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庄东岳宫16字电报影壁
“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1940年，被迫从上海迁到云南昆明的国立同济大学，因昆明遭到日军飞机轰炸，校方萌生继续内迁的想法。
在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中国，哪里能有张安静的书桌？
就在师生们彷徨无助之际，位于长江边仅有3000人口的李庄向同济大学发出了以上16字电文，让同济大学的师生们看到了希望。当年秋，同济大学师生们先走陆路再走水路，一船船的人、物资被运到李庄码头……
同样为内迁发愁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国地理研究所大地测量组等文教科研机构，也陆续迁驻当时名不见经传的李庄。
饱受战乱之苦的中国顶尖知识分子和高校师生，终于在李庄寻得了一张安静的书桌。他们扎根李庄6年，在国仇家恨中潜心钻研治学，取得了不朽的研究成果。勤劳朴实的李庄人民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参与了抗战，为赓续中华文脉、支持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
▋01 同大迁川，唯有李庄
李庄位于长江南岸，其名源于长江上计量距离的“里桩”，而非李姓人聚居的村庄。据岱峻介绍，南朝梁武帝大同十年（544年），曾在李庄一带设“六同郡”，取天地东南西北六同之名。后因李庄地势低平，常有洪涝灾害，加之匪患猖獗，“县城”被迁址南溪。
在长江边李庄古镇上河街中段，矗立着一座与周边古建筑群风格迥异的巨大宽体建筑，它就是著名的李庄文化抗战博物馆。该馆建筑由同济大学章明教授设计，造型寓意“四手相握，文化脊梁”，展出与抗战相关藏品共474件，这些藏品、文物见证了李庄参与“全民抗战”的历史。
今天，当人们走进原国立同济大学工学院、法学院所在地李庄东岳庙时，“同大迁川 李庄欢迎 一切需要 地方供给”十六个大字便会赫然映入眼帘。
1939年，随着日本侵略者大举南侵，已经从上海辗转迁到云南昆明的国立同济大学再次遭到日军轰炸，当地物价飞涨。校方决定再一次内迁，委托同济大学校友、中元纸厂厂长钱子宁帮忙选址。
中元纸厂本在上海，为躲避战火、继续生产支援抗战，纸厂选择内迁宜宾。宜宾虽然地处长江黄金水道，宜宾机场等地也曾遭到日军轰炸，但长江沿岸仍有不少在敌人军事地图上不曾标注过的偏僻村镇，相对安全。
在战火流离中，沿海内迁的人员、机构众多，能容纳得下同济师生的地方寥寥无几。一些仍有能力承接的地方则担心“下江人”（当时四川百姓对长江下游地区人的称呼）的到来会招致敌机轰炸、抬升物价、扰乱秩序，遂纷纷婉拒。
李庄退休教师罗亚新的父亲罗萼芬当年十七八岁，亲历了李庄承接同济大学等学术、科研机构的烽火岁月，并受到特殊时期的文化熏陶，后来也做了老师。在有生之年，罗萼芬不时向儿子提起当年李庄文化抗战的诸多往事。
罗萼芬曾告诉罗亚新，有一天，在李庄威望颇高的罗伯奚、王艮伯前往南溪县办事，在茶馆听到有人议论因担心抬高物价、招来日军轰炸而反对同济大学内迁南溪一事。罗伯奚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他认为同济迁川有弊则必有利，那么多人到一个地方要吃穿住行，定可活跃当地经济。
二人一合计，决定马上从南溪返回李庄，找当地更有名望的乡绅商量能否接纳同济大学内迁李庄事宜。当晚，罗伯奚连夜赶到李庄羊街8号当时当地最有威望的乡绅罗南陔家，向他“幺老爷”讲述了从南溪听来的消息。
▲罗南陔在李庄的期来农场，罗南陔居二排左三
听完罗伯奚、王艮伯的讲述后，李庄的乡绅们敏锐地意识到：接纳这些学府不仅是爱国之举，更是李庄发展的历史机遇。在当晚李庄乡绅们商量时，罗萼芬在场，他听到了父亲和乡绅们分析同济大学落地李庄的“利之所在”。
小利方面，同济大学及其他科研机构大量师生涌入人口仅3000人的李庄小镇，意味着李庄人的空房可以出租，农产品、鸡鸭鱼肉销路更畅物价更高，可富农富民。本地人可以享受上海等大城市才能享受的优质教育、医疗、卫生、科学、文化等资源，这是李庄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大利则关乎国家、民族存亡大业。李庄乡绅认为承接同济大学等机构，就是李庄人以实际行动直接参与全民抗战的最好方式。
李庄32位乡绅在羊街8号议事，罗萼芬负责端茶倒水，参加了会议。罗萼芬后来告诉儿子：当天的会议讨论非常热烈，众人先谈弊，后谈利，大家积极响应支持。32位李庄乡绅联名给时任四川省第六行政督察区（宜宾）专员冷熏南写信，表示李庄愿意接收同济大学。
用于接收学术机构和大学的李庄“九宫十八庙”，在当地人心里有着非常崇高、神圣的地位，是当地人的精神依托，是李庄民众寻求心理慰藉的重要宗教场所。尤其是在老年人看来，要请菩萨让位，把“九宫十八庙”腾出来让给同济大学当作教室、宿舍、办公室等，难以接受。
对于反对者，乡绅们分工合作，逐门逐户上门做工作。最终，凭借乡绅们在李庄的威望和李庄人的大义，李庄人最终一致同意接纳同济师生。决定腾出古镇“九宫十八庙”，并发出了“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16字电文。
▋02 大庇贤士，救亡图存
“欲亡其国，必先亡其史；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岱峻说，当时的日军高层，根本目的是想灭亡中国，他们要毁掉中国文化、文脉，同时他们要保留中华文化的精髓，中国人要寻找自己的文化基因，就不得不去日本。日本的盘算是让没有文化传承的中国人彻底沦为任其宰割的“亡国奴”。
炮火硝烟中，中华大地上无数的亭台楼阁化为瓦砾，无数的古籍珍宝被付之一炬，无数中华儿女流离失所沦为难民。岱峻认为，日军当年对中国的文教机构进行狂轰滥炸，那不是误炸而是故意为之，其目的就是要毁掉中华文脉，让中国人失去文化记忆。
▲1940年代，长江边上的李庄 | 《发现李庄》插图
1940年秋天，李庄来了好多“下江人”——这是罗亚新父亲罗萼芬常常讲述的他亲眼目睹的经历。罗家所在的李庄羊街距离长江码头不过几百米距离，十七八岁的罗萼芬和李庄当时的男女老少没事就跑到码头看热闹，看那些让他们感到好奇的“下江人”。
同济大学的师生们从云南昆明出发，他们先走陆路，再经水路坐船沿长江抵达李庄。“好多人顶着秋天凉飕飕的河风，天天跑到码头上去看形形色色的’下江人’。他们一个个从客船下到趸船，小心翼翼地踏着窄窄的跳板晃悠悠地移到岸边。”罗南陔的曾外孙女阚文咏也曾听母亲讲过当年的情景。同济大学就这样来到了李庄。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立同济大学经历了四年的漂泊时光，先后辗转九个省却难寻一张安静的书桌，最后在西南一隅、小镇李庄安顿下来，教学、科研得以继续。同济大学工学院、法学院被安置于主祀泰山神的东岳庙，医学院被安置在供奉真武大帝的祖师殿。1940年至1946年，同济大学先后有近5000名师生员工遍布李庄各个角落。
李庄禹王宫、祖师殿、东岳庙、南华宫，肖家院子、刘家院子、曾家院子，麻柳坪、下麦坝、官山，寺观庙宇、会馆祠堂、民房私宅，或让与，或租赁，或新建……同济大学在李庄六年，李庄人竭力为这所“吾国学校中最有代价之学校”排忧解难，同济师生方能致力潜心问学、科教济世，李庄人用实际行动投身文化抗战、救亡图存。
“李庄欢迎”的消息不胫而走。
▋03 大师大家，云集李庄
同济来了，“中央研究院”来了，中国营造学社来了……1940年到1946年，面积不到1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仅3000来人的李庄陡然增加了12000余名高校师生和科研人员。
中国建筑学大师梁思成、中国现代考古学开拓者李济、中国非汉语语言学大家李方桂、中国民族学开创者凌纯声、中国克隆技术开创人童第周、殷墟考古大家暨“甲骨四堂”之一董作宾，还有傅斯年、梁思永、陶孟和、吴定良、巫宝三、梁方仲、周均时、丁文渊、夏鼐、曾昭燏等一大批大师大家云集李庄。
▲1943年，李约瑟拍摄的同济大学学生在李庄禹王宫校本部听课
罗南陔家是个巨大的四合院，家里住着已经成家和没有成家的儿子和未出嫁的女儿们。为腾出房间，罗南陔把大儿子罗荫芬和六儿子罗季唐两家人连同老婆孩子，全部赶到距离李庄几里外的石板田乡下居住。罗家腾出房子后，专门邀请身患重病的考古巨擘梁思永一家来居住、养病。
1942年，当同济大学附设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数百名师生迁来时，可容纳如此规模师生的李庄巨宅已“征用尽矣”。正当同济大学校长徐诵明、同济大学教授兼附设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校长祝元青一筹莫展之际，罗南陔再次站出来，慷慨将占地面积约3000平方米的罗家祠堂“集成公祠”借给工业职业学校办学，且“不受租金”，无偿供学校使用。
“南陔先生热心教育，协助地方，尤足以继绍祖德而光耀罗氏也。我附职师生，以抗战胜利，行将复员沪滨，万里之东，必有长忆罗祠风月而悠然兴感者矣！”1945年12月，徐诵明亲自撰文、祝元青亲自书写，木板上刻字为“徐祝罗匾”，特别感谢罗南陔的无私奉献。“徐祝罗匾”目前珍藏在宜宾市博物馆，为二级文物。
▲徐祝罗牌匾
抗战期间，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教授、英国科学家李约瑟教授先后到访李庄，李庄成为战时中国重庆、昆明、成都四大文化中心之一，被誉为“中国文化的折射点，民族精神的涵养地”。
李庄，这个在当时地图上根本找不到的地方，无论从欧洲还是美国寄来的信件，一定可以被准确送达……
以上转自红星新闻对《发现李庄》作者岱峻的专访。
抗战时期，李庄拼命守护着中华文明的命脉，艰难维系着与世界的交互往来，如果没有李庄，中华文脉完全有可能成为另一种模样。如果想了解那段真实的历史，想知道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如何成为华夏文脉所系、国运所系之所在，《发现李庄》是必读之经典。
傅斯年曾言：“抗战不仅是枪炮之争，更是文明的重构。”
谈起当年的抗战，人们都会想到导致日本最终投降的三股力量：国共双方，以及以美苏为代表的援军。但还有一群知识分子，他们为抗战胜利做出了根本性的贡献——因为彼时中国更需要的是一种能把四万万同胞凝聚起来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
抗战之前，中国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中华民族”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不解决这个最根本问题，那么，是谁在和日本作战？如果连主体都未确立，又怎么会有民族精神、爱国精神，又怎会有士气、荣誉感和凝聚力？
正是这一群知识分子，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披肝沥胆，忍辱负重，夯实、传播和普及了“中华民族”的概念，完成了“主权中国”的历史叙事。而其中，以傅斯年、梁思成、董作宾等为代表的李庄知识分子，堪称最杰出典范。他们在抗战时期，带着救亡图存的使命，落脚于四川的偏僻乡镇李庄……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他们，抗战的胜利至少要晚五年。然而，这群吃不饱、穿不暖的学者，这群为中华文脉留存最后希望的人，却在今日几乎被遗忘。但他们的意义，远不止于战争的胜负——中华文脉的长存永续，根本上靠的是文化认同，而文化认同的铸造以及国家建设，又取决于知识分子提供的价值引导。
在中国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80周年的当下，世界又笼罩在战争的乌云下。如果历史真的又走到决定未来的十字路口，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文化认同，铸造更符合文明大势的国家意识？李庄那段历史，能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这是《发现李庄》的深远价值，它早已越过了故事的外壳；这是岱峻在《发现李庄》中从头到尾“执拗的低音”，终有一天会从四面八方反弹，汇成洪钟大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