》去了。
在这场变法大戏中，最令人困惑的莫过于：为什么几乎所有初衷良善的新法，最后都变成了老百姓的新负担？为什么那些由顶尖聪明人设计的、经过试点和修补的利民措施，最终都难逃“龙种变跳蚤”的魔咒？
要理解这场变法为何屡屡跑偏，我们得先认识一下北宋社会的“隐藏主角”——特权。
我们不妨这样想象：当时的北宋社会，就像一场盛大的魔术表演，而特权就是那位手法娴熟的魔术师。
它有两个特点：第一，只要沾上皇权一点边儿，就能拥有特权，好比宫廷里的宦官也能权势熏天；第二，只要和特权来源的联系一断，特权立刻消失，就像魔术师一松手，魔法就会失效。
汉朝萧丞相对此有着深刻理解，这位权力顶峰的人物，买房子置地时专挑又偏又贫瘠的土地。
他解释道：我的子孙如果有本事，就用不着好地；如果没本事，我留下这一堆破地，那些后世有特权的人家也不至于抢他们的。
多么痛的领悟啊！那些个特权在手的人，会清醒地认识到：特权是无法继承的，特权拥有者一旦失去与皇权的紧密联系，立刻成为被宰割的对象。
王安石变法的核心理念相当现代：用自由的市场交易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实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通过创造新的市场和交易类型，促进资源优化配置，为国家创造增量财富。
青苗法的设计初衷十分美好：由官府出钱参与民间借贷市场。民间高利贷平均7分利，官方只要4分，既让农民在青黄不接时有钱可用，又让国家资本获得金融收益。
问题在于，自由交易的前提是双方对等。然而交易的一方是代表特权的官僚系统，情况就变得魔幻起来。
一旦面临风险，特权立刻脱下“对等交易对手”的外衣，露出本来面目。官府懒得跟贫家小户打交道，直接把青苗钱摊派给富户：老爷我给你们一个机会，帮朝廷一个忙，现在拿100块走，明年利利索索地交140块回来。什么？你家不需要？怎么那么不懂事呢？
如果你认为这违背了帮助贫民的初衷，别担心，特权自有办法：把青苗法跟保甲法绑定，每五户或十户组成一甲，穷人借了钱还不上？让同甲的富人帮忙还啊！
可能有人会抗议：这不是违反“自愿”原则了吗？
这都不叫事儿，特权官僚有的是办法，让所有被迫借钱的人承认他们是“自愿”的？
就这样，在特权的一次次伸张中，龙种终于成功变异为跳蚤。
最富戏剧性的，莫过于“司马光困境”了。用句俏皮话来说，就是司马光也掉进缸里了。
九年前，司马光曾给皇帝上奏，指出当时社会的一大痛点：地方州县的劳役往往落在稍有结余的家庭身上，这些家庭因为有点财产，“既是铠甲，也是软肋”，容易被官府拿捏，许多因此破产。
司马光当时建议：不能让普通农民干这些事，应该让官府花钱雇佣城里人来干。
然而，当王安石推出本质上实现司马光建议的免役法时，司马光却跳出来反对。
后来的宋史研究者们对此大加抨击：问题是你发现的，主意是你出的，现在人家照你的想法做了，你却反对。这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吗？
司马光给出的反对理由，揭示了一个深刻的两难：
如果少收钱低价雇人，雇来的必然是街面上的游手好闲之徒，这些人品行不端，监守自盗，犯事后远走他乡，无从追查。
如果多收钱找靠谱的人？基层贪官污吏等的就是这句话！“好嘞！朝廷有令，多收钱、雇好人，弟兄们，并着肩地去收钱啊！”最终遭殃的还是老百姓。
这就是“司马光困境”——改也不行，不改也不行。或者说，砸缸也不对，不砸缸也不对。
为了遏制特权的恶性发作，朝廷不是没想办法，比如制定各种规矩。但这又带来了相反的作用——一刀切。
宋代劳役摊派的基础，是把农民划分为五等，按资产摊派，听起来很合理，简直是朝廷出面“劫富济贫”。
这个制度一旦固化，魔幻现实就上演了：老百姓想方设法不“升等”。
司马光描述过这样的场景：他在乡下问百姓为何不勤劳致富，百姓回答：我要是胆敢多种一棵桑树，多置办一头牛，邻居很快就会报官，说我家有钱，应该升等，承担更多劳役。我还敢增加田产、修房子吗？
不勤劳致富，最终也躲不过这一刀。当最富有的那批人被摊派折腾破产后，还是要“矮子里拔将军”，选一批比较富裕的人家顶上去。
这也就形成了一种百姓之间的互害机制。
想要不升等，老百姓还有更极端的办法：分家。
朝廷却有明文规定：祖父母、父母健在不能分家。
于是，一幕幕的人间悲剧在堂而皇之的规定缝隙中产生：有的老父亲把心一横，自我了断，让子女分家；有的六十多岁的老娘被迫改嫁，只为让家人能合法分家。
这些荒谬现象背后的原因，就是那条固化的界线——一旦达到那条线，成为“富户”，就完蛋了。
面对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困境，你可能会问：难道朝廷什么都不做才是对的？
这一问，反倒触及到了真相：中国政治一直有“垂拱而治”的传统，希望君王“垂衣拱手”，什么都不用干。
是不是太被动、太保守了呢？其实人家的真正意思是：你要是不垂拱而治，就给了那些坏人机会，天下就会不治。
小苏说得精辟：上有毫发之意，则下有邱山之取；上有滂沛之泽，则下有涓滴之施。
上面动了头发丝那么大的念头，到了下面，就要找老百姓要一座山那么大的利益；上面像下暴雨一样的恩惠，到了老百姓那儿，也就剩下一滴两滴的好处。
中间的“放大器”和“拦截阀”是谁？不言而喻，就是整个官僚系统。
所以说，君主们最好什么也别干。动个念头，经过放大器之后，都是扰民。
与之前的朝代相比，宋朝经济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田制不立”——没有制订土地管理制度，土地相对可以自由交易。
结果如何？当然有土地兼并问题，更重要的是，民间活力被点燃，土地利用效率提高，整个社会变得有弹性。
你可能会认为，宋朝皇帝懂现代经济学，建立了土地交易市场？哪儿啊！这完全是无心插柳的结果。
很多时候，大家争论的都是政策对错。但在历史的真实逻辑里，尤其是站在民生立场上，统治者没有做什么，往往远比做了什么更加重要。
就像坐电梯的人，你在100层采访他，他告诉你爬到100层是因为在电梯里做俯卧撑。其实，他什么都不用做。
回到1071年的开封城，王安石正与他的反对者们争论得面红耳赤。或许他们都没错，只是新法生错了时代。
在一个特权无处不在的系统中，任何良好的初衷，都可能被那只看不见的“魔术手”变化成对百姓们的新型剥夺手段。
这场千年前的改革闹剧，留给我们的不应仅是一声长叹，更应是一个永恒的思考：在制度设计与人性现实的拉锯中，我们究竟该如何避免“龙种变跳蚤”的魔咒？
或许，承认任何制度都不是完美的，都存在着历史局限性。少些对基层民众的指手画脚，尽可能给社会留出更多自发秩序的空间，才是真正的智慧。
而这一切，对今天的我们，又何尝不是一面镜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