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光率领河北精兵火速驰援，成功解除了奉天之围，使唐德宗李适得以脱险。这一功绩令李适龙颜大悦。
然而性格刚烈的李怀光在行军途中，屡次公开指责当朝宰相卢杞、户部侍郎赵赞和神策军使白志贞是祸国殃民的奸臣，声称正是这些人的倒行逆施才导致天下大乱。他多次扬言面圣时必定请旨诛杀这些佞臣。
这些言论很快就传到了卢杞等人耳中。手握重兵的李怀光让以卢杞为首的朝臣们寝食难安。奉天解围后，李怀光自恃功高，满心期待皇帝会以最高规格的礼仪接见。李适原本确实有此意，但卢杞等人唯恐李怀光面圣后进谗言，便联合向皇帝进谏。
卢杞、赵赞等人向李适进言：‘李将军解围之功确实卓著。如今叛军朱泚部士气低迷，若能让李将军乘胜追击直取长安，必可一举平定叛乱。但若此时召见李将军，必会延误战机。待叛军重整旗鼓，再想收复长安就难上加难了！’
刚从奉天围困中脱身的唐德宗李适本就性情急躁，时刻挂念长安局势。听闻这番说辞后不疑有他，当即下诏命李怀光不必面圣，即刻率军进驻西渭桥，与神策军李晟部合力收复长安。
这道诏书彻底激怒了满腔热忱的李怀光。
作为郭子仪旧部，李怀光对德宗皇帝冷落老上司一事始终耿耿于怀。虽然德宗并未因’站队’问题疏远李怀光，反而继续重用他，但性格耿直的李怀光仍为郭子仪遭遇不公而愤愤不平。他认定郭子仪失势是卢杞、赵赞等奸佞在皇帝面前进谗所致，一直伺机为老上司讨回公道，因此才会公然请求皇帝诛杀卢杞等人。
如今皇帝竟拒绝召见，这令李怀光既感愤怒又觉前途渺茫。在草草整备军队后，他率部离开奉天，驻军于长安西郊的咸阳，按兵不动。
屯驻咸阳期间，李怀光迟迟不肯进兵收复长安。他接连上奏揭露卢杞等人的恶行，期望能唤醒德宗。众多朝臣也纷纷上书，指证卢杞等人应对国家动荡负主要责任。在朝野压力下，贞元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德宗被迫下诏将卢杞贬为新州司马，白志贞贬为恩州司马，赵赞贬为播州司马。
按理说，唐德宗李适已经表现出足够的诚意与信任，然而李怀光却在咸阳驻军长达两个月，始终按兵不动，毫无向长安进发的打算。这段时间的停滞，给了朱泚宝贵的喘息之机。朱泚趁机在长安重整势力，稳定局面，甚至改国号为“汉”，自立为汉元天皇，公然称帝。
眼看朱泚势力日渐坐大，曾参与逼迫皇帝出逃的李怀光内心愈发不安。他深知，自己之所以目前尚被朝廷倚重，是因为叛乱未平，皇帝还需依靠他来平定朱泚。可一旦朱泚覆灭，自己昔日的不忠之举必将被清算。出于自保的考虑，李怀光暗中萌生反意，开始秘密与朱泚联络，企图另谋出路。
德宗见李怀光迟迟不肯出兵，多次派遣使者前去催促，但李怀光总是推诿搪塞，借口不断，令李适极为不满。为防事态有变，德宗命神策军将领李晟率部进驻咸阳，名义上归李怀光节制。然而李晟敏锐察觉到李怀光心怀异志，于是上书请求移军至长安西面的渭桥驻防，以策应京师，可惜未获批准。
不过，这一次德宗吸取了以往因急躁处置而激化矛盾的教训，并未贸然翻脸，而是派遣翰林学士陆贽前往咸阳“宣慰”李怀光。表面是安抚慰问，实则暗中观察其动向。
陆贽出色地完成了使命。返回后，他向德宗提出了一项极具战略眼光的建议，这一建议后来深刻影响了整个平叛战局的走向。
陆贽在安抚李怀光的过程中，敏锐地察觉到其阵营内部存在裂痕。每当将领提出速攻长安的建议，必遭李怀光严词斥责；对李晟所部，李怀光更是表现出明显的轻慢态度。
陆贽深刻意识到，尽管德宗李适对李怀光已极尽宽容，但其种种僭越行为实属大不敬，若继续姑息养奸，必将酿成大祸。在力陈利害后，陆贽关于同意李晟移兵的谏言终获采纳——这一关键决策使得李晟得以保存实力，后来果真成为挽救危局的中流砥柱。
值得注意的是，德宗对李怀光的态度充满矛盾。当其计划亲赴咸阳督战时，李怀光竟联想到’汉高祖云梦擒韩信’的典故（公元前201年刘邦假借巡游诱捕韩信之事），疑心德宗意图加害。这种猜忌促使李怀光加速叛唐步伐，奏章中渐露不臣之辞。
面对日益嚣张的跋扈之态，困守奉天的德宗陷入恐慌，却未能洞悉正是自己的咸阳之行引发了李怀光的猜疑。为表’诚意’，德宗竟于兴元元年二月二十三日破格晋封李怀光为太尉，并颁赐免死铁券，这一绥靖之举反而加速了局势的恶化。
唐德宗李适原以为，通过贬谪卢杞等人、同时加封李怀光官职的方式，足以平息其不满情绪，稳住这位手握重兵的将领。然而事与愿违，当朝廷使者抵达李怀光军中，宣读诏书并赐予象征免死的铁券时，李怀光勃然大怒，将铁券掷于地上，愤然斥责道：
“陛下这是怀疑我要谋反吗？铁券本是赐予反臣以示安抚之物，我李怀光并未造反，今日却得此物，岂不是逼我反叛！”
使者连夜赶回奉天，将李怀光的激烈反应禀报李适。德宗震惊不已。他本以为一再退让、示好，或可感化李怀光，促其悔悟，谁知对方竟已心生叛意，彻底决裂。
此时局势愈发危急：盘踞长安的朱泚尚只能自守，威胁有限；但若李怀光调转兵锋，直扑奉天，朝廷将面临灭顶之灾。危局之下，李适萌生了撤离奉天的念头。
当时，韩游环正率军驻守奉天。他曾是李怀光的旧部，因此李怀光暗中派人联络，试图策反他作为内应。然而韩游环忠于朝廷，不仅拒绝背叛，还将密谋上报李适，并献策：可表面继续加授李怀光更高官爵，以麻痹其心，实则解除其兵权，使其不再统辖诸军。如此一来，即便李怀光最终起兵，也难以形成大规模威胁。
然而，面对这一稳妥之策，李适却犹豫不决，始终难下决断。
李怀光暗中策动韩游环起兵反叛，却迟迟未见这位昔日部将有所行动。二月二十六日，他再次密令部将赵升鸾潜入奉天，意图在城中安插内应。然而赵升鸾却将这一密谋悉数告知了浑瑊。鉴于李怀光驻军距奉天过近，浑瑊立即建议李适速速转移至梁州暂避锋芒。
梁州即今汉中一带，地处秦岭南麓与大巴山脉之间，当时仅靠栈道与关中相连，地势极为险要，且距离京师长安更为遥远。李适内心实不愿移驾梁州，但在朱泚叛军与李怀光部的前后夹击之下，似乎唯有此路可退，最终不得不含恨启程。
当御驾行至渭水准备渡河南下时，李适遥望长安方向，不禁潸然泪下，对随行大臣哽咽道：‘朕今日南行，恐成永嘉之局。’此言一出，满朝文武皆黯然神伤。众臣心中都明白，天子此言暗指恐将如东晋司马睿般偏安江南，而何时能重返长安平定叛乱，这个沉重的心结如同巨石般压在李适与群臣心头。
南迁途中，李适曾欲效仿玄宗旧事前往成都。幸得神策军大将李晟力谏劝阻，方使大唐国运得以转圜。这一关键抉择，最终避免了帝国陷入更深的危机。
当李适迫于李怀光压力避走山南的消息传至长安时，留守的唐朝官员们对王朝复兴的希望彻底破灭，纷纷投靠朱泚麾下。此时朱泚已在长安建立起颇具规模的’政权’。
与此同时，李怀光阵营却陷入困境。在胁迫皇帝离京后，其部下多视此举为谋逆，纷纷叛离，导致其势力日渐衰微。先前忌惮李怀光实力的朱泚，见其势如秋后蚂蚱，便以皇帝身份下诏，将李怀光纳为臣属。面对这般羞辱，李怀光虽怒不可遏，却因实力不济无力反抗，只得焚毁营寨东撤，沿途劫掠泾阳等关中东部十二县，最终屯兵黄河东岸的河中府。
李怀光与朱泚的反目对李适而言是个转机。然而当时各路军队或作壁上观，或随驾南行，唯有神策军将领李晟仍在关中坚持抗敌。李适南巡途中曾遣使传口谕，加封李晟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期望其前来护驾。
不料李晟接旨后伏地痛哭：’长安乃国都，乃社稷根本。若皆随驾南迁，何人来收复京师？’
从这一刻起，李晟便立下了收复长安、迎回皇帝的不移之志。诚然，李晟的决心毋庸置疑，其麾下兵强马壮亦为事实，然而其时处境实为险恶——孤军直面四方强敌。即便如此，李晟仍保持着坚定的信心，对朝廷的忠诚丝毫未减。
面对复杂的局势，李晟制定了周密的战略：一方面孤立朱泚势力，另一方面则积极拉拢李怀光。在给李怀光的书信中，他言辞极为谦恭，此举成功暂时稳住了这一潜在强敌，为自己减少了一个重大威胁。与此同时，他委任判官张彧为代理京兆尹，精选官吏前往渭北地区展开赋税征收工作。
令人惊叹的是，短短十余日间，张彧便在辖区内征收到了可观的税款，为李晟军队提供了充足的物资保障。待军需筹备妥当后，李晟立即召集将士，将收复长安的计划付诸实施。
公元784年（兴元元年）五月，随着己方军力日渐充实，而朱泚在长安仅能勉强自保，李晟判断时机已然成熟。于是在五月二十日这天，他集结全军举行誓师大会，正式挥师向长安进发。
为迅速攻取长安，李晟制定了出其不意的作战计划。他选择以叛军主力所在的苑北作为主攻方向，直捣朱泚盘踞的皇宫。行动前，李晟与浑瑊、骆元光、尚可孤等将领约定在长安城郊会师。
五月二十五日，李晟率军进抵长安东北光泰门附近。翌日，正当唐军修筑营垒之际，朱泚见有机可乘，欲趁唐军立足未稳发动突袭。李晟敏锐察觉敌军动向，立即设下埋伏，并派兵至城下诱敌。朱泚果然中计，率军出城迎战，结果陷入重围。双方在长安城外展开激战，最终叛军大败，朱泚仓皇逃回城中。
此战告捷虽令李晟信心倍增，但他清醒认识到强攻长安并非上策。城下之战实为疑兵之计，旨在让朱泚误判唐军意图。
三日后，李晟出其不意转攻长安苑城。行动前夜，他命士卒暗中推倒数十丈苑墙。拂晓时分，唐军主力突袭而入。朱泚完全未料到此着，仓促间仅能组织数十名士兵砍树为栅，以弓箭勉强抵御。这一奇袭彻底打乱了叛军的防御部署。
在危急关头，李晟亲自披挂上阵，率领数十名精锐亲兵，顶着箭雨冲锋陷阵。他们奋力突破栅栏，杀入禁苑。叛军见状顿时军心涣散，唯有叛将姚令言仍率部负隅顽抗。唐将唐良臣立即指挥步兵与其展开激烈近战，姚令言终因寡不敌众，被迫率残部退守白华门。
宫中的朱泚听闻李晟已攻破苑墙，顿时惊骇万分。他万万没料到李晟会采取如此出其不意的战术，致使他精心部署的数万守军形同虚设。仓皇之下，朱泚慌忙召集数十名亲卫，如惊弓之鸟般仓皇出逃。途中恰遇同样败退的姚令言，二人遂合兵一处，带着数千残兵向西逃窜。
李晟在占领大明宫后，立即于含元殿西侧的金吾仗院安营扎寨。在整肃军纪后，他第一时间向远在梁州的李适呈报捷报。
接到捷报的李适激动得热泪盈眶，感慨道：’李晟将军真乃天赐我大唐的栋梁之才，非为朕一人，实为社稷而生啊！’欣喜之余，李适当即下令浑瑊、韩游环率军追击朱泚残部。
朱泚逃出长安后，原欲东进与田悦会师，却因潼关被官军封锁而作罢。无奈之下，他转道欲向吐蕃求援。然而行至泾州（今陕西泾县）时，身边仅剩百余亲兵相随，处境已然岌岌可危。
当朱泚率领残部仓皇逃至泾州城下时，命运给了他最后一记重击。守将田希鉴紧闭城门，这位昔日的心腹如今却成了终结他野梦的关键人物。历史在这一刻显露出其残酷的讽刺——正是朱泚亲手提拔的将领，最终给了他致命一击。
‘这官职乃我所赐，危难之际竟敢背主？’朱泚在城下的怒吼回荡在泾州城墙之间，愤怒中透着绝望。他下令焚烧城门，做困兽之斗。
然而田希鉴的回应更为决绝：箭雨倾泻而下，那根象征权力交接的节度使节杖被掷于城下。‘悉数奉还！’随着这句话，田希鉴转身离去，留下一个时代的背影。
城下士兵目睹这一幕，顿时军心涣散。节杖坠地的声响仿佛敲响了叛军的丧钟，士兵们纷纷倒戈。朱泚此刻才真正意识到，他的帝王梦已到尽头，只得带着亲信仓皇北逃。
流亡至彭原时，部将梁庭芬的叛变给了朱泚最后一击。中箭坠马的叛军首领，最终死在了自己人的刀下。那颗被斩下的头颅，成为了献给新朝的投名状。这场几乎颠覆李唐王朝的叛乱，就此画上句点。
公元784年六月十九日，唐德宗李适重返长安。翻越秦岭的归途虽与出逃时同样艰辛，心境却已全然不同。这位历经磨难的君王，胸中翻涌着复杂情绪：有对险些葬送祖宗基业的自责，有对李晟等将领力挽狂澜的感激，更有一朝重返龙椅的如释重负。泾州城墙下的那一幕，不仅终结了一个野心家的美梦，更挽救了摇摇欲坠的大唐江山。
尽管内心充满复杂情绪，唐德宗李适天性多疑，始终难以摆脱一种深层的不安：他担心经历此次动荡之后，朝中大臣会因自己在危机中应对失当而心生轻视，更忧虑那些立下大功的将领们功高震主，未来难以驾驭。
然而，当重返长安的时刻终于到来，李适心中更多的是激动与喜悦。贞元元年七月十三日，当他抵达长安近郊时，李晟、韩游瓌、浑瑊等重臣将领率军前来迎驾。十余万将士列阵前行，旌旗蔽日，自凤翔一路浩荡进入京城，场面恢弘壮阔。那一刻，李适难掩内心的振奋。
但这场颠沛流离的经历，究竟能让这位原本缺乏政治历练的君主领悟到多少治国之道？这个问题不仅关乎他个人的执政走向，更将深刻影响大唐王朝未来的命运。
此前我们曾详细讲述，李适因执意削藩而引发的“泾原兵变”，几乎使唐帝国再度陷入分裂。当时关中地区战乱四起，局势危如累卵。而就在朱泚占据长安、李适仓皇出逃至奉天、辗转避难山南之际，河北的政局也悄然发生了重大转变。这一变局，恰恰为李适最终得以重返帝都创造了有利条件。其中，昭义镇节度使李抱真起到了关键作用。
李抱真出身显赫，乃是唐初曾平定西凉李轨的名将安兴贵的后人。安史之乱爆发后，其家族因耻于与叛将安禄山同姓，主动请求改姓。唐肃宗李亨遂赐其家族姓“李”。其兄李抱玉在代宗朝官至泽潞节度使，深得信任。
大历十三年（778年）李抱玉去世后，李抱真继任为泽潞观察使留后，逐步掌握军政大权，成为河北地区举足轻重的藩镇势力。
泽潞地区位于今山西省南部的长治、晋城一带，地处晋冀豫三省交界要冲，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李抱真就任节度使后，敏锐地洞察到’河朔三镇’可能引发的动乱风险，意识到泽潞作为军事要地必将首当其冲，遂决定组建精兵。
到任之初，李抱真便推行’三丁选一’的兵役政策：从每三名壮丁中选拔一名勇武者，给予免赋税待遇，并由官府配发武器。这些乡兵在农闲时节进行军事训练，年终考核成绩，实行严格的奖惩制度。经过三年严格训练，最终组建了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两万精锐之师。此后，昭义军逐渐发展成为太行以东地区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被誉为当时最精锐的部队。
在平定田悦、朱滔等河北藩镇叛乱期间，李抱真部作为主力部队屡立战功。然而泾原兵变爆发后，正在魏县征讨叛军的唐军闻讯大乱。
随着德宗出奔，讨伐行动被迫中止，魏县行营也随之解散。在此局势下，李怀光率部驰援奉天，马燧退守太原，而李抱真则率军退守临洺城，扼守泽潞门户。
李抱真退守临洺城后并未气馁，他敏锐地捕捉到王武俊与朱滔之间的嫌隙，决定施展分化策略。他派遣心腹谋士贾林假意投诚，虽未成功劝降，但以朝廷封官为诱饵成功引起了王武俊的兴趣，双方由此建立了秘密联系。
当田悦察觉唐军军心涣散之际，为求速战速决，他遣使劝说王武俊联合朱滔共击临洺。这一情报被李抱真及时截获，他立即先发制人，派人劝谏王武俊：临洺城防坚固，田悦此举实为借刀杀人。鉴于双方已有的秘密往来，王武俊最终采纳李抱真建议，于建中四年十月十八日撤兵北返。
李抱真这一系列操作成功离间了河北藩镇联盟，使田悦与王武俊产生深刻矛盾，为后续战局发展埋下重要伏笔。不过从后续发展来看，这位名将本可以把握住更多战机。
朱泚在长安称帝后，派人向其弟朱滔传信，叮嘱他在河北务必坚守阵地，只要稳住局面，兄弟二人终将在洛阳会师（“当与卿会于洛阳”）。随后，朱泚更册立朱滔为皇太弟，此举令朱滔大为振奋。为助兄长夺取洛阳，朱滔随即向回纥借兵。虽实际借得兵力有限，但至少可借其声势鼓舞军心。
这一系列动向很快传到了驻守河北的唐将李抱真耳中。他敏锐意识到，朱泚与朱滔遥相呼应，极可能使唐军在山西、河北一带陷入东西两面受敌的困境。为打破僵局，李抱真再度派遣使者前往王武俊处，试图借其力量牵制朱滔势力。
使者向王武俊深入剖析局势：朱滔自举兵以来，对盟友态度傲慢，毫无尊重之意。河北之地，历来未曾独立建国，顶多为藩镇封地。如今朱滔却在此称王，西倚其兄朱泚为援，北结回纥为助，野心昭然若揭——其目标绝非仅限于割据，而是意图吞并整个河朔地区。这意味着，即便王武俊甘愿俯首称臣，也难保将来不被吞并。
使者进一步指出，王武俊骁勇善战，远胜朱滔。他本可为朝廷栋梁，只因朝中宰相处置失当，才被迫起兵反叛。若此时能与昭义军联合，共讨朱滔，必能克敌制胜。一旦朱滔败亡，朱泚亦难以久持。届时王武俊不仅能重归朝廷，更能以平叛功臣之身，重获信任与荣耀。
反之，若犹豫不决，待其他藩镇合力平定叛乱，局势已定，再想有所作为，便为时已晚。
李抱真巧妙地利用王武俊与朱滔之间的矛盾进行游说。他刻意在言辞中抬高王武俊而贬低朱滔，同时暗示王武俊的反叛实属无奈之举，内心仍存忠君之念。这番说辞极具说服力，果然触动了王武俊。听完分析后，王武俊愤然起身，掷地有声地说道：
‘我连效忠两百年的天子都未能如愿，岂会向那个乡野村夫（朱滔）俯首称臣？’
随后，王武俊与李抱真、马燧秘密结为异姓兄弟，但表面上仍对朱滔保持臣服姿态。他特意派遣使者向朱滔祝贺其兄朱泚称帝，以此麻痹朱滔的警惕。
当奉天解围后，在李抱真的建议下，李适为分化朱氏兄弟势力，派使者赴河北许诺赦免田悦、王武俊等人的罪责。田悦和王武俊虽借此机会表示归顺朝廷，却仍暗中与朱氏兄弟保持联系，为自己预留退路。
为解朱泚在长安的军事困境，朱滔特遣使者赴魏州游说田悦，意图组建联军南渡黄河攻取汴州（今河南开封），以缓解关中战局压力。
然而田悦以各种托辞婉拒出兵，实则暗中权衡未来出路。这一战略僵局迫使田悦召开秘密军议，正是在这场关键会议上，谋士许士则的分析为其指明了方向。
许士则深刻剖析朱滔的权谋轨迹：从与朱泚、朱希彩共谋兵变诛杀李怀仙，到反手除掉朱希彩拥立兄长朱泚，再到诱使朱泚入京交权——这一系列操作揭示朱滔实为反复无常的野心家。基于此，田悦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谋士提出双重应对之策：其一严令闭城自守，绝不可放朱滔入城以免遭擒；其二明允出兵之约，暗备防御之实。具体可遣偏将率少量兵马象征性随征，如此既保全’报德’之名，又免’不备’之患。这一虚实相间的策略，恰是乱世中保存实力的上乘之选。
针对田悦当前的处境，许士则提出的策略堪称最佳方案。实际上，田悦早已萌生归顺朝廷的念头，只是碍于朱滔此前解围的恩情，不便公开与之决裂。恰在此时，王武俊得知朱滔邀约田悦共谋汴州的消息，立即派遣使者前往劝说田悦不可放弃归唐的打算。
经过对与王武俊联盟利弊的深入考量，田悦最终决意与朱滔分道扬镳。他采纳许士则的计策，表面上稳住朱滔，派遣使者回复将遵守共同进兵汴州的约定。
建中四年（783年）十二月，正值唐德宗李适避难山南之际，朱滔在获得田悦出兵承诺后，亲率五万范阳步骑及三千回纥精兵自幽州南下。据史料记载，其辎重车队绵延四十余里，冬日原野上扬起滚滚烟尘，足见朱滔此次出兵势在必得。
就这样，当关中地区战火未熄之际，中原藩镇间的新一轮大战已然揭开序幕。
朱滔率军南下时，途经之地虽有王武俊与田悦表面提供充足后勤支援，但其进军计划却因局势突变而受阻。他得知李希烈已于建中四年（783年）年底攻占汴州，并以此为都，自立为“大楚皇帝”，改元“武成”，这使得朱滔原定夺取汴州的计划落空。
无奈之下，朱滔只得改变行军路线，转向魏州以北的永济（今河北馆陶县）。兴元元年（784年）正月初五，朱滔抵达永济后，立即派遣使者联络田悦，要求其依约出兵，前来会师，随后两军合兵共渡黄河，推进南下战略。
然而，田悦并未如约而行。他采纳了谋士许士则的建议，向朱滔推托称：军队即将出发之际，部下士兵哗然反对，局势不稳，自己需留守安抚军心，只能派遣部将孟佑率领五千人马参战。
朱滔深知此乃托词，勃然大怒，痛斥田悦背信弃义、忘恩负义。他忆起此前田悦曾许诺，一旦自己助其解围，便将贝州相赠。彼时二人关系尚处亲密阶段，朱滔出于情谊未予接受。如今形势逆转，旧盟破裂，朱滔不再顾及旧情，当即下令出兵，围攻魏州下辖的宗城、经城与冠氏三县，同时挥师直指贝州，意图以武力夺取原本应得之地。
面对朱滔气势汹汹的进攻，田悦自知实力不敌，只得采取闭城固守的策略。虽然此举使魏州城暂时得以保全，但朱滔趁机在其辖境内大肆劫掠，百姓深受其害。
尽管朱滔不断侵扰，田悦凭借坚城暂未失守。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他最终并未败于外敌之手，而是死于内部叛乱——来自亲族的背叛。
当时，唐德宗李适正避乱于梁州，为稳定局势，派遣给事中孔巢父前往魏州，对田悦进行安抚慰问。此举背后有着深刻考量：田悦自继任以来屡战屡败，军队折损高达六七成，军心涣散，厌战情绪蔓延。朝廷此时示好，既可安抚将士，也有助于巩固田悦在军中的权威。
事实证明，朝廷的安抚确实奏效。士兵们重拾信心，士气有所回升，而田悦本人也因得到中央认可而倍感欣慰，认为自己获得了朝廷的重视与支持。这本是一次双赢的政治举措，却也埋下了隐患——随着局势缓和，田悦警惕之心渐失，防备松懈。
正是这一疏忽，给了其堂弟田绪可乘之机。田绪为人阴鸷，平日多有过失，常遭田悦责罚，甚至数次被施以杖刑，心中早已积怨。他一直伺机报复，但苦于田悦戒备森严。如今见其放松警惕，便暗中策划，最终酿成一场骨肉相残的政变。
田绪的阴谋终于等来了合适的时机。孔巢父的到来为这场政变埋下了伏笔。
当夜，田悦为款待朝廷使者孔巢父设下盛宴，酒宴一直持续到深夜。田悦因痛饮而疏于防范，只带着少量随从微醺返回府衙，竟忘记下令加强戒备。这个疏忽被田绪敏锐地捕捉到了。
见节度使府守卫空虚，田绪立即召集数十名死士，从后院破墙而入。此时田悦正醉卧榻上，毫无防备。田绪轻松得手，不仅杀害了田悦，还将其母、妻等十余口人尽数屠戮。为斩草除根，田绪假传田悦命令，召见其心腹扈鄂和许士则。
许士则先至，刚入府门便遭伏击身亡。稍迟一步的扈鄂听到惨叫声立即警觉，转身召集兵马准备平乱。
然而田绪早有准备，不仅不躲，反而主动迎上前去，以田承嗣之子的身份煽动军心：’诸位皆受先相公恩惠，若能拥立我为主，必重金相酬——兵马使赏两千贯，大将减半，士卒每人百贯。五日内定当兑现诺言。’
田绪以恩威并施的手段成功策反了魏州城守军，士兵们在其笼络下反戈一击，诛杀扈鄂后归顺田绪。经过整夜周旋，田绪终于控制了魏州局势。当孔巢父得知这一变故时虽感震惊，却也只能暂时以朝廷名义委任田绪为魏博留后。待消息传至长安，自顾不暇的唐德宗李适被迫承认既成事实，正式册封田绪为魏博节度使。
消息传到朱滔耳中时，这位叛将听闻田悦死讯竟欣喜若狂，认为背盟者终得报应。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吞并魏博的天赐良机，当即调遣万名精兵趁乱进犯魏州。面对外敌压境，擅长内斗的田绪顿时慌了手脚，仓促间只得向朱滔乞和。
此时朱滔大仇已报，便以胜利者姿态宽待田绪，不仅允和更承认其节度使之位。这一转变使得唐军失去了重要策反对象，尽管李抱真、王武俊等唐将不断遣使重申田悦生前与朝廷的盟约，却已难挽局势。
魏州被朱滔势力与唐军两面夹击，田绪陷入两难抉择。他立即召集心腹谋士商议对策。谋士们分析道：大唐立国已近二百载，皇室正统深入人心；朱滔虽一时强横，终究难逃叛贼覆灭的下场。如今圣驾暂驻梁州，若魏博此时效忠朝廷，必能获得丰厚封赏。
田绪虽生性狡诈狠毒，却并非莽夫。作为魏博镇新任统帅，他深知肩上责任重大。经过深思熟虑，最终采纳了幕僚建议，派遣特使前往梁州向德宗皇帝呈递归顺表章，并立誓死守魏州城防。
这一消息很快传到朱滔耳中。’好个背信弃义之徒！与其兄田悦一般无二！’朱滔怒不可遏。他懊悔当初没有趁势攻取魏州，如今田绪既已显露真面目，他也无需再有所顾忌，决心全力攻伐，誓要踏平魏州城。
然而，战局的发展出乎朱滔的预料。尽管他亲率大军对魏州所属的贝州城发动猛烈进攻，持续一个多月，同时其部将马寔也围攻魏州本城长达数周，却始终未能破城。其关键原因在于，魏州节度使田绪坚定拥护大唐的立场，极大鼓舞了城中军民的士气，使得人人奋勇，誓死守城。
然而，高昂的斗志终究无法替代粮草的消耗。魏州城虽顽强坚守月余，但城内粮草早已耗尽，箭矢、军械也几近枯竭。田绪无奈之下，只得紧急向李抱真与王武俊求援。
兴元元年（公元784年）四月二十八日，王武俊率先率军抵达贝州以北的南宫县（今河北南宫市）东南一带，几乎与此同时，李抱真也从临洺城率军赶来会师。
然而，由于王武俊此前曾有过反叛朝廷的经历，李抱真心存戒备，便将自己的大营设在距离王武俊军营将近十里的地方，并严令部下加强警戒。此举令王武俊极为不满，双方关系一度紧张。
李抱真深知，若一味防备、互不信任，只会贻误战机。毕竟此行目的是共救魏州，而非彼此对峙。于是，他果断决定亲自前往王武俊大营，面见这位刚刚归顺朝廷的藩镇统帅，以诚意化解隔阂，共商破敌大计。
根据史料记载，李抱真在与王武俊会面时展现出了极大的诚意。据《旧唐书·李抱真传》所述，李抱真推心置腹地向王武俊分析时局：一方面指出朱泚、朱滔、李希烈等人皆为叛逆之徒，虽表面拉拢王武俊实则包藏祸心；另一方面强调唐德宗李适勤于自省，颇有古圣君之风。
这番肺腑之言最终打动了王武俊，使其彻底放下戒心，与李抱真结盟共讨朱滔。
五月初五，联军在距贝州城三十里处扎营，与城内魏博军形成夹击之势。
面对危局，朱滔紧急召回围攻魏州的马是部队。当时谋士献策：王武俊精于野战，当避其锋芒，建议采取围困战术并切断粮道，待其粮尽再图反击。此计本可扭转战局，但马是援军的到来让朱滔错判形势。因自恃兵力优势，朱滔贸然决定次日决战，意图速战速决夺取魏州，这一战略误判最终导致其军事优势尽失。
朱滔的出兵计划遭到了马是的强烈反对。马是认为，自己的部队经过急行军已经疲惫不堪，应当休整数日再投入战斗。由于马是麾下兵马是朱滔军中最为精锐的部队，朱滔不得不重视他的意见，再次陷入犹豫。就在此时，回纥将领达干主动请战。
‘在我回纥境内，五百精骑便足以击溃敌军数千。自入唐境以来，大王赏赐的金银财帛、牛羊美酒不计其数，今日正是报效之时。请大王明日登高观战，看我等如何为王击破王武俊之敌！’
达干言辞铿锵，信心十足。这番豪言壮语令朱滔为之动容，他意识到不必完全仰仗马是的部队，于是最终决定次日决战。
五月初六黎明，这场关乎大唐河北命运的决战正式打响。然而战局的发展却出人意料，朱滔竟在这场至关重要的战役中遭遇惨败。
王武俊与李抱真获悉朱滔进攻的意图后，立即部署兵力：命兵马使赵琳率五百骑兵埋伏于桑林，李抱真率部在后排兵布阵，王武俊则亲率骑兵充当前锋。
两军交战之初，回纥铁骑率先发起冲锋。面对来势汹汹的敌军，王武俊采取了一个巧妙的战术：他命令骑兵部队迅速向两翼分散，让敌军冲锋部队长驱直入。当回纥骑兵冲至李抱真步兵方阵前时，立即遭到弓箭手的密集射击。
与此同时，王武俊的骑兵迅速完成合围，从后方对回纥骑兵形成夹击之势，将其团团围困。
此役中，回纥骑兵或许因轻敌冒进，导致全军覆没无一幸免。更关键的是，王武俊的战术成功切断了回纥骑兵与朱滔主力的联系。就在此时，赵琳率领骑兵从侧翼树林中突然杀出，对敌军形成三面合围之势。回纥部队在多重打击下溃不成军，仓皇败退。唐军趁势追击，敌军溃败之势如潮水般蔓延至朱滔全军。
面对突如其来的溃败，朱滔虽竭力整顿军心，却已无力回天。最终，他只能率领残部数千人退回大营固守。此战朱滔折损惨重：三万大军中，回纥骑兵全军覆没，本部人马损失近万。
更令朱滔难以接受的是，他自起兵以来未尝败绩的傲人战绩，竟在此刻被其素来轻视的昭义镇军队和王武俊所终结，这对心高气傲的他无疑是沉重的打击。
朱滔败退回营时，恰值暮色四合、浓雾四起。王武俊与李抱真为求稳妥，未敢贸然追击，遂分兵驻守：王武俊屯于朱滔营垒东北，李抱真扎营西北，欲待翌日合围歼敌。
虽经败绩，朱滔仍保持着难得的清醒。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将敏锐察觉到，敌军突然按兵不动必有深意。当夜，他果断利用未散的雾气为掩护，焚营撤军，急奔幽州。仓促间辎重尽弃，兵器遍地，却为保全主力争取了生机。
战事落幕二十日后，长安光复的捷报传来。李晟收复京师，朱泚伏诛，这场胜利不仅解除了唐廷心腹大患，更让朱滔如惊弓之鸟。幽州城中的他日夜惶恐，生怕德宗一声令下，诸镇联军便会兵临城下——以他昔日所为，必是死路一条。
尽管后来德宗为制衡藩镇，下诏恢复其官职俸禄，并命王武俊等罢兵。但积郁成疾的朱滔，终究未能跨过心中那道悔恨的深渊。
贞元元年（785年）六月，经历了长期的动荡与不安后，朱滔终究未能熬过那个酷热的夏季。在内心的极度煎熬中，他最终病逝于军中，结束了其短暂而喧嚣的政治闹剧。这位曾一度嚣张跋扈的藩镇首领，终究如跳梁小丑般，在历史舞台上谢幕退场。
朱滔死后，其部将刘怦素来深得将士拥戴，被众人推举主掌军务。唐德宗李适顺势任命刘怦为幽州卢龙节度使，暂时稳住了河北局势。
朱泚、朱滔兄弟的覆灭，标志着李适终于度过了即位以来最危险的危机时期，北方战事得以暂时平息。然而，与此同时，河南地区的战火却仍未停歇。
相较于朱氏兄弟，盘踞中原的另一位叛将虽非朝廷头号大患，但其野心之大、手段之残暴，实为诸叛将之最——此人正是此前杀害忠臣颜真卿的李希烈。
自建中四年（783年）十二月攻占汴州（今河南开封）并僭号称帝以来，李希烈便将目光投向富庶的江南财赋重地。为打通南下通道，他挥师东进，进攻距汴州东南二百余里的宁陵（今河南宁陵县），战火迅速蔓延至江淮腹地。
其时，李希烈大军沿汴水顺流而下，战船连绵七十余里，声势浩大，震动江淮。淮南节度使陈少游畏惧其兵锋，竟暗中遣使赴汴州请降，并主动解除濠、寿、舒、庐四州的军事防备，静待李希烈势力接管，一时局势危如累卵。
陈少游的投降令李希烈气焰大涨，他当即挥师南下，直逼宁陵，并扬言三日之内必破此城，而后顺势吞并江淮。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这座不起眼的小县城却让他的大军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顽强阻击。
当时驻守宁陵的是曹濮观察使麾下大将刘昌与高彦昭，他们仅率三千将士镇守。而李希烈亲率五万大军将城池围得水泄不通，甚至企图掘开汴渠引水灌城。
面对如此危局，刘昌临危不乱，命令士兵在城内深挖壕沟，多次击退叛军的地道攻势。就这样，李希烈在宁陵城下足足被拖住了四十五天，始终未能破城。期间刘昌昼夜不卸甲胄，亲自在城头督战，激励将士坚守待援。
眼见水攻无效，李希烈转而采用火攻，命弓箭手向城头密集发射火箭。恰逢风向有利，城楼战棚顿时陷入火海，叛军趁机架起云梯强攻。危难之际，高彦昭亲自挽弓搭箭，带领弓箭手奋勇还击。将士们见主将身先士卒，士气大振，很快重整旗鼓，在两位将军的指挥下继续浴血奋战。
在刘昌和高彦昭的卓越指挥下，守城将士浴血奋战，多次击退李希烈的进攻。然而经过连番激战，三千守军伤亡惨重，刘昌被迫向周边求援。时任润州（今江苏镇江）镇海军节度使韩滉接到宁陵告急的军报后，火速派遣部将王栖曜、柏良器率军驰援。
兴元元年（784年）二月，援军抵达宁陵城外，因叛军阻隔无法与城内取得联系。王、柏二将发现汴渠与城内水道相连，遂巧施妙计，精选数千水性娴熟的弓箭手，趁夜潜游入城。
次日，毫不知情的李希烈再度下令攻城。就在叛军攀附城墙之际，潜伏城中的弓弩手突然万箭齐发，攻势凌厉的叛军死伤惨重，慌忙败退。更令人称奇的是，几支箭矢竟飞越战场，直落李希烈大营之外。当李希烈辨认出箭上标记时，顿悟宁陵已获增援。因无法判断援军规模及行军路线，为稳妥起见，李希烈最终下令撤围，全军退回汴州。
从战略角度来看，李希烈当时确实存在判断失误的问题。虽然他在战局中仍占据一定优势，但仓促撤回汴州的决定虽然在短期内保存了实力，却为后续战局的被动埋下了隐患。
江淮地区的成功防守对大唐王朝具有重大战略意义。随着朝廷军队在关中、河北战场接连告捷，整个平叛战争的态势开始发生根本性转变。
面对战场形势的变化，李希烈为重新掌握主动权，于十一月挥师南下攻打陈州（今河南淮阳）。然而由于准备不足，其部队在陈州城下遭遇宋亳节度使刘洽麾下将领刘昌、曲环的顽强抵抗。此役李希烈军损失惨重，不仅折损三万兵马，主将翟崇更被生擒。更致命的是，驻守滑州（今河南华县）的部将李澄见主帅接连失利，突然倒戈降唐，并率军攻占汴州，迫使李希烈残部退回蔡州（今河南汝南）老巢。
纵观李希烈的军事行动，前期势如破竹的攻势却因轻敌在宁陵小城受挫，随后又因急功近利导致战略布局全盘崩溃。尽管其主力部队并未遭受毁灭性打击，河南大部分地区仍在控制之下，但战略主动权已然易手，为其最终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面对河南地区李希烈势力持续活跃的局面，唐德宗李适深感忧虑，特召见翰林学士陆贽商议对策。陆贽在奏对中不仅提出了具体的平叛策略，更构建了完整的藩镇问题解决方案。
陆贽指出，当战事渐趋平息之际，稳定局势、安抚民心至关重要，朝廷切忌表现出急于求成的态度。一旦这种心态被地方势力察觉，可能引发部分将领主张乘胜追击、调集重兵围剿李希烈的提议。此举若付诸实施，将迫使李希烈拉拢河北诸镇，散布朝廷既往不咎政策实属权宜之计的言论，届时王武俊、田绪等节度使很可能群起响应，导致天下再度陷入战火纷飞的局面。
就李希烈叛乱问题，陆贽深入剖析其心理状态：此人未必没有归顺之意，但因已僭越称帝，顾虑朝廷不会轻饶，只能负隅顽抗。如今李希烈退守老巢，失去朱泚等盟友支持，实际上已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朝廷只需令各镇严守疆界，断绝其扩张可能，假以时日必将自取灭亡。这一策略的核心在于通过政治孤立，促使其内部生变。
公元786年三月，叛将李希烈在穷途末路之际，率残部突袭郑州，却遭义成节度使迎头痛击，此战彻底粉碎了他的野心，迫使其退守蔡州孤城。昔日嚣张跋扈的枭雄，如今困守一隅，巨大的心理落差让李希烈很快病倒。
四月，这位叛将突然暴毙。其子为稳固权力，不仅隐瞒死讯，更密谋铲除父亲旧部，提拔亲信。然而就在他们犹豫不决之际，一场精心策划的复仇行动已在暗中展开。
这场权力更迭的暗流，竟源于一位女子的复仇。当年攻陷贝州时，李希烈强抢汴州户曹参军窦良之女桂娘为妾。这位看似柔弱的女子实则深藏不露，临行前她安抚双亲，立誓要铲除叛贼，为家族赢得朝廷封赏。如今，她等待多时的机会终于到来。
桂娘被迫成为李希烈的侍妾后，凭借敏锐的洞察力和过人的聪慧，很快赢得了李希烈的欢心。起初李希烈只是贪图她的美色，但日久生情，竟对这个女子动了真心，连军机要事也只会与她商议，连正室夫人都被排除在外。
然而这段看似甜蜜的关系背后，暗藏着桂娘不为人知的复仇计划。她发现李希烈麾下大将陈先奇虽受重用，却隐约流露出归顺大唐的意向。于是她精心设计，先是向李希烈推荐陈先奇，又主动与其夫人结为金兰，表面上是为稳固军心，实则暗中策反。
桂娘通过陈先奇夫人不断游说，最终促使陈先奇开始秘密筹划归顺之事。恰在此时，李希烈突然暴毙，其子严密封锁消息。桂娘敏锐地察觉到局势有变，恰逢有人进献新鲜樱桃，便以分享美食为由，巧妙地将消息传递给陈先奇一方。
李希烈之子万万没料到，一个被他视为无足轻重的女子桂娘，竟能在危局中设下妙计。他想都没想便应允了桂娘的请求——正是这个看似毫无破绽的决定，成了局势逆转的关键。
桂娘迅速行动，将李希烈已死的消息用细帛密写，外层裹蜡，巧妙地藏入含桃之中，成功送至陈先奇手中。消息一经传递，真相便如星火燎原，迅速传开。
“攻入府邸！”陈先奇得知真相后，心中只余这一个念头。
次日，他即与副将薛育率千名将士，火速包围节度使府。李希烈之子见大军压境，气势汹汹，立刻明白父亲的死讯已然败露。情急之下，他跪地求饶，声泪俱下：
“若诸位肯拥立我为主，我愿立即废除帝号，继续效忠朝廷，只求为节度使！”
然而陈先奇毫不动摇，厉声回应：“尔父叛逆朝廷，罪不容赦，天子已有明令，必须族灭！”
话音未落，便挥刀斩下其首级。随后下令全军突入府中，诛杀李氏全家七十余口。就连李希烈的尸身也被掘出，拖至街市示众，以儆效尤。
倘若李希烈泉下有知，目睹自己一生野心终落得如此凄惨结局，恐怕也只能悔恨交加，无颜面对苍天。
李希烈，生性暴戾，凭借藩镇动荡崛起，最终却因贪欲无度而走向覆灭。在这场权力兴衰的漩涡中，一位名叫桂娘的奇女子挺身而出，以刚烈之志影响了历史的走向。她的事迹后来被晚唐著名诗人杜牧记录于《窦烈女传》中，令后人得以知晓，在枭雄李希烈败亡的背后，竟有这样一位女子以勇气与节义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倘若颜真卿泉下有知，或许也能含笑安息了。
当建中年间的战乱逐渐平息，大河南北、关陇地区的战火即将熄灭之时，距长安东北三百余里的河中府，仍盘踞着一股叛军势力，成为唐德宗李适心中难以释怀的隐忧。
河中府即今山西永济，位于黄河东岸，与关中隔河相望。地处汾河下游，土地丰饶，又坐拥盐池之利，全盛时人口达五十五万，是连接长安与北都太原的重要枢纽，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国家重镇。
安史之乱后，朝廷在此设立河中节度使，统辖河中府及晋州（今临汾）、绛州（今新绛）、慈州（今吉县）、剻州（今剻县）等一府四州，军力与财力兼备，成为拱卫关中东北方向的战略屏障。而此时，这片要地正被曾解奉天之围却遭德宗猜忌、愤而反叛的李怀光所占据。
公元784年（唐兴元元年），李怀光在关中叛乱失利后，率部占据河中地区，进而攻占绛州与同州（今陕西大荔），逐步形成割据势力，静观关中官军与朱泚叛军的战局变化。
起初李怀光持观望态度，但随着同年七月李晟收复长安，其内部开始动摇。幕僚高郢建议李怀光趁此机会向唐德宗李适请罪归顺。李怀光采纳建议，派遣长子李璀赴长安觐见。尽管德宗对李怀光心存戒备，但为稳定局势，仍接受其归降，并派孔巢父前往河中宣慰，同时加封其官职。
然而这一决策却酿成悲剧。七月十八日，孔巢父抵达河中宣读诏书时，李怀光身着素服率众跪迎。按照礼制，孔巢父本应令其更换官服以示朝廷宽宥，但因其处置失当，不仅导致自身遇害，更使招抚计划功亏一篑。这一变故彻底断送了双方和解的可能。
孔巢父手持诏书傲然而立，丝毫没有示意李怀光重新穿戴官服的意思。作为常年出使藩镇的朝廷重臣，他不可能疏忽这个重要环节，显然是他内心的高傲在作祟——他压根瞧不起眼前这个叛将。
‘皇命在身，谁敢不从？’
可惜孔巢父忘了一个致命的事实：他面对的是一群刀口舔血的悍将。
‘太尉已经没有官职了！’李怀光身后突然爆出一声怒吼，刹那间所有将士齐刷刷地站了起来。
孔巢父仍未察觉危机，宣读完诏书后，竟又说出了一句致命的话：
‘李怀光即将进京请罪，你们觉得谁适合接替他统领军队？’
正是这句话彻底激怒了朔方将士。虽然李怀光背叛朝廷，但在军中威望极高。听到孔巢父这番话，将士们认定朝廷蓄意夺权，未等李怀光开口，愤怒的士兵们已经一拥而上，转眼间就让这位钦差身首异处。
‘朝廷这是要逼死太尉！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个鱼死网破！’
‘对！跟他们拼了！’
震天的怒吼声中，李怀光望着眼前这一幕，内心受到极大震撼。这一场血腥变故，彻底改变了他的想法。
李怀光对孔巢父素来心存芥蒂。数月前孔巢父出使魏博镇时，恰逢田绪发动兵变诛杀田悦，李怀光一直怀疑是孔巢父从中作祟。如今部下斩杀孔巢父，在他看来未必不是一桩好事。
然而，诛杀朝廷使臣的行为，彻底断绝了李怀光的退路，迫使其在对抗朝廷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不过，对他而言，这或许本就是心甘情愿的选择。
河中府的这场流血事件，标志着李适招抚李怀光的政策彻底失败。朝廷随即展开军事行动：八月，李适任命浑瑊为河中、绛州节度使，兼任河中、同华、陕虢行营副元帅；同时任命河东节度使马燧为晋、慈、剻节度使，负责指挥北线作战。两路大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
马燧亲率三万步骑精锐，从晋州挥师南下，迅速攻占绛州属县稷山、龙门、夏县等地，迫使大批守军投降。其闪电般的攻势，很快使绛州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至十月，官军攻破绛州外城，守将达奚小俊趁夜突围而逃。
随后，马燧率部沿黄河东岸继续推进，在陶城（今山西永济）大败李怀光主力骑兵。然而尽管取得大捷，蒲州守军仍负隅顽抗，致使战事陷入僵持。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帝国正遭遇严重饥荒，战事久拖不决对朝廷极为不利。
去年秋季，太行山以东爆发了百年难遇的蝗灾，蝗群席卷河北平原，所过之处，庄稼尽毁，甚至连草木枝叶也被啃食殆尽。刚进入新年，关中又突遭暴雪侵袭，严寒肆虐，长安城内冻死者不计其数。雪灾尚未平息，自春至夏末，关中竟滴雨未降，灞水、浐水几近断流，城内水井枯竭，百姓生活陷入绝境。
面对接踵而至的天灾，朝廷虽竭力赈济，但蝗灾、雪灾、旱灾的破坏远超预期，关陇、河北、河南等地饥荒蔓延，米价飞涨至斗米十文，即便耗尽皇室内帑，仍杯水车薪。而就在贞元元年（785年）四月十五日夜，祸事再添——江陵度支院突发大火，焚毁赋税钱粮百万，使朝廷赈灾计划雪上加霜。据载，当时国库空虚，存粮与银钱仅能维持朝廷十七日运转，军需供给更是无从谈起，举国上下，举步维艰。
由于灾情严重，唐德宗李适多次颁布罪己诏以示自责。当时，朝中不少大臣上书进言，建议暂停对李怀光的征讨，以缓解朝廷日益紧张的财政压力。
面对群臣的纷纷谏议，李适一时举棋不定，犹豫是否应暂缓军事行动。然而，刚刚率军收复长安的李晟得知这一动向后，立即上疏，力劝皇帝绝不可在紧要关头赦免李怀光。
李晟的奏章内容详尽，核心观点可概括为：其余叛乱藩镇已基本平定，唯余李怀光仍在负隅顽抗。若此时停止讨伐，势必助长其势力，使其日益坐大。况且国家周边局势尚不稳定，若留下李怀光这一隐患，日后一旦与外敌发生冲突，此人必将成为内患，威胁社稷安危。
与此同时，远在河东的名将马燧也获悉李适动摇之意。他当机立断，命令主力部队原地驻扎，自己则亲率数百名亲兵昼夜兼程，疾驰赶往京城，面见德宗力陈不可赦免李怀光。
马燧恳切进言道：“陛下！李怀光凶悖悖逆，实属顽劣之徒。若今日赦免，今后陛下将难以号令天下。如今大功即将告成，岂能功亏一篑？臣愿立下军令状，不出一月，定可将其剿灭。恳请陛下万勿下诏停战！”
马燧言辞恳切、气势坚定，深深打动了原本犹豫的李适。在看到李晟与马燧两位重臣皆坚决主战之后，李适最终下定决心，继续对李怀光用兵，不再议和或赦免。
八月初一，马燧重返河东战场，火速部署对河中府的攻势。长春宫作为河中府北面的战略要地，由李怀光麾下大将徐廷光率六千精兵驻守。这座昔日帝王行宫城墙高耸，防御工事完备，堪称易守难攻的军事要塞。马燧深知，若不能拿下长春宫，李怀光便能凭借此据点负隅顽抗，战事恐将陷入胶着状态。
面对这道难题，马燧审时度势，发现守将徐廷光竟是昔日旧部。这层特殊关系让他灵机一动，决定以智取代强攻。为表诚意，次日他只带数名亲随来到城下，直呼徐廷光姓名。果然，这位旧部闻声登城，当即在城头行礼拜见。若非各为其主，徐廷光恐怕早已出城相迎。
‘本帅奉皇命而来，廷光当向西面圣驾行礼才是！’马燧抓住时机，以旧日情谊为引，巧妙引导对方归顺朝廷。这番攻心之策，既显名将风范，又展智者谋略。
马燧洞悉人心，听出徐廷光言语中的松动之意。他抓住时机，以攻心为上，向西跪拜以示诚意。
‘诸位皆是朔方儿郎，岂能辱没郭老令公的威名？’马燧见徐廷光神色缓和，便继续循循善诱。他特意提起郭子仪，深知这位老帅在朔方将士心中犹如神明。
‘自安史之乱起，朔方军三十余载为国征战，战功冠绝诸军，岂能一朝背弃先辈荣光，行此诛九族之叛逆？若听我言，非但可免祸患，更能共享富贵。’马燧目光如炬，环视城头。
见徐廷光等人垂首不语，面露踌躇，马燧趁势再进一步：
‘若不信我诚意，你我相距不过数步，尽可放箭取我性命。’
说罢，他毅然敞开衣襟，闭目而立。这一举动如惊雷炸响，彻底击溃了守军心防。马燧本就威望素著，此刻更以命相托，令徐廷光等人无不为之动容。
‘我等愿归顺朝廷！’
徐廷光热泪盈眶，伏地叩首。霎时间，城头将士齐刷刷跪倒一片。马燧以情动人，以理服人，终以一言收服万千雄兵。
在马燧几句话的劝谕之下，长春宫不费一兵一卒便顺利归附。次日，守将徐廷光主动打开城门，迎接马燧入城。马燧为彰显信任与诚意，仅率数名随从轻装进城受降，毫无戒备之态，此举深深打动了徐廷光及其部众，军心为之归附。
八月初十，马燧会同浑瑊、韩游瓌率军进逼河中府，兵锋直指外围据点焦篱堡。守军望风而降，未作抵抗。焦篱堡的失守，使李怀光彻底断绝了与河中府以外各郡的联络，陷入孤立无援之境。
八月十二日，马燧指挥八万官军正式对河中府主城发起攻势。当时河中府由东西两城组成，西城位于河西，东城坐落于河东，两城之间以黄河上的浮桥相连。官军兵分两路，从东、西两面同时围攻，形成合围之势。
由于长期孤立，军心早已不稳，城内谣言四起：东城传言西城已破，西城则谣传东城已降。恐慌情绪迅速蔓延，士气濒临崩溃。李怀光眼见大势已去，绝望之中于府中自缢身亡。
李怀光一死，叛乱随之瓦解。其部将牛名俊斩其首级，出城向官军投降。自马燧出兵至平定河中，仅历时二十七日，不仅迅速结束战事，也兑现了他对唐德宗李适的承诺，成功平定叛乱，稳定局势。
平定河中之战让唐廷终于消除了最后一个心腹大患。这场历时四年有余的战乱，从建中二年（781年）春持续至贞元元年（785年）夏，最终以黄河流域重归平静告终。
当初，德宗李适因不满河北藩镇世袭制而愤然发动平叛战争，几乎倾尽全国之力讨伐三镇叛军，一度取得压倒性优势。然而决策上的严重失误，竟使这场讨伐险些演变为动摇大唐国本的巨大危机。
四年硝烟散尽后，历史仿佛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李适不得不重新承认他曾誓要废除的河北藩镇世袭制，以此换取地方势力的臣服。更令人唏嘘的是，这场动乱加速了大唐帝国的衰败进程：百姓饱受战火摧残，朝野上下对帝国往昔的辉煌充满追忆，对未来的国运则笼罩着深重的忧虑。昔日的盛世荣光，如今只余下无尽的叹息与隐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