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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华日军将领大岩实少将，曾以第1独立守备队独立守备步兵第2大队长、第二十一师团步兵第82联队长和第六十四师团步兵第69旅团长参加了侵华战争，日本战败投降后，率领步兵第69旅团官兵，在湖南湘阴向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第十一师缴械投降。

大岩实（1893—1987）是日本爱知县人，1893年1月6日出生，1914年5月28日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26期步兵科，与栗林忠道、大野广一、木下勇、影佐祯昭、和知鹰二、花谷正、山县武光、冈崎清三郎、冈本德三、大内孜、宫崎繁三郎、雨宫巽、中永太郎、若松只一、平野仪一、落合甚九郎、谷口春治、正井义人、安部孝一、石川忠夫、梨冈寿男、田中隆吉、服部尚志、牧野四郎等人同学，同年12月25日晋升步兵少尉，此后不曾考入陆军大学校。

1939年3月1日，大岩实被调到了日本关东军，接替小川全胜中佐出任第1独立守备队独立守备步兵第2大队长，该大队下辖4个步兵中队及1个炮兵中队，同年8月1日，大岩实被晋升步兵大佐。

独立守备步兵第2大队曾驻屯在奉天（沈阳）地区，是挑起“九.一八事变”的元凶，时任大队长为岛本正一中佐，制造柳条湖爆炸事件的，是驻屯在虎石台的第3中队，而进攻北大营王铁汉620团营房的主要是第4中队，进攻张世贤619团和何中立621团的是该大队的其它部队。

独立守备步兵第2大队原本是隶属于独立守备队，该守备队司令部设在吉林公主岭，主要任务是守护“南满铁路”的畅通与安全，并对沿线的抗日武装进行讨伐和镇压，伪满洲国成立之后，日本关东军以独立守备队为基干进行扩编，独立守备步兵第2大队被编入第1独立守备队序列中，该守备队司令部设在奉天，下辖独立守备步兵第1大队至独立守备步兵第6大队，承担伪满洲国南部地区的防卫任务。

1940年3月9日，大岩实被调到了华北方面军，接替堀井富太郎大佐出任第二十一师团步兵第82联队长，该师团是1938年4月4日在日本金泽编成的，下辖步兵第62联队、步兵第82联队、步兵第83联队及山炮兵第51联队等，此时驻屯在徐州地区附近，承担苏北、皖北及鲁西南等地区的防务与作战任务，隶属于日军第十二军作战序列。

大岩实与师团参谋长村田定雄大佐是同日赴任的，时任师团长为鹫津鈆平中将，步兵团长（步兵指挥官）为磐井虎二郎少将，1940年9月28日又由田中久一继任师团长， 该师团在1941年5、6月间的“中条山会战”期间，曾经担任豫北方向的围攻任务，并在战后进行休整。

1941年10月15日，大岩实被调到了日本驻朝鲜军，出任第二十师团留守师团司令部附，时任留守师团长为阿部平辅中将，留守参谋长为中井千万骑大佐，第二十师团是在“七七事变”之后，第一个入侵中国华北地区的日军甲种师团，大岩实到任后，被长期派到京城帝国大学担任教官，京城即为汉城和首尔，是日据时期的名字。

1944年2月7日，大岩实又被调任日本驻朝鲜军司令部附，并继续在京城帝国大学担任教官，此时日本驻朝鲜军司令官为板垣征四郎大将，参谋长为井原润次郎少将。

1945年1月26日，大岩实被调到了中国派遣军，接替小川全胜出任第六十四师团步兵第69旅团长，该旅团下辖独立步兵第51大队、独立步兵第52大队、独立步兵第53大队和独立步兵第131大队，同年3月1日，大岩实被晋升陆军少将。

第六十四师团是以独立混成第12旅团为基干，于1943年5月1日在湖北编成的，下辖步兵第69旅团和步兵第70旅团，师团司令部直属炮兵队、通信队、工兵队、辎重队等部队，大岩实到任之时，师团长为船引正之中将，参谋长为斋藤敏行大佐，此时该师团被部署在长沙地区担任警备与作战任务，师团司令部就设在长沙，船引正之同时兼任长沙警备司令官，该师团隶属于日军第二十军作战序列。

1945年4月，日军第二十军司令官坂西一良中将奉命组织发动了湘西作战，旨在摧毁芷江机场，王耀武率领的第四方面军为作战主力，与日军展开了对决，日军担任主攻任务的是菱田元四郎的第一一六师团和渡边洋的第四十七师团，船引正之则率领第六十四师团担任助攻，主要起牵制中国军队作用。（林海青蛙原创首发，抄袭搬运洗稿可耻）

这次作战名称有很多，诸如“湘西会战”、“雪峰山会战”、“芷江作战”、“芷江保卫战”等等，该战役是日本投降前夕，中日两军之间规模较大的一次战役，此次战役历时55天，以日军溃败而告终，中国军队重创日军3万余人，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日本战败投降后，湖南芷江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派其参谋副总长今井武夫前往芷江洽降，湖南境内投降的日军，被分别集中在长沙、衡阳、湘阴和岳阳等地，主降区设在长沙，其它三地为受降分区，第六十四师团被集中在湘阴，除了该师团之外，还有其它日军附属部队，总共约有3万余官兵，胡琏的第十八军所属第十一师师长杨伯涛奉命率部前往湘阴主持受降。

杨伯涛率领第十一师抵达湘阴后，船引正之即派其参谋长齐藤敏行前往第十一师师部接洽投降事宜，第十一师参谋长吴廷玺对等接见，命令交出第六十四师团及附属部队名册及武器装备清单等，指定了日军活动范围并不得逾越，并定于1945年9月15日举行受降仪式。

受降仪式在第十一师师部驻地如期举行，船引正之率领其参谋长及随员等人，于上午9时走进受降仪式现场，向受降席上的杨伯涛、吴廷玺等人弯腰鞠躬，船引正之双手呈递投降书、部队名册及武器装备清单，并将随身佩戴的手枪、指挥刀及望远镜等交由杨伯涛，并表示他本人及麾下官兵，一定按照贵军所规定的一切执行，受降仪式过程简单而庄严。

尽管受降仪式简单，但是整个接收过程却比较繁琐和漫长，其中有一个细节，应该引起军迷们的注意，就是许多日军官兵都持有照相机，被杨伯涛下令收缴了100多台，并对相片和底片予以销毁，杨伯涛当时可能没有意识到，他的这个愚蠢的命令，直接导致销毁了日军的侵华罪证，他曾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内反思了自己的这一过失。

船引正之被中国政府列为乙级战犯，并于1947年8月接受了上海军事法庭的审判，正是在这期间，船引正之与落合甚九郎、菱田原四郎和梨冈寿男等人作为冈村宁次的从犯，一起出现在上海军事法庭的被告席上，船引正之最终于1948年5月31日被判处无期徒刑，而大岩实则情况不明，没有详细史料证实，其被遣返的可能性比较大，最终死于1987年1月3日，不曾获得任何等级的金鵄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