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冬天，福建永泰的下傺寺里，空气都有点凝重。那天一早，门口进来四位穿着有点正式的人，为首的是位老郑，其余三人都是调查专员，听说分属省市县三级组织部门，算是来头不小。寺里的杨道明和尚本已经年逾八十，平日里稳得很，可一见这阵仗，眼里居然泛起泪光，有点说不出话来。
按道理说，这种场合和尚总不会失态，但杨道明就是忍不住，眼角通红。他看着几个调查专员，嗓子发颤地说：“你们找的妙圆，就是钟循仁。我已八十多了快走到头了，虽然他生前千叮万嘱，不许我说出他的身份，但我越想越怕，一旦我走了，他就彻底成了党史里的谜案，对党也不是好事。”
一听这话，寺里一时间静得连风声都听得见。外人不明就里，其实这事，说起来足够让人扒拉一晚上。谁是这位钟循仁？又为何把自己的真实身份掖着藏了大半辈子？
钟循仁，老江西兴国人，1905年的生人，不算太早的那一波，但出去念过书，有家学底子。其实那年代，乡下能堂堂正正上学的，家里没点分量真不行，人也因此见识早开。那时候兵荒马乱，街头巷尾好多孩子一到年根就开始吃糠咽菜，饥一顿饱一顿。钟循仁心里很不舒服，别人苦他能看在眼里，是那种天生心软，还常常被街上的流浪娃撩拨着郁闷半天。
但命运有时穿插得巧。他开始接触一些进步书籍，又碰见了江西地下党活动的几个老同志。外头动荡，钟循仁却是动了真心，愿意扎进去做点实事。他没那么多花头，实打实地想着，“只要对大家好，对得住良心。”说起来，他不是那种讲场面话的人，但实际参加党组织，开始从基层帮着乡里人东奔西跑，比如后来参与高兴乡农民协会，出了不少力气。那些年，他不停帮乡里穷苦户摆平了债务、挪腾一些田，干得热火朝天，很快就被推举成了区委书记。
其实早年的苏区干部不太讲究衣着和排场，大多数人做事直来直去。钟循仁就是这种骨子里较真的人。好多兴国青年听他一番话，都愿意跟着干，算是一呼百应。当时大家说，“这才是带头人。”其实他也有家庭，说是带着家属下田也不稀奇，百姓见了都服气。
有个细节我记得特别清楚。1932年冬天接近年关，一场募捐救助活动刚办完，钟循仁在寒风里拍着冻得通红的手，亲自一份份登记有多少粮食、棉被、旧衣服，有个小伙子看见他自己不添名字，咧嘴问：“钟书记你家里缺吗？”他就笑着回：“我家有，不缺。”这话让人记了一辈子——他没让亲属优先得东西。
到了赣南，形式更紧张，敌军一度疯涌进来，每天都有人被抓走。红军主力离开后，部下都愁得不行，有一天夜里，钟循仁拎着小马灯挨个去看阵地，鞋子又湿又冷，还背着土豆包送到前线，“大家别怕，老钟在！”就这几句，换回一夜安稳。
进入1934年，他当上了赣南省委书记，责任大，说是天塌了也得硬撑着。其实那一年，外头风声鹤唳，很多同志怕得天天关窗，只敢深夜开会。钟循仁反倒经常半夜敲门找人闲聊，说是聊，其实就是摸底，“你心里想啥？”没啥铺排，硬是让一堆人重新上了阵。
不过人终究有力竭的时候。后来他接到调令，要去福建闽赣继续拼搏。老实说，大家都明白，这路就是一条险路：敌人密布，暗杀随时可能发生，能不能活着回来的说法可就只有天知道。真到了福建一带，原本的自己人却各怀心思，不团结得一塌糊涂。军区那几位领导拥兵自重，谁也不服谁。领导说话当耳旁风，心思不在正道上，把战友说成“拖后腿的”，有两位甚至私下里叹气：“还有啥好干的？不如投了。”这种气氛，钟循仁有心无力，几次开会，只觉得大家心都散了。
其实他也摆出诚意，试着找宋清泉（那时的军区司令）喝了次茶，没怎么谈工作，就随口聊起家乡小吃。宋清泉爱吃辣，钟循仁老家偏甜，两人说到最后，谁也没真正打开心门。后来发生“诈降传言”，倒是让人一下子毛了。钟循仁查清楚后，没多说，只在晚上找到几个亲信，“我们都辛辛苦苦熬了这么久，不至于到现在投敌。”但众人的心思已经盛开铁锈，想拉也拉不住。
最离谱的一次是敌军送上大肥猪，稀里糊涂就被带进了据点。普通士兵饿得脸黄，见油腻就馋得要命。当时有人在后山偷偷烤猪肉，香气飘了一夜。钟循仁在屋外皱着眉头发呆，杨道明则在一旁不停地叹气：“真的守不住了。”第二天一早，敌军和军部里应外合，队伍就此瓦解。
眼瞅着只有不到三十个忠实同志还愿一起坚持，大家散着哭，急急忙忙突围，这一夜之后好些人都成了无名英雄。后来只剩七人。钟循仁苦笑着安慰杨道明：“总有路走。”其实连夜奔逃期间衣衫褴褛，山路泥泞，有次蹚水时脚都冻伤了。杨道明问他，“你还后悔吗？”钟循仁说，“只要没害人，不后悔。”
到了后来的那段日子，变名字藏起来。钟循仁自称黄家法，杨道明换名谢长生。从市井到深山，最后干脆进了寺庙出家。那地方冷冷清清，白天帮着挑水种地，晚上坐在堂前烧纸。寺庙里有个师傅叫老邱，经常开玩笑，说这两位“面相不一般”。其实大家都是苦中作乐。两个月后剃度，那一刀落下，其实比战场上挨一枪还心疼，但也没办法，活下去总归要有隐蔽处。
退隐之后，他们没闲着。钟循仁在寺里敲钟种田，拉着几个老僧一起试着种豆，种到后来，全庙的粥都是自己收的粮。过了些年，有食堂来请教种地的窍门，寺庙让他们吃饱喝足再回去。有人曾讥笑，“你们是俗人。”他倒一点不计较，只悄悄捐了两条旧被给邻寺。
其实这期间，他经常夜里坐在蒲团上，看着窗外月光就掉眼泪。一次和杨道明下棋，钟循仁都走错了三步。他忽然说，“这一辈子，总觉得对不起上面交代。”杨道明安慰道，“你已经做得够多了。”
新中国成立之后，风平浪静的日子总算来了。但他们俩却始终隐姓埋名，见着老同志也不敢相认。其实身边很多人不明白，“为啥不去北京报到？”实际上内心的愧疚比什么都压人。钟循仁常说，“怕见老战友，怕丢人。”其实没人指责他俩，但就是过不了心里那道槛。
可就在这事迷了几十年后，还是杨道明最后选择说了出来。他红着眼圈和调查组说：“别等到都走了才知道真相，党史不能留这样悬案。”其实妙圆和尚一生寂寞，钟循仁再大能耐，最终也只是一介隐姓的老人。
这些故事，换了谁听，多少都有点难受。人这一生，能做几件顶天立地的事，已经不枉了。钟循仁，是历史里的风风雨雨，也是我们村头说起“旧社会的硬汉子”的样板。遗憾是留下了，但那种骨头里的担当，再过五十年还有人会念叨。
每每想起这片故事，不知道你会不会和我一样，觉得心里忽然沉了点。其实人生里最重的不是荣誉，是别辜负自己。到底该如何评价这样一位“消失的英雄”？也许历史总是留下个谜，那就让我们多记一段传奇，不让他轻易随风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