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豫登基之初便陷入内忧外患的困境。刚刚平定史朝义之乱，又面临吐蕃大举入侵，同时还要应对权阉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的专权乱政。直到即位第七年，这位帝王才得以稍事喘息，回顾这些年的艰难岁月，不禁感慨万千。然而在平定动乱之后，如何重振大唐国运的问题始终萦绕在他心头。
历史证明，前朝积累的政治积弊仍在持续发酵。自铲除鱼朝恩势力直至大历十四年（779年）驾崩，李豫虽有心励精图治，却因种种掣肘始终未能如太宗、武后、玄宗等先帝那般施展抱负。盛唐气象的复兴，终究成为这位帝王未竟的夙愿。
李豫执政期间，历经过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三大权宦的相继倒台，朝廷终于摆脱了宦官专权的阴影。然而，宦祸虽平，其引发的政治余波却仍在朝堂上回荡。当李豫为铲除宦官势力而暗自欣慰时，朝中另一位野心家也正为自己等待多时的机遇而窃喜。
此人便是当朝首席宰相元载。与那些身体残缺的宦官不同，他不仅四肢健全，更手握宰相重权——这本就该是仅次于皇帝的最高行政权力。在元载看来，借势实现专权简直是水到渠成之事。
元载的政治发迹颇具讽刺意味。他最初依附李辅国才获得李豫重用，却在李辅国倒台时暗中为皇帝出谋划策。更耐人寻味的是，李辅国死后，他立即转投内侍宦官董秀，通过这条内线精准揣测圣意，使自己的言行与皇帝心意高度契合，由此逐渐成为新宠。这般左右逢源的政治操盘，充分暴露出其投机政客的本质。
早在鱼朝恩横行朝野之际，元载就已显露狰狞面目。大历元年（766年）二月，他因苛待朝臣恐遭群起弹劾，竟向李豫密奏：凡百官奏事，须先经本部长官，再由宰相转呈圣听。这一精心设计的奏事流程，实则是要构筑起隔绝君臣的’防火墙’。
当时李豫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权宦鱼朝恩，因此对宰相元载的提议并未深思熟虑便予以批准。然而政令一经颁布，便遭到刑部尚书颜真卿的强烈反对。颜真卿直言上奏，恳请皇帝收回成命，此举却触怒了元载。元载怀恨在心，反诬颜真卿诽谤朝政，致使颜真卿被贬为峡州别驾（今湖北宜昌一带）。
在鱼朝恩掌权期间，元载虽已有专权之实，但因鱼朝恩的强势而未显得格外突出。然而鱼朝恩死后，元载的跋扈行径迅速暴露，愈发引人侧目。
更为严重的是，元载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倚仗皇帝宠信独揽大权，排挤忠臣良将，重用奸佞之徒。例如，吏部侍郎杨绾素以清廉公正著称，选才用人极有公道，却因不肯依附元载，竟被调任为国子监祭酒，其原职则由品行卑劣、善于逢迎的岭南节度使徐浩接替。
更有甚者，成都司录李少良秘密进京，意图向代宗李豫揭发元载的不法行为。不料因与友人言谈不慎，消息走漏，被元载提前得知。元载抢先一步，反咬一口，诬陷李少良蓄意挑拨君臣关系。结果李少良不仅奏疏无果，反而惨遭杖刑处死。
到了大历六年（771年）七月，为彻底扫除监督障碍，元载进一步上奏，建议今后凡六品以下文武官员的任免，吏部与兵部不得再行审核。这一提议实则是为了杜绝监察机构对其专权行为的制约，企图将人事大权完全掌控于己手。
尽管李豫当时同意了这一建议，但自此之后，对元载的不满与日俱增。元载在不知不觉中，竟走上了一条与此前权倾朝野的三大宦官如出一辙的道路——专权跋扈，终致君心生厌。
唐朝中后期，李豫在经历了铲除权宦的政治风波后，对朝堂权力格局保持着高度警觉。为制衡元载日益膨胀的权势，李豫采取了明升暗抑的策略，特意提拔独立于元载派系的官员。比如未经宰相会议商议，直接擢升浙西观察使李栖筠为御史大夫，此举明显是在向元载传递警示信号。
元载敏锐地察觉到皇帝的戒备之心。与李辅国等权宦不同，他既无拥立之功，也无护驾之劳，其权位完全系于皇帝恩宠。面对天子的暗示，这位权相不得不暂时收敛锋芒。然而此时的元载已形成尾大不掉的专权局面，其弊政更甚于当年李林甫，不仅独揽朝纲，更导致政事混乱，民怨沸腾。这样的局面，注定他将步杨国忠的后尘。
大历八年秋，一个戏剧性的转折点出现了。晋州平民郇谟以特殊装束现身长安闹市，当街痛哭陈情。这位布衣百姓以’三十字谏言’为名求见天子，甚至立下生死状。如此非常之举引起了朝廷重视，李豫出于好奇与警惕，决定亲自召见这位胆识过人的平民，一场关乎元载命运的政治较量就此展开。
李豫接见郇谟时，为缓解其紧张情绪，特意赏赐新衣以示恩宠，随后听取了他提出的三十字谏言。这三十字中，’团’与’监’二字尤为关键，直指地方军政弊端——团练使与监军使的设置不仅未能有效发挥作用，反而成为地方施政的阻碍，加重百姓负担。而这些官职的任免大权，实则掌握在宰相元载手中。
郇谟此举明为议论地方军政，实则剑指当朝权相元载。深谙朝政的李豫立即洞悉其中深意，虽未当场表态，却在厚赏之后令其离京。这次会面成为重要转折点，使李豫深刻认识到元载专权已引发民怨。
在帝王心中，激起民愤者必须铲除，这是不容逾越的执政底线。此时李豫已决意清除元载，此前处置三大宦官的经验，更让他对这场政治博弈成竹在胸，进退有度。这场看似平常的君臣对话，实则为元载的覆灭埋下了伏笔。
元载始终未能察觉李豫心中的真实想法，他沉溺于权力的幻象中难以自拔。权力在他眼中已超越生命的价值，这种痴迷使他完全丧失了理智判断。他与黄门侍郎、同平章事王缙结为死党，二人荒废政务，将宰相职责全数推给下属处理。更令人发指的是，士人若想在仕途上有所作为，不依附元载便寸步难行。
李豫将这一切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这位仁慈的君主如同当年对待三大宦官一般，对元载一再宽容。然而元载与王缙非但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竟将皇帝的仁慈视为软弱可欺。他们过分自信地以为能够愚弄圣明，殊不知这正是自取灭亡的开端。
时机在三年后成熟。面对元载集团日益猖獗的跋扈行为，李豫终于下定决心。在肃清鱼朝恩势力后，他决定再次挥动利剑，斩向元载与王缙。此时的朝堂形势已大不相同——元载羽翼丰满，党羽遍布朝野。
为确保行动万无一失，李豫不得不慎之又慎，最终选择了最可信赖的帮手：他的舅父、金吾卫大将军吴凑。这不仅因血缘之亲，更因吴凑掌握着至关重要的禁军兵权。
行动方案无须多虑——三年前元载铲除鱼朝恩的计策，如今正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历史的轮回总是充满讽刺，元载恐怕至死都想不到，自己精心设计的权谋之术，最终会成为埋葬自己的利器。
大历十二年阳春三月，元载的生命走到了终点。这个曾经权倾朝野的权臣，终究为自己的傲慢付出了代价。
曙光初现，李豫刚刚结束早朝，便突然传召元载与王缙前往政事堂议事。对于这两位重臣而言，天子的紧急召见早已习以为常，二人如往常般整理衣冠，准备前往延英殿面圣。然而，当他们踏入殿门的那一刻，却敏锐地察觉到了今日的不同寻常。
殿内肃穆凝重，除了端坐龙椅的李豫外，两侧肃立着全副武装的金吾卫将士。更令二人心惊的是，殿前伫立的金吾卫大将军吴凑，眉宇间隐隐透出凛冽杀意。元载素来机敏过人，行礼后率先开口试探：’陛下今日威仪更胜往昔啊！’
这句看似恭敬的客套话里暗藏锋芒，元载本意是想借机试探圣意，毕竟他从未想过皇帝会对自己不利。然而当他抬头看见李豫猛然起身，面色铁青地怒视自己时，才惊觉事态远比想象中严重，心中顿时懊悔方才的轻率之言。
未等元载转圜，李豫已冷声宣判：’尔等祸乱朝纲，致使民怨沸腾。今日休想踏出此殿！’话音未落，吴凑已率领金吾卫一拥而上，将二人团团围住。
‘陛下明鉴！臣等所犯何罪？’王缙顿时瘫软在地，而元载虽未反抗，却仍在不甘地高声辩解。延英殿内，君臣对峙的紧张气氛瞬间达到了顶点。
元载被朝堂冷落，无人敢为他求情。李豫冷眼旁观金吾卫将元载五花大绑，阴沉的面色直到元载与王缙被押入政事堂才稍稍缓和。这场突如其来的清算来得如此迅猛，以至于元、王二人甚至来不及明白自己因何获罪。
审讯不过是走个形式。在刘晏与李涵的主持下，审问内容完全按照李豫的授意进行。元载被迫签字画押后，死亡的诏书即刻下达。昔日权倾朝野的宰相在绝望中乞求速死，却遭到监刑官的刻意羞辱——肮脏的布袜塞入口中，绳索缓缓收紧，终结了他显赫的一生。
李豫的报复远未结束。元府被抄，妻儿皆遭屠戮。元载临终前仍想不通，为何自己会落得如此凄惨的下场，甚至祸及满门。而王缙因刘晏的谏言，侥幸逃过死劫，被贬往偏远之地。这场政治清洗印证了权力巅峰的危险：爬得越高，跌得越重。
公元762年四月，针对宰相班子人手不足的情况，唐代宗李豫任命太常卿杨绾为中书侍郎，礼部侍郎常衮为门下侍郎，并授予同平章事衔，以此充实朝廷中枢。这一人事调整标志着李豫开始真正掌握朝政大权。
在此之前，从李辅国到元载，李豫长期处于权臣的压制之下。如今他终于摆脱束缚，得以将精力投入到国家治理中。新晋的杨绾和常衮以其卓越的才能和操守，让李豫看到了重振大唐的希望。
纵观李豫在位期间，虽受制于权臣，但他始终心系社稷。在铲除元载集团后，他立即着手革除弊政。其中最重要的举措就是选拔杨绾、常衮这样的贤能之士入主政事堂。
杨绾出身名门，祖父官至国子监祭酒，父亲曾任醴泉县令。他自幼家贫却勤学不辍，博览群书，尤擅文章。安史之乱时，他不顾危险投奔肃宗，被任命为起居舍人。在任中书舍人期间，他主张恢复察举制，深得民心。后升任吏部侍郎，主持铨选时公正无私，朝野称颂。
与其沉稳持重的同僚不同，常衮性格刚直，不阿权贵。他于天宝末年进士及第，永泰元年晋升中书舍人。二人虽性格迥异，但都以清廉正直著称，为李豫推行新政提供了有力支持。
在宦官鱼朝恩专权时期，常衮是少数敢于公开对抗的朝臣之一。他曾直接上书唐代宗李豫，直言宦官不宜过多担任官职。更在代宗寿辰时，面对各地进献的奇珍异宝，常衮毫不避讳地指出这些贡品实为搜刮民脂民膏以讨好皇帝，并请求代宗将礼品悉数退还。
常衮还极力反对借皇帝寿辰之机，在寺院道观中大兴土木、挥霍浪费的行为。他主张禁止官员借祈福之名，通过抄写经书、铸造佛像、焚烧钱币等方式中饱私囊。这些建议获得代宗认可，常衮因此被擢升为礼部侍郎。正是凭借这种直言敢谏的作风，他与中书舍人杨炎并称’常杨’，深受朝臣推崇。
代宗任用杨绾和常衮为相的决定被证明是明智的。两人同心辅政，在肃清朝政方面颇有建树。大历十二年（777年）五月，刚任宰相一个月的杨绾就上奏请求废除诸州刺史兼任的团练使、捉生使等职务。这一建议源于此前郇谟的控诉：元载、王缙当政时随意任命这些官职，导致地方官员权力失控、贪腐横行，刺史月俸竟高达数万钱，百姓苦不堪言。
杨绾的奏议恰逢其时，是对元载集团遗留弊政的有力整肃。代宗采纳建议后，杨绾又乘势提出裁减诸道观察判官员额，再获批准。这些改革措施有效整饬了吏治，使朝政为之一新。
在杨绾提出改革建议的基础上，唐代宗李豫进一步推行整顿措施，下诏明确：各道团练使若非遇有重大军务，不得随意召见所辖州的刺史，也无权擅自罢免或替换地方官员，杜绝擅自委派代理职务的现象。
同时，朝廷对各州所辖兵力实行定额管理，招募的常备兵由官府统一供给家属粮帛，这类职业兵被称为“官健”。
此外，对于地方征调的民兵，采取“农闲服役、农忙归田”的制度——春夏回乡务农，秋冬集中训练或执行任务，期间由官府发放口粮，这一制度被称为“团结”。
杨绾甫一上任便展现出卓越的治政才能。他协助李豫首先着手规范地方官员的俸禄体系。自“安史之乱”以来，地方秩序崩坏，不少官员趁乱牟利，各地官俸标准混乱、差异极大。杨绾上奏后，朝廷开始系统制定从节度使到主簿、县尉等各级官吏的薪俸标准，通过“多者减之，少者补之”的方式，实现俸禄分配的公平有序，重建了官僚体系的规范性。
然而天不假年，正当杨绾准备大展宏图，李豫也倚重其才干欲托以全面改革朝政之际，杨绾却突患重疾，于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七月病逝，令人扼腕。
噩耗传来，李豫如遭雷击，悲痛至极，连续三日罢朝以示哀悼。三日后重登朝堂，环顾群臣却不见杨绾身影，不禁再度泪下，难以自持。
“上天莫非不愿让朕实现天下太平？为何如此急切地夺走杨爱卿！”李豫悲愤慨叹。
这声叹息，既是痛失股肱之臣的无奈，也折射出他渴求贤才、重振大唐盛世的迫切心情。在李豫心中，杨绾的地位堪比先祖唐太宗时期的房玄龄、杜如晦，以及其祖父唐玄宗所倚重的姚崇、宋璟。
可惜斯人已逝，纵有万般悲恸也无法挽回。国事仍需有人担当，李豫只得将振兴朝纲的希望，转而寄托于另一位宰相——常衮。
在常衮担任宰相期间，他对唐代宗李豫推行开明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在推动广开言路、鼓励进谏方面贡献显著。
当时，宰相杨绾因重病无法正常履职，政事逐渐由常衮主持。在他的积极倡议下，李豫接连颁布三道《求言诏》，反复强调广纳谏言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为营造开放的政治氛围，常衮还主导制定了一系列支持直言进谏的具体措施，切实推动了言路畅通。
在《求言语》诏书中，李豫明确要求各级官员继承和弘扬唐太宗贞观年间虚心纳谏的优良传统。他反思自己即位以来，朝中鲜有谏官发声，因而下令：今后凡谏官所上奏疏，可不受时间限制随时呈递入宫，各门司不得无故拦截。若需面奏皇帝，持疏即可入见，以便君主及时了解民情政弊。如发现诏令与现实脱节，或赏罚失当，谏官有权当面指出，且不会因此获罪。
更为重要的是，为保障谏官的基本安全与言论自由，朝廷还出台保护性规定：凡六品以上官员，若因紧急事务需上朝击鼓陈情，金吾卫不得阻挠或施加人身伤害，严禁擅自拘押。此外，凡向匦函（即意见箱）投递奏章者，相关部门不得私自留存副本，以防打击报复。
这些制度性安排在《全唐文·代宗皇帝卷》中均有详细记载。有兴趣深入了解的读者，可查阅《全唐文》相关篇章。限于篇幅，此处不再一一列举。
综上所述，在常衮的推动下，李豫在位期间对“广开言路”给予了高度重视，并从制度层面明确了谏言的范围、保护机制与处理流程，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善的谏议体系，为当时政治清明提供了有力支撑。
值得一提的是，唐代宗李豫不仅善于制定制度，更难能可贵的是，当个人立场可能影响判断时，他仍能克制情绪，遵循既定规则行事。这一点，在处理元载余党的问题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元载伏诛后，其在朝中的追随者仍有不少。在李豫看来，这些人都与元载同流合污，是朝廷的隐患，因此他一度打算将他们一网打尽，全部处决。这种想法虽出于对权臣专权的愤恨，也情有可原，但未免过于绝对，缺乏政治上的审慎。
然而在权力斗争中，“站队”往往并非出于本心。许多官员依附元载，并非因为他们本身奸邪，而是为了自保，或因仕途受限，唯有通过元载才能施展抱负。因此，简单以“党羽”定罪，实则难以涵盖复杂的人性与现实。
当时刚经历政变的李豫，情绪尚在激愤之中，自然难以全面权衡。他最初下令将元载党羽悉数处死，幸而宰相常衮及时上奏，恳请区别对待。他在奏疏中指出，其中不乏有才干之士，依附元载实属形势所迫，若一概诛杀，恐伤忠良之心。
李豫听后幡然醒悟，随即更改诏令，将部分人由死刑改为贬谪外放。这一决定，看似微小，却改变了历史的走向。
他或许未曾料到，正是这一念之仁，救下了一位日后深刻影响大唐命运的人物——杨炎。若干年后，唐德宗即位，杨炎得以重用，主导推行“两税法”，成为中唐财政改革的关键人物，为风雨飘摇的帝国注入新的生机。
历史常常在细微处转折。李豫的克制与纳谏，不仅体现了他的政治成熟，也无意中为大唐延续国运埋下了一颗关键的种子。
关于杨炎提出的“两税法”，我们后续还会深入探讨，此处暂不展开。总而言之，在杨绾之后，常衮接续其志，全力辅佐唐代宗李豫，致力于革除积弊，力图让早已沾染陈腐气息的朝堂重焕清明气象。
常衮继承了杨绾的政治路线，但他的性格同样鲜明——孤高清峻。他从不随意结交权贵，可见其为人谨慎、戒备心强。而这种性格也带来了一个积极影响：处事公正，不徇私情，待人接物皆以原则为先。
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十二月，李豫决定召还已离开京城长达八年的李泌，有意重新启用这位先帝器重的贤臣。早在李豫刚即位时，就曾下诏请隐居山林的李泌出山，任命其为翰林学士。然而当时权相元载认为李泌不肯依附自己，恐日后构成威胁，恰逢江西观察使魏少游请求朝廷派遣僚属，元载便假意称颂李泌才干出众，堪当此任，实则借“重用”之名，将李泌调离中枢，排挤出朝廷。
后来元载伏法被诛，杨绾又因病去世，李豫深感宰相重臣仅靠常衮一人支撑，难以独当大局，于是决意召回李泌，计划让他进入宰相班子，与常衮共同辅政。
然而，这一设想很快遭到了常衮的反对。
常衮曾上奏指出，皇帝早有意重用李泌，但古之明君用人，往往先试其能。例如汉武帝欲任贤才，必先委以地方之职，使其亲历民情、积累治政经验。因此，若皇上真心器重李泌，不妨先授其为地方刺史，令其深入基层，体察百姓疾苦；若施政有方、政绩卓著，再擢升高位亦不为迟。
长期以来，有人揣测常衮此举实为嫉贤妒能，意在排挤李泌。然而此论未免武断。细究其言，常衮并非反对重用李泌，而是主张循序渐进、以实绩为凭。这种审慎态度，恰恰体现了他用人唯实、一视同仁的原则——即便是先帝曾倚重的名臣，也应接受实践检验。
更进一步看，这一建议也可视为对元载执政时期任人唯亲、决策专断的反拨。当时选才常凭一己好恶，形成“一言堂”之弊。常衮主张以地方实绩作为晋升依据，正是整饬吏治、匡正时风的重要举措。
唐代宗李豫采纳了常衮的建议，任命李泌出任澧州刺史（今湖南澧县）。事实证明，真才实学者终难掩其光。李泌在地方履职期间展现卓越才干，最终于德宗朝官至宰相，实现人生抱负。
对李豫而言，是否具备纳谏之德，是衡量其为君贤明与否的关键标尺。他在平定叛乱、稳固边防之后，面对朝纲松弛、弊政丛生的局面，主动颁行《求言诏》，广开言路，择善而从。无论在战略决策还是人事任免上，均表现出较强的听取意见的意愿与能力。单就此点而言，李豫堪称一位能够虚心纳谏、力求振作的中兴之主。
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重创了李唐王朝的根基。叛乱虽被平定，但各地藩镇趁机割据，把持地方财政，拒绝向中央上缴赋税，导致朝廷收入锐减，财政陷入困境。在此背景下，恢复江淮漕运、改革财政管理成为朝廷亟待解决的关键任务。
此前我们曾提到，江淮漕运是维系大唐关中地区生存的重要命脉。然而在“安史之乱”期间，洛阳沦陷于叛军之手，这条至关重要的运输通道被迫中断，物资补给难以为继。战乱平息后，为尽快恢复江南粮食与财赋向关中及西北边防的输送，确保朝廷运转与军队供给，唐代宗李豫深思熟虑后，决定将这一艰巨使命托付给当时享有盛名的理财能臣——刘晏。
刘晏，字士安，出身曹州南华（今山东曹县）。自幼聪慧过人，被誉为“神童”。天宝年间步入仕途，初任夏县县令，便以善于治理财政著称。此后历任殿中侍御史、度支郎中，以及杭、陇、华三州刺史，官至河南尹。每到一地，政绩斐然，百姓感念其德，纷纷立碑记功。
唐肃宗李亨在位时，刘晏曾出任京兆尹，并以户部侍郎身份兼任御史中丞、度支使及铸钱盐铁等要职，全面掌管财政事务。后因遭人构陷，被贬为通州刺史。
代宗李豫即位后，深知刘晏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卓越才能，迅速将其召回朝廷，授以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之职，一度位居宰相。然而因与权臣程元振交往密切，在程失势被清除后，刘晏亦受牵连，罢去相位，改任太子宾客。不久，再度被起用为御史大夫，兼领东南、河南、江淮、山南等道的转运、租庸、盐铁诸使，全面负责国家财政与漕运事务。
纵观刘晏的仕途经历，无论身处高位还是逆境，他始终活跃在财政经济的第一线。他的专业能力从未被真正埋没，这也正是李豫之所以将重整漕运、改革理财的重任交付于他的根本原因。
广德二年（公元764年）三月，唐代宗李豫鉴于安史之乱以来，大运河的重要河段——通济渠因长期缺乏维护，汴水淤塞严重，漕运受阻，导致江淮地区的粮食物资源不得不改道：先沿长江转入汉水，再经梁州（今陕西汉中）、洋州（今陕西洋县）迂回进入关中，运输艰难、耗时费力。为扭转这一局面，朝廷任命刘晏为河南、江淮转运使，全权负责漕运整治。
刘晏上任后，将改革漕运视为当务之急。他亲率专业人员，跋山涉水，实地勘察江淮沿线的水道地形与民情状况，并借鉴唐玄宗开元初年李杰等人治理漕运的成功经验，着手推行一系列系统性改革措施。
首先，刘晏组织大量民夫对淤塞严重的汴水河道进行全面疏浚，恢复其通航能力，同时派遣兵卒沿途护航，保障漕运安全。
其次，在扬子（今江苏扬州南）设立十个官办造船工场，专门建造适合不同河段水流特点、坚固耐用的新型漕船，共计二百艘。他废除了以往由地方富户负责督运的旧制，改为由官府统一承运，并通过发放食盐作为报酬，招募专业船工和水手，取代原先强征百姓服役的做法，减轻了民众负担。
更为关键的是，刘晏创新性地推行“分段运输”制度：将全程直运改为分段接力。船只从扬州出发，不再驶入汴水；进入汴河的船只则止于河阴；而进入黄河的船只也仅抵渭口（渭水入河口），各段之间设立中转粮仓，用于临时储粮。这种模式大大提高了运输效率，降低了因长途航行导致的损耗与风险。
此外，刘晏还建立了严格的管理制度：每十艘船组成一“纲”，由军将统一指挥运输。凡能连续十次安全完成任务而无差错者，予以嘉奖并优先提拔，激励船队提升效率与责任心。
通过这一系列改革，刘晏成功恢复了江淮至关中的漕运体系，为唐朝中后期的财政稳定和京师供给提供了重要保障。
在刘晏的精心治理下，大唐长期存在的江淮漕运难题终于迎刃而解。高效的运河运输系统将江淮地区的粮食和物资持续不断地运往长安，年运输量从数十万石激增至最高一百一十万石，且全程绝无损耗。这一重大成就直接促使长安居高不下的米价趋于平稳。
当刘晏主持的首批漕运船队顺利抵达长安时，代宗李豫龙颜大悦，特命金吾卫在东渭桥列队相迎，并亲赐褒奖：’爱卿之功，堪比萧何辅汉。’这番高度评价不仅彰显了皇帝对刘晏治漕功绩的认可，更让李豫看到了这位财政奇才的非凡才干，从而萌生了将盐政改革重任也托付给他的想法。
刘晏在盐政领域的改革成就，不仅充分展现了他的理财智慧，更将其仕途推向巅峰。唐初实行盐业免税政策，但’安史之乱’后国库空虚，朝廷于乾元元年（758年）被迫推行食盐专卖，在产盐区设立’监院’管理。这一政策导致盐价飞涨，从每斗十文暴涨至一百一十文。百姓无力购买，官府却强行摊派，民怨沸腾。
大历元年（766年）正月，距漕运改革成功两年后，李豫正式任命刘晏为多道转运、盐铁等使，全权负责盐政改革。这次任命开启了唐代盐政制度的新篇章。
刘晏受命整顿盐政后，首先着手精简盐务管理体系。他裁撤冗余机构，将原有的“监院”进行整合，在全国范围内设立十三个巡院，专门负责食盐的统购与销售管理，大大提升了行政效率。
在制度层面，他改革了过去“官运官销”的旧模式，推行“就场专卖”制度。具体做法是：朝廷在盐产地统一收购食盐，严禁私人交易；然后由官方加价出售给持证盐商，商人缴清盐款及盐税后，便可自由运销，不再受官府直接干预。这一举措既保障了国家财政收入，又激活了市场流通。
刘晏深知，改革的成功离不开对商人群体的激励与支持。为此，他创新性地允许商人不仅可用铜钱购盐，还可使用绢帛等实物抵付，国家再将收来的绢布调配给军队作为军需物资，实现资源循环利用。为防止盐商借机哄抬价格，还在交通不便、远离盐产地的偏远地区设立“常平盐”储备机制——即在盐价异常波动时由政府投放储备盐，平抑市场价格，保障民生所需。
此外，刘晏还向唐代宗李豫上奏，建议禁止各地节度使擅自向盐商加征税费。这一请求获得批准，有效遏制了地方势力对盐业流通的层层盘剥，进一步稳定了盐价和市场秩序。
随着改革措施逐步落地，成效迅速显现。最显著的成果可概括为八个字：“官获厚利，民不乏盐”。改革初期，江淮地区的年盐利仅约四十万缗；而改革后，年盐税收入飙升至六百万缗，增长达十五倍之多。到大历末年，国家财政年总收入达一千二百万缗，其中盐利占比超过一半。
尤为可贵的是，这一巨额财政收益并非源于对百姓的强制摊派或高价掠夺，而是通过制度优化激发市场活力，由供需关系自然形成的良性结果。刘晏的盐政改革，不仅为中唐财政注入强心剂，也成为中国古代经济治理的典范之一。
刘晏因其卓越的治理才能备受赞誉。他在江淮漕运和盐政改革方面的成就尤为突出，不仅展现了过人的实践能力，还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财政理论体系。
刘晏的理财思想以民生为本。他观察到人口增长与赋税增加之间的必然联系，为此创立了’常平法’来稳定物价、保障民生。该制度的核心在于：在各道设立巡院，选拔廉洁能干的官员担任知院官，每月上报各地气象、收成等情况。朝廷根据这些信息，在丰年高价收购粮食，在灾年低价出售，既打击了不法商人的囤积居奇行为，又维护了市场稳定。
与此同时，刘晏还推行’均输法’，规定各道以部分税收和盐利收入采购当地特产供应长安。这一政策既丰富了京城的物资供应，又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对战后经济复苏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他的改革推动下，唐朝在代宗时期逐渐摆脱了安史之乱后的财政困境。
传统上，中国古代解决财政危机主要有两种方式：直接增加赋税或通过盐铁专卖间接征税。虽然后者最终仍由百姓承担，但相比前者更为温和。代宗选择了这一方式，并重用刘晏实施改革，最终使国家财政状况得到明显改善，为王朝注入了新的活力。
唐代宗李豫执政时期，财政大臣刘晏主持国计民生长达十余载。在成功整顿江淮漕运体系和盐政制度后，他又协助李豫推行户税、地税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改革。尽管刘晏从未位居宰相之位，但其实际权力已堪比宰辅，这种位卑权重的处境或许招致了朝中权贵的猜忌。
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随着李豫驾崩，刘晏主导的财政改革也走到了终点。次年建中元年（780年），前文提及的’两税法’推行者杨炎拜相，因与刘晏素有嫌隙，遂罗织罪名加以构陷，最终致其含冤而死。
刘晏案背后实有复杂政治因素，容后详述。值得关注的是，李豫在位期间能慧眼识才，对刘晏始终信任有加，这种用人不疑的胸襟，从侧面反映出这位君主确实具备治国安民的远见卓识，堪称守成有为的明君。
这位多情天子于宝应元年（762年）四月登基，至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驾崩于紫宸殿，享年五十四岁，在位凡十八春秋。
细察李豫执政历程，实为充满坎坷、危机与斗争的十八年。他不仅在政治漩涡中成功突围，更在平定叛乱、整饬边务方面屡建奇功：肃清宦官乱政，遏制权臣专横，稳固帝位根基；战乱后勇于罪己安民，推行多项政治经济改革且成效显著。这些政绩足以证明，李豫确是一位在唐代中兴进程中卓有建树的君主。
在唐朝诸位帝王中，代宗李豫的声名或许不及太宗李世民、女皇武则天、玄宗李隆基那般显赫。然而，若从历史发展的宏观视角审视，正是这位看似平凡的帝王，成为大唐在经历八年’安史之乱’后仍能延续一百五十余年的关键人物。正所谓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对于享国二百九十载的大唐王朝而言，李豫恰是那个在危难之际力挽狂澜的守成之主。
细究李豫的生平事迹，不难发现这位以仁德著称的帝王实则有着丰富细腻的情感世界。这里的’多情’并非指其私德，而是彰显其作为一国之君难得的情义担当。从他对建宁王李倓的兄弟情深，到对权宦佞臣的雷霆手段，李豫始终展现着爱憎分明的性格特质。
尤为难得的是，当李辅国强行将太上皇李隆基迁居西苑，导致李隆基抑郁成疾，肃宗李亨亦忧愤卧床之际，身为太子的李豫虽面临继位危机，却仍不顾个人安危，日夜奔走于两宫之间，尽心侍奉两位卧病的先帝。这一举动，充分展现了其作为储君的责任担当与至诚孝心。
作为李隆基最宠爱的嫡皇孙，李豫在祖父晚年尽到了孝道，让太上皇得以善终。然而对父亲李亨，他却抱憾终身——因李辅国发动的兵变，这位被软禁的太子未能在父亲临终时侍奉在侧。
李豫登基后，特意将李辅国的一只断臂供奉于父亲泰陵前，既是对权宦的复仇，也是对亡父的告慰。这位平定安史之乱的天下兵马大元帅，终其一生都未能让父亲看到叛乱彻底平息。
童年的创伤深刻影响着这位帝王。生母吴氏的早逝让他缺失母爱，尽管在玄宗设立的百孙院中成长，但母亲的空缺始终无法弥补。这种情感缺失或许解释了他执政时的异常宽容：对宦官专权的隐忍，对河朔藩镇的姑息，这些有违帝王威严的举动，与其说是政治妥协，不如说是性格使然——正如其先祖李治般，柔软的内心始终影响着刚硬的皇权。
情感世界的挫折同样困扰着李豫。与唐朝其他帝王不同，他不仅将遗憾深藏心底，更以近乎偏执的方式试图弥补。这种情感表达超越了帝王应有的理性克制，展现出鲜为人知的感性一面。
在唐朝历代帝王中，唯有唐代宗李豫，曾一度“丢失”了自己的皇后，而这一遗憾，实非他个人之过。
这位皇后沈氏出身于江南太湖一带的仕宦世家，家族世代为官。其父沈易直曾任秘书监，地位显赫。沈氏性情温婉、贤淑端庄，于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被选入东宫，后由当时的太子李亨赐予其子广平王李豫为妾，由此进入李豫的生活。不久，她便被正式立为广平王妃。
李豫与沈氏感情深厚，携手共度十六载春秋。在这段岁月中，二人风雨同舟，彼此扶持，原本以为能就这样安稳终老。然而，“安史之乱”的爆发彻底打乱了他们的生活轨迹。
当唐玄宗仓促撤离长安时，仅携带亲近的皇室成员随行，其余宗室眷属皆因时间紧迫而被遗留在城中，沈氏便是其中之一。叛军攻陷长安后，她不幸被俘，随后被押送至东都洛阳，沦为掖庭宫中的奴婢。
后来，李豫被任命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率军收复洛阳。在混乱之中，他终于寻回了失散已久的沈氏。重逢之际，目睹她所历经的磨难，李豫悲痛难抑，心中立下誓言：此生定要护她周全，再不让她受半分委屈。
他将沈氏安顿于洛阳宫中，然而身为平叛主帅，他无法久留，仍需奔赴前线，肩负起复兴李唐社稷的重任。谁料，就在他奋力征战之时，叛将史思明再度攻破洛阳。虽不久后唐军再度收复失地，但战乱之中，沈氏却再度下落不明，从此音讯全无。
李豫命人四处搜寻沈氏的下落，却一次次收到无功而返的消息。随着搜寻队伍接连空手而归，他心中渐渐涌起不祥之感。尽管极力压抑这个念头，日复一日的等待终究让他不得不面对现实——沈氏很可能已在战乱中香消玉殒。
每当想象沈氏在乱军中挣扎求生、渴望回到丈夫身边的场景，李豫便悲从中来，泪如雨下。作为大唐的帝王，他尽到了守护江山的责任；但作为丈夫，他始终怀着无法释怀的愧疚。这份遗憾，注定成为他一生的心结。
虽然始终未能寻得沈氏踪迹，但只要未见尸骨，李豫心中就始终存着一丝希冀。登基后，他仍不断派人前往各地查访，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也绝不放弃。他日夜期盼上苍垂怜，让奇迹降临，让爱妻重回他的怀抱。
永泰元年（765年）七月，寻访沈氏的特使向李豫禀报了一个重要消息：寿州崇善寺有位法号广澄的尼姑，主动表明自己就是太子李适的生母沈氏。闻讯后，李豫欣喜若狂，立即下诏将这个自称沈氏的尼姑召入宫中。
此时的李豫满心以为自己的诚心终于感动上苍，当他亲眼见到广澄时，确实发现这位尼姑的容貌与记忆中的沈氏颇为相似，只是岁月在她脸上留下了太多沧桑的痕迹。
然而就在李豫准备迎接’沈氏’回宫之际，这位广澄尼姑却在关键时刻露出了破绽——当面对太子李适时，她竟然完全认不出自己的’亲生儿子’。这一反常举动立即引起了李豫的警觉，所谓’母子重逢’的喜悦也随之化为泡影。
根据历史记载，广澄尼姑自称沈氏后被查实为假冒。她原是太子李适幼时在大明宫少阳院的乳母，根本不可能认出已长大成人的太子。代宗李豫得知真相后勃然大怒，当即下令将其在午门之外鞭杀。
待到唐德宗李适继位，他始终对生母沈氏尚在人世心存希冀，坚持在全国范围内搜寻。然而正如其父当年遭遇，接二连三出现的都是冒名顶替者。最令人唏嘘的一次，德宗甚至已完成认母大典，却在关键时刻被高力士养子高承悦揭穿——这位’沈太后’实为高力士养女。经高力士养孙樊景超查证，虽其年龄相貌与沈氏极为相似，连手指刀伤都如出一辙，但确系假冒。
与父亲严惩的做法不同，德宗选择宽恕了这位冒牌者，并留下千古名言：‘朕宁愿被欺百次，只求终得一次真遇！’此后沈氏音讯全无，德宗只得追谥其为睿真皇太后，将衣冠冢祔葬于元陵代宗墓侧。
在漫长的寻找沈氏未果后，唐代宗李豫终向现实妥协，于大历三年二月册立独孤氏为贵妃，以慰寂寥。值得注意的是，贵妃在后宫中的地位仅低于皇后，李豫虽对独孤氏宠爱有加，但从始终未立皇后这一举动来看，沈氏在他心中的位置始终无人能及。
直至李豫驾崩，皇后之位一直空悬。或许他是遵循“太子之母当为后”的传统礼制，有意为沈氏保留后位；但更深层的原因，或许是一位帝王对心中挚爱的执着守望。身为九五之尊，他本可随意册立皇后，却选择终身不立，这份克制与坚守，恰恰印证了沈氏早已深植于他的灵魂深处——纵使岁月流转、生死相隔，那份记忆从未真正褪去。
独孤氏的出现，为李豫灰暗的宫廷生活注入了一抹温暖。她与沈氏一样，性情温婉、品行端庄，出身显赫，家族连续三代为皇亲国戚。凭借出众的容貌，她被选入宫中，很快赢得李豫的倾心。
她为李豫育有韩王李洄与华阳公主。其中，华阳公主聪慧过人，善于体察父皇情绪，言行举止总能恰到好处地抚慰人心，因而格外受宠。然而，大历九年（公元774年）十月，华阳公主因病早逝，李豫悲痛欲绝，久久难以平复。
谁曾料想，女儿的离世竟成为压垮独孤氏的最后一根稻草。在陪伴李豫短短七年后，她亦被疾病夺去生命，香消玉殒。这对李豫而言，无疑是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
—大历十年（775年）深秋十月，长安城的夜色格外深沉。独孤贵妃因思念早逝的华阳公主而郁郁成疾，最终在一个万籁俱寂的深夜，未及与心爱的君王道别便香消玉殒。这对刚刚从沈皇后离世阴影中走出的唐代宗而言，无疑是又一次致命的打击。宫人们目睹天子抚棺痛哭的凄楚场景，那撕心裂肺的哀号在紫宸殿内久久回荡。
痴情的帝王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决定——将爱妃的灵柩停放在内殿。此后三年间，每日晨昏定省成了李豫雷打不动的仪式。他总忍不住轻抚棺椁，仿佛贵妃只是安睡，随时会睁开那双明眸。直到大历十三年（778年）十月，在群臣再三恳请下，才不得不将独孤氏安葬于庄陵。
下葬那日，苍天垂泪。蒙蒙细雨中，五十四岁的帝王伫立墓前，三年来强压的悲痛终于决堤。纳兰性德《金缕曲》中’三载悠悠魂梦杳，是梦久应醒矣’的句子，恰似为这段穿越时空的旷世绝恋写下注脚。那方青冢埋葬的不仅是绝世红颜，更是一位帝王最柔软的真心。
李豫的一生，情感之路充满坎坷。沈氏的杳无音讯，令他长久牵挂而不得；独孤皇后的猝然离世，更成为压垮他心灵的最后一根稻草。巨大的悲痛远超他心理承受的边界，使他深陷哀伤无法自拔。独孤氏下葬仅一年后，李豫便因长期抑郁、心力交瘁，病卧不起。
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五月，这位年仅五十四岁的皇帝在精神极度衰弱中，于紫宸殿悄然离世，走完了他饱经忧患的一生。他的一生，始终在情感创伤与政治重压的夹缝中前行，内心世界复杂而敏感。后人常批评他在朝政上的犹疑与权衡，却少有人理解，那些看似摇摆的决策背后，实则是一个饱受情感创伤、力求维系帝国稳定的君主，在内心挣扎中做出的艰难选择。他的仁厚与隐忍，往往被误解为软弱，实则源于深重的责任与无法言说的孤独。
李豫所处的时代，正是大唐由盛转衰的关键节点。安史之乱前，他是皇室中最受唐玄宗李隆基宠爱的嫡孙，自幼接受精英教育，才识出众，前途无量。乱起之后，他临危受命，出任天下兵马大元帅，主持平叛大局，肩负起挽救李唐社稷的重任。在宦官李辅国的拥立下登基为帝后，他致力于重整山河，推行漕运改革、整顿赋税制度，力图恢复国家秩序。他毕生所求，不仅是再造统一，更是守护来之不易的皇权与和平。
读懂李豫，不只是读一位帝王的政绩，更是理解一个在乱世中挣扎前行的灵魂。
此前我们曾深入探讨过李豫的执政风格，长期以来，他给人的印象始终是谦和稳重、胸怀宽广、处事从容、情绪内敛，极少显露喜怒。然而，回顾其一生，最受后人争议的，莫过于他对“河朔三镇”的妥协与放任。从唐代整体历史脉络来看，唐朝由盛转衰乃至最终走向分裂，河朔三镇的割据局面无疑是重要的导火索之一。
尽管李豫对三镇采取姑息政策背后有着多重现实考量，但作为一国之君，他本质上绝非甘愿纵容任何威胁李唐中央权威的势力存在。他的选择，更多是出于当时极为复杂的政局与自身心理的交织影响。
从大势来看，“安史之乱”历时八年，已将大唐国力消耗殆尽。战后，朝廷失去了对地方的军事主导权，原本“内重外轻”的格局被彻底打破，边防体系支离破碎，尤以西北防线最为空虚。若要彻底肃清安史旧部残余势力，单靠中央军力显然力不从心，不得不倚重回纥等西北部族的兵力支援。
然而，回纥虽骁勇善战，却军纪涣散，甚至在收复长安后大肆劫掠，焚毁宫室，暴行累累，严重损害了朝廷尊严与民生安定。对此，李豫深感痛心。因此，随着叛乱逐渐平息，他内心极为抗拒继续引入外族兵力，以免“引狼入室”，陷入更深的被动。
正因如此，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李豫最终选择了对河朔三镇暂时妥协——这既是时势所迫，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他谨慎隐忍的性格特质。
面对安史之乱后的残局，大唐朝廷面临严峻挑战。叛军余部虽号称’残余’，实则兵强马壮，装备精良。李豫深知，若不动用回纥等外族兵力，仅靠朝廷军力难以彻底剿灭这些武装力量。在此情形下，招抚收编成为唯一可行的策略。
然而，招降这些实力派绝非易事。他们不同于市井之徒，绝非一纸诏书、一官半职就能轻易收服。李豫明白，要成功招抚，必须确保其既得利益不受损害。这些安史旧部最看重的，就是他们已掌控的领地和军队。朝廷若处理不当，随时可能引发新的战乱。因此，李豫不得不维持现状，承认既成事实。
更为严峻的是，吐蕃的威胁近在咫尺。安史之乱甫平，吐蕃大军便趁虚而入，迫使李豫弃守长安，避走陕州。连深谋远虑的郭子仪也上奏提醒：吐蕃、党项等部虽为外族，但地处险要，兵强马壮，必须严加防范。
要长期抵御外患，必先稳定内部。在此形势下，李豫审时度势，为风雨飘摇的大唐制定了过渡性战略：在无力根除叛军余部时，暂时采取怀柔政策；同时对仆固怀恩及河朔地区的骄兵悍将作出必要妥协，以换取暂时的稳定。这一决策既体现了现实考量，也反映了朝廷在内外交困下的无奈选择。
在李豫的战略构想中，维系当前相对稳定的局势至关重要。他主张集中精力防御吐蕃、回纥、党项等外族侵扰，以此稳固帝国根基，再通过励精图治逐步恢复国力，最终循序渐进地解决安史旧部这一隐患。
客观而言，李豫当时的处境确实进退维艰。在战事一触即发的危急关头，以暂时隐忍换取和平发展空间的策略，无疑是更为明智的选择。这也解释了’河朔三镇’得以存续、仆固怀恩叛乱长期未平、以及吐蕃撤离长安后未予追击等诸多历史现象背后的不得已。
作为心怀理想的君主，李豫内心的苦闷可想而知。现实困境与政治理想之间的巨大落差，让他不得不采取妥协策略。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这些权宜之计最终竟演变为晚唐的长期祸患。若李豫泉下有知，想必难以释怀。这正是历史人物难以逾越的时代局限。
从个人特质来看，李豫虽具仁德之心，却时常表现出政策摇摆。其宗教政策的嬗变尤为明显：从儒道并重转向独崇佛教，最终又回归儒家仁政。这种反复折射出他在治国理念上的不确定。
值得注意的是，李豫打破了李唐皇室长期崇道的传统。虽然此前如武则天等个别君主有过佛教倾向，但始终保持佛道平衡。而李豫的宗教政策转向，则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显著变化。
在公元767年之前，唐代宗李豫延续了其先祖的传统，潜心研习儒家经典《礼记》《周易》，推崇仁孝之道。然而自大历二年起，随着元载、王缙等佞臣的崛起，李豫的治国理念发生了显著转变。特别是元载入主中书之后，皇帝突然表现出对佛教的异常热忱。
元载与王缙皆为极度虔诚的佛教信徒。在宦官鱼朝恩失势前，元载始终是李豫最宠信的近臣，这使得皇帝对佛教的兴趣明显受到其影响。然而由于李豫性格优柔寡断，自重用元载之日起，其对佛教的态度就逐渐偏离正轨，甚至发展到痴迷的地步。这种过度崇佛的风气很快蔓延至朝堂，百官争相效仿，导致政务荒废，朝廷纲纪渐趋松弛。
值得注意的是，元载的蛊惑固然重要，但根本原因仍在于李豫自身。那么，除了元载的推波助澜，还有哪些深层次因素促成了这位帝王宗教信仰的剧变呢？
‘安史之乱’平定后，代宗李豫从高度紧张的状态中逐渐放松，开始对平叛功臣大加封赏，对归降者采取宽容政策，同时厚赐参与平叛的少数民族部族，期待迎来太平盛世。然而现实却事与愿违——宦官专权、将领叛乱、吐蕃入侵接踵而至，甚至长安城都一度陷落。这样的巨大反差使李豫陷入深深的困惑：为何乱世方平，动荡又起？
正是在这种精神困境中，李豫逐渐转向佛教寻求慰藉。当时得宠的重臣元载、王缙都是虔诚的佛教徒，他们宣扬的因果报应和佛法消灾之说，为焦灼中的皇帝提供了精神寄托。在长期接触中，这些观念对李豫产生了深刻影响。他认为佛教可以补儒家和道家之不足，在诏书中多次强调儒释’殊途同归’，将佛教比作’爱河之舟楫’，称其能’涤除昏妄，调伏魔冤’。
值得注意的是，李豫的信仰转变虽然有其时代必然性，但其过度崇佛却为权臣提供了可乘之机。元载等人借皇帝崇佛之机中饱私囊，使这一精神追求蒙上了政治阴影。
唐代宗李豫崇佛佞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个人经历来看，李豫自幼丧母，先后经历发妻离散、爱女夭折、宠妃早逝等人生打击，使他在现实中难以找到情感寄托。当权臣元载、王缙宣扬佛教的功德时，李豫自然容易接受这种精神慰藉。
大历二年起，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李豫开始推崇佛教，甚至一度达到佞佛的程度。然而随着元载、王缙专权乱政的行为日益显露，李豫对二人鼓吹的佛教也产生了怀疑。在他看来，这两位佞臣的所作所为与其宣扬的佛教教义背道而驰。因此，李豫清除元载、王缙集团，某种程度上也包含了对佛教信仰的反思。
元载、王缙倒台后，李豫的佞佛行为也随之终止，重新回归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治国之道。值得注意的是，在唐代帝王中，李豫是首位在佛、道信仰间产生明显动摇的君主，这一现象反映了特定历史条件下帝王宗教信仰的复杂性。
历史人物的思想倾向往往受到时代背景、社会地位和个人经历三方面因素的共同塑造。李豫的宗教信仰变迁，正是这种多维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
李豫自幼接受严格的儒家教育，这塑造了他仁厚的品性；情感经历的坎坷曲折，又赋予了他多愁善感的特质；而动荡的时局，则迫使他必须保持坚定的意志，以肩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
细究其生平轨迹，不难发现李豫始终处于矛盾交织的精神状态中。大历十四年（779年）暮春时节，在位十八载的李豫突然染病不起。五月二十一日，预感时日无多的他急诏太子李适代理朝政，当夜，这位五十四岁的帝王便在长安紫宸殿溘然长逝。两日后，太子李适正式登基继位。
此时的新君正值三十七岁盛年，虽未经太多世事磨砺，却也非庸碌之人。当此即位大典之际，这位年轻的帝王意气风发，满怀治国平天下的雄心壮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