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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魏重宗族政治传统的变迁与

司马懿对权力结构的重塑

单敏捷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政治体中各政治势力之间的关系、 力量对比等, 都是形成政治结构的重要因素, 官制形态变化、 某种政治传统的形成与演化、 不改变制度前提下占据要职人群的改易等, 都可能是政治结构变动的直观表现。 高平陵政变作为曹魏历史的分水岭, 便伴随着显著的政治结构变动。 这次政变终结了曹魏诸曹、 夏侯家族占据要津的政治传统, 政变后司马氏主要通过对关键职位的掌控而非改变官制等手段, 构建起了为自己统治服务的权力结构。

古人对魏晋易代成因已多有讨论, 且最初就已涉及有关宗室地位的政治传统问题。 《晋书· 八王传》 序: “魏武忘经国之宏规, 行忌刻之小数, 功臣无立锥之地, 子弟君不使之人,徒分茅社, 实传虚爵, 本根无所庇荫, 遂乃三叶而亡。”（《晋书》 卷五十九 《八王传》,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年, 第 1590 页。）唐人认为曹魏待功臣、 子弟太薄,致使 “本根无所庇荫”, 终 “三叶而亡”。 这种看法在西晋时就已影响很大, 可参见刘颂上晋武帝疏以及陈寿 《三国志· 武文世王公传》 赞词等。（《晋书》 卷三十六 《刘颂传》, 第 1297 页; 《三国志》 卷二十 《魏书· 武文世王公传》,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年, 第 591 页。）在此思潮下, 西晋惩戒魏 “孤立而亡”（王仲荦 《魏晋南北朝史》,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第 210 页。）, 大封诸王, 以郡为国, 配以国兵, 又多使之任内外要职, 未居权要者也多有在朝任职经历, 与当年曹植哀求魏明帝授以职任, 以期 “自效于明时, 立功于圣世”（《三国志》 卷十九 《魏书· 陈思王植传》, 第 567 页。）, 完全两派光景。

晋人的反思总结并非首创。 更早可溯源至高平陵政变前。 魏明帝太和年间, 曹植上疏:“昔汉文发代, 疑朝有变, 宋昌曰: ‘内有朱虚、 东牟之亲, 外有齐、 楚、 淮南、 琅邪, 此则磐石之宗, 愿王勿疑。’ ”（《三国志》 卷十九 《魏书· 陈思王植传》, 第 572 页。）曹植希望自己能得到任用, 像朱虚侯刘章那样拱卫皇室。 疏中又建议明帝仿西周建五等之制, 重用宗王。（《三国志》 卷十九 《魏书· 陈思王植传》, 第 574 页。）最终魏明帝只是改善了诸王的待遇, 与曹植建言还相去甚远。 齐王正始中, 宗室曹冏上书, 指出由于长期冷落诸王, 已经到了 “内无深根不拔之固, 外无磐石宗盟之助”（《三国志》 卷二十 《魏书· 武文世王公传》 注引 《魏氏春秋》, 第 594 页。）的地步, 要求改变现状。 时曹爽执政, 曹冏的建议未被采纳。

应当看到, 这些要求曹魏善待宗王或提醒西晋惩戒曹魏之败的人, 主要着眼点不在于诸王的爵号、 封地、 收入等待遇方面, 而是要求给诸王以实际权力, 其中优异者还要能出将入相,并建立相应制度或形成惯例。

曹魏对诸王的冷落, 首先与曹操晚年的立储之争有关。 曹丕称帝后, 为防备自己的兄弟们, 只给他们县王封爵, 并催促其就国, 又阻断诸王仕进之路。 如曹彰 “自以先王见任有功,冀因此遂见授用, 而闻当随例, 意甚不悦, 不待遣而去”。（《三国志》 卷十九 《魏书· 任城王彰传》 注引 《魏略》, 第 557 页。）更有甚者, 诸王尤其是曹彰、 曹植, 很少能得到单独面见皇帝的机会, 曹彰暴死即与此有关。

曹魏严防诸王, 即便已狭促到以县为国, 仍多次迁移封地。 如曹彰魏初为鄢陵侯, 后进位任城王, 其子袭爵, 改封中牟, 黄初五年 (224) 又改任城县。 曹植迁徙更是常态, 自汉魏禅代, 其爵位变动共八次, 封地迁移七次, 先后作为封国的地方有七处。诸王之间相互联系也受到了严格限制。 曹彰死后, 诸王自洛阳还封国, 曹植欲与白马王彪同行东归, “而监国使者不听”, 曹植只能 “发愤告离而作诗”。（《三国志》 卷十九 《魏书· 陈思王植传》 注引 《魏略》, 第 565 页。）其余曹操诸子据、 宇、 林、 衮、 幹、 彪、 徽等, 黄初三年封郡王, 至五年皆改为县王, 其间封地亦多有变动。

诸王际遇如此, 自然无法拱卫皇室。 曹植在上疏中陈述: “而所得兵百五十人, 皆年在耳顺, 或不逾矩, 虎贲官骑及亲事凡二百余人。 正复不老, 皆使年壮, 备有不虞, 检校乘城, 顾不足以自救, 况皆复耄耋罢曳乎? 而名为魏东藩, 使屏翰王室, 臣窃自羞矣。”（《三国志》 卷十九 《魏书· 陈思王植传》 注引 《魏略》, 第 575 页。）

除了曹丕父子的有意压制, 曹魏宗王寡弱还另有重要原因, 即宗王们在魏国建国过程中的功勋与地位, 不足以使他们构成一支强大的政治势力, 由此他们面对皇权便相当弱势。

曹嵩除了曹操应另有子息。 裴注引 《世语》 载献帝初年曹嵩遇害时, “杀太祖弟德于门中”（《三国志》 卷一 《魏书· 武帝纪》 注引 《世语》, 第 11 页。）, 后操子曹均 “奉叔父蓟恭公彬后”（《三国志》 卷二十 《魏书· 武文世王公传》, 第 588 页。）, 曹徽 “奉叔父朗陵哀侯玉后”。（《三国志》 卷二十 《魏书· 武文世王公传》, 第 589 页。）曹德、 曹彬、 曹玉可能都是曹嵩之子, 均早逝。曹操是否还另有兄弟, 已无法考求, 但他们在曹操建立霸业的过程中没有留下太多事迹, 更谈不上能形成一股政治势力。

至于曹操诸子, 汉魏禅代时曹丕三十四岁, 曹植二十九, 曹彰在丕、 植之间, 其余诸子年岁多不如此三人, 且非嫡子, 少有建树。 曹植是曹丕的主要竞争对手, 争嗣失败后受到的打击也最大。 曹彰有军旅经验, 立有战功, 但远称不上卓著, 后来又因问玺绶而被曹丕打压。 曹操诸子功业本不甚可观, 其中名气与功勋最大的两人还成了曹丕的重点盯防对象, 诸王整体的政治实力在朝代更替时, 是相当微弱的, 因此只能任曹丕摆布。

在此可对比西晋的宗王。 西晋宗王强盛不能全归因于晋武帝的政策, 恰恰武帝也是很大程度上尊重了已有的政治格局（唐长孺指出: “曹魏末年, 司马氏为取代曹魏准备条件, 已经分派子弟占据了曹魏境内几个最重要地区的都督职位, 泰始元年继续留任。” (唐长孺 《西晋分封与宗王出镇》, 《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年, 第 134 页)）, 并顺势将自己的子弟纳入其中。 高平陵政变时, 司马懿父子、 司马孚等都参与其中, 后来师、 昭兄弟相继执政, 而司马孚地位尊崇。 其余司马氏成员也有长期担任要职的。 如孚子望在师、 昭执政时 “为征西将军、 持节、 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 后又 “进封顺阳侯,征拜卫将军, 领中领军, 典禁兵。 寻加骠骑将军、 开府。 顷之, 代何曾为司徒”。（《晋书》 卷三十七 《宗室义阳王望传》, 第 1086 页。）懿子骏任 “平南将军、 假节、 都督淮北诸军事, 改封平寿侯, 转安东将军。 咸熙初, 徙封东牟侯, 转安东大将军, 镇许昌”。（《晋书》 卷三十八 《宗室扶风王骏传》, 第 1124—1125 页。）其余在魏晋禅代前任刺史、 太守、 中郎将及在中央担任各级官员者大有人在。司马氏家族形成了一支强大的政治势力, 是魏晋易代的重要推动力量。 晋武帝即位时是相对弱势的君主, 但司马氏家族却很强盛, 故而受禅后进行利益分割时, 宗王的诉求很难被忽视。

曹魏诸王虽然孱弱, 却另有一个强大的宗族群体。 用 “宗族” 一词, 是为避免使用 “宗室” 而与诸王混淆。 作为这个团体中的一员, 曹爽被史书描述为 “少以宗室谨重”（《三国志》 卷九 《魏书· 曹爽传》, 第 282 页。）, 他自己也在奏疏中说 “天下之人将谓臣以宗室见私”（《三国志》 卷九 《魏书· 曹爽传》 注引 《魏书》, 第 283 页。）, 可见曹爽虽与曹操后人并无很近的血缘关系,但仍被视作宗室。 其余如曹仁、 曹洪, 是曹操从弟, 曹休是曹操族子, 血缘关系已较为疏远,但他们连同与曹氏 “世为婚姻” 的夏侯氏, 成为曹魏政权中的重要力量。 他们为魏国立下过赫赫功勋, 在权力分配时也占有着十分优越的地位。

曹爽担任大将军时未有值得称道的功劳, 他得以一跃而执掌大权, 得益于宗族身份。 曹爽败后, 司马师执政时, 中书令李丰、 皇后父张缉谋欲以夏侯玄代司马师。 夏侯玄被李丰等选中, 固然与其名气有关, 而前提更是夏侯氏与曹氏宗族一样, 是曹魏特殊的勋贵家族。 夏侯玄以大将军辅政, 符合曹魏的传统。

曹魏宗族与诸王虽然都是帝室亲属, 同称宗室, 但政治地位完全不同, 是两个界限分明的群体。 作为宗族姻亲的曹氏与夏侯氏的地位一部分来源于曹魏代汉后对他们的重用, 而基础则是这个群体已有的贡献。 夏侯惇、 夏侯渊、 曹仁、 曹洪等自曹操微弱时便跟随左右, 经历过艰苦创业的时代。 夏侯惇在曹操死后任大将军, 夏侯渊长期镇守关西, 都督雍凉诸军, 曹仁久督荆楚, 曹丕拜为大将军、 大司马。 曹休、 曹真在惇、 渊、 仁之后也曾担任一方主将, 以及大将军或大司马。 除了这些功名最著者, 宗族青年也很容易得到仕进机会。 如夏侯渊从子夏侯尚曾参曹彰军事, 曹彰被废弃后, 夏侯尚却做到了 “征南将军, 领荆州刺史, 假节都督南方诸军事”。（《三国志》 卷九 《魏书· 夏侯尚传》, 第 294 页。）夏侯惇之子夏侯楙曾为 “安西将军、 持节, 承夏侯渊处都督关中”。（《三国志》 卷九 《魏书· 夏侯惇传》 注引 《魏略》, 第 269 页。）夏侯渊之子霸、威、 惠、 和及威子骏、 庄等, 皆官至将军、 刺史、 河南尹、 太守等。（《三国志》 卷九 《魏书· 夏侯渊传》, 第 272 页, 同卷注引 《世语》, 第 273 页。）曹仁子曹泰, “官至镇东将军, 假节”。（《三国志》 卷九 《魏书· 曹仁传》, 第 276 页。）宗族子弟还多有任散骑等职务者, 侍从皇帝左右。 曹魏恩宠这些青年贵戚,除了回报其父祖的功劳, 显然也是有意扶植这个政治团体以支撑统治。

将曹魏与西晋的宗室作对比, 可知曹魏宗室被明显分割成了两部分。 与皇帝血缘较近、 应当封王的只是得到了王爵, 政治上毫无地位, 关系较为疏远、 不能封王的那些则十分强盛, 仕途畅达, 被视作国之柱石, 一部分还能出将入相。 享有最高爵号者与最显达者分属两个泾渭分明的群体。 西晋宗室中, 除了晋武帝的子弟, 司马懿诸兄弟及其子孙都有机会封王, 可以得到王爵的群体较曹魏范围要大一些, 但较之曹魏非曹操后代的曹氏、 夏侯氏, 诸王和皇帝的血缘关系则更近。 西晋宗室享有最高爵号与分割最高权力的人群较为一致。

随着时间推移, 魏人逐渐开始反思诸王的处境。 如曹丕时诸王皆为县王, 明帝太和六年(232) 尽改为郡王, 地位得到一些提升。（有学者认为魏明帝时的宗室政策不算 “苛禁”, 其时诸王封爵、 物质待遇、 朝觐频次均有提升, 政治地位也有了改善的可能。参见王胜鹏 《简论曹魏明帝的宗室政策》, 《三峡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11 年 12 月增刊, 第 144—145 页。 也有认为太和六年曹植死后, 明帝改善诸侯境遇的措施停止, 反而有加强宗室禁防的倾向。 参见孔祥军 《曹魏封王变革政治过程之考察》,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11 年第 4 辑, 第 154 页。 柳春新认为太和五年提升诸王公地位, 是因为太和二年、 五年曹休、 曹真先后死去, 亲皇室势力对军队控制力下降, 魏明帝希望诸王公能够起到一些翼戴帝室的作用。 见柳春新 《魏明帝的“权法之治” 及失误》, 《许昌师专学报》 1998 年第 3 期, 第 5 页。）曹植多次上疏, 请求任用诸王, 既是为自己鸣不平, 亦是希望改变对诸王的政策。 魏明帝后期, 近臣高堂隆也指出了冷落诸王的隐患, 似乎终于引起了明帝的注意。 高堂隆临终上疏: “臣观黄初之际, 天兆其戒, 异类之鸟, 育长燕巢,口爪胸赤, 此魏室之大异也, 宜防鹰扬之臣于萧墙之内。 可选诸王, 使君国典兵, 往往棋跱,镇抚皇畿, 翼亮帝室。”（《三国志》 卷二十五 《魏书· 高堂隆传》, 第 716 页。）疏中 “鹰扬之臣” 是否明有所指, 已不可知（“鹰扬之臣” 传统上多认为指司马懿, 仇鹿鸣对关于这一问题的前人研究有过总结, 并采纳津田资久的观点, 认为很可能指刘放。 参见仇鹿鸣 《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年, 第 76 页。 另参见王晓毅 《司马懿与曹魏政治》, 《文史哲》 1998 年第 6 期, 第 91 页; 津田资久 《曹魏至親諸王攷—— 『魏志』 陈思王植伝の再検讨を中心として》, 《史朋》 第 38 期, 2005 年, 第 25 页。）, 而他提出要 “选诸王, 使君国典兵”, “镇抚皇畿”, 则是现存史料中不多见的非宗室大臣提出重用诸王的例子。高堂隆的建议并未被立即采纳, 但似乎对魏明帝已有所触动。 景初二年 (238), 明帝将此前一年已回到邺城的燕王宇召至洛阳, 年底拜为大将军, 使受托孤。 然而魏明帝终究没有能打破强大的传统, 曹宇只当了四天大将军就被免去职务, 最后仍由出于宗族的曹爽以大将军辅政。

以上主要讨论了曹操兄弟与诸子, 对于曹丕诸子也须略加考察。 黄初三年 (222), 曹丕封诸弟为王, 同年封其子叡为平原王, 霖为河东王, 礼为京兆王, 邕为淮南王, 贡为清河王,俨为广平王, 皆为郡王。 有学者注意到, 到了黄初五年, 曹丕诸弟已皆由郡王改封县王, 而诸子则晚一年改为县王。（参见孔祥军 《曹魏封王变革政治过程之考察》, 第 152—153 页。）曹丕似乎起初要将诸子与诸弟区别对待, 但黄初六年时, 可能因为准备立储君, 需要树立储君的地位, 避免诸子也像他与曹植那样争斗, 故改诸子为县王。 按照曹丕的意愿, 限制诸王的政策在其死后也要继续推行, 诸弟、 诸子皆不得窥伺权柄。 曹丕子多早逝,《三国志· 武文世王公传》 记载文帝九男死在曹丕之前的有四位, 死在明帝年间的有三位, 只有曹霖活到了嘉平元年 (249)。（《三国志》 卷二十 《魏书· 武文世王公传》, 第 590—591 页。）曹叡继位后, 将诸弟改封郡王, 但仍无人被委任以军政要务。

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宋摹）

魏明帝死前命曹爽以宗室身份与司马懿共同辅佐年幼的皇帝曹芳, 之后曹爽通过一系列措施渐渐将司马懿排挤出中枢, 独揽朝政。 嘉平元年, 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 一举消灭曹爽集团,曹魏政权的命运也由此改变。 以往人们谈论这段史事, 多从曹爽集团与司马懿集团成员的能力水平来评价。（如孙承栋 《高平陵政变研究》,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6 年, 第 28—38 页。）仇鹿鸣亦对高平陵政变经过有详细考证, 深入阐释了司马懿如何老谋深算, 曹爽又如何警惕性不足。（参见仇鹿鸣 《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 第二章 《魏晋嬗代史事考辨》 第一节 “高平陵之变发微”, 第 89—114 页。）可是, 高平陵政变之所以能够发生, 不仅仅是对垒双方政治斗争水平决定的, 也不全由于曹爽集团不练达政事, 又树敌太多, 而与曹魏的政治结构有深刻联系。

讨论曹魏政治史, 汝颍、 谯沛两大集团是经常会被提起的话题。（万绳楠 《魏晋南北朝史论稿》 第五章第一节 “曹操时期的政治派别———汝颍集团和谯沛集团”, 万绳楠 《魏晋南北朝史论稿》, 芜湖: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3 年, 第 75—80 页; 柳春新 《曹操政权中的谯沛集团与颍川集团》,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 2001 年 9 月, 第 26—34 页。 朱子彦 《曹魏政权内两大政治集团的产生与竞争》, 《上海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2 年第 4 期, 第 95—98 页。）尽管单纯以地域划分政治集团可能失之粗疏, 将汝颍集团过分扩大亦非合理（如仇鹿鸣讨论参与高平陵政变的蒋济、 高柔、 王观时指出: “这三人的籍贯、 出身各异, 若单纯以世族、 寒族或汝颍、 谯沛这样的出身、 地域因素加以简单划分, 则失之牵强。” (仇鹿鸣 《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 第 93 页)）, 但类似思路对探究高平陵政变亦有其益处。本文对汝颍集团不予置论, 仅谈论谯沛集团。 该集团由曹魏政权中籍属谯沛二郡者组成,既包括最显贵的曹氏、 夏侯氏, 也有出于二郡的桓范、 文钦等。 这个集团还有一些依附者, 如何晏、 秦朗, 非谯沛人, 而为曹氏所抚养。（方诗铭根据何晏幼时不愿随曹操改姓等事, 认为他 “自外于曹氏”。 (方诗铭 《何晏在曹魏高平陵政变前后》, 《史林》 1998年第 3 期, 第 11 页) 不过这些事件只能说明他坚持何氏本家的身份认同, 不愿成为曹氏成员, 并非他与曹氏成员关系不佳。）谯沛集团不宜随意扩大, 如李丰、 张缉、 许允、 毋丘俭等, 虽同情夏侯玄, 并为司马师所杀, 但他们反抗司马氏原因较为复杂, 各自利益诉求差别也较大, 不宜一并归入谯沛集团。本文使用谯沛集团的概念, 并不仅仅因为地域或精神风貌等因素, 而是由于出自谯沛的文武官员有不少与曹操家族有特别的关系, 他们的命运与曹魏政权兴衰相关度很高, 可谓荣辱一体, 将之视为一个集团是就他们有着天然的共同政治利益而言。

曹操时期, 谯沛集团主要活动在军事领域, 尤其董督诸将者多出于曹氏、 夏侯氏, 地位普遍高于其他将领。 曹操死后, 谯沛集团在政治上的特殊地位愈加凸显。

《三国志· 徐宣传》: “太祖崩洛阳, 群臣入殿中发哀。 或言可易诸城守, 用谯、 沛人。 宣厉声曰: ‘今者远近一统, 人怀效节, 何必谯、 沛, 而沮宿卫者心。’ 文帝闻曰: ‘所谓社稷之臣也。’ ”（《三国志》 卷二十二 《魏书· 徐宣传》, 第 645—646 页。）曹操死后, 人心惶惶, 于是有人建议用谯沛人 “易诸城守”, 徐宣表示反对, 曹丕因此褒奖了他。 “城守” 在史书中多与 “守城” 相同, 亦可指守城长官或将士。 如杨沛 “前后宰历城守”（《三国志》 卷十五 《魏书· 贾逵传》 注引 《魏略》, 第 486 页。）, 他曾先后任长社令, 九江、 东平、 乐安太守, “宰历城守” 指的就是这些任职经历。 《三国志· 三少帝纪》 载诏书: “整、 像召募通使, 越蹈重围, 冒突白刃, 轻身守信, 不幸见获, 抗节弥厉, 扬六军之大势, 安城守之惧心”（《三国志》 卷四 《魏书· 三少帝纪》, 第 128 页。）, 是说诸葛恪围城时, 魏守将遣刘整、郑像出城传递消息, 二人皆为恪所得, 刘整不屈而被杀, 诸葛恪令郑像告诉守城将士救兵已还洛阳, 郑像却言援军将至, 也被诸葛恪所杀。 疏中 “安城守之惧心” 城守应指守城将士, 不仅指长官。 徐宣言若 “易诸城守, 用谯、 沛人” 将 “沮宿卫者心”, 那么这里城守可能与前引诏书中的城守同意, 指洛阳城的守备军队, 即 “宿卫者”, 非各地守将。 曹操死于洛阳, 骚乱也发生在洛阳, 因此有人建议整顿城防, 安置亲信的谯沛人统领宿卫诸军。 徐宣的建议正是为了稳定屯驻洛阳的没有谯沛背景的诸军。

曹丕虽听从徐宣未 “易诸城守”, 但此事毕竟说明了谯沛人的特殊性。 曹丕称帝后, 对谯沛人实颇为重视。 谯沛集团中的上层人物, 夏侯惇、 曹仁、 曹休、 曹真出入领兵, 地位尊崇。曹丕临死, 安排曹休、 曹真与陈群、 司马懿辅政, 且休、 真地位略高。 曹丕对谯沛功臣子弟也多加以拔擢。 另外, 还可注意 《三国志· 卢毓传》 的一段材料: “文帝践阼, 徙黄门侍郎, 出为济阴相, 梁、 谯二郡太守。 帝以谯旧乡, 故大徙民充之, 以为屯田。 而谯土地 瘠, 百姓穷困, 毓愍之, 上表徙民于梁国就沃衍, 失帝意。 虽听毓所表, 心犹恨之, 遂左迁毓, 使将徙民为睢阳典农校尉。”（《三国志》 卷二十二 《魏书· 卢毓传》, 第 651 页。）文帝命大量屯田客迁徙至谯, 不应仅仅为恢复那里被战乱破坏的农业生产, 使谯成为大邑（金家年认为: “魏文帝力主在其故乡推行屯田制的原委, 就在于 ‘谯土地磽 ( ) 瘠, 百姓穷困’, 因此, 只得 ‘大徙民充之, 以为屯田’。” (金家年 《论曹魏江淮屯田与水利建设》, 《安徽大学学报》 1994 年第 4 期, 第 85 页)）, 主要还是照顾谯郡的勋旧家族。 史料所见最晚至曹魏中后期, 屯田就已大量被大族侵夺。（唐长孺指出: “屯田制度的破坏大概在曹叡统治时就已开始, 到了曹芳时就很显著了。” (唐长孺 《西晋田制试释》,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年, 第 37 页)）《曹爽传》: “ (何) 晏等专政, 共分割洛阳、 野王典农部桑田数百顷”（《三国志》 卷九 《魏书· 曹爽传》, 第 284 页。）,何晏等私占桑田, 需要有人耕作, 自然又要侵夺屯田客了。 毋丘俭上表数司马氏罪状, 其中云: “募取屯田, 加其复赏, 阻兵安忍, 坏乱旧法”（《三国志》 卷二十八 《魏书· 毋丘俭传》 注引文钦、 毋丘俭上表, 第 764 页。 按, “毋丘”, 通行本史籍多作 “毋丘”, 本文皆作 “毋丘”。）, 是说司马师招募屯田客以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 司马师所取应多为军屯, 因为目的是 “阻兵”。 军屯可以破坏, 民屯就更不在话下了。 曹魏屯田民大量为私家所用, 可能在魏文帝时就已开始。 明帝时司马芝任大司农, “先是诸典农各部吏民, 末作治生, 以要利入”, 芝上疏言: “自黄初以来, 听诸典农治生, 各为部下之计, 诚非国家大体所宜也。”（《三国志》 卷十二 《魏书· 司马芝传》, 第 388 页。）自黄初年间, 国家就明文允许典农在农桑之外经营工商,比起单纯的农耕, 工商行业的活动空间要大得多, 屯田客副业所营, 难保不落入各层达官显贵之手。 如果牺牲部分屯田可以换取勋旧的支持, 皇帝也是乐于为之的。 大批屯田客迁至谯郡,便可为谯郡勋旧谋利, 从而拉近勋旧与皇家的关系。 卢毓哀怜田客, 致使徙客的计划无法施行, 因此 “失帝意”, 遭到降职。 后来曹爽执政时, 更是打压卢毓, 很可能与他进谏曹丕有关, 曹爽为了那些被得罪的谯郡勋旧反攻倒算。

文帝、 明帝时, 谯沛人也有被降黜的事例。 桓范因欲擅杀刺史, 被免去东中郎将及持节都督青、 徐, 改为兖州刺史。（《三国志》 卷九 《魏书· 曹爽传》 注引 《魏略》: 桓范 “明帝时为中领军尚书, 迁征虏将军、 东中郎将, 使持节都督青、 徐诸军事, 治下邳。 与徐州刺史郑岐争屋, 引节欲斩岐, 为岐所奏, 不直, 坐免还。 复为兖州刺史, 怏怏不得意。” (第 290 页)）文钦为牙门将, 在淮南 “性刚暴无礼, 所在倨傲陵上, 不奉官法, 辄见奏遣, 明帝抑之。 后复以为淮南牙门将, 转为庐江太守、 鹰扬将军”。（《三国志》 卷二十八 《魏书· 毋丘俭传》 注引 《魏书》, 第 768 页。）沛人丁谧在太和年间因与一位诸侯王争屋, “王怒其无礼, 还具上言。 明帝收谧, 系邺狱, 以其功臣子,原出”。（《三国志》 卷九 《魏书· 曹爽传》 注引 《魏书》, 第 289 页。）然而, 这些事例不能否定谯沛集团的特殊地位。 桓范坐至都督青徐, 欲擅杀刺史被免, 仍得以出任刺史, 文钦虽一度被抑, 不久又再为牙门将、 太守, 丁谧无礼宗王, 下狱后终得释放, 都说明谯沛人是享有特权的。 由于文、 明二帝对政局控制力较强, 仍要顾及非谯沛人士, 故而对于谯沛人骄纵不法之事亦多有黜抑。

历史上勋旧亲信集团占有更多资源, 享有优渥待遇, 并不稀见。 曹魏的勋旧集团并不等同于谯沛集团, 前者涵盖范围更广, 不过随着局势的演变, 出于实际政治需要, 谯沛集团越来越凸显出来, 其他的功臣家族或演变为一般的官僚家族, 或逐渐没落, 不再能成为一支有较紧密联系的政治势力。 从这个角度, 可以将曹魏的谯沛集团与其他王朝的勋旧集团相比附。

谯沛集团在文帝、 明帝时虽备受信重, 但政治活动仍由君主主导, 谯沛集团中最显赫的曹氏、 夏侯氏的领袖人物虽处贵重, 而远非曹操、 诸葛亮或诸葛恪、 孙 那样的权臣。 曹丕临死时以曹休、 曹真、 陈群、 司马懿为托孤大臣, 而曹叡比较精明强干, 四辅实际上并未能超越皇帝主持朝政, 更多是配合君主的工作。（参见路峻岩 《 “受命帝王” ———曹魏明帝朝政治与政治文化新探》, 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3 年, 第 4—10 页。 该文认为魏明帝初即位时卞太后对政局有很大影响, “政自己出” 始于太和四年卞太后死后。）但是到了曹叡弥留之际, 外接强敌、 内有幼君, 他对未来朝局的走向并不很有把握, 如何安排后事便颇为棘手起来。

景初二年 (238) 十二月, 曹叡病势沉重, “以燕王宇为大将军, 使与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 屯骑校尉曹肇、 骁骑将军秦朗等对辅政”（《三国志》 卷三 《魏书· 明帝纪》 注引 《汉晋春秋》, 第 113 页。）。 然而 “受署四日, 宇深固让; 帝意亦变, 遂免宇官”（《三国志》 卷二十 《魏书· 武文世王公传》, 第 582 页。）, 燕王宇十二月辛巳日受任, 第四天甲申日被免, “以武卫将军曹爽代之”（《三国志》 卷三 《魏书· 明帝纪》, 第 113 页。）, 夏侯献、 曹肇、 秦朗一并被免。 又过三日, 次年正月丁亥, 司马懿自河内至洛阳, 明帝使其与曹爽夹辅幼帝, 是日明帝晏驾。

魏明帝托孤十分仓促, 自燕王宇受任至司马懿赴洛及明帝驾崩, 尚不足十日, 以曹爽、 司马懿夹辅幼主的决定更是曹叡临终前四天才做出的。 在此之前, 曹叡可能已有让燕王宇辅政的意愿。 “明帝少与宇同止, 常爱异之。 及即位, 宠赐与诸王殊。 青龙三年, 征入朝。 景初元年,还邺。 二年夏, 复征诣京都。”（《三国志》 卷二十 《魏书· 武文世王公传》, 第 582 页。）燕王宇在太和六年晋封郡王后两次朝见, 第一次在洛阳停留两三年之久, 还邺次年又被诏还洛阳, 直至明帝驾崩才离京。 燕王宇朝见频率与时长在诸王中为仅见。 青龙三年 (235) 征燕王诣京师或许只是因为明帝怀隔阔之思, 而景初二年夏入朝可能就是准备托孤了。 前文所引, 高堂隆临死曾上疏明帝 “可选诸王, 使君国典兵, 往往棊跱,镇抚皇畿, 翼亮帝室”, 按 《高堂隆传》 载, 此前隆曾上疏请求 “改正朔, 易服色”, “帝从其议, 改青龙五年春三月为景初元年孟夏四月”（《三国志》 卷二十五 《魏书· 高堂隆传》, 第 712 页。）, 随后迁隆光禄勋。 又同传载明帝景初中诏书云: “其科郎吏高才解经义者三十人, 从光禄勋隆、 散骑常侍林、 博士静, 分受四经三礼, 主者具为设课试之法。”（《三国志》 卷二十五 《魏书· 高堂隆传》, 第 718 页。）高堂隆景初元年时为光禄勋, 先明帝死, 则隆死在景初元年或二年,明帝景初二年夏征燕王入朝, 可能就是受到高堂隆以诸王 “镇抚皇畿, 翼亮帝室” 建议的影响。 此前青龙年间, 栈潜上疏谏阻明帝大兴土木, 同时指出 “昔成王幼冲, 未能莅政, 周、吕、 召、 毕, 并在左右; 今既无卫侯、 康叔之监, 分陕所任, 又非旦、 奭”（《三国志》 卷二十五 《魏书· 高堂隆传》, 第 719 页。）, 此语与高堂隆一样, 都表达了对诸王无有任内外重职者的担忧。

明帝虽然宠信燕王, 但托孤前并未委以重任。 曹休、 曹真为托孤大臣时, 不仅凭借宗室身份, 也是由于他们先前的位望。燕王直到被任命为大将军, 仍是寸功未立。 如果明帝很早就计划让燕王辅政, 更好的办法或许是先逐渐授以职任, 积累位望, 而不是到最后关头才使之一跃成为首辅。 之所以如此, 大概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 第一, 明帝先前身体状况尚佳, 且不过三十出头, 并未太多考虑身后之事; 第二则是碍于曹魏禁锢宗王的政治传统。 曹冏在正始年间上疏云: “宗室有文者必限小县之宰, 有武者必置百人之上”（《三国志》 卷二十 《魏书· 武文世王公传》 注引 《魏氏春秋》, 第 594—595 页。）, 这里 “宗室” 特指曹操后人,文官不过任小县, 武官不过统百夫, 燕王宇却要成为辅政大臣, 与其他诸王太不协调。 刘放、孙资劝说明帝废燕王宇: “陛下忘先帝诏敕, 藩王不得辅政。”（《三国志》 卷三 《魏书· 明帝纪》 注引 《汉晋春秋》, 第 113 页。）先前曹植曾上疏: “至于臣者,人道绝绪, 禁锢明时… …今臣以一切之制, 永无朝觐之望… …退惟诸王常有戚戚具尔之心, 愿陛下沛然垂诏, 使诸国庆问, 四节得展, 以叙骨肉之欢恩, 全怡怡之笃义。” 明帝诏报曰:“本无禁固诸国通问之诏也, 矫枉过正, 下吏惧谴, 以至于此耳。”（《三国志》 卷十九 《魏书· 陈思王植传》, 第 570—571 页。）曹植认为曾有诏禁止诸国通问, 明帝解释说并无此事, 但仍对禁锢诸王之语避之不谈。 不管是否曾有明令禁止, 燕王这样的藩王身份在曹魏确实是辅政甚至仕进的巨大障碍。 明帝最终罢废燕王, 也是不得不承认,在前期准备不足的情况下, 很难仓促之间打破原先的政治传统。

再来看一下最初与燕王宇同被选入托孤之列的其他几人, 夏侯献为领军将军, 曹爽为武卫将军, 曹肇为屯骑校尉, 秦朗为骁骑将军, 皆掌禁军。 曹叡以此四人辅佐燕王, 自然是由于他们都是宗族姻亲或其依附者, 其中爽、 肇分别为曹真、 曹休之子, 秦朗为曹操所养, 他们从曹魏政权受益最多, 可能更有意愿与燕王一道忠心辅佐幼主。 另一方面, 或许正是因为燕王位望不足, 曹叡便安排他们执掌禁军, 以辅保燕王。

除了藩王不能辅政的传统, 燕王宇为首的辅政班底还另有严重问题。 这些人全是出自谯沛集团的近属亲信, 其余大臣完全被排斥在外, 这很容易招致群臣不满。 众怨所集, 燕王执政时不免窒碍重重。 魏明帝的安排使得内外差别显而易见, 不利于日后平衡朝堂势力与稳定朝局。另外燕王除了位望不足外, 还是一位比较恭谨守成的角色（《三国志》 卷十四 《魏书· 刘放传》: “宇性恭良, 陈诚固辞。” 第 459 页。）, 由他辅政能不能控制局面还很难确定。

在中书监、 令刘放与孙资的运作之下, 明帝终于改变旨意, 免去燕王宇大将军之职, 以曹爽代之, 又急召司马懿进京。 明帝强延残息, 等司马懿来见最后一面, 安排完后事, 便一命呜呼了。 新的辅政二人组较之前燕王宇领衔的五人团队, 是要更为稳妥的。 首先, 宗族与大臣各有一位代表, 做到了亲、 贤兼顾, 易于为朝臣普遍接受。 其次, 按照曹魏传统, 宗族多出重臣, 藩王则几乎禁锢, 曹爽取代燕王执政, 符合这一传统。 再次, 曹爽虽无甚功绩, 而其父曹真遗威尚在, 这是他得以超越诸曹、 夏侯家族其他成员而被委以托孤的重要条件。

阎立本 《历代帝王图》

曹爽上台是曹魏政治传统的延续, 但曹爽、 司马懿共同辅政也有其不稳定因素。 曹爽虽被认为是宗室, 但血脉疏远; 所在家族虽然显赫, 其父也曾功勋卓著, 但自己还没有可称道的功绩。 由此, 曹爽虽然具备了成为辅政大臣的条件, 但不是很过硬。 更有甚者, 与其共受托孤的司马懿年宦远在曹爽之上, 功劳甚至超过曹真, 只是由于曹爽是谯沛集团的代表, 才得以出任大将军, 排在司马懿之前担任首辅。（曹爽上齐王奏表云: “今臣虚暗, 位冠朝首”, 又云: “ (司马) 懿本以高明中正, 处上司之位… …臣抱空名而处其右, 天下之人将谓臣以宗室见私, 知进而不知退。” ( 《三国志》 卷九 《魏书· 曹爽传》 注引 《魏书》, 第 283 页)）

仅考虑曹爽的功绩、 声望, 魏明帝几乎是强行使其上位, 原因在于幼主在位, 须有信臣辅佐, 宗王不能辅政, 只好依仗关系稍远的宗族姻亲。 然而, 这些宗族姻亲中再也没有夏侯惇、曹仁、 曹真这样的人物, 曹爽不得不凭借父辈之资, 强要承担辅政重任。 为何宗族姻亲中再没有像其父祖那样的人物, 诸如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之类的解释, 也是适用的, 但仍须作具体探讨。 据路峻岩总结, 明帝太和四年 (230)、 五年左右, 诸方镇主将大概如此: “满宠都督扬州, 夏侯儒都督荆、 豫, 夏侯楙或曹泰都督青徐, 吕昭都督河北, 司马懿都督雍凉, 均为曹魏宗室或明帝亲信之臣。”（路峻岩 《 “受命帝王” ——曹魏明帝朝政治与政治文化新探》, 第 18 页。 亦可参见万斯同 《魏方镇年表》, 《二十五史补编》,上海: 开明书店, 1936 年, 第 2618 页; 鲁力 《魏晋南北朝方镇年表新编· 汉季魏晋卷》,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2 年,第 114—118 页。）再加上曾督青徐的桓范, 可见诸曹、 夏侯等谯沛人物出任方镇的机会并不比先辈少（柳春新认为: “曹休、 曹真在太和二年 (公元 228 年)、 五年 (公元 231 年) 相继去世后, 曹魏王朝的权力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亲皇室势力对军权的控制极大减弱。” (柳春新 《魏明帝的 “权法之治及失误” 》, 第 57—58 页) 从史料来看, 曹休、 曹真死后, 夏侯氏、 曹氏居边镇者尚多, 不能说立即就 “权力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亲皇室势力对军权的控制极大减弱”, 只是夏侯氏、 曹氏的年轻将领们才能不及其父祖, 渐渐失去了诸镇都督的职务。）, 然而他们在明帝朝的表现却远不如先辈。 文帝时期, 吴蜀忙于夷陵之战及收拾战后乱局, 无暇北顾, 由是曹魏边境少警, 诸曹、 夏侯家族为将者即便资质平庸也可以尸位素餐。 明帝年间诸葛亮屡兴北伐, 吴国往往响应, 边境压力骤增, 那些能力不足的年轻宗族将领大多就被淘汰了。 如夏侯楙 “承夏侯渊处都督关中。 楙性无武略, 而好治生。 至太和二年, 明帝西征, 人有白楙者, 遂召还为尚书”。（《三国志》 卷九 《魏书· 夏侯惇传》 注引 《魏略》, 第 269 页。）曾经长期都督关中的夏侯楙因武略欠缺, 后来只能出任青徐这样的轻镇, 在明帝朝的频繁战事中, 始终没有过像样的功绩。以诸曹、 夏侯为首的谯沛人先前积累的地位、 声望, 到了明帝时期, 已渐渐在与蜀、 吴的战事中被消磨得只剩光鲜的外壳了。

诸曹、 夏侯家族人才凋零以及曹爽威望欠缺对正始年间的政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曹爽执政后, 为了便于施政, 并弥补自身位望不足, 大量培植、 任用亲信, 很快形成了曹爽集团。 曹爽集团不等同于谯沛集团, 二者有交叉, 但不重合, 政治利益有相同之处, 但不完全一致。 谯沛集团的利益依附于曹魏政权, 曹爽集团成员的利益更多依附于曹爽本人。 曹爽作为辅政大臣,政权安危系于一身, 故谯沛集团与曹爽集团的利益有诸多一致之处。 另一方面, 曹爽也另有自己的利益, 如果他的行为使国家出现危机, 或者为了自己与依附者而坏乱法纪, 甚至侵害其他谯沛人的利益, 曹爽集团与谯沛集团利益就不再一致, 甚至会走向对立。 曹爽集团中包含了不少谯沛人, 但之前同受顾命的夏侯献、 曹肇等并不在其中, 至少不是核心人物, 可能是因为他们一定程度上会冲击曹爽的地位。 正始年间, 曹爽实际上是凝聚谯沛人的核心, 但是对谯沛人的凝聚力要视情况而定, 由于曹爽集团的利益与谯沛集团的利益可能会有出入分歧, 曹爽不能总是指望谯沛人会一直大力支持他, 这又反过来促使曹爽从谯沛与非谯沛人群中选出一些作为亲信, 不断扩大以自己为核心的新的政治集团。

关于曹爽及其亲信如何不遵法纪、 抢占要津, 司马懿高平陵政变时奏免曹爽疏云: “今大将军爽背弃顾命, 败乱国典, 内则僭拟, 外尊威权; 破坏诸营, 尽据禁兵, 群官要职, 所置皆亲; 殿中宿卫, 历世旧人皆复斥出, 欲置新人以树私计; 根据槃互, 纵恣日甚。”（《三国志》 卷九 《魏书· 曹爽传》, 第 286 页。）关于曹爽任人唯亲、 败乱旧典, 历来争论颇多（陈寅恪先生从曹氏、 司马氏的出身来考察曹马矛盾, 参见陈寅恪 《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 《金明馆丛稿初编》, 北京: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2009 年, 第 47—54 页; 万绳楠整理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第一章 《魏晋统治者的社会阶级 (附论吴、 蜀) 》 第一节 “魏晋统治者社会级别的区别”、 第二节 “司马氏的夺权斗争”,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2 年, 第 2—18 页。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曹马之间斗争的原因是曹爽集团主持改革, 触动了以司马氏为代表的官僚大族的利益。 参见杨耀坤 《有关司马懿政变的几个问题》, 《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1985 年第 3 期, 第 93页; 王晓毅 《正始改制与高平陵政变》, 《中国史研究》 1990 年第 4 期, 第 74—82 页; 曹江红 《论夏侯玄与正始改制》,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1998 年第 1 期, 第 26 页; 张伟建 《曹爽、 司马懿之争考辨———兼与孟祥才先生商榷》,《历史教学》 2007 年第 12 期, 第 98—101 页。）, 不再赘述。 曹爽大量以新人取代旧人, 巩固自己地位, 确有其实。 前人虽已述之, 但仍有未尽之处, 本文在其基础上, 重新加以梳理探究。

曹爽在各重要岗位安插亲信, 主要包括这三个领域: 其一为中枢系统, 其一为禁军系统,其一为边境方镇。

中枢方面, 首先是控制尚书台的铨选。 明帝末年, 卢毓为吏部尚书主选官, 明帝诏书云:“得其人与否, 在卢生耳。”（《三国志》 卷二十二 《魏书· 卢毓传》, 第 651 页。）后来 “曹爽秉权, 将树其党, 徙毓仆射, 以侍中何晏代毓。 顷之, 出毓为廷尉, 司隶毕轨又枉奏免官。 众论多讼之, 乃以毓为光禄勋”。（《三国志》 卷二十二 《魏书· 卢毓传》, 第 652 页。）曹爽先名义上使卢毓升任仆射, 实际上却以何晏任吏部以夺其权, 随后又徙之为廷尉, 又使毕轨奏其罪而免其官, 最后迫于众议不得不再授以光禄勋这样位高权轻的职位。 卢毓有此遭遇, 应与先前奏请文帝罢废徙屯田客于谯之事有关, 曹爽在已经拿到了吏部要职以后仍要免去他一切职务, 似有打击报复之嫌。

何晏任吏部, 其权势之盛, 似乎可以从玄学的迅速传播来讨论。 玄学发轫于正始以前, 但明帝曾打击浮华交会, 对刚刚露出苗头的玄学是不利的。（如王晓毅认为太和年间 “ ‘浮华交会’ 风潮的发生并非偶然, 它是魏晋玄学思潮即将到来的前兆, 正始之音的序曲”, 见王晓毅 《论曹魏太和 “浮华案” 》, 《史学月刊》 1996 年第 2 期, 第 17 页。）终明帝之世, 玄学传播都很有限。何晏在位不满十年, 玄风大行于洛阳, 除了由于这一时期有何晏、 王弼、 夏侯玄等一批优秀的玄学家, 何晏的职任也应是关键因素。 这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解释: 一是何晏任吏部时常大会士人, 玄谈成为集会的重要内容, 玄学得以借之迅速发展与传播。 二是何晏主选举, 其性情好恶也会影响到士人的行为取向, 许多人由此沾染一些玄风, 以投何晏所好。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谈玄, 不仅是时尚的行为, 更关乎现实利益。 可以对比曹操任丞相时崔琰、 毛玠典选举的情形, 崔、 毛 “所举用, 皆清正之士… …务以俭率人, 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 虽贵宠之臣, 舆服不敢过度”。（《三国志》 卷十二 《魏书· 毛玠传》, 第 375 页。）崔琰、 毛玠不需要直接打击崇尚华丽奢靡之辈, 他们的选官取向本身就已经深深影响了士人的日常行为。 何晏所推广的玄学比起崔、 毛尊奉的清正廉节, 又多了前沿学术的意味, 较之自苦体肤而表现出清廉刚正, 少了苦行的环节, 更容易被人们接受。若非何晏有吏部尚书的身份, 玄学大行其道的时间应至少要推后一些。

何晏之外, 邓飏 “正始初, 乃出为颍川太守, 转大将军长史, 迁侍中尚书”。（《三国志》 卷九 《魏书· 曹爽传》 注引 《魏略》, 第 288 页。）丁谧也任尚书。 至曹爽执政中后期, 出现了何、 邓、 丁共管机要的局面。

曹爽秉政时, 司马孚任尚书令。 《晋书· 司马孚传》: “除尚书右仆射, 进爵昌平亭侯, 迁尚书令。 及大将军曹爽擅权, 李胜、 何晏、 邓飏等乱政, 孚不视庶事, 但正身远害而已。”（《晋书》 卷三十七 《宗室安平献王孚传》, 第 1083 页。）司马懿奏免曹爽疏云 “尚书令臣孚”（《三国志》 卷九 《魏书· 曹爽传》, 第 286 页。）, 表明正始年间司马孚一直担任尚书令。 据孚本传, 似乎司马孚任尚书令在曹爽辅政前, 在明帝时, 但这段文字记载得很模糊, 仍须详考。 据 《明帝纪》: 景初元年 (237) 六月 “己亥, 以尚书令陈矫为司徒”（《三国志》 卷三 《魏书· 明帝纪》, 第 109 页。）, 又 《陈矫传》: “ (薛) 悌后为魏郡及尚书令, 皆承代矫云。”（《三国志》 卷二十二 《魏书· 陈矫传》, 第 645 页。）明帝死于薛悌任尚书令一年半之后, 故司马孚任尚书令很可能在托孤前后。 笔者认为当在明帝死后, 这是曹爽向司马懿示好, 也是取得一些实权部门的同时对司马懿的安抚让步。 孚本传云 “孚不视庶事, 但正身远害” 或有修饰之嫌, 但大概应是不错的。

中书方面, 明帝死后刘放、 孙资继续担任监、 令, 但到了正始七年 (247), “复封子一人亭侯, 各年老逊位, 以列侯朝朔望, 位特进”。（《三国志》 卷十四 《魏书· 刘放传》, 第 459—460 页。）据裴注引 《资别传》, 孙资逊位实在正始九年。（《三国志》 卷十四 《魏书· 刘放传》 注引 《资别传》, 第 461 页。）中书监、 令逊位后, 不知继任者为谁。（万斯同 《魏将相大臣年表》 以正始九年刘放、 孙资同时逊位, 而韦诞继为中书监, 而裴注引 《文章叙录》 载诞 “稍迁侍中中书监”, 并未指出具体时间。 见万斯同 《魏将相大臣年表》, 《二十五史补编》, 第 2613 页; 《三国志》 卷二十一 《魏书· 刘劭传》 注引 《文章叙录》, 第 621 页。）嘉平元年, “曹爽诛后, 复以资为侍中, 领中书令”。（《三国志》 卷十四 《魏书· 刘放传》, 第 460 页。）这应是司马懿为了稳固人心使孙资官复原职, 似乎也暗示之前放、 资逊位是出于曹爽的谋划, 不仅因为年老。

此外, 曹爽还注意控制京畿要职及司法纠察部门。 毕轨 “正始中, 入为中护军, 转侍中尚书, 迁司隶校尉”。（《三国志》 卷九 《魏书· 曹爽传》 注引 《魏略》, 第 289 页。）毕轨奏免卢毓就是在司隶校尉任上。 李胜 “曹爽辅政, 胜为洛阳令。 夏侯玄为征西将军, 以胜为长史… … 累迁荥阳太守、 河南尹”。（《三国志》 卷九 《魏书· 曹爽传》 注引 《魏略》, 第 290 页。）曹爽集团还干预廷尉事务。 高柔在文帝黄初四年始任廷尉, “在官二十三年, 转为太常, 旬日迁司空, 后徙司徒”。（《三国志》 卷二十四 《魏书· 高柔传》, 第 690 页。）《三少帝纪》: 正始六年 “八月丁卯, 以太常高柔为司空”（《三国志》 卷四 《魏书· 三少帝纪》, 第 121 页。）, 可知高柔免廷尉在正始六年。 高柔之后, 继任廷尉者当是司马懿族人司马芝之子岐。 司马岐为廷尉时, “南阳圭泰尝以言迕指, 考系廷尉。 (邓) 飏讯狱, 将致泰重刑。 岐数飏… … 飏于是惭怒而退。 岐终恐久获罪, 以疾去官。 居家未期而卒, 年三十五”。（《三国志》 卷十二 《魏书· 司马芝传》, 第 389—390 页。）当时司马懿尚为太傅, 司马岐因与邓飏言语冲突, 竟惧祸而辞官, 不久病死在家。

禁军方面, 明帝末年, 最初与燕王宇同受顾命的领军将军夏侯献、 武卫将军曹爽、 屯骑校尉曹肇、 骁骑将军秦朗都是禁军的重要将官。 曹爽执政后, “爽弟羲为领军、 训武卫将军”, 皆掌禁兵, 夏侯献等因此失职, 其中 《三国志》 明确记载曹肇 “以侯归第”（《三国志》 卷九 《魏书· 曹休传》, 第 280 页。）, 燕王宇亦无职任, 夏侯献、 秦朗很可能情况相似。 曹爽以其弟曹羲等取代夏侯献、 曹肇等人统管禁军, 又先后以毕轨、 夏侯玄为中护军。 正始四年都督雍凉诸军事赵俨以骠骑将军被征还朝（《三国志》 卷二十三 《魏书· 赵俨传》, 第 671 页。）, 夏侯玄应在此时被任命都督雍凉, 由司马师代玄为中护军。 仇鹿鸣认为以司马师为中护军是曹爽为了排挤司马懿在关中的势力与影响而不惜 “让出部分禁军军权作为交换”, 并指出当时中坚、 中垒营可能归中护军统管, 而曹爽毁中坚中垒营, 以其兵属曹羲, 便是为了挤压司马师仅有的禁军统领权。（仇鹿鸣 《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 第 96—97 页。）由此, 曹爽对于禁军的控制一直都相当严密。

在方镇方面, 仇鹿鸣考察了曹爽借征蜀之机使夏侯玄都督雍凉, 同时使夏侯霸为讨蜀护军, 以辅佐夏侯玄, 其说已详。（仇鹿鸣 《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 第 95—96 页。）雍凉之外, 曹爽对其他方镇也多安插亲信。 明帝时王凌为扬、 豫州刺史, “正始初, 为征东将军, 假节都督扬州诸军事”。（《三国志》 卷二十八 《魏书· 王凌传》, 第 758 页。）嘉平元年 (249) 曹爽被诛后, 司马懿即对王凌多有防备, 王凌也于嘉平三年准备起兵, 这表明王凌与曹爽可能比较亲密。 和曹爽关系更明显的是诸葛诞和文钦。 诸葛诞因与夏侯玄等事连浮华交会一案被明帝免官禁锢, “正始初, 玄等并在职。 复以诞为御史中丞尚书, 出为扬州刺史, 加昭武将军”。（《三国志》 卷二十八 《魏书· 诸葛诞传》, 第 769 页。）诸葛诞与夏侯玄、 邓飏等人交往密切, 被看作是曹爽的附从者。 文钦再度出任庐江后, “王凌奏钦贪残, 不宜抚边, 求免官治罪, 由是征钦还。 曹爽以钦乡里, 厚养待之, 不治钦事。 复遣还庐江, 加冠军将军, 贵宠逾前”。（《三国志》 卷二十八 《魏书· 毋丘俭传》 注引 《魏书》, 第 768 页。）《曹爽传》 注引 《魏略》 载丁谧事迹云: “奏使郭太后出居别宫, 及遣乐安王使北诣邺, 又遣文钦令还淮南, 皆谧之计。”（《三国志》 卷九 《魏书· 曹爽传》 注引 《魏略》, 第 289 页。）如果说王凌与曹爽的亲密程度尚不清晰, 诸葛诞只是和曹爽集团关系较近, 文钦无疑是曹爽心腹。 这些人在扬州能够帮助曹爽控制东南。 曹魏另一大镇荆州, 司马懿曾长期驻屯, 曹爽也曾试图染指。 正始二年时夏侯儒仍为征南将军, 都督荆、 豫, 后被奏免还朝。（《三国志》 卷十五 《魏书· 张既传》 注引 《魏略》: “儒字俊林, 夏侯尚从弟… …为征南将军, 都督荆、 豫州。 正始二年, 朱然围樊城, 城中守将乙修等求救甚急。 儒进屯邓塞, 以兵少不敢进… …时谓儒为怯, 或以为晓以少疑众, 得声救之宜。 儒犹以此召还, 为太仆。” 第 477 页。）其后王昶出任荆州都督。 先前明帝青龙年间,诏书令公卿举贤, 司马懿举荐王昶。 至正始九年, 李胜由河南尹被任命为荆州刺史, 为王昶之副。 李胜启程前曾奉曹爽之命拜谒司马懿, 被司马懿诈病欺骗。 之所以有此拜谒, 应是因为司马懿在荆州根基深厚, 当时荆州都督又曾为司马懿所拔擢, 如今曹爽将触角伸向荆州, 遣李胜拜别可能含有安抚司马懿及展示实力的成分。 李胜未发而有高平陵之变, 未必不是因为曹爽借李胜染指荆州、 进一步挤压司马懿势力空间, 从而严重刺激了司马懿。

曹爽任用亲信占据各处要津的意图显而易见, 故而司马懿说他 “群官要职, 所置皆亲”。不过, 对于曹爽时期分别负责文武官员选举的何晏、 夏侯玄, 魏晋时人的评价却出现了明显的分歧, 如 《曹爽传》 注引 《魏略》 “何晏选举不得人, 颇由飏之不公忠”。（《三国志》 卷九 《魏书· 曹爽传》 注引 《魏略》, 第 288 页。）又 《夏侯玄传》注引 《魏略》: “护军总统诸将, 任主武官选举, 前后当此官者, 不能止货赂。 故蒋济为护军时, 有谣言 ‘欲求牙门, 当得千匹; 百人督, 五百匹’ … … 玄代济, 故不能止绝人事。 及景王之代玄, 整顿法令, 人莫犯者。”（《三国志》 卷九 《魏书· 夏侯玄传》 注引 《魏略》, 第 300 页。）《魏略》 认为何晏选举不得人, 夏侯玄不能止货赂。 然而, 晋惠帝初年, 傅咸上书云: “正始中, 任何晏以选举, 内外之众职各得其才, 粲然之美于斯可观。”（《晋书》 卷四十七 《傅玄传附子咸传》, 第 1328 页。）又 《三国志· 夏侯玄传》 注引 《世语》: “玄世名知人, 为中护军, 拔用武官, 参戟牙门, 无非俊杰, 多牧州典郡。 立法垂教, 于今皆为后式。”（《三国志》 卷九 《魏书· 夏侯玄传》 注引 《世语》, 第 295 页。）傅咸称何晏选官为 “粲然之美”,《世语》 则论夏侯玄举措足以 “立法垂教”, 且傅咸之语出现在上疏中, 应非凭空编造。 不同派系间政治斗争的起因可能并非政见或施政做法不同, 而在于对关键位置的争夺。 曹爽执政时到处在要害部门安置亲信, 司马氏执政时同样大量任用心腹, 司马氏宗族内外任职者更是数不胜数。以何晏为例, 曹爽与司马懿争夺的重点并不在于要不要像何晏那样选官, 而是由谁来主持选官。

曹爽在各权要职位安插亲信, 排除异己, 招致不少人不满。 仇鹿鸣认为, 司马懿发动政变, “获得了曹魏老臣的广泛同情与支持”（仇鹿鸣 《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 第 107 页。）, “这些曹魏老臣参与、 同情高平陵之变的目的是为了结束曹爽专权的局面, 恢复原有的政治秩序, 维护自身的利益”。（仇鹿鸣 《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 第 108 页。）朝臣们对曹爽专权的反感无疑增强了司马懿的力量, 加上司马懿精心策划、 周密安排, 曹爽一日之内便被剥夺了所有权力, 由刀俎变为鱼肉。由此曹爽失败似乎是自然而然的结果, 但是其中的戏剧性事件可能更值得注意。

高平陵政变前, 曹爽集团经过十年的运作, 对朝政及禁军的控制已经相当严密了, 司马懿发难的机会其实不多。 《曹爽传》 注引 《世语》: “爽兄弟先是数俱出游, 桓范谓曰: ‘总万机,典禁兵, 不宜并出, 若有闭城门, 谁复内入者?’ 爽曰: ‘谁敢尔邪!’ 由此不复并行。 至是乃尽出也。”（《三国志》 卷九 《魏书· 曹爽传》 注引 《世语》, 第 286—287 页。）先前曹爽兄弟一起出游, 桓范提醒他们 “不宜并出”, 以防有人闭城门, 曹爽虽然很倔强地表示 “谁敢尔邪”, 实际上桓范的建议还是起了作用, 曹爽兄弟 “由此不复并行”。高平陵政变前夕, 曹爽兄弟再次同出。 曹爽不再顾及之前桓范的建议, 是因李胜刚刚带回司马懿垂危的消息, 由此判断不必再担心有人会关闭城门而发难了。 曹爽失败的直接原因是司马懿骗过了李胜。 如果说曹爽兄弟并出是一个错误, 处在那种境况, 也难免会出错, 毕竟他们出游时仍不忘携皇帝同行。 可是司马懿仍能借太后名义颁发诏旨, 这只能说曹爽当时处在一个比较危险的处境里, 而这种危险一部分来自政治环境的演化, 另一部分也来自他为了避免这些危害而作出的努力。 正是因为同为顾命大臣的司马懿年高勋重, 才使得曹爽压力巨大, 促使他更加急切地要把权力牢牢控制在手中, 反而有意无意地破坏了原本较为稳定的政治结构, 激起了更多的矛盾。 曹爽努力构建的安全堡垒不可谓不精密, 但也正是因为太过精密、 极致以致对细微差错的容忍度较低, 缺乏灵活性, 也造成了很多潜在问题, 最后只是在一个不起眼的环节出现了疏漏, 立时全盘皆输。

《三国志》 卷九 《魏书· 曹爽传》

从司马懿发动政变到西晋建立, 司马氏又经历了较久的巩固地位的过程。 其中头绪繁多,非本文所能尽述, 这一节主要讨论司马懿对政治格局的变动。

曹爽集团极力扩张势力的行为, 使得朝中不少亲曹魏甚至与曹爽私交尚佳者都逐渐开始不满其专权。 蒋济在司马懿政变时曾向曹爽保证, 如果放弃权力可保性命无忧, 曹爽被杀后蒋济“病其言之失信, 发病卒”。（《三国志》 卷十四 《魏书· 蒋济传》 注引 《世语》, 第 456 页。）又 《曹爽传》 云: “侍中许允、 尚书陈泰说爽, 使早自归罪。”（《三国志》 卷九 《魏书· 曹爽传》, 第 287 页。）裴注引 《世语》: “宣王使许允、 陈泰解语爽, 蒋济亦与书达宣王之旨, 又使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谓爽, 唯免官而已, 以洛水为誓。”（《三国志》 卷九 《魏书· 曹爽传》 注引 《世语》, 第 287 页。）陈泰之父陈群是曹魏重臣, 曾受文帝托孤, 没有必要依附司马懿。 后来贾逵指使成济杀高贵乡公, 从陈泰的表现可知他并非亡魏成晋的推动者。 许允后来同情夏侯玄, 李丰、 张缉等欲以玄代司马师, 许允亦受牵连, 被司马师所杀, 可知许允也不支持司马代魏。 尹大目为曹氏家奴, 文钦曾误解他而骂之曰: “汝先帝家人, 不念报恩, 而反与司马师作逆。”（《三国志》 卷二十八 《魏书· 毋丘俭传》 注引 《魏末传》, 第 766 页。）尹大目与曹氏关系特殊, 又为曹爽所信, 若非不得已, 也不大可能去劝说曹爽放弃权力。 这几人或是魏之重臣, 或是顾命大臣之后, 或是曹氏亲信, 非但不是司马懿的死党, 反而比较倾向于曹氏, 他们都劝曹爽投降, 说明当时曹爽已为多数朝臣所抛弃, 再要扭转局势的可能性已经比较微弱了。

蒋济等人虽然不支持曹爽执政, 但也不情愿司马懿专权, 便立誓保曹爽兄弟不死, 而最终未能信守承诺。 对此, 仇鹿鸣认为: 尽管 “支持司马懿发动政变的大多数人其实并不支持魏晋嬗代”, “司马懿控制中枢政权之后, 曹魏元老已丧失了对他的制约能力”。（仇鹿鸣 《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 第 109 页。）仇鹿鸣认为这些不支持魏晋嬗代的元老中除了有蒋济, 还应包含卢毓、 王观等, 笔者以为对他们还要再区别看待, 因为这可能关系到, 司马懿究竟采用了什么样的措施, 使得蒋济等人失去了对他的制约能力, 导致他们对曹爽的许诺最终落空。曹爽免官以后多久就被杀了呢? 以往学者并未太多留意。 《曹爽传》 注引 《魏末传》:

这段材料包含了司马懿派八百人监视曹爽兄弟, 曹爽求粮等事迹, 且爽书信中云 “数日匮乏”, 似乎经过的时间还较久, 实则不然。 《三少帝纪》:

曹爽于正月甲午日谒高平陵, 次日即乙未日交出权力归第, 戊戌日以谋反被定罪, 是为归第后三日, 又八日大赦天下, 此时曹爽等已然就诛。 司马懿在曹爽投降后仅三天就定了他的谋反罪名, 然后立即将一干人等全部处斩, 下手迅速果断, 留给蒋济等人的反应时间极为有限。 这是司马懿得以迅速控制局面的重要原因。 此外, 司马懿还通过一系列人事安排将蒋济、 陈泰等置

于一旁, 使他们在决定如何处理曹爽等人的过程中完全被排斥在外。

促使曹爽交出权力的诸人中, 蒋济、 陈泰在曹马之间至少是较为中立的, 许允、 尹大目则更倾向于曹氏, 高柔态度不明, 至少不会倾向曹爽, 其余卢毓、 王观以及稍后被司马懿起用的孙礼等人, 则与曹爽颇有过节。 卢毓事迹前文已述及。 孙礼为冀州牧时管理平原、 清河二郡争地, 意见与曹爽相左, 爽大怒, “劾礼怨望, 结刑五岁。 在家期年, 众人多以为言, 除城门校尉”。（《三国志》 卷二十四 《魏书· 孙礼传》, 第 692 页。）王观为少府, “曹爽使材官张达斫家屋材, 及诸私用之物, 观闻知, 皆录夺以没官。 少府统三尚方御府内藏玩弄之宝, 爽等奢放, 多有干求, 惮观守法, 乃徙为太仆”。（《三国志》 卷二十四 《魏书· 王观传》, 第 694 页。）司马懿在政变时使高柔 “假节行大将军事, 据爽营”（《三国志》 卷二十四 《魏书· 高柔传》, 第 690 页。）, 王观 “行中领军, 据爽弟羲营”（《三国志》 卷二十四 《魏书· 王观传》, 第 694 页。）, 卢毓 “行司隶校尉, 治其 (曹爽) 狱”（《三国志》 卷二十二 《魏书· 卢毓传》, 第 652 页。）, 后卢毓为吏部尚书, 又使孙礼为司隶校尉。 相比之下, 蒋济身为太尉坐而论道, 陈泰当时为尚书, 没有任何材料显示他参与了处决曹爽等人的决议。 在曹爽免官至被杀短短数日中, 司马懿主持朝政, 司马孚为尚书令主台事, 对曹爽并无太多善意的高柔及与曹爽有仇隙的王观与司马师、 司马昭主禁军（其时司马师尚为中护军, 而司马昭 “率众卫二宫”, 《晋书》 卷二 《文帝纪》, 第 32 页。）, 曾被曹爽打压的卢毓为司隶校尉主刑狱, 总之, 当时占据关键位置、 能决定曹爽生死的几乎全是对其怀有敌意者。 蒋济等人因不处要害, 只能无计可施。 司马懿在政变时及稍后在重要职位上的人事安排, 是他得以从肉体上消灭曹爽集团的关键环节, 这很可能也是蒋济等人事先所未曾充分预料的。

曹爽失败意味着谯沛集团也将冰涣瓦解。 首先谯沛集团再无能够凝聚他们的人物, 再者司马懿违背了蒋济等朝臣的意愿处决曹爽, 自然不会允许谯沛集团重振旗鼓。 严格地说, 曹爽死后不再有谯沛集团, 只能有谯沛人或谯沛势力。

曹爽兄弟交出权力后未能免于一死, 便宣告了许多人通过推倒曹爽来结束权臣政治的预想成为泡影。 司马懿取代曹爽, 成为新的权臣, 尔后师、 昭兄弟继承父业, 走上了亡魏成晋的道路。 曹爽集团的覆灭之所以可以被看成是魏晋易代的开端, 还在于它意味着诸曹、 夏侯家族居于权要的政治传统就此中断, 支撑曹魏政权强大的中坚力量不复存在。

司马氏父子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 继续清除曹爽集团的影响, 而那些亲曹势力为了获取更多的政治空间, 也进行了一次又一次地挣扎反抗: 王凌、 毋丘俭、 诸葛诞分别以淮南军镇之资三次打出反抗司马氏的大旗, 李丰、 张缉、 夏侯玄等试图通过政变废黜司马师, 再到后来嵇康仅凭借个人影响力与司马昭对抗, 以及高贵乡公曹髦的孤注一掷。 嵇康与高贵乡公的反抗表明司马氏势力已完全压制了曹氏, 淮南三叛与李丰等人的密谋则表明当时不遵从司马氏的力量尚较为可观, 而平定三叛, 诛杀李丰、 夏侯玄等, 又使司马氏得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吕思勉认为: “王凌意在废立… …俭拥江、 淮轻锐, 顿重兵以俟中朝之变, 诞则进可以战, 退可以守, 其势皆未可轻, 故师、昭必竭全力以搏之也。 诞死, 魏将无复能与司马氏抗者, 而篡国之势成矣。” (吕思勉 《秦汉史》,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 第 394 页) 何兹全认为: “但诸葛诞起兵, 已是曹氏、 司马氏最后的一次较量了, 过此之后, 魏国的天下实际上已是司马氏的天下了。” (何兹全 《三国史》,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1 年, 第 224 页)）

淮南三叛与李丰、 张缉等谋划的政变不能算是谯沛集团的反扑, 只是带有一些谯沛色彩。王凌援引楚王彪, 李丰、 张缉等欲立夏侯玄, 毋丘俭、 诸葛诞起事时文钦都参与其中。 楚王彪只是王凌为提升号召力打出的旗号。 夏侯玄并非政变的主要策动者, 李丰等欲拥立他只是因为他是当时诸曹、 夏侯家族最有声望者, 立他为大将军合乎曹魏的政治传统。 毋丘俭与文钦本无太多交集, “俭以计厚待钦, 情好欢洽”。（《三国志》 卷二十八 《魏书· 毋丘俭传》, 第 763 页。）俭、 钦战败后, 文钦还致书郭淮, 劝其起兵, 这可能是由于文钦是谯人, 与曹爽关系甚密, 他身上仍存留着谯沛集团残余的影响, 可能还对心存曹魏者有一些号召力, 只是在司马氏强大的实力面前, 越来越显得微不足道了。

亲曹势力之所以接连失败, 除了司马氏父子力量强大及应对得当外, 他们自身也存在致命问题。 司马懿得知王凌谋划起兵, 果断率军向淮南进发。 王凌知己将败, 至丘头面缚见司马懿。 《王凌传》 注引干宝 《晋纪》: “凌到项, 见贾逵祠在水侧, 凌呼曰: ‘贾梁道, 王凌固忠于魏之社稷者, 唯尔有神, 知之。’ 其年八月, 太傅有疾, 梦凌、 逵为疠, 甚恶之, 遂薨。”（《三国志》 卷二十八 《魏书· 王凌传》 注引 《晋纪》, 第 760 页。）王凌自视为魏之忠臣, 东晋时已有贾逵、 王凌为祟害死司马懿的故事, 表明当时不少人认为王凌忠于魏朝。 随后据淮南反抗的毋丘俭、 诸葛诞, 也常被视为曹魏忠臣。 《困学纪闻》: “王凌以寿春欲诛懿而不克, 文钦、 毋丘俭以淮南欲诛师而不遂, 诸葛诞又以寿春欲诛昭而不成, 千载犹有生气, 魏为有臣矣。”（王应麟 《困学纪闻》,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 第 1515 页。）何兹全 《三国史》: “曹氏做了几十年天子, 在朝也有不少忠臣。司马氏野心逐渐暴露, 曹氏的忠臣也逐步清醒, 斗争一个回合一个回合地展开。”（何兹全 《三国史》, 第 208 页。）不过, 《三国史》 书中还有一处作者对诸葛诞立场的疑问: “两年前诸葛诞如此坚决地拒绝毋丘俭的要求, 联合起兵, 却于毋丘俭失败后两年, 又自己起兵了。”（何兹全 《三国史》, 第 220 页。）其实诸葛诞不仅拒绝了毋丘俭起兵的请求, 还积极配合司马师进攻他和文钦。 毋丘俭、 文钦率军向项进攻时, 诸葛诞率豫州诸军渡过安风津而下, 包抄其退路, 又先于诸军进至寿春。 此外, 王凌谋划举事时, 诸葛诞为扬州刺史, “太傅司马宣王潜军东伐, 以诞为镇东将军、 假节都督扬州诸军事, 封山阳亭侯”。（《三国志》 卷二十八 《魏书· 诸葛诞传》, 第 769 页。）王凌、诸葛诞同在寿春, 王凌起兵受诛而诸葛诞加官进爵, 可见诸葛诞对司马懿平定王凌是有助力的。宋人朱胜非 《绀珠集》 “广陵散” 条:

这段文字舛错颇多, 无须详述。 只是此处云王凌等 “皆以散败”, 似乎是指他们没有齐心合力对付司马氏, 致使被逐个击破。 类似观点仇鹿鸣也有论述: “王凌、 毋丘俭、 诸葛诞… …三人高举反对司马氏大旗的背后也有着各自不同的政治盘算与目标”; “在三次淮南之乱中, 由于反对司马氏的淮南诸将内部本身就矛盾重重, 目的不一, 始终未能形成合力, 甚至出现了后一次叛乱的发动者是前一次叛乱的镇压者这样诡异的现象”。（仇鹿鸣 《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 第 126、 132—133 页。）不过, 还要看到, 三叛 “以散败”, 他们的散不仅是由于彼此之间的恩怨过节或者私心算计, 也与司马氏的策略有关。 这里就需要讨论司马懿父子在处决曹爽等人后, 采用何种策略控制中央及方镇。

首先, 司马懿控制中央, 主要依靠子弟心腹以及原先与曹爽矛盾较深者, 包括遣司马师、昭兄弟与高柔、 王观共掌禁军, 司马孚主台阁, 孙资复起为中书令, 卢毓、 孙礼、 傅嘏等先后任司隶校尉、 河南尹等职, 由此完成了对中央各要害部门的控制。

其次, 司马懿处决曹爽等人时, 对于一干曹爽故吏, 也并行罢免。 王基 “大将军曹爽请为从事中郎, 出为安丰太守… …以疾征还, 起家为河南尹, 未拜, 爽伏诛, 基尝为爽官属, 随例罢”。（《三国志》 卷二十七 《魏书· 王基传》, 第 751—752 页。）“随例罢” 指的是当时凡为曹爽故吏者皆予罢免。 又王沈 “大将军曹爽辟为掾, 累迁中书门下侍郎。 及爽诛, 以故吏免”。（《晋书》 卷三十九 《王沈传》, 第 1143 页。） 裴秀 “爽乃辟为掾, 袭父爵清阳亭侯, 迁黄门侍郎。 爽诛, 以故吏免”。（《晋书》 卷三十五 《裴秀传》, 第 1038 页。）鲁芝 “曹爽辅政, 引为司马… … 及宣帝起兵诛爽, 芝率余众犯门斩关, 驰出赴爽… …芝坐爽下狱, 当死, 而口不讼直, 志不苟免。 宣帝嘉之, 赦而不诛。 俄而起为使持节、 领护匈奴中郎将、 振威将军、 并州刺史”。（《晋书》 卷九十 《良吏鲁芝传》, 第 2329 页。）鲁芝下狱当死, 司马懿赦免他之后不久再行起用, 那么起用前显然是被免去职务的。 司马懿确实继续大量任用曹爽故吏, 但他们都经历了一个被免官的过程, 并非直接在原职接受新的安排。 司马懿此举, 可能有以下用意: 第一, 对曹爽故吏统一清查, 进一步清除曹爽势力; 第二, 挑选其中可为己用者再行起用, 使之为司马故吏, 恩威并施; 第三, 向天下人展示实力, 同时表现不计前嫌, 以收拢人心。 曹爽任职十年, 故吏众多, 且其中牵涉到诸多大族, 如王沈为王昶之侄, 裴秀为故尚书令裴潜之子。 以上所举四人皆是罢免之后不久又被起用的, 现存史料所显示的也基本都是这种事例, 但既然是对曹爽故吏普遍的清查, 理应有一批人革职之后不再录用或降职使用。

再者, 对边镇将帅进行调整。 与对中央的调整不同, 司马懿对各边镇的人事调整相对较为审慎, 大部分镇将一仍其旧, 尽力保证边镇的稳定, 很多时候并不急于安插亲信取代曹爽旧人。 曹魏以关中、 荆州、 扬州三处最为大镇。 雍凉氐羌遍布, 是蜀魏两国竞相拉拢的对象。 这一地区地形复杂, 自然环境偏恶劣, 陇山以西更是与中原交通不便。 正始五年后夏侯玄为征西将军、 都督雍凉诸军, 郭淮为雍州刺史, 同时夏侯霸为征蜀护军、 右将军。 司马懿诛杀曹爽后立即征夏侯玄进京, 使郭淮代之为都督, 同时任命陈泰为雍州刺史。 仇鹿鸣认为郭淮 “是司马懿的旧部”, 陈泰是 “高平陵之变的同情者”（仇鹿鸣 《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 第 111 页。）, 其实郭淮虽然曾在司马懿帐下听命, 却并不代表二人有多少特别联系。 一则郭淮也曾是曹真部将, 二则淮妻为王凌之妹, 王凌死后, 司马懿并未赦免她, 而是派 “御史往收”（《三国志》 卷二十六 《魏书· 郭淮传》 注引 《世语》, 第 736 页。）, 郭淮后来写信求情, 才被赦免, 可见郭淮非司马懿的心腹。 鲁力认为:“郭淮自建安以来便服务于曹氏政权, 应该不会立即拥戴司马氏, 但他并非曹爽的死党, 也未必会为曹氏死节, 所以与夏侯玄联手反叛的可能性并不大。 况且, 司马懿任命郭淮为都督, 用他来代替夏侯玄, 也在很大程度上分化了二人。”（鲁力 《方镇格局与淮南三叛》, 《许昌学院学报》 2017 年第 4 期, 第 20 页。）其实郭淮本来就已经做到了雍州刺史, 按照惯例以及其功勋能力, 夏侯玄之后应由他代为都督。对他更恰当的定位应该只是边将, 不宜过多与朝中派系划分联系起来。 至于陈泰, 如前所论, 他曾向曹爽保证不死, 以及在高贵乡公被杀后的表现, 表明他并非司马懿之党, 安排他为雍州刺史恰可展示征还夏侯玄并非为了安插亲信。 司马懿的举措主要是为了减少政变对西北的影响, 稳定军心, 而不是急于直接掌控雍凉诸军。

至于荆州, 都督王昶与司马懿渊源较深, 而荆州刺史的人选更值得注意。 曹爽在政变前安排李胜为刺史, 而欲使前安风太守王基代胜为河南尹。 曹爽死, 王基一度被免职, “其年为尚书, 出为荆州刺史, 加扬烈将军, 随征南王昶击吴”。（《三国志》 卷二十七 《魏书· 王基传》, 第 752 页。）王基显然和曹爽更为近密, 司马懿以之为荆州刺史, 不仅是肯定他治边的才能, 也是为了显示宽大, 安抚人心。 毋丘俭、 文钦起兵时, 司马师 “以基为行监军、 假节, 统许昌军”（《三国志》 卷二十七 《魏书· 王基传》, 第 753 页。）, 随后都督豫州, 领豫州刺史。 后来王基又做过镇东将军、 都督扬豫诸军事, 王昶死后, 代昶都督荆州。 司马氏父子给予王基充分的信任, 王基也没有辜负期望, 成为了司马氏的支持者。

扬州的情况最为棘手。 淮南实力强盛, 又与吴都建业邻近, 水系发达, 港汊众多, 与中原风貌差别较大。 可能与靠近谯沛有关, 又因为曹爽的一系列人事安排, 亲曹势力根基深厚。 司马懿拔除王凌后, 并未急于派亲信占据要职, 而是根据惯例使与曹爽关系较密切的诸葛诞由扬州刺史升任镇东将军, 都督扬州, 又进庐江太守文钦为前将军, 代诞为扬州刺史。 诸葛诞因东关之战失利与监豫州诸军事、 豫州刺史毋丘俭换防, 后来毋丘俭起兵, 诸葛诞为司马师前驱,因此得以再度坐镇寿春, 都督淮南。

司马懿本来许诺不杀曹爽, 食言以后, 为了缓和朝臣们的猜疑, 除了必须要处理的夏侯玄、王凌之外, 其余一概不问, 甚至王基、 鲁芝、 诸葛诞、 文钦等部分曹爽旧人都得以迅速升迁。 司马懿借这些举动向世人表明杀曹爽并非为了自己揽权。（钟思远指出: 经过司马懿对一干名士的屠杀之后, “对此时的执政者司马懿而言, 堪谓: 顺者昌、 逆者亡, 信者用、 疑者废,归隐者处弱可以见容、 坐免者效忠可以复起。 魏末士臣之势力分流操之在手, 而举国朝政愈益密系于司马氏之霸府”。 见钟思远 《司马懿戮士与魏晋易代政治之缘起——对 “高平陵政变” 前后司马懿政治心理的考察》, 《中华文化论坛》 2014 年第 3期, 第 36 页。）司马懿一方面牢牢控制中央, 另一方面较大程度尊重了各边镇的原有权力格局, 这一做法达到了预想的效果, 郭淮、 陈泰兢兢业业镇守关中, 王基、 鲁芝等不仅没有进一步与司马氏为敌, 反而为其父子所用, 诸葛诞、 文钦的紧张情绪得以缓解, 诸葛诞还为了自己加官进爵, 不惜为司马氏父子卖命, 俨然一个不顾政治理想、 没有立场、 一心努力向上爬的官僚。 《吴志· 朱异传》: 赤乌 “十三年, 文钦诈降, 密书于异, 欲令自迎。 异表呈钦书, 因陈其伪, 不可便迎。 权……乃遣吕据督二万人, 与异并力, 至北界, 钦果不降”。（《三国志》 卷五十六 《吴书· 朱桓传附子异传》, 第 1315 页。）吴赤乌十三年即魏嘉平二年, 前一年曹爽被杀, 文钦致书请降未必为诈降, 至少吕据、朱异北进时未遭遇埋伏, 很有可能文钦起初是有过降吴考虑的, 只是后来被司马懿稳住了。

由上可知, 司马懿在消灭曹爽及其心腹后, 除了对夏侯玄、 王凌等人外, 并未采取过多激进手段。 对于曹爽故吏虽尽行罢黜, 但很多人不久便得以重新起用甚至重用。 在边镇的举措更是较为克制, 尽量尊重原有的人员结构及迁转惯例, 对于诸多与曹爽有关联者也尽量安抚。 另外, 司马懿虽然在禁军和中枢中安插了大量亲信与同盟, 但主要是通过取代曹爽集团成员而取得的, 并未过多直接触及其他大臣的利益, 与先前曹爽安插亲信得罪诸多大臣颇为不同。 这一点也提示我们, 司马懿之所以能够较为顺利地掌控局面, 还在于曹爽此前已经通过排挤其他大臣将诸多权要部门掌握在自己手中, 司马懿政变, 只须针对曹爽及其亲信, 而无须过多直接触及其他大臣的利益, 故而引发的矛盾与抵制较少。 曹爽集团十年经营, 不仅直接导致诸多朝臣面对司马懿屠戮其朋辈时无力相救, 又大大方便了司马懿顺利掌控核心权力, 实为司马氏 “驱除”。

《三国志》 卷九 《魏书· 曹爽传》

曹马之争长期以来都颇受学界内外重视, 而如果将其放在中国历史的整体进程中, 仍可发现其中令人惊异的特别之处。 首先, 这是少有的一位辅政大臣击败另一位辅政大臣而开启改朝换代的政变, 更为特别的是这次政变所打破的政治传统——曹魏是历史上唯一一个重用甚至依仗血缘较远的宗族群体的王朝。 曹魏政权中与皇帝分享最高权力的宗族群体, 不同于人们熟悉的宗王、 外戚、 宦官或朝臣中的任何一种, 在多数王朝, 宗族甚至不构成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 曹魏的传统是三国时期的特殊性与曹魏政权的特殊性共同导致的。

东汉时外戚、 宦官交替专权, 已为士大夫深恶痛绝。 汉末以来士大夫政治地位空前提高,故而三国虽处战伐之世, 都不乏幼主, 却少有过外戚、 宦官干政。 三国的宗王都没有特别的权势, 但曹魏宗王备受冷遇、 近乎禁锢, 亦是蜀、 吴所没有的。 蜀、 吴托孤, 皆寄之朝臣, 这是士大夫政治发展的结果。 曹魏托孤时士人亦包括在内, 但不担任首辅, 首辅是与帝室存在血缘关系但较为疏远的宗族。 是否曹魏的士大夫还不被皇帝完全信任, 非本文所能详究; 对于魏明帝为何一度要将天下托付于毫无功业的 “皇族内阁”, 而将朝臣尽数排斥在外, 似亦难有定论。 值得注意的是曹魏政权中宗族群体的地位。

曹魏宗族的位望源自与曹操共同创业的经历。 他们在这一过程中功勋卓著, 人才辈出。 不过, 宗族特殊的政治地位显然也是曹魏有心扶植的结果。 曹操在边境采用大督区的防御办法,而董督诸将的一方统帅多出于诸曹、 夏侯家族, 虽然其他将领也有机会董督一方, 但诸曹、 夏侯家族成员仍是首选。 无论将诸曹、 夏侯与其他大臣或诸将区分开的做法是否意味着对诸臣或众将不够信任, 都足以形成重视宗族的政治传统, 而曹爽上台就是这一传统的产物。 曹爽并无甚功绩, 凭借宗族身份与其父遗威, 不仅挤掉了与明帝关系近密的宗王曹宇, 也超越功勋赫赫的重臣宿将司马懿而成为首辅。 曹爽辅政合乎传统, 但曹魏的政治传统在历史上无疑是极为特殊的, 相比在宰辅之争中落于下风的燕王与司马懿, 曹爽在亲、 贤两方面都是颇具劣势的, 曹魏的政治传统不能完全取代长期以来的历史惯例, 更弥补不了曹爽功业上的缺失。 曹魏宗族势力向来强盛, 而栈潜、 高堂隆、 曹冏等仍以不重用宗王为言, 可见当时人也意识到重用宗族虽然有传统为依据, 但终究有违常制。 如此情形促使曹爽不断夺取机要职位来巩固地位, 致使积怨愈多, 最终被司马懿抓住机会一举消灭。 曹爽先前不惜树敌抢夺要津的做法, 又可视作为司马氏 “驱除”, 司马懿父子只须从曹爽集团成员手中夺取那些权要职位便可实现对朝局的控制, 无须直接触犯其他大臣的利益, 这无疑为司马氏巩固权力提供了较好的政治环境。

曹魏幼主在位恰逢宗室人才零落, 或许有历史偶然性, 然而当重用宗族的传统演变为依赖宗族时, 便不得不面对这一矛盾: 这一传统是曹魏政权稳固的基石, 但它却是违反政治常态的, 于强大政治传统所重视的亲亲或尚贤皆有不符。 曹爽面对这一矛盾, 虽然重用崇尚玄虚无为的何晏, 但他积极揽权的行为恰与无为的政治理念相反, 最终加剧了政治的紧张氛围, 渐渐为朝臣所厌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