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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华日军将领大熊让海军少将，曾以第三舰队司令部参谋、“凤翔”号航空母舰副舰长、第2遣支舰队司令部附和香港方面特别根据地队司令官兼第2遣支舰队参谋长参加了侵华战争，日本战败投降后，在香港向英军及盟军缴械投降。

大熊让（1897—1956）是日本东京人，1897年2月15日出生，1916年11月22日毕业于江田岛海军兵学校第44期，与大西敬一、井上左马二、柳本柳作、加濑三郎、龟山峯五郎、佐藤康夫、岛崎利雄等人同学，在该期95名毕业生中，其吊床号为第16号，此后又相继入读海军水雷学校和海军炮术学校进修。

1926年12月1日，大熊让又考入了海军大学校甲种第26期，与大西新藏、山田定义、市冈寿、矢野英雄、中泽佑、横井忠雄、松本毅、有马正文等人同学，并于1928年12月6日毕业，该期毕业生仅为22人。

大熊让从海军大学校毕业后，曾短暂在兵舰上服役，就于1930年1月15日调入东京，在海军军令部第三部第5课担任参谋，1932年4月7日被外派，出任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部参谋，该舰队符号为“3F”，其时司令官为野村吉三郎中将，参谋长为岛田繁太郎少将，只是大熊让上任时，“一.二八事变”引发的进攻上海作战已近结束。

日本海军第三舰队，与常设的第一舰队和第二舰队不同，只是在有作战需求才临时编制的特设舰队，此时的第三舰队是于1932年2月2日编成的，也被称为第四代第三舰队，其中包括长期驻留中国的第1遣外舰队，以及增援的第2遣外舰队和上海特别陆战队等，而这一切皆因为“一.二八事变”爆发所致。

由于盐泽幸一少将担任司令官的第1遣外舰队，无力应对上海的复杂局面，日本开始向上海增兵，由原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出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而时任横须贺镇守府司令官野村吉三郎，因为曾担任过第1遣外舰队司令官之故，对上海区域比较熟悉，因此被遴选出任第三舰队司令官，并率领该舰队增援并攻击上海，派出大批舰载机轰炸上海市区，炸毁了许多建筑并致使数万市民和外国侨民丧生，最终迫使中国守军退出上海，中日双方经过多轮谈判后，最终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林海青蛙原创首发，抄袭搬运洗稿可耻）

大熊让在第三舰队司令部参谋任上，又先后经历了左近司政三中将和米内光政中将两任司令官，以及菊野茂少将和三井清三少将两任参谋长，该舰队司令部设在“出云”号巡洋舰上，因此“出云”号巡洋舰也是第三舰队的“旗舰”。

1933年6月1日，大熊让被调回海军军令部待命，同年7月15日，被外派出任日本驻墨西哥公使馆附武官，直到1936年3月20日届满回国，同年7月1日，再次在海军军令部第三部第5课任参谋。

1936年12月1日，大熊让被外派出任“凤翔”号航空母舰副舰长，该舰也是日本海军的第一艘航空母舰，由横须贺海军造船厂制造，该舰全长179.5米，舰宽18米，满载排水量10500吨，航速25节，乘员550人，于1922年12月22日列装日本海军。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凤翔”号航空母舰随第一航空战队出征，前往中国海域作战，曾在南海广东海域击落过中国空军的霍克型战斗机。

1937年11月1日，大熊让被调任横须贺镇守府司令部参谋，日本将沿岸及其海域划分为4个海军区，并在横须贺、吴镇、佐世保和舞鹤军港设立镇守府，负责其所管辖海军区的事务。

1938年4月30日，大熊让被外派出任南洋群岛在勤武官，南洋群岛也被称为马来群岛，主要由苏门答腊岛、加里曼丹岛、爪哇岛和菲律宾群岛等组成，涵盖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主要国家，当时都是欧美一些国家的殖民地，大熊让的主要职责就是从事各种情报搜集工作。

1939年5月1日，大熊让被调回海军军令部待命，同年5月15日，出任日军大本营参谋兼报道部第1课长，1940年12月6日被调入海军省并出任情报局第2课长，负责情报搜集和整合工作。

1941年9月5日，大熊让出任“瑞穗”号航空母舰舰长，该舰由川崎造船厂制造，1939年2月25日列装，满载排水量为10929吨，航速22节，配置6门127毫米高射炮，可搭载24架水上侦察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作为日本海军第11航空战队的“旗舰”，参加了进攻菲律宾作战。

1942年5月1日，大熊让率领“瑞穗”号航空母舰，从横须贺港向柱岛转进途中，在御前崎海域被美军潜艇“鼓鱼”号鱼雷击中左弦，于次日凌晨沉没，舰上乘员被“高雄”号和“摩耶”号重巡洋舰救起。

1942年5月20日，大熊让被调任横须贺镇守府司令部附，同年5月25日，又出任第一南遣舰队司令部附（该舰队符号为“1KF”），辅佐司令官小泽治三郎中将和参谋长泽田虎夫少将，此时该舰队正游曳在印度洋海域，以摧毁英美商船为作战目的。

1942年6月4日，大熊让又兼任法属印度支那特命全权大使的随员，一天以后，又以海军军令部和陆军省的名义，出任第一南遣舰队司令部参谋，并兼任法属印度支那特命全权大使的随员，从1943年8月10日起，又兼任海军舰政本部造船造兵监督官。

1943年10月5日，大熊让被调任中国方面舰队第2遣支舰队司令部附，该舰队符号为“2CF”，承担福建、广东沿海及南海海域的警备与作战任务，同年10月19日，又出任香港方面特别根据地队司令官兼第2遣支舰队参谋长，此时第2遣支舰队司令官为副岛大助中将。

香港方面根据地队的前身为广东方面根据地队，自从香港沦陷之后，从广东转进至香港，并被改称为香港方面根据地队，队符号为“香港方面aBg”,管辖香港及广东附近海域的警备与防御，首任司令官为井上保雄少将，此后司令官依次为安场保雄少将、小畑长左卫门大佐，而大熊让是最后一任司令官。

1945年4月25日，藤田类太郎出任中国方面舰队第2遣支舰队司令官，大熊让继续兼任参谋长之职，该舰队前身为1938年2月1日编成的第五舰队，1939年11月15日被改称为第2遣支舰队，“鸟海”号重巡洋舰和“五十铃”号轻巡洋舰，都曾经担任过该舰队的旗舰。

此时的第2遣支舰队，尽管还保留着番号，但其麾下可供使用的舰船，仅有数艘炮舰和海防舰等，原本该舰队所属舰船不是被调走，就是被盟军击沉，实际上已经沦落为岸上守备部队，以统辖香港方面特别根据地队、厦门方面特别根据地队等部队为主了。

日本宣布投降的第二天，中华民国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国桢奉命电告英国外交大臣，就驻香港日军受降事宜进行磋商，明确表示香港位于中国战区，理应由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受降，英军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不得进驻香港，与此同时，美国总统杜鲁门也致电英国首相丘吉尔，表示将安排英军接受日军在香港的投降。

1945年8月23日，蒋介石电告英美两个同盟国首脑，同意让英国派代表到香港接受日军在香港的投降，同时也允许中美两国派代表参加香港的受降仪式，经过充分协商，中英两国于8月29日达成协议，同意由英国海军少将夏悫代表英国、中国接受日本在香港占领军的投降。

1945年9月16日，日军第二十三军司令官兼香港占领地总督田中久一中将，在广州向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上将投降，与此同时，香港受降仪式也在香港总督府举行，第2遣支舰队司令官藤田类太郎与香港防卫队司令官冈田梅吉少将，分别代表日本驻香港海军和陆军签署了投降书，并向出席受降仪式的夏悫等盟军代表鞠躬致歉、呈交随身佩戴军刀，以示缴械投降。

出席受降仪式的盟军代表，主要有英国政府代表哈克尔，此人是双重身份代表，因为他既是英国政府的代表，也是中国战区的代表，彰显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认可与支持。

其他盟军代表还有：英国海军哈考将军、陆军费斯廷将军及美国陆军威廉逊上校，而国民革命军青年军第203师师长潘华国少将，则是以香港受降军事代表团团长兼军政部香港特派员的身份出席受降仪式的，其满怀自信和自豪地与盟军受降将领们坐在一起，接受日本海军和陆军将领的缴械投降。

在香港、九龙投降的日军官兵，被羁押在九龙俘虏收容所，这些战俘在过了一段帐篷生活之后，开始陆续被遣返回日本，直到1946年11月12日才完成遣返，而大熊让于1946年12月1日被转入预备役，最终死于1956年8月15日，不曾获得任何等级金鵄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