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个月前
1922年年初，香港海员为了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在苏兆征、林伟民等人领导下举行了长达56天的大罢工，并取得了胜利。以此为起点，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其中，1922年秋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和1922年10月开始的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取得了胜利或部分胜利，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党在领导一系列的罢工过程中，密切了同工人阶级的联系。在斗争中，一批工人领袖成熟起来，先后加入了党的队伍，党在工矿企业的基层组织也开始建立。
上图为永丰舰，受围攻的孙中山登上永丰舰，在舰上待了近两个月，之后退居上海；1923年8月，永丰舰重回广州并成为广州革命政府最大的军舰，孙中山偕宋庆龄登上永丰舰，留下了一张珍贵合影；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与世长辞；4月，永丰舰改名为中山舰。
按照中国共产党“二大”关于“全国代表大会每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定期召开一次”的规定，中国共产党中医执行委员会在1923年5月发出通知，决定于6月在广州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2年6月16日凌晨两时，时任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的陈炯明，指挥四千余部下袭击坐落在广州观音山的孙中山总统府，妄图一举摧毁孙中山政权；孙中山紧急登上“宝璧”号军舰直驶黄埔，随后换乘“永丰”舰与叛军对峙。
孙中山急电正在浙江宁波的蒋介石前来广州，并授以海上指挥全权，反击陈炯明；期间蒋介石深得孙中山信任，被孙中山任命为大本营参谋长，得以进入国民党高层领导之中。
1922年12月，孙中山借助于滇军杨希闵、刘振寰的力量打败了陈炯明。
1923年2月4日，3万多名京汉铁路工人为抗议反动军阀对新成立的京汉铁路总工会的破坏，在2000多里的铁路线上同时罢工。
2月7日，军阀吴佩孚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血腥屠杀罢工工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共产党员林祥谦、施洋和50余名罢工工人惨遭杀害。
随后，除广东、湖南外，其他地方的工会组织相继遭到反动军阀的封闭，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失败，给年轻的共产党人以深刻的教训：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单靠无产阶级单枪匹马的斗争难以取得革命的胜利，因此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要取得革命的胜利，不能主要依靠合法斗争，还得以革命的武装斗争为主要手段。
二七惨案发生后，大多数党员表示赞同共产国际的决议与国民党进行合作，但如何执行这一决议，加入国民党后共产党的独立性应保持到什么程度等等，这些问题，在党内却有不同的看法。
因此有必要召开一次全国性的代表大会，解决上述问题，统一全党认识。于是，中共中央决定提前召开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决定会议在广州召开。
上图为中共“三大”会址，当时是陈独秀的住所，取名“看云楼”意为“看”中国变幻莫测的风“云”。
1923年3月，孙中山从上海重返广州；1923年2月26日，陈独秀在参加“西湖会议”后，也从杭州来到广州。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三大”在广州永汉路太平沙“看云楼”召开。
中国共产党“三大”的代表有30多人，有表决权的19人；全国共有党员420人。
中共“三大”代表主要有，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毛泽东、刘仁静、蔡和森、瞿秋白、张太雷、罗章龙、陈谭秋、谭平山、向警予、林育南及项英等。
这次大会对于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作出了决议。
党的三大后，国共合作的步伐大大加快，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使国民党焕发出新的朝气，全国范围的国民革命运动开始兴起。
事实证明，西湖会议以及中国共产党“三大”作出的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国共合作这一重大策略提出者、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出席了中国共产党“三大”；他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居功甚伟。
中国共产党“三大”选举陈独秀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李大钊、王荷波、项英、朱少连等9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孙中山主持在广州召开。李大钊、谭平山、林伯渠、张国焘、瞿秋白、毛泽东等20余名共产党员参加了大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三民主义作出了合乎时代潮流的新解释，使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会议还在事实上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等10名共产党员在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
1987年4月25日，今虹口区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处确认为四大会址。
随着国共合作的实现和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面临许多新的情况。
1924年1月，国共合作正式建立以后，以广州为中心，革命力量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形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面。然而，6月起，国民党右派相继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及所谓《护党宣言》，攻击污蔑共产党。这使得共产党人意识到，必须在行动和理论上坚决予以痛斥和反击。
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并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11月，孙中山离开广州北上。
为了应付复杂的形势，解决革命中面临的许多新问题，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共产党决定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20人，代表全国994名党员。
这20名代表，有上一届中央指定的代表3人，即陈独秀、蔡和森与瞿秋白。全国各地，包括海外中共党员推选出来的代表17人。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也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由瞿秋白担任他的翻译。
这次代表大会中出现了几张新面孔，其中引人注目的是莫斯科中共党员代表彭述之。他是共产国际选定的，担任这次代表大会的秘书长，以后又当选为中央局的成员，负责宣传工作，为中央局宣传部主任。
在中共四大的代表中，另一张新面孔是何今亮，他是从苏联回国参加四大的。以后，为了方便在上海开展工作，根据陈独秀的提议，他改名为汪寿华。
汪寿华参与领导了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尤其是在第三次武装起义中，他是以陈独秀为首的八名中央特委成员之一，主要负责浦东、南市一带的起义工作。起义胜利后，汪寿华担任上海总工会的委员长。
在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夜，汪寿华被杜月笙诱骗到杜公馆，秘密杀害，成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中共第一个牺牲者。
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上海市总工会第一次会议上，首先通过的决议是派人从乡下将汪寿华烈士的遗孀赵兰花接到上海，由总工会终身赡养，以此表达上海工人阶级对汪寿华深深的怀念。
出现在中共四大代表中，最重要的一张新面孔就是周恩来。
周恩来一直在法国、德国、苏联学习与工作。他1924年9月回国到广州，先后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以及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中共四大是他第一次参加的中共代表大会。
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选出了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组成中央局。
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派到各地的有：李大钊驻北京，谭平山驻广东，李维汉驻长沙，项英驻汉口，邓培驻唐山，朱锦棠驻安源。
党的四大最突出的贡献，就是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
党的四大之后，广大共产党人投身于火热的革命斗争，领导了声势浩大的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与国民党合作完成了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广东、湖南的农民运动迅猛发展，并迎来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中山先生的临终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中山先生的突然离世，加上他也没有明确指定接班人。这样一来，也使得国民党内部上演一出权力的争夺战。
在中山先生病逝后，国民党内部最具有话语权，同时地位高的有五人，而作为民国的独裁者蒋介石，在当时只能排第五。
在1925年蒋介石还没有形成一定的影响力，并未进入国民党的核心权力圈，只是黄埔军校的校长和粤军的参谋长。
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介石却能够成为最终获胜者，除了拥有强硬的政治手腕外，再者就是他领导的黄埔军，在背后给予了极大支持，这也是蒋介石翻身最大的资本。
而排在蒋介石前面的四位国军大佬，分别是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
当时，最有希望继承大位，同时支持率高的是汪精卫。胡汉民的实力也很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府秘书长，是中山先生最信任的人，夜以继日地工作，人有第二总统之称。
廖仲恺是国民党左派领导人，是中山先生的钱袋子，任职国民政权的财政部总长。许崇智与蒋介石的关系最好，两人是结拜兄弟。在当时，许崇智是掌控着军权的国民党大佬，任职陆军总长，建国粤军总司令。
廖仲恺在1925年8月20日遇刺后，蒋介石与汪精卫就将矛头指向许崇智，将这位掌控军权的许崇智排挤出广东。
胡汉民因为廖仲恺的遇害，成为最大的嫌疑，曾一度被拘留，后被派往苏联考察，远离权力中心。
最有实力的汪精卫，在八年抗战时期，自取灭亡，当了汉奸，成为历史的罪人。
蒋介石成为国民党的二号人物后，他渴望成为国民党的一号领袖，因此提出了北伐方案。蒋介石的北伐计划实际上旨在通过此行动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增加与汪精卫对抗的筹码。
因为国民党当时实行了与苏联的合作政策。汪精卫一直向苏联靠拢。这让蒋介石感到愤怒，并意识到要击败汪精卫，必须先摆平支持汪精卫的苏联人。
其时汪精卫是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而蒋介石只是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国民革命军第1军军长以及黄埔军校校长，两人皆是响当当的以孙中山忠实信徒自居的国民党左派人物。
国民党政府贯彻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以俄为师，苏联顾问在政府中的决策举足轻重。鲍罗廷为苏联总顾问，季山嘉是军事顾问。蒋介石与他们有矛盾。
矛盾的原因，除了蒋介石从苏联考察回来后，对苏联产生了看法，还集中体现在双方对北伐问题的分歧上。鲍罗廷从中国北方考察回来后，认为中国革命必须发动群众，解决土地问题；而蒋介石认为军事斗争是首要任务，要进行北伐，铲除军阀，进而统一中国，实现孙中山未竟之业。
1926年3月18日下午5点，广州国民政府海军局代局长兼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收到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派人送来的函件：转奉蒋校长面谕，饬海军局即将得力军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校长调遣。
3月19日早上6时许，中山舰在代理舰长章臣桐的指挥下，驶抵黄埔长洲岛。船甫停稳，章代舰长即上岸找军校教育长邓演达报到，请示任务。邓演达一头雾水，乃嘱该舰原地停泊，待弄清情况后再作定夺。
蒋介石原本就不知中山舰调动之事，立即电令中山舰开回广州。下午五时许，中山舰接令后即返航广州。
1926年3月20日凌晨，蒋介石宣布广州全城戒严。
蒋介石以兼任卫戍总司令的身份，调动武装部队，首先包围苏联顾问团在东山的住宅，以及共产党的机关，包括“省港罢工委员会”；又派公安局长吴铁城率一部分武装警察包围汪精卫的住宅，美其名曰“保护首脑”；再派蒋鼎文占领海军局，派陈肇英和欧阳格率兵逮捕海军局长李之龙和中山舰代舰长章臣桐等人。
蒋介石又亲自电话命令第1军所属的各师、团长，要他们将部队党代表中的共产党员立即加以扣押，并加派2师师长刘峙率领部队配合行动。
事件发生后，1926年3月20日早晨，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陈延年以及张太雷、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就到苏联顾问住地，提议对蒋介石采取强硬态度和立场。同日，陈延年、张太雷、恽代英等人，还立即召开了党员积极分子会议，在会上说明事件的真相，揭露蒋介石反共，破坏国共合作的阴谋。
面对着蒋介石新右派对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疯狂进攻，一些著名的国民党左派人士不畏强暴，纷纷挺身而出，强烈谴责蒋介石的反革命的行径。
当时就广东、广西整个局面而言，蒋在国民革命的6个军中只掌握第1军，第1军中的广大士兵和中下级军官都是要革命的，而且蒋的行为引起各军的不满，这使蒋介石不能不有所顾忌。
蒋介石为攫取全国政权，还需要利用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力量，还需要苏联财力和物力的帮助。
当天下午事件开始有所缓解，广州解除了戒严，蒋介石方面释放了被扣押的共产党员，撤走了执行包围任务的军队，工人纠察队枪支被归还。至此，中山舰事件得以“和平解决”。
1926年3月2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会上，汪精卫虽仍对蒋介石擅自行动表示不满，但由于苏方已经做出撤换季山嘉等人的决定，退让、妥协的局面已经形成，汪精卫无可奈何。
会后，汪精卫决定隐匿，继而决定出走，于5月9日离开广州，转赴法国。
1926年5月15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了“整理党务案”，把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势力限制住，导致不少共产党员和中共政工人员离开了国民党。
根据整理党务案，谭平山、林伯渠、毛泽东等辞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农民部、宣传部部长或代理部长等职务，由蒋介石担任组织部组长，不久，蒋介石又兼任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央党部军人部部长和国民政府委员。
这样，“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政策就只是名义上存在了，共产党在国民党的影响力大减，国共合作也开始破裂。
中山舰事件对中国革命进程影响巨大，不仅让发展正盛的中共吃了大亏，还让蒋介石迅速成为了国民党的一号领导人。
到1920年代，北洋军阀分裂为直系、皖系、奉系等派系，各军阀间为争夺地盘和扩充实力，连年混战，导致民不聊生。打倒北洋军阀，结束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已成为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
北伐战争的主要对象是北洋军阀的三派力量：直系军阀吴佩孚、奉系军阀张作霖和直系军阀孙传芳。
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7军一部和第4军所辖叶挺独立团等部作为先头部队，出兵援助被吴佩孚击败的第八军唐生智所部，拉开了北伐序幕。
1926年7月9日，蒋介石在广州举行国民革命军北伐誓师大会，北伐战争正式开始。
随后，国民革命军先后攻克湖南、湖北、江西、福建等地，其中叶挺独立团所在的第4军在战场上屡建奇功、奋勇杀敌，赢得了“铁军”的称号。
到1927年3月，北伐军从广州打到武汉、南京和上海，打垮了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军阀，革命势力从珠江流域一直推进到长江流域。
上图为中共“一大”会址，上海市兴业路76号、78号，当年这里是李汉俊住的其兄李书成租的房子；李书成是孙中山的总统府顾问，国务院参议，建国后任农业部部长。
1952年5月22日，中共上海市委购下了这栋房子，并进行了修缮和布置；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的叶飞在1952年6月3日来到这里，成为中共“一大”会址的第一个参观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