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杰
1944年春，侵华日军为了在海上交通线被切断后，保持由中国大陆至东南亚各地区日军的交通补给线，遂集中了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发起了以打通平汉、粤汉、湘桂等铁路为目标的所谓“一号作战”。
为了此次作战，日军花了很长时间做准备工作。华中日军原有的14个师团抽走了8个，虽然补充了一部分新编成的部队，但总兵力下降到17万人。驻苏中、苏北地区的日军调走大批老兵，补充一批新兵，战斗力和士气都有所下降。为了弥补兵力不足，日军一方面收缩防区，放弃若干次要据点，将部分据点交给伪军固守，以便相对集中兵力继续对我敌后抗日根据地“扩展清乡”和实施“屯垦”，并加强对沿海地区的控制。另一方面对伪军、伪组织进行大规模整编、调防，以求提高其战斗力和加强控制。尽管日军采取了种种措施，但因其战线延长、兵力薄弱，无法摆脱顾此失彼、被动挨打的局面。这一切，给我华中军民转入局部反攻，恢复和扩大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战机。我敌后各根据地的工作重心也逐渐由坚持为主转变为以发展为主，积蓄力量，准备反攻。
其中，我苏中抗日根据地已经熬过了最艰难的日子，获得了恢复和发展。到1943年11月底，全区日伪控制的地区面积仅为16%左右，敌占区人口仅为15%。全区县以上早已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区一级政府一般都经过局部改选，半数以上的乡有了共产党的支部和群众组织，基层群众优势已经基本确立，并开始以乡为重点对基层政权实施改造。地方武装已能独立担负打击、歼灭日伪，坚持原地斗争的任务。主力部队随时可以用于机动作战。面对变化中的国际、国内局势，我苏中区党委及时提出了“更顽强地坚持原地斗争和更有效地准备反攻力量”的方针。车桥战役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发起的。
酝酿计划
车桥战役前，日伪军在对苏中军区第四分区实施“高度清乡”的同时，对第一、第三分区进行“扩展清乡”，对第二分区进行“强化屯垦”。为避免被敌重兵合围遭受不必要的损失，除新四军一师直属队和第二分区的机关、部队留在东台南北地区活动外，四分区机关转移到东台以南地区。第三分区主力部队和后方机关大部分向北转移至移联抗地区，另有一部分转移至东台以南。我方活动区域被大幅压缩，部队相对集中，万一日军抢先对我发起合围，新四军一师的处境将变得极为被动。
在这种情况下，时任新四军一师师长兼政委的粟裕萌发了一个作战构想：开辟新区以接纳第一师和第三、第四分区北移的主力部队和机关，并使主力部队的整训和全区干部的整风学习都有一个较为安定的地区。
在哪儿开辟新区呢？粟裕的注意力集中在苏中区西北角的车桥、泾口、曹甸地区。1940年冬，他曾率苏北指挥部所属主力协同黄克诚部在此地区举行过曹甸战役，对当地有一定了解。1941年3月之后，韩德勤率江苏省政府、鲁苏战区副长官部及第二十四集团军总部和主力一部盘据在该地区，将该地区经营为处在新四军华中抗日根据地中心腹地的反共基地。1943年韩德勤部弃守后，该地区为日伪占据。日军在方圆数十里内建立了以车桥为中心，包括周庄、受河、泾口、蚂蚁甸、杨恋桥、樊家河、张桥、塔儿头、曹甸、太仓镇等在内的10多处据点。我军也随之进入该地区开展工作，一年来已在安丰、曹甸、泾河镇一线以南，打下了基层政权和群众工作的初步基础。
淮宝地区处于淮安、阜宁、宝应三县交界，以南是苏中水网地带，以北是苏北平原，以西隔运河、宝应湖便是淮北、淮南平原，是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四个敌后根据地的交界处。日伪控制了这一地区，就可以分割我苏中与其他三个根据地的联系。该地区是日军华北派遣军第65师团（师团部驻徐州）与华中派遣军第64师团（师团部驻扬州）的结合部。以曹甸、泾河镇一线为分界线。淮阴、淮安、涟水、泾河镇、曹甸、车桥、泾口等据点由第65师团第72旅团第60大队约800人据守，大队部驻淮阴，大队长三泽干夫大佐。泾河以南之宝应、曹家庄一带驻有第64师团的一个中队约200余人。泾口、曹甸、塔儿头、张家桥等地的伪军属徐州伪淮海省郝鹏举系统吴漱泉部，约1 500人。淮安至泾河线及淮安至车桥线，并包括马涵洞、蚂蚁甸、杨恋桥各地之伪军均属淮安县保安队。该保安队下辖4个大队：车桥、周庄之线为第1大队600余人；蚂蚁甸、杨恋桥之线为第2大队约400余人；泾河镇、平桥、马涵洞、石塘及淮安外围为第3大队300余人；自平桥至淮安沿运河一线为第4大队300余人。泾河以南为伪军扬州项致庄系统第28师第109团，该师师部及其特务营驻扎在宝应城。
粟裕认为，如果我军集中兵力拔除车桥、泾口等据点，在这里打开局面，敌两支部队都会因为是自己的边沿地区而互相推诿、观望，配合作战也不会协调。而我军得手后就可以获得一个相对稳定的地区，可以把领导机关移驻于此，集中主力整训，集中干部开展整风运动，还可以就近加强对18旅工作的指导。特别是可以打通苏北、苏中、淮北、淮南四个地区之间的战略联系，意义更为重大。栗裕由此形成了在淮宝地区发起以夺取车桥、泾口为目标的攻势作战的设想。
1943年6月23日，粟裕奉命去新四军军部驻地江苏省盱眙县黄花塘，参加整风会议并汇报工作。此行，粟裕带了师部侦察科负责人严振衡、测绘参谋秦叔瑾及押运上缴军部物资和经费的一个连的武装，有意识地对沿途地形、敌情进行实地调查。去时由台南穿过通榆公路、串场河，经兴化地区南下到江都真武庙，从昭关坝伪军据点通过扬淮公路，偷渡运河，泛舟邵伯湖，在扬州城北15余千米邵伯湖南岸的黄珏桥上岸，越过扬(州)天(长)公路，历时近一个月，于7月12日到达黄花塘军部。9月19日启程返回苏中时，粟裕一行由天长龙岗乘船过高邮湖北上，经黎城(金湖县)过淮河，到平桥、泾口两据点间登岸，然后夜渡运河，越过封锁线，乘船过建湖、兴化间的水网地区，再越过通榆路回到台南地区。期间穿行于车桥、曹甸据点附近以及许多边沿区、接敌区和敌占区，往返行程五百余千米，对沿途地形、道路、敌情、民情等做了充分的调查，粟裕还与第18旅旅长兼一分区司令员刘先胜探讨了这一地区的特点，进一步完善车桥作战构想。
10月3日，粟裕回到东台以东的吴家桥师部。根据往返途中实地侦察调查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他决心组织和发动以车桥、泾口为目标的攻势作战腹案趋于成熟了。为保证这一作战行动的胜利，粟裕于1943年10月18日向部队发出了《关于加强攻坚打援战术之研究》的指示，命令18旅（第一分区）52团主力和高邮、宝应地方武装积极向界首、临泽、沙沟以北和宝应、曹甸、安丰以南地区发展和开辟新区，并加强侦察情报工作，随时掌握周围敌情。并派部队秘密修通了射阳湖靠北大堤，以便于发起进攻前部队能从陆路隐蔽接敌。
粟裕还调集3旅7团分批进入兴化境内，以合塔、永丰、新老圩区等老根据地为依托，积极向南但主要是向西发展，在宝应以东地区打通与第18旅的联系。粟裕亲自到三仓河北的北行镇，向7团严昌荣团长、彭德清政委、俞炳辉参谋长和蒋新生主任交待任务，并冒雨检阅7团，动员他们向宝应地区进军，在新区建党、建政、建设地方武装，发动群众有计划地改造水网地区的地形，比如在河道中筑明坝、暗坝、封锁坝、交通坝等，使敌人汽艇难以通行，并要求部队普遍学会游泳、划船、撑篙及组织船队进行水上行军作战和水网稻田地区行军作战的本领。
1944年1、2月间，粟裕指挥部队在苏中的高邮、兴化、宝应、东台、泰州和如皋等广大地区发动攻势，攻克了大官庄、王家营、永安、西团、安丰、运粮河、古溪等日伪军据点17处，争取伪军千余人反正。这一攻势不但消灭了敌人，改善了我军处境，而且起到了分散日伪注意力的作用。
三套方案
1944年2月，中共苏中区党委在东台县三仓河召开第5届扩大会议。粟裕在会上提出了在车桥、泾口、曹甸地区组织一次大规模战役的建议，并且详尽分析了当前形势、该地区战略地位、敌情我情和我军取胜的有利条件。苏中我军已经发展至20个团，3万多人，士气正旺，主力部队集中进行了冬季练兵，战术、技术都有了新的提高。日伪据点的空隙较大，便于我军插入其结合部，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车桥战役的胜利是有很大把握的。由于当面日军兵力不足，在我发起攻势作战后，难以对我进行大规模报复“扫荡”，即使有些小动作，在我有准备的情况下，影响也不会大。
粟裕关于发起车桥战役的建议得到了与会领导同志的一致赞同，随即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具体研究制订作战方案。
根据当面敌情，一师决定以攻占车桥、泾口并以主要兵力打敌援兵为战役第一步，尔后相机扩张战果，进攻曹甸。
该战役当时考虑了三种作战方案：
第一方案，由东向西，先占泾口，再攻车桥。这一方案的优点是稳扎稳打，背靠我三师7旅的根据地，有良好依托，不受敌人威胁，便于我军运动和开进。但也有三个缺点，第一、泾口攻克后就要直接面对吴漱泉部伪军主力，而且敌人援兵势必向受到威胁的车桥、曹甸集中，攻打车桥的难度成倍增加。如果车桥打不下来，淮宝地区局面不会根本改变，即使能打下车桥，必然要付出更大的代价。第二、当年2月12日，我军曾经攻击泾口未克，敌人的警觉性很高，防备甚严，攻克难度很大。第三、泾口其周围地形条件与工事构筑对我军不利。
第二方案，车桥、泾口同时攻打。同时占领两个目标，当然最好，但兵力分散，不易机动应付新的情况。鉴于我军攻坚能力薄弱，如一处攻击不得手便会陷于被动，甚至导致整个战役失利。
第三方案，先打车桥再打泾口。这一方案的优点是明显的。首先，车桥有日军小队部，曹甸、泾口的日军都受其指挥。打下车桥后，敌人可能放弃一大片地区，便于我军扩大战果；其次，车桥处于敌中心地区，工事坚固又有日军驻守，敌人自以为安全，估计不到我会绕过外围打车桥。而敌人认为安全的地方，正是我最容易得手的地方，这是战争的辩证法。我们可以采取掏心战术，隐蔽接敌，突然进攻，必能收出奇制胜之效；第三，车桥敌之守备与工事虽强，但和泾口相比，其周围地形有利于我隐蔽接近。第四，车桥敌军虽然来援方向较多，但距敌两个师团部驻地徐州和扬州都较远，一时得不到大部队增援。而且敌军主要增援的方向——距车桥6千米的芦家滩一线，有良好的设伏阵地，便于我军集中兵力和机动伏击来援之敌。
反复衡量利弊之后，粟裕决定选择第三方案。
战役布署
苏中我新四军部队长期处于分散作战的环境，过去对日军作战打的都是游击战。这次是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是一定规模的对日军攻势作战，这在苏中抗日游击战争中还没有先例。此次战役乃是华中我军第一次集中大兵团作战，各部队彼此之间的协同是个大问题。
粟裕从攻点、打援同时并举的考虑出发，将参战部队根据各部队特点重新编组，将作风相近，彼此较为熟悉的部队编组在一起，并适当调整了组织和干部，统一了指挥机构。组成三个纵队，一个纵队负责攻坚，两个纵队负责打援。
3旅7团（团长彭德清）编为第2纵队，由旅长陶勇指挥，担任攻占车桥的任务。团部、1、3营配属师炮兵大队（山炮1门，炮弹10余发；迫击炮数门，炮弹不多）为北路，由欧彭庄出发，经马家荡、安家舍、西港，绕过泾口镇，潜行到车桥以北的郭家舍、小兴庄一线，尔后以一营的两个连由车桥西北、一个连由东北向敌攻击。该团第2营为南路，经肖家庄、太仓镇进到车桥西南飞机场一线，尔后全部由南及西南向敌攻击。第3营主力位于郭家舍、小兴庄一线为预备队，待第1、2营突破土围后参加纵深战斗。以第3营和教导团各1个连位于刘舍，对泾口之敌实施警戒，保障主力攻击车桥时侧翼安全。各部限于3月5日凌晨1时到达攻击出发位置，2时以强攻的部署分多路实施偷袭，拂晓前突破围墙，占领街道，将街上伪军完全肃清，务必于5日黄昏前完全攻占车桥及外围据点，以利尔后的行动。
以1旅1团、三分区特务营、泰州独立团一个营（后称4营）编为第1纵队，由1团团长廖政国、政委曾如清指挥。该纵队由王家舍出发，借道车桥以北的三师7旅根据地，经裴家桥、凤谷村、扁担城、陆家舍、苏家桥，绕到石桥头、芦家滩伏击区，警戒淮安、淮阴来援之敌，完成歼灭或击退援敌的任务。第3营担任正面阻击任务，在芦家滩一线构筑阵地；第1、第2营，三分区特务营控制于石桥头一线，准备以强有力的侧翼突击歼灭援敌于韩庄地带；第4营位于芦家滩以东的后受河地区构筑阻援纵深阵地，并实施机动。
以18旅52团及江都独立团、高宝独立团各1个营编为第3纵队，由52团团长陈挺、政委李干辉指挥。该纵队从三元宫出发，经王墩、邵庄、留城，直接西进到车桥正南的崔河、陈家桥一带，警戒淮安、曹甸、宝应方向来援之敌，完成歼灭或击退增援之敌的任务。
各打援部队于3月4日24时前占领阵地，作好战斗准备，坚决阻击援敌两昼夜，并相机歼灭援敌。以师教导团1营及四分区特务团2个营为总预备队。此次战役由叶飞副师长、刘先胜参谋长统一负责战场指挥，粟裕负责掌握全局。师前方司令部与一分区司令部暂时合并，组成野战司令部。指挥位置第一步设在扁担城，第二步设在赵杨庄,以便同时指挥攻坚和打援战斗。
以上总计参战兵力为3个团外加7个营、1个炮兵大队。其中攻坚兵力1个团，打援兵力2个团外加4个营，总预备队为3个营。因为估计战斗打响后，日军主要增援方向可能来自淮安，所以打援兵力分配上向第1纵队倾斜，总预备队的配置地域也离第1纵队较近。粟裕强调这次战役安排打援部队多一些，但并不是以打援为主，战役的目的是攻取车桥，解放这一地区。敌人控制点线，交通便利，增援容易，如果没有力量消灭援敌，也就无法拨去据点。只要援敌离开据点，就便于我在运动中歼灭他们。
此外，1师还与友邻第3师部队取得联系。3师部队在顺河集、仇家桥、凤谷村一带活动，保障1师作战之北面安全。
作战会议结束后，粟裕特意把7团团长兼政委彭德清和参谋长俞炳辉留下，斩钉截铁地说：“成败胜负，关系重大，你们团一定要完成任务，哪怕敌人筑了铜墙铁壁，也要砸开它！”。彭德清、俞炳辉坚定地表示：“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拿下车桥！”
战役准备
车桥位于淮安县城东南20余千米处，是联系苏中与苏北的枢纽，居淮安县城、泾口、泾河、曹甸镇之间，座落在涧河(又名菊花沟)两岸，东西二华里，南北一华里半，河道上有五座桥梁，俯瞰全镇，形如“车”字，是以得名。
韩德勤占据时期，就在车桥镇大修工事，把它建成了坚固堡垒（日军在车桥最后的抵抗据点小围子工事就是当初韩部所修）。日伪占据车桥后，又进一步强化了工事，成为进攻和封锁苏中、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坚固设防据点。他们加高围墙，拓宽外壕，架设铁丝网。整个车桥镇包在一个东西长二华里多，南北宽一华里半的大土围子内，围墙高一丈五尺至二丈，墙上修了四个三、四丈高的大碉堡。外壕宽约一丈五尺，水深七、八尺。而且土围不止一道，南面和西南有两道土围，东南有三道土围，伪军大队部的驻地就在这里。它的西面有个小土围子，为日军驻地。小围墙高一丈二尺，北面是从镇中心流过的涧河，东西南三面都挖了外壕，引入河水，水深二尺；围墙周围有5个暗堡，围墙内是两座作为兵营的大瓦房，相距30米，中间是一座大碉堡，周围设铁丝网，并以交通沟连接四周的暗堡。加上大土围的碉堡，车桥镇共有碉堡53座，构成了绵密的交叉火力网，并有暗堡封锁地面。可以说，车桥镇已经是一个防御完备的要塞。
车桥交通便利，周围均系旱地，以车桥为中心，在外围还有十几个坚固据点相拱卫。涧河沿线有公路可以通往淮安、石塘、周庄、泾口，敌人可以乘汽车快速增援。往曹甸、塔儿头也有大路相通；镇西南一华里处为敌人飞机场，也驻有日军守备队。
1943年日军占领车桥后，起初驻有步兵1个大队。只是由于湘桂作战的需要，日军从11军、13军中抽调8个师团参战，地方守备兵力顿时捉襟见肘，这样才将车桥守备日军兵力减少到1个中队。而由于新四军陈挺部在车桥与宝应之间积极进行骚扰活动，日军车桥、宝应守军十分恼怒，于1944年3月初调集主要兵力对陈挺部实施“清剿”，此时尚未归建。因此，到战役发起时，车桥镇内只有日军1个小队部及2个分队共40余人，另附12名辎重兵，总计日军60余人。伪淮安县保安队第一大队部及1、3中队各1个排、补充大队共410余人；伪别动大队、伪警察局、区公所及伪自卫团共160余人。以上总计车桥敌军共600余人，兵力不算很多，而且伪军的战斗力较弱。
在此以前，苏中新四军对日军打的都是游击战，这次集中如此众多的兵力，还有地方武装和民兵配合，以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对日寇举行如此规模的攻势作战，在苏中抗日史上尚无先例。所以我军狠抓了战役前的准备，特别重视协同作战的准备。
第一，对敌情的判断，对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情况，作了审慎周密的预案和计划；对我方部队集中时间、地点、开进路线、攻击时间作了精密的计算和要求，以减少战时协同的困难。
第二，统一了弹药、器材、粮秣、野战医疗、运输等后方勤务工作，特制了一批攻坚器材，如连环云梯、单梯三角钩、爬城钩、麻绳、煤油、棉花、竹竿、土坦克、炸药、烟幕弹、沙包，还准备了火箭、灯笼、电话等联络工具。
第三，宝应县委动员3万多民兵和群众，于曹甸、安丰等地筑路打坝，筑起了顶宽1丈，高出水面5尺，穿越湖荡，绵延约15千米的5条大坝，以便于攻击部队隐蔽接敌，奔袭车桥。又组织了数以千计的船只，穿越宽阔的马家荡、绿草荡水面，把部队、云梯和其他器材以及担架队运送到车桥附近。还组织精干民兵，利用黑夜开沟挖塘，破坏敌伪据点之间的道路、桥梁，协助军队埋设地雷、放哨和监视敌人。
第五，在战役发起前10余天，各部队派出得力干部，进入车桥和芦家滩伏击阵地作实地侦察，充分摸清、摸透地形、敌情，包括敌之工事构筑、火力配置及与之有关的一切方面的详细情况，并依据实地情况，进行目标明确、目的清楚、要求具体的战前训练。
此外，一师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实施政治动员，颁布了战时奖惩条例。各部队也采用各种方式深入动员，使每个干部战士都了解到此次战役的意义，下定坚决完成任务的决心。各部队还以一周时间进行了战术与技术训练，结合实际情况分别对夜间战斗、射击指挥、冲击动作、通过外壕、突破围墙、攻击碉堡和巷战等战术动作进行了训练，达到了相当熟练的程度。对可能遇到的情况，部队开展军事民主，讨论和制订具体战斗方案，并选择相似地形反复进行战术与技术训练。战士们根据车桥地区壕沟多、据点围墙高的特点，制造了越壕和登墙两用的云梯100余付及其他攻坚器材。
在周密细致地做好战前准备工作的同时，粟裕派人到泾口镇侦察并有意暴露，使敌人产生我可能夺取泾口之错觉。
车桥战役发起前，我军运用声东击西的手法，在东台三仓地区实施了牵制作战。当时敌人对我军动态一无所知，仍在致力于“清乡”和“扫荡”。1944年3月3日，距车桥战役发起只有2天，粟裕收到一份敌情通报：日军百余人、伪军千余人增兵安丰。安丰处于东台以南通榆公路上，是敌人的据点，距三仓河约30千米。伪军师长田铁夫也到了安丰，有向东扫荡模样；南边海安之敌一部进占了李堡，距三仓河约20千米，有向我台南地区“扫荡”的可能。
粟裕决定将计就计，决心车桥战役发起之前，对敌实施一个声东击西的佯动，吸引敌人注意力，掩护车桥战役的突然性。他将师直机关分为前后两个梯队，令苏中行署主任管文蔚率后梯队北移，跳出“扫荡”圈。粟裕亲自率领前梯队牵制“扫荡”之敌。3月4日，李堡、安丰、潘家撇各路之敌，以一仓河、吴家桥为目标分进合击。我军于夜间从敌人空隙中由薛家套安全转移到五总。敌合击扑空后继续分路追寻。我军又安全转移到兰路址。3月5日凌晨，车桥战役打响后，敌即仓皇后撤，并放弃了潘家撇据点。南线的作战行动麻痹了敌人，保证了车桥战役发起的突然性。（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