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钟寺永乐大钟与明代治理秩序

文化遗产沙龙(第45期)

在京城北三环西路有一座觉生寺,始建于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次年冬落成,距今已有290余年历史。从清乾隆年间至清末,觉生寺一直是皇家祈雨之地。在民国时期,也是京城举办庙会的寺庙之一。寺庙缘何建造于此,据寺中《敕建觉生寺碑》碑文介绍:“京城西直门外曾家庄有圆址爽垲,长林佳茂,右隔尘市之嚣,左绕山川之胜,宜为寂静清修之地。”

如果说觉生寺的名字稍显陌生,那么提到寺中著名的永乐大钟,以及因此钟而顺势称呼的大钟寺,则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在这里,延续几百年的,是回荡在城市里浑厚悠长的钟声,也是人们口中“大钟寺”这座城市地标。

图源:大钟寺古钟博物馆

永乐大钟,铸造于明代永乐年间,钟体高5.5米,下沿口径3.3米,钟体钟量42吨(未含悬挂结构件,即上下U形环)。大钟内外表面布满23万余字经文,而其特殊的悬挂结构(上面布满了梵文),恰恰是永乐大钟的特别之处。国内外鲜有在大钟的悬挂件上也铭铸文字(佛教经咒)的,永乐大钟是为创举。这口体量巨大的铜钟历经600余年时光,目前完好地保存在觉生寺最后的大钟殿中。

永乐大钟从铸造完成至今,在外形和工艺上带给人们无限的惊叹和震撼,而其“身份”、由来、铸造工艺和它经历“三次搬迁”以及功能和象征意义的不断叠加,历来都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大钟楼|图源:大钟寺古钟博物馆

大钟寺永乐大钟|图源:夏明明

永乐大钟悬挂部位|图源:夏明明

永乐大钟素来有“五绝”的美誉,除了上述提到的体量巨大,通体遍布铭文,它在悬挂方式、声音的传播以及铸造工艺都堪称古代艺术和技术的典范。

44年前(即1980年),从部队转业后被分配到“大钟寺文物保管所”夏明明,在调查研究大钟寺大钟的“历史成因”过程中,曾经以大钟的钟体铭文为依据,结合文献和历史档案,到大钟寺大钟最初的收藏地——皇城内的汉经厂等地进行踏勘,把大钟的铸造置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去实事求是的看待:明成组定鼎北京后,永乐帝朱棣亟待建立一系列国家治理秩序,他从城禁制度、礼仪制度、儒释道教化制度等客观需要出发,御制了包括天坛斋宫“太和钟”、北京钟鼓楼“禁钟(更钟,还包括1尊铁钟)”、大钟寺永乐大钟等大型铜钟的系统工程。朱棣在位期间,大事屡兴,影响深远,既有客观条件,又有被《明史》誉为“智勇有大略”的朱棣本人的主观动机。详见本周六下午的这一讲座。

大钟寺永乐大钟与明代治理秩序

此次文化遗产沙龙,我们有幸邀请到原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副馆长、北京市钟博智能研究所所长、《发现永乐大钟》作者之一夏明明老师,聊聊永乐大钟的前世今生以及由此揭示出的明代治理秩序。

 主 讲 人 介 绍 

夏明明

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副馆长

原北京市钟博智能研究所所长

《发现永乐大钟》作者

退休前一直在北京市文物局下属单位从事文物保护与科研工作;曾任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副馆长、北京市钟博智能研究所所长等职,2003年底调到北京市正阳门管理处(现名: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从事课题研究、副研究馆员;2012年6月退休,享有“北京市劳动模范称号”,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其中《北京市正阳门箭楼千斤闸升降原理研究》荣获2011年度北京市文物局优秀论文评比一等奖。出版钟铃类书籍4册;退休前后长期利用业余时间从事赋予古钟新的生命力之新类型钟研究开发工作,成果颇丰。

关于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我们是一家民办非企业单位,2003年在北京市民政局正式登记注册。我们致力于以专业性、理性和建设性的态度,探索民间力量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有效途径。

我们有两个深信不疑的观点:
Ø  传统与现代并不矛盾,因此文化遗产保护应该是有利于现代化的长久发展。
Ø  文化遗产是公众的,所以文化遗产的保护要依靠公众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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