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豫的继位虽然从法理上来说是名正言顺的太子即位，但实际上却与宦官的拥立密不可分。尽管他早已被确立为储君，但李辅国在肃宗临终之际发动的宫廷政变，给这场权力交接打上了宦官干政的烙印。当时的李豫处于被变相软禁的状态，这也导致他在登基后不得不面对李辅国等人以拥立之功自居的局面。
玄宗朝的高力士堪称唐代宦官中的异类。作为玄宗最信任的宦官，他本有机会大权独揽，却始终恪守本分，保持着对玄宗的赤诚忠心。无论玄宗处于权力的巅峰还是退居太上皇的失意时期，高力士都一如既往地侍奉左右。在得知玄宗驾崩的消息后，这位忠仆竟悲痛过度，吐血而亡。自此之后，唐朝再难寻得如此忠贞不渝的宦官。
相比之下，肃宗李亨在位时对李辅国的宠信就显得有些过度。他将关乎皇室安危的禁军指挥权完全交付给这个家奴，只因在他人生最迷茫的时刻，是李辅国为他指明了方向。这种特殊的信任关系，为后来的宦官专权埋下了隐患。
李亨对李辅国的感激之情固然存在，但这位出身马厩的宦官绝非等闲之辈。从逼迫太上皇李隆基迁居西苑，到肃宗临终前发动政变，李辅国展现出了对权力的极度渴望，其手段之狠辣令人心惊。拥立代宗即位后，他更是肆无忌惮，全然不把这个曾被他软禁的皇帝放在眼里。
代宗李豫虽性情宽厚，却始终难以释怀这位权宦的种种僭越之举。即便在平定史朝义叛乱的军务繁忙之际，他仍时刻记挂着要铲除这个朝廷隐患。历史证明，失去皇帝庇护的宦官，其下场往往连寻常家犬都不如。
可笑的是，李辅国仍沉醉在专权的美梦中，天真地以为新帝完全在他的掌控之中。他竟敢公然对代宗说：‘陛下但居禁中，外事听老奴处分。’这番大逆不道之言，让年轻的皇帝如坐针毡，更坚定了铲除这个祸患的决心。
李豫登基之初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政治智慧。面对权势熏天的李辅国，这位新君选择了隐忍克制。他深知当下政局未稳，不宜轻举妄动，于是表面上对李辅国礼遇有加，尊其为’尚父’，朝中大小事务必先请示，甚至规定大臣须先谒见李辅国方能面圣。这种特殊的政治安排，既是对权臣的安抚，也是新君争取时间的权宜之计。
李辅国在长期的尊崇中逐渐迷失，将这些逾制的待遇视为理所应当。殊不知，年轻的皇帝早已在心中埋下了杀机。即位仅月余，李豫又加封李辅国为司空、中书令，赐食实封八百户。这些看似恩宠的举措，实则暗藏玄机。这位经历过安史之乱烽火洗礼的帝王，在宫廷斗争的漩涡中早已练就了深不可测的城府。
就在李豫暗中筹谋之际，曾为李辅国心腹的程元振敏锐地察觉到了皇帝的真实态度。这个在肃宗末年政变中冲锋陷阵的将领，此刻却秘密进谏，请求削夺李辅国的权力。这一戏剧性的转变，预示着朝堂格局即将发生重大变化。
程元振，京兆三原（今陕西三原）人，早年因家境贫寒，被迫入宫为宦。初入内侍省时，从事杂役工作，因其机敏勤勉，逐渐获得晋升，后担任内射生使，负责统领宫廷侍卫，执掌皇帝近身安保。
在唐代宗即位前的政治动荡中，原为宦官系统中层的程元振并未显山露水。直到李辅国发动宫廷兵变前夕，他选择向李辅国透露张皇后与越王李系的密谋。这一举动虽出于自保，却成为其人生转折点。他敏锐判断局势，主动与张皇后集团切割，反映出其对权力格局的深刻认知。
兵变成功后，太子李豫登基为代宗，程元振因“拥立有功”被擢升为飞龙副使、右监门卫将军、上柱国，并执掌内侍省。这些职务使他掌握了部分禁军兵权与宫廷内务大权，地位仅次于权宦李辅国，成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宦官之一。
随着权势日盛，程元振的政治影响力迅速扩大。他与李辅国一样，对权力极为重视，不甘居于人后，这也为后续宦官之间的权力斗争埋下伏笔。
倘若没有那场宫闱之变，出身卑微的程元振绝不敢向代宗进言削夺李辅国之权。然而权力的魔力往往能激发出人意料的胆识，当他目睹天子不得不隐忍李辅国的骄横之态时，敏锐地意识到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
此刻，程元振手中握有两张至关重要的底牌：皇权的威严与他所节制的部分禁军。在他缜密的谋划中，皇权之剑可斩李辅国的羽翼，而他麾下的禁军则是确保这道圣裁得以施行的后盾——倘若天子因制裁权阉而遭遇不测，这些甲士便是扭转乾坤的关键。
这番算计不仅被程元振洞若观火，困于权阉掣肘已久的代宗亦心知肚明。当程元振将这番谋划呈于御前时，年轻的帝王眼中终于燃起了久违的锋芒。
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六月，唐代宗李豫在全力应对各地叛乱的同时，也着手铲除身边一个长期专权跋扈的隐患——权宦李辅国。经过与心腹程元振多次密谋，李豫终于下定决心，对这位曾挟制皇权的宦官采取行动。
六月十一日，李豫下令程元振迅速调动可控的禁军，秘密布防于宫城四周，以防李辅国狗急跳墙、发动变乱。待兵力部署完毕，确保宫禁安全后，李豫立即颁布诏书，罢免李辅国所任的元帅行军司马与兵部尚书要职，改由程元振暂代其职，并命李辅国即刻迁出皇宫，移居宫外宅邸。
诏令下达后，李辅国震惊不已，几乎难以置信。他未曾料到，皇帝竟会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突然剥夺其手中实权。直到得知程元振已率军封锁宫禁，他才意识到此次皇帝心意已决，绝非虚张声势。
尽管李辅国名义上执掌兵部，但如前所述，唐代兵部尚书多为行政虚衔，并不直接统兵。他真正的权力基础在于对宫廷禁军的长期掌控。然而此时，程元振早已布防就绪，且态度坚决；即便李辅国想调兵反抗，也难保禁军会听命于他。
由此可见，在那个时代，大唐天子仍保有一定的权威与威慑力。李辅国权势再盛，终究不敢贸然与皇权正面冲突——他并无必胜的把握。
既然正面抗衡无望，唯有以退为进，方能保全自身。
如今圣旨已下，木已成舟，李辅国深知大势难逆。他转而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主动上表，请求辞去中书令之职。他自以为此举足以彰显忠心与谦退，料定皇帝必会加以慰留。只要能重返宫中，便仍有东山再起之机。然而，他最大的误判，正在于将自己视为“拥立功臣”，而在唐代宗李豫眼中，那不过是胁迫皇权的污点。
表章呈上，六月十三日，圣旨下达，仅有二字：“准奏”。
李辅国顿时如遭雷击，继而怒不可遏。
失去理智的他次日便闯入宫中，名义上是谢恩，实则意在质问。
他行礼之后，语气讥讽地说道：“谢陛下体恤老奴，让老奴卸下重担，得以安养天年。”
李豫却神色平静，淡淡回应：“’尚父’拥立之功，朕铭记于心。然朝政繁重，朕恐’尚父’劳心过度，故准其所请，望在外安心休养，以享清福。”
虽仍尊称“尚父”，语气温和，但字字如针，暗藏锋芒。李豫并未正面冲突，却以柔克刚，将李辅国的怨气尽数化解于无形。
李辅国闻言，顿觉喉中如鲠，半晌无言，最终悲愤哽咽道：“既已不容于陛下，老奴唯有赴黄泉，侍奉先帝于地下了！”
说罢，拂袖而去，背影满是愤恨与不甘。
李豫从容应对李辅国的挑衅言语，他深知这不过是这个阉人最后的挣扎。当李辅国愤然离殿时，李豫仍保持着帝王的风度，语带深意地说道：”尚父’要好生将养龙体啊！朕定会派人多多问候。’
殊不知李辅国临行时的狠话虽是意气用事，却一语成谶——不久他便如愿以偿地追随先帝去了九泉之下。
随着这位权宦的失势，其党羽如秘书监韩颖、中书舍人刘烜、山陵使判官裴冕等人相继遭到清算，或被流放岭南，或被赐死。这实际上已是李豫对李辅国集团展开的全面整肃，可惜李辅国始终未能察觉其中深意。
这个嚣张的宦官天真地以为，皇帝褫夺其官职后便不会追究过往罪责，依旧在宫外肆意妄为，丝毫不加收敛。
直到那个十月的寒夜，报应终究降临。当李辅国口出狂言转身离去时，李豫脸上的笑容骤然消失。多年的政治历练让他明白，对于李辅国这等权欲熏心、心理扭曲的阉宦之徒，仅仅削职远远不够。
必须斩草除根！
这便是李豫心中唯一的决断。
李豫深知，尽管李辅国跋扈专权，但其诛杀张皇后之功不可抹杀。若公开处决，恐招致残害功臣之非议。罢官之举已彰显帝王权威，而诛杀实为消除隐患，无需大张旗鼓。
特殊之人当用特殊之法处置。
对李辅国这般人物，李豫认定暗除方为上策。
十月十八日夜，李豫密遣心腹武士潜入李辅国宫外宅邸。
当刺客掀开屋顶瓦片窥探时，这位失势的老奴刚结束府中宴饮，正酒气熏天地酣睡，浓烈气味令屋顶之人不禁掩鼻。
刺客轻叹一声，移开数片青瓦，纵身跃入内室。悄步榻前，寒光闪过，首级与臂膀应声而落。将残肢装入布袋后，悄然回宫复命。
或许是手法太过精妙，李辅国未及惊醒，便在梦中完成了’侍奉先帝’的夙愿。
二十余年前，那个从皇家马厩默默走向东宫侍奉太子李亨的卑微宦官，最终也以同样的悄无声息离开了人世。李辅国的一生虽曾有过劝谏太子北上灵武、诛杀张皇后等为史家所称道的功绩，却终究难逃后世对其弄权乱政的严厉批判。
这位权宦之死在当时掀起了巨大波澜。朝野上下反应各异：有人拍手称快，有人暗自扼腕。而登基不久的代宗李豫则展现出帝王心术，一面假意追查凶手，派人抚慰其家属，一面以’刻木代首’之礼为其举行葬礼，追赠太傅之职。这场精心编排的政治表演，成功将这位先帝旧臣送入了地宫侍奉。
在这场权力洗牌中，李豫虽为最大获益者，却不得不倚重新贵程元振之力。早在李辅国被迫迁出禁宫时，代宗便已开始布局：擢升程元振为骠骑大将军兼内侍监，封邠国公，追赠其父母殊荣。当李辅国倒下时，掌握禁军大权的程元振自然接替其位，朝中百官竞相尊称其为’十郎’，其权势之盛已远超昔日李辅国。这场权力交替，恰印证了唐代宦官政治的轮回本质。
程元振内心窃喜之余，却因宫墙之外李辅国依旧逍遥快活而寝食难安。直至李辅国命丧黄泉，他那颗悬着的心才真正放下。从未奢望过能登上权力巅峰的他，如今却在这万人之上的位置上渐渐迷失了方向。
权力，这把双刃剑既能激发惊人能量，亦能在转瞬间蒙蔽心智，让人在混沌中逐渐沉沦。
平心而论，程元振既无李辅国那般老练的阅历，更缺乏其独到的政治眼光。李辅国能在危急关头力谏李亨北上灵武，此等胆识远非常人可比。反观程元振，无论是向李辅国告密，还是怂恿李豫削夺其权力，处处都透着投机取巧的算计。
最致命的是，程元振心中全无’忠义’二字。他与李辅国的根本区别在于：李辅国虽专权跋扈，却始终对肃宗李亨怀有忠心；而程元振则唯利是图，即便对提拔他的代宗李豫，若遇变故也敢图谋不轨。
如此人物一旦大权在握，其肆无忌惮便可想而知。
从程元振独揽大权后的种种行径来看，若说李辅国是专权擅政，那么程元振则是在肆意践踏朝廷纲纪。
以淮西节度使王仲升为例，此人在与叛军交战时被俘，因屈膝投降而保全性命，待叛乱平定后又重新归顺朝廷。按常理，这样的变节之臣理应受到严惩，然而他凭借与程元振的私交，不仅未被追责，反而被举荐为右羽林大将军兼御史大夫，此举更是打破了唐代军将不得兼任御史大夫的惯例。
然而，相较于李辅国，程元振的结局显然要好得多，至少保全了性命。究其原因，在于他虽然扰乱朝纲、作恶多端，但并未对皇权构成直接威胁。而他最终与李辅国一样遭到代宗李豫的清算，根本原因在于他不知收敛，树敌过多。
这一切的导火索，正是冤杀名将来瑱一案。
来瑱，邠州永寿人，乃唐朝忠义之臣，早年以智勇双全著称，曾任北庭行军司马。后经张镐举荐，在天宝年间凭借’谋略过人，堪当大任’的评价进士及第，从此步入仕途。
安史之乱爆发后，名将来瑱奉命死守颍川，凭借高超箭术屡挫叛军，敌兵应弦而倒。叛军见强攻难下，便派降将毕思琛（曾是来瑱父亲的旧部）到城下劝降，毕思琛以吊唁来父之名试图动摇其心志。然而来瑱不为所动，反而率众出城突袭，大破敌军，令安禄山部下闻风丧胆，称其为’来嚼铁’。
乾元二年（759年），来瑱调任河西，后转任陕虢节度使，兼潼关防御使。上元二年（761年），他在鲁山击败史思明残部，再战汝州时斩敌万余，威震中原。
尽管来瑱骁勇善战、谋略过人，但其性格傲慢，随着战功积累愈发骄纵。宝应元年（762年），唐肃宗李亨召其回朝述职，来瑱竟指使将士以’平叛未竟’为由上表挽留，迫使朝廷妥协。此举暴露其拥兵自重之心，肃宗虽隐忍未发，却已心生忌惮。行军司马裴奰趁机弹劾，称其’善谋勇悍，恐日后难制’，建议及早铲除。
肃宗虽认同裴奰之言，但因李辅国兵变及自身病逝，处置来瑱之事搁置。然而新君即位后，来瑱终因功高震主、桀骜不驯招致猜忌，最终未能逃脱兔死狗烹的命运。其兴衰浮沉，既是乱世名将的缩影，也揭示了封建时代’功高不赏’的政治困局。
李豫登基后，对来瑱始终心存芥蒂。表面上，他给予来瑱优厚待遇，任命其为襄州节度使、奉义军渭北兵马使，暗中却密令裴奰伺机除去来瑱。
裴奰率军自均州东进，来瑱察觉其来意不善，不愿坐以待毙，遂率军迎战。两军在谷水北岸遭遇，裴奰下令放箭攻击，来瑱部将薛南阳率三百骑兵迂回敌后突袭，来瑱则从正面强攻，裴奰大败被俘，押送京师。
来瑱一时意气用事，事后冷静下来意识到闯下大祸，便入朝请罪。李豫念其功勋，授其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任山陵使。
此事本可就此平息，但来瑱与程元振素有嫌隙。程元振曾请托来瑱办事，却遭轻慢未获回应，由此怀恨在心。他与裴奰同样认为来瑱有不臣之心，但动机截然不同：裴奰出于公心，程元振则为报私怨。
此番来瑱入京，程元振决意借皇帝之手除之而后快。虽然李豫已不追究来瑱，但程元振誓要拔除这颗眼中钉。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采用’诬告’这一屡试不爽的计策。
程元振确实深谙人心，尤其清楚皇帝李豫最不能容忍的是什么。历经八年平叛，大唐元气大伤，朝廷上下对叛乱者恨之入骨。李豫最痛恨的，正是那些向叛军低头、甚至与之勾结、背叛朝廷之人。
程元振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随即精心编织了一番诬陷之词。
“陛下，来瑱虽已请罪，但此人绝不可轻饶。”
“哦？此话怎讲？”
“陛下或许不知，来瑱曾与叛军暗中勾结，若陛下知晓真相，定然不会宽恕。”
“竟有此事？你且细细道来。”
“王仲升之所以被俘，正是因为来瑱与叛军串通，使其毫无防备而落入敌手。先帝在时，裴奰便曾弹劾来瑱心怀异志，所指正是此事。”
这番话直击李豫心中最敏感的痛处。程元振深知，只要提起“通敌叛国”，皇帝必会震怒。果然，李豫听罢勃然大怒，当即下旨削去来瑱官爵，流放播州（今贵州遵义）。不久之后，又密令将其赐死于途中。
一句话，便断送了一位将领的性命——这正是权力与谗言交织下的残酷现实。
来瑱之死，本是程元振为报私怨而推动的一桩政治清算，却意外在来瑱长期镇守的襄、汉地区激起巨大波澜。消息传至襄阳，其旧部群情激愤，纷纷集结，共推将领梁崇义为首领，并联名向唐代宗李豫上疏，不仅要求为来瑱平反昭雪，更请求朝廷为其立祠纪念。
局势瞬间变得紧张万分。梁崇义与襄汉将士态度坚决，若朝廷不予回应，极有可能演变为地方叛乱。此时的李豫正疲于应对安史之乱的残局，国力凋敝、边镇不稳，实在无力再启内战。迫于压力，他只得妥协：下诏以功臣之礼重新安葬来瑱，并任命梁崇义为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留后，暂时稳住局面。
李豫对此事深感震惊与憋闷。他未曾料到，一桩私怨竟险些酿成边镇动荡。怒火之下，他将全部责任归咎于程元振。然而，风波并未就此平息。更深远的影响随即显现——各地节度使听闻来瑱被诛，无不心生恐惧。每当朝廷征召他们入朝，诸镇皆以“惧遭程元振陷害”为由，拒不应召。
起初，李豫对此类托辞极为震怒，几乎难以接受。但当几乎所有藩镇都提出相同理由时，他不得不正视：这已不是个别抗命，而是普遍的“人心向背”。自此，程元振在皇帝心中的信任彻底崩塌。可程元振本人仍沉浸在权势膨胀的幻觉中，自认为连地方大员都畏惧自己，权势已然超越昔日权宦李辅国，心中洋洋得意，全然不知自己已身处政治风暴的中心，离覆灭仅一步之遥。
在我看来，程元振这个权谋投机者此时本该冷静自省，认清自己的真实份量，或许还能悬崖勒马。然而其个人秉性决定了地位越高便如井底之蛙般愈发聒噪。世间万事皆有不可逾越的界限，可惜程元振始终未能参透此理，最终只能在作恶之路上狂奔，直至触犯天理纲常，祸国殃民。
回溯广德元年（763年），吐蕃大军进犯大震关时，边关告急文书如雪片般飞向朝廷，却悉数被程元振暗中扣押。待吐蕃铁骑势如破竹直抵邠州，代宗李豫方才惊觉。仓促间急遣郭子仪驰援咸阳，然二十万吐蕃大军已渡过渭水直逼长安。郭子仪遣使求援的紧急军情，竟又被程元振半路拦截。
若说来瑱之死埋下了程元振失势的祸根，那么阻断军情奏报则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一恶行直接导致代宗皇帝仓皇弃京，狼狈避走陕州。更讽刺的是，当皇帝在陕州诏令天下兵马勤王时，各地节度使因痛恨程元振而按兵不动。此时的代宗终于醒悟：这个佞臣虽无李辅国那般明目张胆的挟制，却用更为阴毒的手段将君王与国家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至此，铲除程元振已成必然之选。
时任太常侍兼翰林待诏的柳伉，敏锐地洞察到了唐代宗李豫内心的犹豫与困境。他果断抓住时机，向李豫呈上奏疏，恳请处死权宦程元振。在奏章中，柳伉深入剖析了朝廷陷入当前危局的根源：吐蕃大军之所以能长驱直入、兵临长安城下，表面看是各地勤王军队行动迟缓所致，但根本原因在于诸将心存畏惧——他们担心重蹈大将来瑱的覆辙。而来瑱之所以被冤杀，幕后主使正是专权跋扈的程元振。
柳伉在奏疏中强调，唯有诛杀程元振以谢天下，才能平息众怒、重聚人心，各路勤王兵马自然会迅速集结，收复京城也将水到渠成。他甚至以极为坚定的语气立下誓言：“若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请诛臣全族以谢罪！”
这封奏疏虽出自一位品级低微的翰林待诏之手，却如一声惊雷震动朝堂。
柳伉身为“芝麻小官”竟敢直指权宦，足见朝中对程元振的不满已非一日，暗流汹涌，积怨已久。李豫从这份奏章中清晰地感受到了朝臣的普遍情绪与政治风向的转变。此前他或许尚存犹豫，但在读完柳伉的奏疏后，终于下定决心，必须清除程元振以稳住局势、挽回人心。
李豫对程元振的处置展现了政治家的权衡之道。尽管程元振因专权跋扈招致众怒，甚至几乎将君主置于危难境地，但念及其在当年李辅国兵变中作为先锋立下的拥立之功，李豫最终选择了网开一面，仅削夺其官爵遣返原籍。
与权倾朝野的李辅国不同，资历尚浅的程元振在接到诏书后未敢抗辩，只能黯然离京。然而这位政治投机者并未就此消沉，他始终保持着敏锐的政治嗅觉，坚信机遇终将眷顾有准备之人。这份近乎偏执的执着，某种程度上也折射出其异于常人的政治韧性。
为重返权力中心，程元振展现出惊人的适应能力。当获悉代宗返京的消息后，他竟乔装改扮成妇人潜回长安。这种为达目的不惜自损尊严的做法，既显其政治野心，也暴露出不择手段的本性。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副女装打扮倒与其阴柔特质相得益彰。
然而天意难违。程元振虽以巧计重返京城，却因与御史大夫王升纵酒狂欢而暴露行踪。京兆府的弹劾奏章彻底断送了这位政治投机客的最后希望，代宗最终下令将其缉拿归案。这个结局印证了权力游戏中’过犹不及’的永恒真理。
程元振重返长安后，风光不过数日，便再度跌入命运的谷底，被投入牢狱。不过，唐代宗李豫对他仍显宽厚，虽未赦其罪，却也未下杀手，最终决定将其流放至偏远的溱州（今四川綦江县一带）。
在发布的诏书中，李豫不仅详列了程元振的种种过失，也并未抹杀他过往的功绩。正因如此，皇帝采取了流放而非处决的处置方式，意在惩戒的同时留有余地。然而，为杜绝其日后重返权力中心的可能，诏令特别强调：“纵遇非常之赦，亦不在恩赦之列。”并告诫百官百姓：“望尔等体察朕之用心。”
从这道诏令中不难看出，李豫已深刻认识到程元振的顽劣本性。但与权宦李辅国不同，程元振并无挟制君主的主观意图，其祸患更多源于自身狭隘的格局与执政能力的欠缺。相比之下，李辅国才是真正令李豫如芒在背之人。
若非程元振曾阻挠朝廷使者，导致吐蕃趁虚而入、攻陷长安，迫使代宗仓皇出逃至陕州；若非他专权跋扈，致使各地节度使对中央诏令阳奉阴违，他的权势或许尚能维系。因此，他的倒台虽属咎由自取，某种程度上也是时局所需的政治牺牲。而恰恰在他被处置之后，各地藩镇纷纷起兵勤王，局势才逐渐回归稳定。
程元振在第二次接到流放诏书时，内心交织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情绪——既为皇帝依然顾念旧情而暗自庆幸，又为自己政治生涯彻底终结而万念俱灰。广德二年正月，代宗李豫终究念及其昔日功勋，将其流放地改至相对富庶的江陵（今湖北荆州），不久后程元振便病逝于此。
这位政治投机者的一生就此落幕。纵观其仕途，无论是发迹还是结局都带着几分侥幸。他凭借政变中的告密而平步青云，却始终缺乏与之匹配的政治资历与执政能力，尤其在重大原则问题上频频暴露出低劣的政治素养。
值得玩味的是，程元振虽祸乱朝纲，却因未触及皇权底线而得以保全性命。这与李辅国的结局形成鲜明对比——在专制体制下，官员的生死往往不取决于律法条文，而在于其行为给君主带来的主观感受。李辅国因让代宗产生被操控的屈辱感而必死无疑，程元振虽恣意妄为，在皇帝眼中不过是个可供拿捏的棋子，故能苟全性命。
在唐代宗李豫统治时期，宦官集团呈现出令人玩味的权力更迭现象。李辅国、程元振等权宦如流星般迅速崛起又急速陨落，但他们的兴衰始终未能真正撼动皇权根基。李豫在清除这两大权宦后，不仅没有对宦官集团进行权力限制，反而在短时间内就物色到了新的代理人。
这个继任者就是鱼朝恩，一个比李辅国、程元振更具传奇色彩的宦官。他出生在泸州泸川（今四川泸县），于开元初年入宫。安史之乱期间，他随玄宗西逃，因侍奉太子李亨而获得重用。令人意外的是，这位曾经历战场厮杀的宦官，其最终获得的权势竟超越了前两位权宦，这让他逐渐萌生非分之想，却也难逃宦官专权者的宿命。
鱼朝恩的仕途颇为显赫：历任三宫检责使、左监门卫将军，主管内侍省。乾元元年（758年），他被封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负责监督李光弼等九位节度使的军队。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军职正是由鱼朝恩首开先例，此后成为唐朝定制直至灭亡。
唐代宗时期宦官专权的一个特殊现象：虽然个别权宦权势熏天，甚至’权侔人主’，但皇权始终保持着对宦官集团的绝对掌控。李豫通过不断更替宦官代理人，既利用他们制衡朝臣，又确保没有任何一个宦官能够真正威胁到皇权本身。这种精妙的权力平衡术，展现了唐代宗高超的政治手腕。
上元二年（761年）二月，唐军在邙山之战中遭遇惨败，河阳、怀州相继失陷。此战失利的重要原因在于监军宦官鱼朝恩缺乏军事才能，却越权干预前线指挥，最终导致战局崩溃，他本人也只能仓皇败退至陕州。
洛阳收复后，尽管鱼朝恩因功被加授开府仪同三司的荣衔，但因邙山之败的阴影，他一度淡出权力中心。在李辅国、程元振相继掌权、搅动朝局之际，鱼朝恩始终保持低调，蛰伏不出。直到广德元年（763年）十月，吐蕃大军攻入长安，唐代宗李豫被迫逃往陕州，禁军溃散、无人可用之时，鱼朝恩迎来了转机。
当时，唯有鱼朝恩率领神策军从陕州出发，在华阴（今陕西华阴）迎奉代宗，并一路贴身护卫，忠心可鉴。此举深深打动了李豫，自此开始对他倍加信任与宠信。
待代宗重返长安，鱼朝恩率神策军一同入京，这支军队从此常驻京师，再未撤离，成为中央军事力量的核心。
永泰元年（765年），吐蕃再度入侵，代宗拟亲征御敌，鱼朝恩以神策军随行护驾。自此，神策军地位迅速上升，扩编为左、右两厢，无论兵力规模还是政治地位，均已超越原有的北衙六军，正式确立为皇家禁军之首。
在当时政局动荡的背景下，掌控禁军几乎等同于掌握朝廷命脉。李辅国之所以能发动兵变，正是倚仗其掌握的禁军力量。而鱼朝恩所统的神策军不仅兵力强盛，且完全听命于他个人，加之他身为皇帝的“护驾功臣”，得以频繁出入宫禁，百官无不敬畏。
或许是为了避免重蹈李辅国、程元振等权宦覆辙，鱼朝恩在掌权初期并未显露骄横之态。相反，他广邀文人学士到府中讲经论学、吟诗作文，刻意营造出一副尊崇儒学、温文尔雅的形象，试图在朝中树立正面声望。
鱼朝恩的伪装终究难掩本性。随着权势日盛与皇帝宠信日增，他的恶劣品性逐渐显露无遗。
公元766年四月，鱼朝恩向唐代宗李豫提出将通化门外御赐宅邸改建为佛寺的请求，并提议以’章敬’为寺名。这一提议正中皇帝下怀，获准后，鱼朝恩立即大兴土木。为筹措建材，他不仅搜刮京城木材，更奏请拆毁曲江池、华清宫及百官旧宅。
面对这项劳民伤财的工程，卫州进士高郢曾上疏谏阻。然而奏章必经鱼朝恩之手，最终被他弃置不理。工程竣工后，唐代宗对鱼朝恩愈发宠信，不仅任命其为内侍监，更不顾群臣反对，加封其为光禄、鸿胪、礼宾、闲厩等使，晋封郑国公。
至此，鱼朝恩权势达到巅峰。他借修寺之举沽名钓誉，实际从中牟取暴利，更借机扩充势力。其官职已渗透内朝各个要害部门，本就掌握禁军的他仍不满足，继续培植党羽。
正是在这权势鼎盛之时，鱼朝恩已悄然踏上衰亡之路。
公元769年二月，宦官鱼朝恩向唐代宗李豫提出请求，将麟游、普润两地划归其统辖的神策军管理。次年，又进一步奏请将兴平、武功、扶风三地也纳入神策军治下。
这一系列举措表明，掌握朝政大权两年后，鱼朝恩已不满足于仅在长安城内呼风唤雨，而是企图效仿河朔三镇，建立自己的地方势力范围。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宗对这些请求皆予批准。史家多认为这是君主无法制约权宦的表现，但结合鱼朝恩最终的下场来看，这种解读有失偏颇。
实际上，当时的唐代宗对鱼朝恩仍宠信有加，更关键的是，这位善于伪装的权宦尚未引起皇帝的足够警惕。然而，得寸进尺的鱼朝恩在站稳脚跟后，逐渐撕下伪装，开始显露其嚣张本性。这一系列领土扩张的举动，正是其野心膨胀的重要标志。
大历五年（公元770年）正月，权宦鱼朝恩任命亲信刘希暹担任神策军都虞侯。作为鱼朝恩最为倚重的心腹，刘希暹见主子权势日益膨胀，便献策建议在北衙禁军中设立私狱，并纠集一批市井无赖，捏造罪名，诬陷京城中的富户权贵。一旦目标被捕入狱，便施以酷刑，逼其认罪，随后抄没家产，所得财物尽数归入神策军，实则落入鱼朝恩一党之手。
靠着这套敲骨吸髓的手段，鱼朝恩掌控的神策军在长安城内横行无忌，肆意掠夺。而他本人也因手握兵权，逐渐撕下谦恭的伪装，在朝中愈发骄横。自恃略通经义，便目中无人，对文臣百官极尽轻慢。
有一次，唐代宗李豫命他以判国子监事的身份主持祭孔典礼。仪式结束后，鱼朝恩在国子监讲学时，引用《易经》中“鼎折足，覆公餗”之语，公开讥讽当朝宰相。他借鼎有三足比喻三公辅国，若宰相无能，犹如鼎足折断，必将导致鼎倾食覆，国家危亡。从经义本身而言，此言确有警世之理。然而，道理虽正，却须看由何人道出。若是帝王以此训诫群臣，众人自当恭听反省；可如今这话出自一个宦官之口，且以训斥的语气说出，在场大臣无不心生愤懑。
当时，宰相王缙怒不可遏，面色铁青；而另一位宰相元载虽内心憎恨至极，却面不改色，谈笑如常。这般城府，竟让鱼朝恩也心生忌惮与佩服。
“发怒是人之常情，可临辱而笑，才是真正深不可测啊！”鱼朝恩曾对身边亲信如此感叹，随即率众离开国子监。而这句看似赞叹的话，也悄然埋下了日后权力斗争的伏笔。
鱼朝恩表面上对元载颇为赏识，却从未真正将这个当朝宰相放在眼里。在他眼中，除了当今天子，朝中再无一人有资格与他抗衡。
然而鱼朝恩不会想到，就在他傲慢地转身离开国子监的那一刻，元载心中已燃起复仇的烈焰。正是这把火，最终将促成鱼朝恩的悲惨下场。
元载深谙韬光养晦之道，虽对鱼朝恩心怀不满，面上却不露分毫。从派系归属来看，他实属李辅国阵营。早在肃宗李亨在位时，他就因与李辅国夫人同宗而平步青云，执掌漕运要职。代宗李豫登基后，更是一路高升，官至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后又加封天下元帅行军司马。这位看似温文尔雅的宰相，骨子里却是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狠角色。
公元762年（宝应元年）三月，朝廷任命户部侍郎元载为京兆尹，但性格刚烈的元载对此任命极为不满，甚至直接向权臣李辅国递交辞呈，坚决拒绝赴任。这一事件充分展现了元载刚直不阿的性格特质。
当鱼朝恩在朝堂上当众羞辱百官时，我们可以想见元载内心的愤懑。虽然无法确定元载对鱼朝恩的憎恨是否掺杂着因李辅国倒台而产生的失落感，但纵观其担任宰相期间的处境，始终处于鱼朝恩的压制之下。作为当朝宰相，却要忍受一个宦官在自己之上作威作福，这种屈辱的处境，任谁都难以坦然接受。元载对鱼朝恩的厌恶之情，实属人之常情。
当鱼朝恩率领随从离开国子监时，元载心中已然立下誓言，定要凭一己之力将这位权倾朝野的宦官彻底拉下马。朝堂之上，文武百官对鱼朝恩的嚣张气焰敢怒不敢言，唯有元载决意要做那个敢于抗衡的勇者。
元载深知，要想扳倒鱼朝恩，仅凭满腔热血无济于事。他明白王缙那样将情绪尽显于色、心思一览无遗的做法只会适得其反。在这场博弈中，他清楚真正能决定胜负的唯有当朝天子李豫。
长久以来，鱼朝恩的专横跋扈早已令李豫心生不满。然而神策军的兵权在握，加之这支军队曾在陛下危难之际挺身相护，让天子始终难下决断。正所谓’雪中送炭’之情谊，令李豫对鱼朝恩始终存着一份不忍。但天子的仁慈，在鱼朝恩眼中却成了软弱可欺。
大历五年初春，鱼朝恩公然羞辱群臣的余音未散，其养子鱼令徽——时任掌管宫门进贡之职的内给使——与同僚发生争执。这场看似寻常的纠纷，最终成为元载等待已久的契机，也让李豫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对鱼朝恩的容忍。
原本这等小事，作为朝中第一宠臣的鱼朝恩理当息事宁人。但长期以来的骄纵让他早已养成了跋扈的脾性，听闻养子告状后，竟拍案而起，领着鱼令徽直奔皇帝李豫处讨要说法。
失衡的心绪让鱼朝恩彻底失去了理智——这竟成了他首次公开向天子发难。面对李豫时，他傲慢无礼地要求严惩与鱼令徽争执之人。李豫心知肚明，若为此等小事便取人性命实在荒唐，只得赔着笑脸好言相劝。鱼朝恩却再三质问，皇帝也只能以笑颜化解。
倘若此时鱼朝恩懂得见好就收，或许就能避开日后的杀身之祸。但执拗的他偏要在朝堂上争个是非曲直。见皇帝迟迟不肯表态，他终于抛出了真正的诉求。
鱼朝恩已然横下一条心，今日定要达成目的。’陛下，老奴这养子之所以受辱，全因官职卑微。恳请陛下赐他紫衣。’
据唐代官制，赐紫衣等同于加授三品官职。从一个未入流的小吏直接跃升至三品大员，这简直是连升数级。未等代宗李豫回过神来，鱼朝恩已命内侍呈上紫衣，亲自为鱼令徽披上。
满朝文武见状无不震惊，这分明是在公然挑战皇权。代宗虽心中恼怒，却不动声色地强颜欢笑道：’令徽着紫衣，甚合朕意！’这番违心之言让鱼朝恩误以为得逞，在令其谢恩后便不再多言。殊不知此刻代宗心中已是翻江倒海——今日众目睽睽之下，鱼朝恩此举无异于当众羞辱君王。若纵容此等阉宦恣意妄为，其祸患必将超越李辅国、程元振之流！此念一生，代宗虽面色如常，但龙椅上的他不经意间还是闪过一丝愠色。
这转瞬即逝的神情变化，却被精于权术的元载敏锐捕捉。他立即意识到：铲除鱼朝恩的时机已至。
那日，元载暗中觐见代宗李豫，密奏鱼朝恩谋逆之事。他指证鱼朝恩勾结同华节度使周智光暗蓄兵马，更兼统领神策军，若不早除，必成大患。元载特意强调，鱼朝恩今日在朝堂上公然藐视皇权，正是其谋反的铁证。
这番话令李豫陷入沉思。他细细回想鱼朝恩自陕州兵败后复起至今的所作所为，恍然发觉自己已渐渐被其掣肘。要挟封地、国子监折辱群臣、朝堂之上僭越犯上……这些画面在李豫脑海中接连闪现，尤其是今日朝堂上鱼朝恩那副跋扈之态，更令他背脊发凉。
‘此贼当诛！’李豫不自觉地脱口而出。
‘此事就交由爱卿全权处置。’
代宗决断既下，元载如释重负。在他看来，虽无兵权在手，但既得圣意，便胜似千军万马。以智谋论，他自信足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在获得皇帝的首肯后，元载开始精心布局。针对鱼朝恩每次入殿都由射生将周皓率百名精锐护卫，以及其党羽陕州节度使皇甫温手握重兵的现状，他拟定了一套周密的除奸计划。
元载首先以重金收买周皓和皇甫温，同时晓以君臣大义，成功策反了这两个关键人物。随后，他建议皇帝下诏，任命凤翔节度使李抱玉为山南道节度使，同时将皇甫温调任凤翔节度使。这一明升暗调的安排，既保全了朝廷体面，又巧妙地解除了鱼朝恩的外援。
在消除外部威胁后，元载将目光转向内部。他深知鱼朝恩掌控神策军的实力，硬拼绝非上策。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采取出其不意的智取策略。在他的精心策划下，一场针对鱼朝恩的秘密行动悄然展开。
大历五年（770年）清明时节，皇帝在宫中设宴款待群臣。表面上一派祥和喜庆，实则暗藏杀机。除了李豫、元载等核心人物外，无人知晓这场宴会即将成为鱼朝恩的末日。
值得一提的是，时任宰相的元载并未出席此次宴会。此时，他正坐镇于从中书省通往宫外的必经之路。中书省地理位置极为关键，乃是进出宫禁的重要枢纽，元载驻守于此，实际上已悄然切断了鱼朝恩的退路，形成了一道无形的封锁线。
宴席之上，鱼朝恩意气风发，俨然成为全场瞩目的焦点。在座众人，除皇帝李豫之外，无人能与他争辉。他沉浸在表面的和乐氛围中，全然未察觉这场宴会实则暗流涌动，杀机四伏。
当酒宴接近尾声，鱼朝恩正准备动身返回神策军营地时，代宗李豫忽然以商议要事为由，将其留下。殿内群臣纷纷向皇帝行礼告退，陆续离开大殿，转眼间，殿中仅余李豫、鱼朝恩以及周皓等少数随从。
此时的鱼朝恩，已被悄然孤立于大殿之中，陷入孤立无援之境。
然而，李豫的挽留仍未引起鱼朝恩警觉。直到皇帝当面历数其种种不法之罪，他才猛然惊觉事态有变。但长期权倾朝野、骄横惯了的他，并未低头认罪，反而激烈争辩，态度强硬。
情急之下，鱼朝恩撂下一句狠话：“陛下若不信臣所言，臣身边之人皆可作证！”
此言一出，实为公然胁迫，其潜台词不言自明：我手中握有神策军兵权，纵你是天子，又能奈我何？一场表面平静的宴席，至此彻底撕下伪装，剑拔弩张。
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当一个人攀升至权力巅峰时，往往会被权势的迷雾蒙蔽双眼。此时的鱼朝恩正深陷这种可悲的境地。虽然他手握重兵，但远在长安的神策军此刻却鞭长莫及。更致命的是，他身边最信任的周皓早已暗中投靠了元载。
鱼朝恩话音未落，未等代宗李豫回应，便傲慢地转身欲离。然而刚迈出几步，他猛然察觉异常——周皓及其亲信竟纹丝未动。就在他困惑回首之际，元载已率领禁军骤然现身于大殿之中。
‘这…这是何意？’鱼朝恩顿时寒意彻骨，声音不自觉地颤抖起来。
元载冷笑道：’鱼大人当真不知？陛下对你的所作所为早已忍无可忍！’
鱼朝恩难以置信地望向御座上的天子，却见李豫怒目而视：’你结党营私、僭越礼制、凌辱朝臣，真当朕一无所知？’
‘陛下！当年陕州护驾之功…’鱼朝恩急声辩解。
‘住口！’李豫拍案而起，‘朕给你的恩赏还少吗？可你恃功而骄，目无君上。今日纵有神策军在握，又能奈朕何？’
话音未落，天子已挥手下令。一代权宦，终因狂妄自大而自取灭亡。
“将这狂妄的奴才拖下去，朕再不想见到他！”李豫的怒吼震彻大殿。
话音未落，元载与周皓已带人将鱼朝恩按倒在地。绳索缠绕间，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权宦被拖往后殿，不久便气绝身亡。
殿内骤然安静。李豫瘫坐在龙椅上，胸膛剧烈起伏。待元载等人拖着鱼朝恩的尸首复命时，天子凝视片刻，终是闭目长叹。紧绷的眉宇渐渐舒展，积压多年的郁结似随着仇敌的断气而烟消云散。
然而元载的目光始终清明。他深知，鱼朝恩虽死，其掌控的神策军仍虎视眈眈。若处置不当，必生大乱。
“陛下，”元载上前进言，“鱼朝恩伏诛，但神策军尚在。臣请即刻颁诏，言其因触怒圣颜被革除军职，仅保留内侍监虚衔。不料其羞愧难当，自缢谢罪。如此方可安抚军心。”
这番话将李豫拉回现实。他命人收敛尸首，随即令元载拟诏。御笔朱批时，天子又添一句：“鱼朝恩既已自尽，其余党羽，概不追究。”
李豫有意通过主动与鱼朝恩及神策军划清界限，来稳定军心，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这一策略最终被证明是成功的。在他与宰相元载的密切配合下，相关诏令发布后，并未在朝中或军中引发动荡。为体现宽仁，李豫还下令允许鱼朝恩的家人收殓其遗体，并赐予六百万钱作为丧葬抚恤，以安抚其亲属。
此举有效缓解了潜在的冲突风险。鱼朝恩的家人以及神策军均未在此期间制造事端。然而，为防不测，李豫仍采取了进一步的安抚措施——加封鱼朝恩的亲信王驾鹤、刘希暹为御史中丞，借此稳住北衙禁军。
李豫深知，掌控玄武门即意味着掌控宫廷安危，而稳定神策军，就等于守住了皇权的最后一道屏障。
尽管对神策军采取怀柔政策，但李豫对曾与鱼朝恩过从甚密的朝臣则毫不手软。礼部尚书裴士淹、户部侍郎兼判度支第五琦等人皆因牵连被贬出京城，显示出皇帝肃清余党的决心。
鱼朝恩就此落幕，结束了他权倾一时、气焰嚣张的一生。相较于李辅国、程元振等人，他的结局最为凄惨，而生前掌握的权势也最为庞大。他因掌控神策军而崛起，最终也因这同一支力量而覆灭。他的命运警示世人：手中的权力与资源，固可成就功名，亦可反噬其身。关键在于，人心能否在欲望面前保持清醒与节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