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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戴手铐的旅客》是改革开放初期兴起的惊险片热潮的代表作品，它以文革初期为背景，讲述受到迫害的老公安侦察员刘杰不计个人安危，克服重重困难，将盗取国家武器机密的特务绳之以法的故事。
这是于洋继1977年的《万里征途》后执导的第二部电影。剧本最初发表在北影厂的《电影创作》杂志上，于洋看到后很兴奋，决定将它搬上银幕。《戴手铐的旅客》模仿了日本电影《追捕》的人设和情节架构，主人公一边逃亡一边跟踪调查，这种追逃模式在中国电影中还是第一次出现。
拍《戴手铐的旅客》时，于洋刚好50岁，这部作品对他而言无疑是一座人生里程碑。起初他只想一心专注于幕后，而让《铁道卫士》中侦察科长高健的扮演者印质明饰演刘杰一角。他回忆说：“原本这个角色我是决定让印质明同志来演的，但因为身体原因不允许，后来他饰演了魏子恒。我说：’那怎么办呢？你再推荐一个。’他说：’老于啊，我看就你来吧，这个你演正合适。’那时候我身体也不错。哎呀，当时一听让我演，也很喜欢，但我这个导演怎么办？自导自演？我就给厂长汪洋汇报了，结果和汪洋一拍即合，他说，’我看就你自个演吧，因为你搞这个戏又熟悉。你的副导演、摄影也熟。’汪洋拍板让我演，我说那我就试试吧。我就跟张庆华他们几个主要创作者商量，他们都同意了。”
印质明比于洋大两岁，这已经不是他们的第一次合作，20多年前，翩翩少年的他们就在《生活的浪花》中同台竞技。
《戴手铐的旅客》是名副其实的于洋“老友记”，参与演出的赵子岳、里坡、葛存壮、周森冠、金凤等都是他曾经的合作者，在生活中也是多年的老朋友。
从一开始，于洋就把战友情作为全片的核心，为此他舍弃了剧本中已有的歌词，邀请词曲作家王立平创作一首全新的“驼铃”。这首歌对在艰难困苦中结成的革命情谊进行了浓墨重彩的讴歌和颂扬，成为人们传唱的佳作。
拍摄过程中，于洋对剧本进行了较大的修改。最初的剧本中，邵万林饰演的苏哲和高菊梅饰演的王莉都是为某国名为“阿格哀”（代指苏联“克格勃”）的情报机关效力的，后半部分还出现了刘杰与外籍特务和特务头子的正面交锋。由于电影拍摄时正赶上封冻十年的中苏关系开始出现缓和，为避免触及敏感问题，反派人物的设置进行了调整，苏哲成为从始至终唯一的特务，王莉等变成被他所利用的造反派帮凶。苏哲逃跑的方向也从西北改为西南。
原剧本中，魏小明是魏子恒的儿子，“一个十八、九岁，留着小胡子的男青年。”为了给这部男人戏增加一些活泼色彩，于洋决定把这个角色改成扮作男装的女孩子。他曾在电影《海霞》看过蔡明的表演，对她印象颇深。彼时的蔡明刚满18岁，稚气未脱，却又有着男孩子的爽朗活泼，于是就选中了她。
《戴手铐的旅客》虚构了洛西和微山两个城市，外景地都是山西大同，只是将大同火车站的站牌临时更换了一下。
当年大同市中心的鼓楼和四大街一带仍保持着旧时风貌。于洋回忆说：“我们把电影拍摄基地选在了大同，剧组工作人员连夜重新布置街道，在墙上刷标语，把大字报重新贴起来，红卫兵活动的舞台也再次搭建起来。第二天一大早上班的人看到这情景都吓坏了，当地公安局接到很多询问电话：’怎么文革又来了？’可见大家对那段历史都感到毛骨悚然，再也不愿意经历文革了。后来，是在大同市委和公安局的帮助下，通过广播向大家解释这不是真实的，只是在拍电影，才安抚了当地受到惊吓的群众。而且，当时拍电影时需要很多群众演员，大家都是自动地来帮忙，不要任何报酬。剧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这是反映文革的电影，请大家穿上他们在文革中的服装，不要穿现在的服装，群众们都热烈地支持。”
刘杰跟踪苏哲并遭伏击的戏安排在了云冈石窟第三窟拍摄，当时这个石窟正在修缮，摄制组就地取材，利用脚手架设计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打斗戏。
片中出现的边境小镇红星镇实为云南瑞丽的畹町口岸，摄制组在这里搭建了一个小饭铺，拍摄了刘杰与苏哲再度遭遇的重头戏。
刘杰与苏哲搏斗的场面在瑞丽江边拍摄的。瑞丽江是云南省西部的重要河流之一，其中20余公里属中缅两国界河。
于洋说：“这部影片拍得还比较顺利，拍完之后很受欢迎。电影本身有悬念、很惊险，但主要还是写情的，战友的情，特别经过文革那十年，考验了任何人之间的感情关系。当然在文革背景下，看得出每一个人都在表演，至少在我周围我看到了各种各样的表演，每个人都给自己写历史，也看出了他们的真实情感，所以我力求在这部电影里表现人物关系。影片拍完后，我曾经到影院去看过，看观众的反应，当时反响还比较强烈。有的观众鼓掌，到最后戴上手铐那一刻很多女孩子哭了，我都看到了。”
实际上，《戴手铐的旅客》是于洋从影生涯后期为数不多的佳作。生前他对自己有个谦虚的评价：“我是一个及格的导演，还不是一个很好的导演，还没有发挥我的才能。我的表演成绩大一些，戏比较多，若能连续拍下去，彻底把潜力发挥出来，可以更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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