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豫继承帝位之际，大唐王朝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争已持续七载。尽管叛军首领安禄山、安庆绪与史思明皆因内讧相继伏诛，但唐军作战中的一系列失误导致史朝义率领的残余叛军仍在中原地区负隅顽抗。因此，新君登基后的当务之急便是彻底剿灭叛乱势力。
自河阳战役后，史朝义长期盘踞洛阳，直至肃宗李亨驾崩，唐军与叛军在中原地区虽无大规模会战，小规模冲突却持续不断。纵观全局，唐军若能统一指挥、协调作战，完全具备彻底歼灭叛军的实力。随着代宗李豫的即位，这一战略契机终于到来，为平定叛乱带来了新的转机。
李豫登基后，首要举措便是重新启用名将郭子仪。尽管郭子仪曾在邙山之战失利后一度被唐肃宗李亨疏远，但在李亨临终前，仍召见郭子仪，有意将平定叛乱的重任托付于他。然而因李亨突然驾崩，相关任命未能及时下达。直至李豫继位，郭子仪才正式复出，再度执掌军权。
郭子仪复职后，奉命迅速处理军务。他首先前往绛州（今山西新绛），成功平息了朔方军内部王元振发动的兵变，稳定了后方局势。
与此同时，平卢节度使侯希逸在范阳方向取得战果，击败叛将李怀仙，并率两万部众南下，渡过黄河，与唐将田神功、熊元浩会师于兖州（今山东兖州），增强了东部战线的军事力量。
另一方面，名将李光弼也进展顺利，攻克许州（今河南许昌），俘获叛军颍川太守李春，随后顺势夺取临淮（今江苏盱眙），兵锋直指徐州，进一步压缩了叛军的活动空间。
在李豫的统筹调度下，各路唐军协同推进，逐步扭转了安史之乱后期的战局，为后续收复失地奠定了基础。
李豫为确保战局优势，决定寻求外援支持。他派遣使者前往回纥求援，并以大将仆固怀恩之女与回纥联姻的方式达成盟约，成功获得回纥军队的支援。
公元762年十月，李豫进行军事部署，任命太子李适为全军统帅，统辖各路兵马。这支联军由河东、朔方等地方部队以及回纥援军组成，总兵力达十万之众，在陕州完成集结。随后，唐军分多路出击：郭英乂与宦官监军鱼朝恩率部从渑池进发，李抱玉部自河阳进军，李光弼部队从陈留出发。其中仆固怀恩与回纥将领左杀率领精锐部队担任先锋，各路大军协同作战，对洛阳形成合围之势。
面对唐军来势汹汹的进攻，史朝义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对策。部分将领建议暂时放弃洛阳，退守河阳以避其锋芒，但这一建议遭到史朝义断然拒绝。他认为洛阳是重要的战略要地，来之不易，必须全力固守。
十月六日，唐军主力快速推进至洛阳北部郊外，同时分兵攻占了怀州。史朝义制定了’以不变应万变’的防御策略，命令数万守军在洛阳周边构筑大量防御工事，设置多重障碍，企图以此阻挡唐军的进攻步伐。他坚信只要守住洛阳城，就能取得最终胜利。
十月初七，仆固怀恩率军于西原布阵，派轻骑与回纥骑兵组成联军，自东侧发起突袭，首战告捷。史朝义闻讯，急调数万精锐于昭觉寺列阵设防。
唐军抓住叛军阵脚未稳之机，发动奇袭。鱼朝恩亲率五百弓弩手猛攻敌阵，叛军溃败。唐军乘胜追击，接连转战石榴园、老君庙等地，攻势如潮，直逼洛阳西城门二十里处方休。
叛军自昭觉寺一路东溃，几无还手之力。残部退入洛阳城后紧闭城门，等待主帅决断。此役数万叛军竟不堪一击，令史朝义震怒不已。究其根源，叛军久疏战阵，未能及时进入状态，终致惨败。
昭觉寺之战成为史朝义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此役唐军斩敌近六万，几乎全歼叛军洛阳主力。当残部蜂拥入城时，史朝义当机立断，率亲信数百骑自东门突围，仓皇东逃。
仆固怀恩迅速攻占洛阳后，并未久留，仅留下回纥军队驻守城池，自己则与其子仆固玚以及朔方兵马使高辅成率领万余士兵继续东进，追击溃逃的史朝义。
史朝义逃离洛阳后，原计划前往汴州（今河南开封），因该地尚有其部将驻防，可作依托。然而当他抵达汴州城下时，守将陈留节度使张献诚却紧闭城门，拒绝其入城。走投无路之下，史朝义只得转向濮州（今河南鄄城）逃窜。
在汴州遭遇拒纳后，史朝义心生恐惧，如同惊弓之鸟。他担心在濮州也会遭遇同样命运，因此不敢停留，迅速北渡黄河，试图借天险摆脱追兵。
渡河之后，史朝义以为唐军兵力众多，渡河需时，短期内难以追至，于是放慢了逃亡步伐。然而仅过两日，仆固怀恩便率军迅速渡河，势如破竹，接连攻下滑州（今河南滑县），意在切断史朝义北逃的退路。
迫于形势，史朝义再度转移，逃往卫州（今河南汲县）。这一次，他得到了一丝喘息之机。叛军将领、睢阳节度使田承嗣得知其兵败来投，立即率四万兵马前来会合，意图共同抵御唐军。
然而，仆固怀恩早已掌握敌情，预先部署兵力，在田承嗣援军途中设下伏击。田承嗣因侦察不力，误将唐军伏兵当作主力，心生畏惧，为保存实力，未作抵抗便仓促撤退，直奔卫州与史朝义汇合。此举虽表面增强了叛军兵力，实则士气动摇，战局已逐渐向唐军倾斜。
史朝义原本寄望于田承嗣的四万兵马能成为扭转战局的关键，然而唐军中途突袭，彻底粉碎了他的希望。无奈之下，他只得继续北逃，退往贝州（今河北清河），准备与麾下大将薛忠义会合，试图在此构筑防线，与唐军做最后的较量。
此时，唐军先锋、仆固怀恩之子仆固玚已率部疾驰至临清（今河北临西），距离贝州不足二百里。而在史朝义控制下的衡水，尚有三万兵力驻守。
尽管兵力未尽枯竭，但史朝义一路溃退，心中难免羞愤交加。可他并未意识到，真正导致他节节失利的，是自身军事才能远逊于其父史思明——这种差距，才是他败局已定的根源。
事实上，即便将三十万大军交到史朝义手中，只要唐军上下齐心，他也难有胜算。
果然，在临清，仆固玚再次以伏击战术重创叛军。史朝义只得再度仓皇北窜，逃往莫州（今河北任丘）。这也是他在逃亡途中停留最久的一地，将近一个月。唐军因连续追击，疲惫不堪，推进速度有所放缓，这本是史朝义加固城防、重整旗鼓的良机。
正当他全力筹备防御之际，一个意想不到的变故突然发生——他被人算计了！
准确地说，他是被一场精心策划的“忽悠”彻底打乱了部署，命运的天平就此彻底倾斜。
广德元年（763年）正月，唐军先锋在仆固玚的率领下，终于追击至莫州。由于史朝义已在城中据守近一个月，唐军并未急于强攻，而是在距城三十里的位置安营扎寨，静待战机，伺机而动。
这一个月的喘息之机，使史朝义得以加固城防，部署守备。然而，他忽略了一个致命的问题——人心。他虽未缺兵少将，却始终未能掌控麾下将领的真实心态。
要知道，自安史之乱爆发八年以来，叛军早已不复当年安禄山起兵时的锐气，也远不如史思明掌权时的威势。连年战败、节节败退，如今更是被唐军一路追击北逃，士气早已低迷。在这样的背景下，军中将领难免心生动摇。就连曾多次救援史朝义的田承嗣，也开始有了自己的盘算。
田承嗣自范阳起兵以来，始终是叛军中的核心将领，历经安禄山、安庆绪、史思明至史朝义四任首领，战功卓著，地位举足轻重。早年他对叛军事业曾满怀信念，但八年征战，三度易主，如今叛军势力日渐衰微，正如民间所说：“耗子下崽——一窝不如一窝。”昔日的雄心壮志，早已在连番挫败中消磨殆尽。
洛阳失守后，叛军节节败退，田承嗣的内心开始动摇。看着曾经声势浩大的叛军如今溃不成军，这位老将敏锐地嗅到了失败的气息。困守莫州的田承嗣明白，必须为自己谋一条生路了。
面对困局，田承嗣展现出了老谋深算的一面。他深知直接对抗史朝义无异于以卵击石，于是精心设计了一个金蝉脱壳之计。当他对史朝义建言’圣上不如亲往幽州征兵，莫州交予末将镇守’时，语气诚恳得让人毫不生疑。
史朝义果然中计。前脚刚离开莫州城门，田承嗣就迫不及待地献城投降。消息传来时，正在奔往范阳途中的史朝义几乎气绝。但唐军的铁骑不会给他喘息之机，他只能强忍怒火继续逃亡。望着近在咫尺的范阳，这位末路枭雄仍抱着一丝翻盘的幻想。
然而现实很快证明，史朝义对局势的判断实在太过乐观。事实上，此时叛军内部已有不少人开始考虑归顺唐朝。除了田承嗣之外，范阳节度使李怀仙也早有此意。
当史朝义尚在莫州时，李怀仙便已察觉到他大势已去。于是他暗中通过朝廷使者骆奉先与唐廷联络，商议投降事宜。等到得知史朝义即将逃往范阳，李怀仙为向唐朝表忠心，特意派遣部将李抱忠率三千兵马驻守范阳城，严令禁止史朝义入城。
面对紧闭的城门和城头上的李抱忠，史朝义一时茫然无措。他在城下大声解释自己归来的原因，甚至以君臣之义责问对方。
然而李抱忠的一番话，却如一盆冰水浇头：“上天已不再庇佑大燕，大唐即将复兴。我们既已归顺朝廷，岂能再助逆为乱？请您速寻自保之策吧。况且，田承嗣恐怕早已背叛您，否则唐军怎会一路追击至此？请速速离去，恕不接待！”说罢，转身离去。
“竟至于此！”
史朝义立于城下，再也顾不得昔日帝王身份，悲愤交加，竟放声痛哭。
他声音颤抖地哀求道：“将军，难道您毫无恻隐之心吗？我们从清晨至今粒米未进，即便不许我们进城，能否赐一顿饭食，略作接济？”
此时的他，早已没有半分帝王威仪，反倒像一个饥寒交迫、乞求施舍的流民。
李抱忠正准备走下城楼时，忽然听见史朝义的呼喊声，心中不禁泛起一丝恻隐。他随即命人将食物装入筐中，用绳索缓缓从城头吊下。
那一刻，成了史朝义人生中最不堪回首的瞬间。当食物自高墙之上垂落，他猛地扑上前，抓起就往嘴里塞。连日奔逃，早已让他饥肠辘辘，哪还顾得上食物是否可口？只要能填饱肚子，便是此刻最大的慰藉。
当时追随史朝义一同逃亡的范阳籍部众不在少数。可当他们亲眼目睹主子如此狼狈不堪的模样，心中最后一点希望也随之破灭，纷纷趁机四散逃离。史朝义并未阻拦，因为他清楚，这些人之所以一路相随，不过是还存着一丝翻盘的幻想。如今自己都已如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又怎能再强留他人？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们去吧。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离去，史朝义身边仅剩下数百名胡人士兵。在享用完李抱忠“施舍”的这顿饭后，他带着残部继续向北奔逃。
途经广阳（今北京密云）时，城门紧闭，无人接应。史朝义不再请求入城，而是下定决心，准备越过边境，投奔奚族与契丹部落以求生路。
然而，当队伍抵达一处名为温泉栅（今河北唐山北部）的地方时，史朝义因极度疲惫，不得不暂时停下脚步歇息。他未曾料到，这一停，竟成了永恒。
史朝义前脚刚逃出范阳辖区，唐军后脚便追击而至，迅速进入范阳境内。范阳节度使李怀仙未料到局势变化如此之快，史朝义竟已弃地而逃。他因此严厉责备部将李抱忠未能有效拦截，随即调派精兵，火速向北追击史朝义的残部。
在李怀仙看来，若能亲手擒获这位落魄“皇帝”，无疑是为大唐中兴起到了关键作用，必将名垂青史。
经过连续五昼夜的紧追不舍，唐军终于在温泉栅一带锁定了史朝义的行踪。
当李怀仙的部队逼近时，史朝义正于一片林外稍作歇息。远远望见旌旗翻动、尘土飞扬，他顿时意识到追兵已至，惊慌失措之下仓皇窜入密林。
然而深入林中不久，他便发现形势不妙——李怀仙的军队早已将整片树林团团围住。这些士兵并未贸然进林搜捕，而是凭借对当地地形的熟悉，牢牢把控住林间几条主要出口。这片树林范围有限，四面被围，史朝义已是插翅难飞。
经过连续多日的惊恐与疲惫煎熬，史朝义的精神已濒临崩溃。自范阳城下那顿饱餐后，整整五天粒米未进。望着身边仅存的数百名胡人士兵，他不禁失声痛哭。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他发狂般捶打着自己的头颅，最终痛苦地跪倒在地。
‘陛下！不如冲出去拼死一搏，或许还有生机。’一名胡兵进言道。
‘我死不足惜，却要连累诸位…’话音未落，帐内已鸦雀无声。史朝义踉跄起身，布满血丝的双眼缓缓扫过在场的胡兵。突然，他解下腰间玉带，径直走向一棵枯树。
‘陛下三思啊！’
‘退下！若还认我这个皇帝，就都退下！’他歇斯底里地咆哮着。
众人明白，这位末路君王已彻底绝望。死亡，或许才是他最好的解脱。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喃喃低语声中，史朝义将脖颈缓缓伸入那个亲手系好的死结。寒风中，枯枝发出凄厉的呜咽。
广德元年（公元763年）正月二十六日，叛军首领史朝义在温泉栅密林中自缢而亡，标志着持续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终于画上句号，大唐天下重归安宁。
史朝义死后，随行的数百名胡兵走出林中向唐军投降。唐将李怀仙下令斩下其首级，快马加鞭送往京城长安。四日后，正月三十日，这颗象征战乱终结的头颅被呈至皇帝李豫面前。那一刻，这位历经动荡、饱经忧患的君主不禁热泪盈眶。
八年战乱，山河破碎，百姓流离失所；无数将士战死沙场，万千黎民未能等到太平便含恨离世。如今，烽火终熄，乾坤重光，举国上下无不欢欣鼓舞，街头巷尾皆有百姓载歌载舞，庆贺和平归来。
在这普天同庆的时刻，远在千里之外的一个人，听闻史朝义已死、“安史之乱”彻底平定的消息后，激动得难以自持。他赤着双脚从屋中奔出，冲进院中，跪地仰天，泪流满面，高声呼喊：“苍天开眼，乱世终平！”
片刻后，他又猛然起身，奔回屋内，提笔挥毫，将满腔喜悦倾注于纸墨之间，写下了那首流传千古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这位情难自抑、以诗记史的诗人，正是被后世尊称为“诗圣”的杜甫。他的诗句，不仅记录了一段历史的终结，更承载了一个时代从苦难走向希望的集体情感。
杜甫，字子美，祖籍河南巩县（今河南巩义），自号少陵野老，后世常尊称其为“杜工部”或“杜少陵”。他是盛唐时期杰出的现实主义诗歌代表人物，一生创作诗篇逾千四百首，流传至今。其作品语言凝练、意境深远，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被后人誉为“诗史”，而他本人也被尊奉为“诗圣”，与李白并称“李杜”，共同代表了唐代诗歌的巅峰。
杜甫出生于唐玄宗先天元年（公元712年），成长于“开元盛世”的繁荣年代。与同时代的李白一样，他怀揣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渴望辅佐明君，成就一番治国伟业。
回顾杜甫与李白的人生轨迹，两人皆曾游历四方，仕途坎坷，未能施展抱负。然而命运却对他们给予了截然不同的评价：李白在世时已名动天下，声望极高；而杜甫生前却鲜为人知，其文学价值长期被忽视，甚至在去世数十年后，仍未获得应有的关注与认可。
不可否认，杜甫是一位心系苍生、忧国忧民的伟大诗人。尤其在“安史之乱”爆发后，他以笔为剑，写下大量反映战乱之痛、揭露叛军暴行、同情百姓疾苦的作品，展现出深沉的人文关怀。
但与此同时，杜甫也并非完美无缺。正如《旧唐书·杜甫传》所载：“甫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可见其性格中存在急躁狭隘、缺乏宽容的一面。某种程度上，他的命运起伏，或许正是性格使然——正所谓“性格决定命运”，在杜甫身上体现得尤为深刻。
《新唐书·杜甫传》对杜甫的性格特点有着生动的描述：他为人豁达不羁，不拘泥于世俗礼法，同时也不善于自我约束，热衷于议论国家大事，虽见解高远却往往脱离实际（’甫放旷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也’）。
从这些历史记载可以看出，杜甫的政治才能与其诗歌中展现的理想抱负存在明显落差。他虽怀有辅佐君王、教化百姓的宏大志向，但实际政治素养却难以匹配这些抱负。通俗地说，杜甫缺乏政治家应有的胸襟与气度，他的真正舞台在于笔墨纸砚之间，而非庙堂之上。纵观其生平经历，性格缺陷成为阻碍他在仕途上有所建树的关键因素，致使他终生郁郁不得志，只能将满腔抱负寄托于诗行之间。
在三十六岁之前，杜甫基本过着漫游四方的闲适生活。除二十四岁时曾轻率地参加过一场科举考试外，他并未认真对待功名之路。那次考试他仅以游戏心态应对，结果自然名落孙山。虽然怀有入仕为官的志向，但年轻时的杜甫过于自信，认为凭自己的才华只需稍作准备便可金榜题名。因此在此后十余年间，他并不急于应试，而是选择游历天下，以壮游的方式来丰富人生阅历。
这段时期，他的足迹遍布江南水乡的秀丽风光与燕赵大地的雄浑山河，甚至曾为未能东渡日本而深感遗憾。这种漫游生活虽开拓了他的视野，却也反映出他早期对功名事业的轻忽态度。
杜甫年轻时漫游四方，生活潇洒自在，裘马轻肥，意气风发。他满怀雄心壮志，相信自己终能在仕途上有所作为，实现政治抱负。这一点，在他的《望岳》一诗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诗中，杜甫借登临泰山之巅的豪情，抒发了自己勇攀人生高峰的壮志与积极进取的昂扬心态。这种气魄，与王安石的“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以及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有着相似的意境。
早年的漫游经历，塑造了杜甫乐观豁达的性格，使他对未来始终怀抱希望。天宝三年（744年），他在漫游途中遇见了李白和高适，三人志趣相投，结伴同游，或登高望远，或狩猎寻幽，度过了一段快意时光。这段经历成为杜甫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之一，以至于后来深陷困境时，他仍会时常怀念那段无忧无虑的日子，感慨世事无常。
天宝四年（745年），杜甫结束了漫游生涯。翌年，他怀揣“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奔赴长安，准备参加科举考试，开启人生新篇章。这一年，他三十八岁。
年近四十的杜甫步入考场时，心境已与二十四岁初试锋芒时截然不同。岁月沉淀带来的不仅是沉稳，更有一份时不我待的紧迫感。面对这场至关重要的考试，他做了充分准备，对自身才学依然怀有坚定信心。然而放榜之日，朝廷竟以’野无遗贤’为由，宣告全体考生落第。
这道出人意料的榜文，不仅击碎了杜甫的科举梦，更在长安城掀起轩然大波。
朝野上下议论纷纷：即便诗名远播的杜甫落选，怎会连一个及第者都没有？这反常的录取结果背后，暗藏着当朝宰相李林甫精心设计的政治棋局。
权倾朝野的李林甫深谙玄宗喜好。为博取圣心，他刻意炮制这场’全员落第’的闹剧，意在营造’天下英才尽入彀中’的假象。这场表演既满足了玄宗的虚荣，又为李林甫赢得了更多政治资本。但对将全部希望寄托于此的杜甫而言，这不啻为晴天霹雳。科场失意的阴云，让这位诗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机。
此前我们已提到，杜甫并非那种胸怀宽广、百折不挠的性情之人。对于意志坚韧者而言，一次科举落第或许只是人生的小挫折，只要信念不灭，仍有东山再起的机会。然而杜甫恰恰缺乏这种愈挫愈勇的韧性。这场科考的失利对他造成了沉重打击，仿佛一只战败的公鸡，颓然失神，自此一蹶不振，再未鼓起勇气踏上科举之路。
这次落第不仅重创了杜甫的精神世界，也使他的生活陷入困顿。接下来的五年，杜甫漂泊于长安，过着“卖药市井、依附亲友”的寄生生活，甚至不得不低声下气，“清晨叩响权贵之门，黄昏追随高官车尘”。残羹冷炙，处处辛酸，字里行间尽是难言的屈辱与悲凉。
正是这段困苦的岁月，让杜甫首次真切体味到人情冷暖与世态炎凉。在生活的重压之下，他的思想悄然蜕变。曾经的豪情壮志逐渐褪去，诗风也由早年的昂扬自信，转向深沉的忧思与苍凉的感慨。长安的五年，虽贫病交加，但他内心仍存一丝微弱的希望——期盼有朝一日能被君王赏识，得以施展抱负。尽管他知道这希望渺茫如星火，但命运往往在绝境中悄然转机。
天宝十年（公元751年）正月，唐玄宗亲自主持祭祀太清宫与太庙的大典，并下诏广求天下才子献赋颂扬盛典，凡文采出众者，可破格授官。这一诏令一经颁布，立刻点燃了杜甫心中久违的希望之光。
在杜甫眼中，这无疑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写诗本就是他最擅长的本领，若能凭借诗赋打动皇帝，便有望跳过繁琐的科举流程，直接获得朝廷任用。怀着这样的期望，他饱含深情地创作了三篇《大礼赋》，郑重地投入了“延恩匦”。
“延恩匦”是武则天时期设立的一种特殊通道，允许百姓无论出身高低，皆可通过呈献赋文或治国建议来谋求仕途。朝廷会定期收集其中的文章，呈送皇帝审阅。一旦被君主赏识，便可能一步登天，平步青云。
杜甫当时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投递了作品，没想到竟真的引起了唐玄宗李隆基的注意。皇帝读完这三篇礼赋后大为赞赏，当即下旨召杜甫入宫，并安排他在集贤院等候任命，同时命宰相班子对其组织一次正式的策问考试。
倘若杜甫能顺利通过这场考核，他心中深藏已久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宰相理想，或许真有机会实现。然而事与愿违，考试结束后，他却陷入漫长的等待，最终也未等来任何正式的官职任命。
史籍并未详细记载此次考试的具体内容，我们无从得知考题为何，但参照唐代选拔官员的惯例，这类考试通常聚焦于治国理政、应对现实社会问题的策略，形式上类似于今日公务员考试中的“申论”。
可以推断的是，杜甫的答卷并未获得认可。结合《新唐书·杜甫传》中“甫性情放达，不拘小节，喜好议论天下大事，虽立意高远却脱离实际”的评价，不难看出，他的政论文章很可能因过于理想化而被认为不切实际，最终未能通过考核。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评审并非由某一位权臣单独操控（如昔日李林甫专权之时），而是由整个宰相团队共同评定，结果却一致不予录用。这说明问题并不在权臣排挤，而更可能在于杜甫的政治见解与当时朝廷所需存在明显脱节——他或许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但在仕途实务上，确实缺乏足够的契合度。
杜甫入仕的理想又一次化为泡影。岁月流逝，他的心境日益消沉。早年他尚能靠街头卖药维持生计，也曾主动向权贵自荐，谋求出路；然而此时的他，早已意志消磨，丧失了昔日的锐气，只能依赖友人接济，勉强度日。
这种困顿潦倒的生活持续了将近四年。尽管生活清苦、内心郁结，但至少在长安，他还有一席安身之所。直到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十月，在友人多次举荐之下，他终于被任命为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负责看管兵器、仓库钥匙等琐务——虽非显职，却也算得偿所愿。
然而命运弄人，仅一个月后，“安史之乱”骤然爆发，大唐江山陷入动荡，杜甫的命运也随之急转直下。
潼关失守，唐玄宗李隆基仓促南逃入蜀，长安百姓闻风而惧，唯恐叛军屠城，纷纷四散逃亡。在这浩浩荡荡的难民潮中，也包括杜甫一家。他们自长安出发，先至奉先，再辗转抵达白水，最终继续北上，逃往鄜州（今陕西延安一带）以避战祸。
次年，即天宝十五年（756年）七月十三日，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是为唐肃宗。消息传来，杜甫毅然决定前去投效。安顿好家人后，他孤身启程，试图穿越叛军控制区奔赴灵武，却在途中不幸被俘，押送回长安。
自此，他被迫生活在叛军的严密监控之下，度过了长达九个月的屈辱时光。在这段日子里，他亲眼目睹了叛军在京城内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也见证了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惨状。深重的苦难激发了他强烈的忧国忧民之情，他以笔为器，真实记录下时代的疮痍。正是在这段黑暗岁月里，诞生了《悲陈陶》《哀江头》《悲青坂》等震撼人心的不朽诗篇。
千古绝唱《春望》以其深沉悲怆的笔触，道尽了诗人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在安史之乱后的长安城，满目疮痍，昔日繁华尽成废墟。杜甫目睹山河依旧而国运衰败，春回大地却草木荒芜，不禁触景伤情，以诗言志，抒发了深沉的忧思与无尽的感慨。
正是在创作这首传世之作后，杜甫毅然决意挣脱叛军魔爪，纵然九死一生也要突破封锁，投奔肃宗李亨。怀着这样的赤诚之心，至德二年（757年）四月，诗人历尽艰险终于抵达凤翔行在。史载杜甫觐见天子时形销骨立，衣衫褴褛，三日未进粒米，其自述’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的情景令人动容。幸而肃宗念其忠贞不渝，又赏识其文采，授予左拾遗一职。
左拾遗虽仅为八品官职，然掌谏议之责，可直陈天子得失。虽品阶不高，却因近侍龙颜而备受朝臣敬重。这一任命，既是对杜甫忠义的褒奖，也为这位伟大诗人提供了抒发政治抱负的舞台。
可以说，唐肃宗李亨对杜甫其实颇为优待，不仅让他步入仕途，还给予了他施展才华的机会。倘若杜甫能够把握机遇，想必仕途还有上升空间。然而世事难料，仅仅为官月余，杜甫便因一封不合时宜的谏疏触怒了皇帝，从此仕途急转直下。
当时正值安史之乱的关键时期，宰相房琯在陈陶斜一役中惨败，严重影响了平叛大局。唐肃宗欲治其罪本在情理之中，而杜甫却贸然上疏为其求情。值得注意的是，杜甫与房琯并无深厚交情，此举纯粹出于一时恻隐之心。但军国大事岂能儿戏？房琯的失误确实严重影响了战局。
其实，身为帝王的李亨何尝没有恻隐之心？但若一味宽宥，朝廷法度将形同虚设。特别是在关系国家存亡的紧要关头，更需要严明军纪。杜甫作为文人出身的谏官，显然未能领会肃宗深远的政治考量，过分高估了自己’左拾遗’的职责权限，这恰恰暴露了他在政治上的不成熟。
自此之后，君臣关系日渐疏远。值得称道的是，李亨处事颇为宽厚，并未严惩杜甫，而是借故让他回乡探亲，实则有意疏远。最终在乾元元年（758年）六月，借朝廷精简官员之机，将杜甫调任华州司功参军，这实际上是一种相对体面的贬谪方式。
政治上的挫折让杜甫心灰意冷，彻底失去了对仕途的期待。他在《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汉中判官》中写道’恨无匡复姿，聊欲从此逝’，表达了自己的无奈与决绝。担任华州司功参军不足一年，杜甫便毅然辞官，携家带口离开华州前往秦州。
这段经历成为杜甫仕途的终点，自此之后，他再未获得朝廷任命。离开华州后，杜甫辗转于秦州、同谷等地，最终在乾元二年（759年）末抵达成都。在友人帮助下，他在城西郊外建造了著名的’杜甫草堂’，结束了长期的漂泊生活。
在蜀地生活的五年间，杜甫过上了相对安稳的日子。特别是当昔日好友严武出任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后，对杜甫格外关照。严武不仅资助扩建草堂，还改善了杜甫全家的生活条件，为这位饱经风霜的诗人提供了难得的栖身之所。
宝应元年（762年）七月，严武奉召短暂离开四川，前往京城长安任职。他一走，剑南兵马使徐知道便在成都起兵叛乱，局势动荡。为避战祸，杜甫被迫离开成都，辗转从绵州前往梓州暂居。
正是在梓州期间，杜甫听闻“安史之乱”终于平定，欣喜万分，写下了那首脍炙人口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诗末流露出他渴望返回故乡洛阳的迫切心情。后来他行至阆州时，又得知严武已重返成都主政，便立即调转方向，重回成都，期望在严武的庇护下重拾安定生活。
然而天不遂人愿，杜甫刚回到成都不久，严武便突然病逝。失去了这位重要的友人与靠山，杜甫心灰意冷，最终决定告别成都，启程追寻心中长久以来的归宿——洛阳。
杜甫离开成都后，辗转嘉州、戎州、渝州、忠州、云安等地，最终在大历元年（766年）抵达夔州。在夔州都督柏茂琳的关照下，诗人的生活得到妥善安置。这段客居夔州的时光，成为杜甫颠沛流离的一生中难得的安定岁月。
在夔州的一年零八个月里，物质条件的改善让杜甫得以潜心创作。这段时期堪称其诗歌创作的黄金时代，共创作了四百五十余首作品，数量占其现存诗作的三分之一。这些诗篇题材广泛，既有对夔州风物、名胜古迹的生动描绘，也记录了诗人的心路历程与人生感悟。
然而，纵使夔州生活安逸，杜甫始终心怀故土。大历三年（768年）正月，思乡心切的他辞别柏茂琳，乘舟东下。当三峡的险峻渐渐远去，洛阳已近在咫尺时，诗人难掩激动之情。自天宝四年（745年）离乡赴长安应试，漂泊已逾二十载。此刻，贺知章’乡音无改鬓毛衰’的诗句或许最能道尽他的心境。凝望滔滔江水，回想半生羁旅，不禁潸然泪下。
命运似乎并未眷顾这位饱经风霜的诗人。正当杜甫乘船即将驶出三峡，仿佛迎来一丝转机之时，前方却传来令人震惊的消息：商州（今陕西商洛）爆发叛乱，水路被全面封锁，所有船只禁止通行。
无奈之下，杜甫只得折返夔州。然而此前他执意离开，已令当地都督柏茂琳心生不满。如今再度归来，昔日的礼遇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冷淡与疏远。在这样的境况下，杜甫勉强滞留了半年。直到大历三年（768年）十月，传来叛乱平息的消息，他才再次携家人启程离开。
这一次，他顺江而下，途经江陵、公安、岳阳，最终在潭州（今湖南长沙）停下脚步。本想在此安顿休养，暂享片刻安宁，但天不遂人愿。大历五年（770年）四月，潭州守将臧玠发动兵变，城中大乱，杜甫被迫再度踏上逃难之路。他计划南下郴州（今湖南郴州），投靠时任当地官员的舅父崔伟，以求庇护。
然而行至耒阳（今湖南衡阳东南）时，突遇湘江洪水暴涨，舟船无法前行，只得停泊在荒僻的方田驿。此处距耒阳县城尚有四十里，四周荒无人烟，前无村落，后无驿站，诗人就这样被困在了江畔孤驿，风雨飘摇之中。
在漂泊的第五天，杜甫一家在船上饥寒交迫，命悬一线。幸得耒阳县令念及旧谊，派人送去牛肉和白酒相救。然而命运弄人，这份救命之恩竟成了催命符——由于肉食变质，杜甫食用后突发重病。
病因很快显现：县令所赠牛肉已不新鲜。两天后，诗人开始高热不退，继而呕吐腹泻不止。本欲北上郴州求医，却因江水暴涨被迫折返潭州。这往返四百里的颠簸，加上船上缺医少药，使病情急剧恶化。抵达潭州时，诗人已卧床不起。
大历五年冬月，病榻上的杜甫仍念念不忘归乡。在家人的搀扶下，他强撑病体启程，计划经岳阳返回故里。然而这竟成了他最后的旅程。行至半途，诗人全身浮肿、口不能言，唯有用颤抖的手写下绝命诗篇《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
诗中’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等句，凝聚着诗人对’开元盛世’的追忆与’安史之乱’的痛心。这些泣血文字不仅记录了个人的生命终章，更成为忧国忧民精神的永恒见证。当笔墨落下，大唐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带着对苍生的牵挂，永远合上了双眼。
这正是杜甫一生最深的痛楚，至死未能释怀。烽火连天，山河破碎，这位忧国忧民的诗人最终未能盼来太平盛世。
写完最后一首诗，杜甫含泪躺下。仕途坎坷，声名不显，这些都不足为憾。最令他痛心的，是未能亲眼看见黎民百姓安居乐业。那个回不去的故乡，成了永远萦绕心头的梦魇。
公元770年冬，一代诗圣在漂泊的小舟上溘然长逝，年仅五十八岁。潭州至岳阳的水路上，永远定格了他忧国忧民的身影。
千百年来，’诗圣’之名早已载入史册。但我想说，杜甫的伟大不仅在于诗艺，更在于他那颗赤子之心。他的诗句为苍生呐喊，道尽民间疾苦。虽有性格缺陷，但那悲天悯人的情怀、对家国的赤诚，永远值得世人敬仰。
一千三百年过去，杜甫不仅是中国最受尊崇的诗人，更是世界文学殿堂中永恒的巨星。他用生命写就的诗篇，至今仍在为底层人民发声。
倘若杜甫生活在当代，他必定会以诗人敏锐的洞察力，关注当下社会的种种弊病——官员贪腐、房价飞涨、食品安全、医患纠纷等问题，并用他那支如椽巨笔，为底层民众发声呐喊。
杜甫的诗篇早已超越时空，升华为一种民族精神的象征。这种精神如同不灭的明灯，指引我们穿越重重迷雾，抵达光明的未来。
在史朝义的首级被送至长安，安史旧部纷纷归降后，持续八载的’安史之乱’终告平息。唐代宗李豫难掩激动之情，他终于可以向先祖英灵禀告：大唐江山在他的治下重获新生。然而表面归顺的安史残余势力，仍保持着独立的军事力量。而历经战火摧残的唐王朝，已无力彻底清除这些割据一方的藩镇势力。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平叛期间，叛军将领薛嵩就曾率相、卫、洛、邢四州向泽璐节度使李抱玉投降。当李抱玉准备整编薛嵩部队时，却遭到仆固怀恩的强烈反对，后者坚持要求保留这些降将的原职。
李抱玉察觉到仆固怀恩或有异心，暗中向唐代宗李豫进言，建议朝廷提高警惕。仆固怀恩得知后迅速上表自辩，最终获得代宗支持，朝廷下诏赦免东京及河南、河北地区所有曾受叛军伪职的官员。
这一决策成为朝廷宽宥安史余部的先例。从执政角度考量，当时无论是代宗还是仆固怀恩，都主张采取最小化打击范围的策略。虽然仆固怀恩怀有私心——担忧若彻底剿灭叛将，自身在朝中也将失去价值，故而刻意留有余地——但这一策略在宏观层面具有合理性。它反映了历经八年战乱后，统治者迫切希望尽快平定叛乱、恢复安定的治国思路。这种怀柔政策既能缩小打击面，又可避免朝廷持续用兵的负担。
基于这一指导思想，广德元年（763年）正月，当史朝义首级送达长安后，代宗立即颁布大赦令：不仅赦免所有安史旧部及其亲族，更任命降将薛嵩为六州节度使，田承嗣为五州都防御使，李怀仙仍镇守幽州卢龙。在代宗看来，史朝义既已伏诛，其部众愿意归顺，便意味着平叛大业已告成功。
唐代宗李豫在平定安史之乱后，于四月间对河北地区进行重要行政区划调整，将原安史叛军根据地划分为三大军事重镇：
1. 成德镇：任命李宝臣为成德节度使，辖恒州、定州、易州、赵州、深州五州之地
2. 幽州卢龙镇：以李怀仙为节度使，统辖幽州、莫州、妫州、檀州、平州、蓟州六州
3. 魏博镇：委任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管理魏州、博州、德州、沧州、瀛州五州
这三镇因地处河朔地区，史称’河朔三镇’，其前身可追溯至安禄山的范阳节度使辖区。此外，朝廷还设立昭义镇，由降将薛嵩担任节度使，统辖相州、卫州、铭州、邢州四州。
节度使制度的演变可追溯至唐高宗时期，起初仅为临时军事职务。至景云二年（711年），唐睿宗正式任命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兼河西节度使，始成固定官职。唐玄宗时期，节度使主要设置在西北边境要地。安史之乱爆发后，为平叛需要，中原地区也普遍设置节度使。
代宗设置河朔三镇及昭义镇后，藩镇割据格局正式形成。到永泰元年（765年），这些藩镇已各自收编安史残余势力，拥兵数万，自行任命官员，拒绝向中央纳贡，并与其他藩镇建立联姻关系，形成利益同盟。唐廷对此束手无策，只能采取怀柔政策加以笼络。
在唐朝中后期，各地藩镇中尤以“河朔三镇”和昭义镇势力最为强盛。随着军事与经济实力的不断膨胀，这些藩镇逐渐变得骄横跋扈，无视中央权威。其他地区的节度使见状纷纷效仿，争相扩张地盘、积蓄力量，将朝廷的政令视若无物。
据《新唐书·兵志》记载，自藩镇割据格局形成后，地方节度使不仅专横跋扈，连自身统治也极不稳定。节度使之位往往由其子嗣继承，或由部将发动兵变夺取，内部权力更迭频繁。
与此同时，各藩镇之间为争夺利益连年征战，战事不断。而中央朝廷因军力衰弱，既无力干预地方纷争，又不得不尴尬地出面调停。即便如此，藩镇仍对朝廷的调解置若罔闻，甚至公然对抗，中央权威荡然无存。
藩镇割据成为唐朝走向衰亡的重要因素。从唐代宗李豫开始，到其子唐德宗李适在位期间，由于国力衰退，朝廷对藩镇采取姑息纵容的政策，致使地方势力愈发坐大，气焰日益嚣张。直至唐宪宗李纯即位后，多次决心出兵平叛，一度扭转局势，中央权威得以短暂恢复。到了武宗、宣宗时期，除河朔三镇、昭义、淄青等少数强藩外，多数地方已重新归附朝廷。
然而，黄巢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席卷全国，严重动摇了中央统治，也给了藩镇再度扩张的契机。此后，国家陷入全面分裂，藩镇各自为政，大唐王朝名存实亡，走向终结。
这些历史进程我们将在后续详述。可以说，唐朝的覆灭与藩镇割据密切相关。然而，当初代宗李豫设立“河朔三镇”并非一时冲动之举，而是基于当时国力衰微、百姓渴望和平的现实所做出的权宜之策，实为顺应时势的无奈选择。
历史总是充满耐人寻味的可能性。倘若唐肃宗李亨采纳李泌’直取范阳’的战略构想，或许能从根本上瓦解安史叛军的根基，避免日后河朔藩镇割据的局面。但历史的选择往往受制于特定时代的认知局限——对仓促继位的李亨而言，迅速收复长安、洛阳的政治象征意义，显然比迂回包抄更具现实紧迫性。
从更宏阔的视角来看，无论是安史之乱的爆发，还是河朔三镇的形成，都折射出帝国治理体系的结构性矛盾。代宗李豫对安史旧部的妥协政策，表面看是个人决策的产物，实则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既源于府兵制瓦解后的军事格局变迁，也受制于新兴的边疆威胁。
值得注意的是，中唐时期的藩镇割据尚处于可控阶段。各镇节度使虽拥兵自重，却仍需维系对中央的表面臣服，这种微妙的权力平衡使大唐的统一法统得以延续。
而对代宗朝廷而言，西北吐蕃的威胁远比内部藩镇更为迫在眉睫——这种来自外部的地缘政治压力，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朝廷对河朔地区采取的怀柔政策。历史的发展从来不是单线因果，而是多重力量博弈的复杂产物。
李豫登基后，虽成功镇压了’安史之乱’，却面临藩镇割据的新危机。此时，与唐朝长期对峙的吐蕃趁中原内乱、边防薄弱之际，持续进犯河西、陇右地区。刚平息内乱不久的李豫，不得不将注意力转向边防事务。
在广德元年（763年）四月，当李豫着手处置’河朔三镇’之际，郭子仪上奏警示：吐蕃长期侵扰西部边境，实为朝廷心腹大患，建议立即制定反击策略。然而正值朝廷全力处理藩镇问题，李豫未能重视这一建议，仅派李芝芳出使吐蕃，结果使节被扣两年才获释。
吐蕃的强硬态度令李豫始料未及。鉴于战后国力空虚，李豫试图通过怀柔政策缓和局势。但吐蕃及其盟军吐谷浑、党项等部族毫不理会，短短三个月后便集结二十万大军攻破大震关，连克兰、郭、河、鄯、秦、成、渭等七州之地，将唐朝西部防线撕开巨大缺口。
吐蕃军队一路高歌猛进，势不可挡。当吐蕃攻占大震关之初，唐朝边关将领便火速发出紧急军情，然而宦官程元振却将奏报扣押不呈，导致唐军在短时间内连失十余州。令人震惊的是，直到十月，当吐蕃大军接连攻陷径州、邠州、奉天、武功等地时，长安城内的朝廷才如梦初醒。
吐蕃铁骑竟能直逼京畿，这让唐代宗李豫百思不解。但军情紧急，他无暇追责，当即任命皇子雍王李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副帅，率军前往咸阳布防。
郭子仪临危受命，火速率军赶赴咸阳。然而面对吐蕃二十万大军绵延数十里的阵势，以及敌军已从凤翔司竹园渡过渭水的严峻形势，郭子仪意识到事态危急，立即派遣中书舍人王延昌回京求援。可惜在程元振的阻挠下，王延昌始终未能面见代宗，致使朝廷错失了挽救危局的最后机会。
就在王延昌入京求援之际，吐蕃大军压境的消息已不胫而走。渭北行营兵马使吕月将眼见敌军入境，未待朝廷调令，便毅然率领两千将士迎战。但因寡不敌众，最终兵败被俘。
当唐代宗李豫接到吐蕃军南下的急报时，敌军已突破便桥（今陕西咸阳西南西渭桥）防线。从便桥到长安不足一日路程，长安城危在旦夕。面对突如其来的危机，李豫根本来不及调集军队组织防御，在仓促间只能带领少数亲卫逃离长安，向东撤往陕州（今河南三门峡）。皇帝出逃的消息传开后，朝廷百官四散奔逃，禁军部队也随之瓦解，长安城陷入无政府状态。
此时，正在咸阳驻防的郭子仪听闻长安告急，立即率部回援。但他尚未得知皇帝已撤离的消息。当郭子仪率军抵达长安西面的开远门时，正巧遭遇叛将王献忠率领数百骑兵护送丰王李珙等人，准备向西迎接吐蕃军队入城。
郭子仪当机立断阻止了这支叛军。通过审讯王献忠，他获知皇帝已逃往陕州的确切消息。于是郭子仪将王献忠、李珙等人押解送往陕州，交由李豫处置。
随后，郭子仪率领部队转向战略要地万年县，在御宿川一带沿山势向东挺进，途经蓝田、武关（今陕西丹凤），最终抵达商州（今陕西商县）集结各地溃散的唐军，为收复长安积蓄力量。
十月二十日，吐蕃大军攻入长安，此时城内叛乱势力并非仅王献忠一人。时任龙武卫大将军的高晖见吐蕃兵临城下，随即与吐蕃将领马重英合谋，拥立邠王李守礼之孙、广武王李承宏为帝，企图另立朝廷。吐蕃军队在城中大肆劫掠府库财物，焚烧民宅，昔日繁华的长安城转眼间沦为废墟，满目疮痍，哀鸿遍野。
然而，吐蕃此次入侵并非意在长期占据长安，其真实目的更倾向于掠夺财富后迅速撤军回国享乐，因此并无久留之意。
与此同时，唐代宗李豫正避难于陕州，听闻长安陷落，心中惊惧万分，唯恐吐蕃军继续东进，突破潼关威胁陕州。情急之下，他急召郭子仪率军前来护卫。
郭子仪上奏表示：愿率军出蓝田，从西线阻击吐蕃，收复京城。
他在奏表中坚定陈词：“若不收复京城，臣无颜面见陛下！今若出兵蓝田，必能震慑敌军，使其不敢东进一步！”
郭子仪的战略眼光远胜于李豫的被动防御之策，作为当时大唐最具军事才能的统帅，他在此危难之际展现出非凡的胆识与必胜的信念。
李豫阅毕奏章，欣喜万分，立即采纳郭子仪的建议，并下诏命蒲州、陕州、商州、华州等地兵马齐聚商州，统一归郭子仪指挥，准备发起反攻，驱逐吐蕃，收复长安。
十一月初五，郭子仪派遣左羽林大将军长孙全绪率领二百精锐骑兵为先锋，率先由蓝田出发，侦察吐蕃军情。随后，又命宝应军使率一万名士兵出潼关，接应长孙全绪，为全面反攻做好部署。
唐军将领长孙全绪率部抵达韩公堆后，采取以静制动的战术策略。他令部队隐匿于山谷之中，实施昼夜不息的疑兵之计：白天擂鼓扬旗，入夜则燃起连绵火把。这种虚实相济的战术成功迷惑了吐蕃守军，使其误判唐军即将发动大规模反击。
吐蕃方面在获得前线军报后，考虑到远征目的已然达成——不仅完成了对长安的战略威慑，更获取了丰厚的战利品——遂决定主动撤军。十五日后，吐蕃主力开始有序撤离长安。叛将高晖见局势逆转，率三百轻骑企图东奔投靠河北节度使李怀仙，却在潼关被唐将李日越截获诛杀。
值得注意的是，吐蕃军在撤退途中仍试图扩大战果。当其兵临凤翔时，企图破城劫掠。凤翔节度使孙志果断采取守势，闭城坚守。
在双方相持数日之际，镇西节度使马璘率勤王部队及时赶到。
马璘审时度势，抓住战机对吐蕃军后方发起突袭。面对突如其来的攻击，吐蕃军阵脚大乱，向两翼溃散。马璘鉴于兵力有限，未予深追，而是趁敌军退却之机，率部顺利进驻凤翔城，完成了战略会师。
次日休整完毕，马璘率军背靠城池列阵出击。他身先士卒，单骑冲入敌阵奋勇斩杀，气势如虹；其麾下千余将士亦紧随其后，拼死搏杀，士气高昂。吐蕃此次进犯凤翔本就抱着侥幸心理，见马璘率军真刀真枪地迎战，顿时斗志全无，仓皇向西溃退。
然而，此次成功攻入长安，极大地刺激了吐蕃的野心。他们并未立即撤回本土，而是屯兵于原州（今宁夏固原）、会州（今宁夏中卫）、甘州（今甘肃成县）、渭州（今甘肃陇西）等地，窥探唐朝动向，伺机而动，妄图再次兵临长安，上演一场“故地重游”。
对大唐而言，这场浩劫成为国运的转折点。自此，吐蕃频繁侵扰帝国西部与西南边疆。更令人唏嘘的是，历经“安史之乱”重创的唐王朝早已不复贞观、开元年间的强盛气象，面对外敌压境，已无力如昔日般强势反击。
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十二月，距吐蕃撤离长安已近一月，唐代宗李豫确认京师局势稳定后，终于启程返京。
重返长安，李豫首要之举便是亲自慰劳功臣郭子仪，以彰其功；同时下令将吐蕃所立的傀儡政权代表李承宏废黜，流放至华州；又命重兵驻守鄠县（今陕西户县）及中渭桥等要地，严防吐蕃卷土重来，力图稳固京畿防线。
历经重重波折，李豫终于得以喘息片刻。尽管吐蕃大军洗劫长安时掠走了无数珍宝，但对这位帝王而言，这些都抵不过重返京城的喜悦——他终究保住了那万人仰望的至尊之位。
然而命运弄人，就在李豫稍感宽慰之际，边关急报再次传来吐蕃入侵的烽火。更令人震惊的是，这次外患竟源于朝堂内斗——平定’安史之乱’的功勋将领仆固怀恩，此刻竟成了引狼入室的叛臣。
这位铁勒族将领的故事充满戏剧性转折。在平定叛乱期间，仆固怀恩不仅战功赫赫，更凭借与回纥的特殊关系（曾两次将女儿嫁与回纥和亲）为唐廷争取外援。其家族更付出四十六人殉国的惨烈代价，堪称忠烈满门。即便在战争末期为私利保留部分叛军势力，朝廷也选择了默许，双方达成微妙平衡。
历史的反讽正在于此：一个满门忠烈的将领最终走上反叛之路，并非源于野心膨胀。据史册记载，这场叛乱的导火索，竟是仆固怀恩与当权宦官的激烈冲突。命运的齿轮就这样无情转动，将昔日的国之柱石推向了对立面。
仆固怀恩叛唐实为自保之举，实属无奈。广德元年（763年），他奉命护送女婿回纥登里可汗和女儿光亲可敦返回漠北，沿途受到各地官员礼遇。然而途经太原时，河东节度使辛云京因忌惮其与回纥的姻亲关系，竟紧闭城门严阵以待，这让仆固怀恩深感愤怒。他上表朝廷申诉辛云京的无端猜忌，却未获任何回应。
朝廷的沉默成为压垮仆固怀恩的最后一根稻草。此后，他调遣数万朔方军驻守汾州，并派遣儿子仆固场率军万人屯驻榆次，同时令副将李光逸、李怀光、张维岳等将领分驻榆次、晋州、沁州等地，对太原形成合围之势。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仆固怀恩尚未决意反叛，此举意在向辛云京施压，试图通过军事威慑表明：即便朝廷不表态，他手中的军队也能有所行动。
然而这位沙场老将在政治谋略上显然有所欠缺。他未能预料到，这一军事部署反而给了辛云京可乘之机。当宦官骆奉先巡视太原时，辛云京趁机诬告其谋反，声称太原危在旦夕。作为大唐北都，太原的战略地位举足轻重，这番指控无疑极具煽动性。
骆奉先虽然身处权力中心，却仍保有几分谨慎与分寸。他并未轻信辛云京单方面的指控，返京途中特意绕道拜访仆固怀恩，既为礼节周全，也想亲自观察其态度与举动。
对仆固怀恩而言，这本是一次难得的澄清良机，可惜他因情绪与猜忌错失良机，未能把握住为自己辩白的机会。
他接待骆奉先时本就心存芥蒂，认定对方是受辛云京指使而来，甚至怀疑其有监视之意。更令气氛紧张的是，仆固怀恩的母亲在宴席上当面责问骆奉先：为何先去太原见辛云京，却迟迟不来拜访自己的儿子？这番质问让骆奉先颇为难堪。
而真正激化矛盾的是，当骆奉先准备启程回京时，仆固怀恩竟命人藏起了他的坐骑。这一举动彻底激怒了骆奉先——在他看来，即便自己只是皇帝身边的近侍，也容不得如此羞辱。于是，他趁着夜色翻墙逃离，连夜赶回长安，向唐代宗李豫奏报：仆固怀恩已有反意。
李豫听闻后并未立刻采信。他深知仆固怀恩为大唐立下赫赫战功，难以相信他会起兵谋反。出于慎重，他派宰相裴遵庆前往安抚慰问，探明实情。
仆固怀恩此时也意识到事态严重。当裴遵庆抵达后，他情绪激动，伏地痛哭，抱着裴遵庆的脚泣诉：自己绝无反心，藏马只是想挽留骆奉先多留几日叙谈，并无恶意。
裴遵庆劝他：若真想自证清白，不如随自己一同回京，当面向皇帝陈情。仆固怀恩听后，当即应允，毫无迟疑。
就在仆固怀恩即将动身之际，副将范志诚突然出言劝阻。范志诚分析道，从当前局势来看，皇帝显然已对仆固怀恩心生猜忌，况且’安史之乱’平定后，朝廷削夺功臣兵权的先例比比皆是，此番进京恐怕是自投罗网。
尽管已经应允了裴遵庆，但若临时反悔反而更显心虚。思虑再三，仆固怀恩提出一个折中方案：派遣自己的儿子随裴遵庆入朝，既可表明忠心，又能保全自身。然而这个提议再次遭到范志诚的坚决反对。
眼见事不可为，裴遵庆只得悻悻而归。返回长安后，他将汾州之行的始末详细禀告了代宗李豫。
此前骆奉先来访时，仆固怀恩已错失自证清白的良机；如今裴遵庆亲临，他再次辜负了朝廷给予的机会。就在仆固怀恩一再犹豫之际，朝廷的应对之策已悄然展开——虽然起初态度尚算温和。
代宗听完裴遵庆的汇报，对仆固怀恩谋反之说仍半信半疑。为慎重起见，他决定最后派检校刑部尚书颜真卿前往宣召。若仆固怀恩依然拒绝入朝，朝廷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
李豫之所以选择颜真卿出面处理仆固怀恩一事，正是看中了他在朝中清正刚直的声誉。颜真卿素来以公正无私著称，既不会带有个人偏见，也与仆固怀恩之间无旧怨，堪称最合适的人选。
然而，颜真卿并未立即应允。他亲自面见皇帝，陈述了自己的顾虑：当初李豫为避乱寇退守陕州时，他曾建议召仆固怀恩入京勤王，以明君臣之义，但未被采纳。时过境迁，如今再请仆固怀恩入朝，已无正当名义——进则无“勤王”之名可依，退又难释朝廷猜忌，处境尴尬，怎肯轻易前来？
颜真卿进一步分析道：“眼下坚称仆固怀恩谋反的，不过辛云京、骆奉先、李抱玉、鱼朝恩四人而已，朝中多数人仍认为他是被冤枉的。况且其麾下朔方将士多为郭子仪旧部，对郭老令公忠心耿耿。与其强行施压，不如起用郭子仪前去安抚旧部，瓦解其势力，或可兵不血刃地平息隐患。”
这一建议可谓高明，若能施行，或可避免一场内乱。可惜颜真卿并不知晓仆固怀恩早已埋下祸根——为了巩固自身在朔方军中的地位，仆固怀恩曾在平定“安史之乱”后散布谣言，谎称郭子仪已被鱼朝恩陷害致死。朔方将士对郭子仪敬若神明，如今“郭元帅已死”，自然拥戴仆固怀恩为继任统帅。
更关键的是，汾州别驾李抱真得知朝廷忧虑此事后，专程赶赴长安，向李豫揭露了这一秘密。李豫听后震惊不已，当即决定重新启用郭子仪，执掌朔方军务，以正视听，化解危机。
李豫原以为自己的决策会迫使仆固怀恩俯首称臣，却未曾料到这一决定不仅未能让其归顺，反而点燃了叛乱的导火索，最终再度引来了吐蕃的介入。
随着郭子仪离任，将领们纷纷归顺朝廷，这令仆固怀恩陷入极度恐慌。因畏惧被杀而不敢入朝自证清白，他最终决定铤而走险，举兵反叛。
叛乱伊始，仆固怀恩便派其子仆固场攻打辛云京——这位最先揭发其谋反之心的将领。然而仆固场屡战屡败，先败于辛云京，再挫于榆次城下。接连失利令他恼羞成怒，最终因虐待士卒而命丧部下之手。
爱子惨死令仆固怀恩大为震惊，加之部将陆续倒戈，他的叛乱之路可谓步步维艰。但开弓没有回头箭，在众叛亲离之际，他只得率领三百亲兵撤离汾州，意图逃回朔方老巢。
逃亡途中，仆固怀恩向灵州守将浑释之发出檄文求援。精明的浑释之从其反常举动中察觉端倪，本欲拒之门外，却因其外甥张韶反对而犹豫不决。当仆固怀恩兵临城下时，浑释之被迫开门相迎。岂料城门方启，张韶便倒戈相向，导致浑释之惨遭杀害，其部众尽归仆固怀恩所有。
灵州之役后，仆固怀恩虽收编了部分兵力，但深知仅凭现有军力难以抗衡朝廷。权衡局势后，他决定前往灵武招募更多将士。然而就在他离开汾州三日后，郭子仪率部进驻该地，当地军民纷纷归顺，致使仆固怀恩不战而失重要据点，其母亦被朝廷接往长安安置。
抵达灵武后，仆固怀恩迅速扩充军备，实力骤增。唐代宗李豫仍念其平叛之功，不仅未加害其家眷，反予以优厚待遇，期望能感化这位昔日功臣迷途知返。可惜朝廷的怀柔政策被仆固怀恩误解为诱捕之计——他坚信唯有保持军事威慑，方能确保亲人安全。
由于缺乏有效沟通渠道，双方猜忌日益加深。为求自保，仆固怀恩最终不惜联合吐蕃外敌，于广德二年（764年）九月率十万联军进犯边境。此举迫使李豫放弃和平解决的幻想，急令郭子仪驻守奉天（今陕西乾县）御敌。这场本可避免的冲突，终因信息隔阂与互信缺失而演变成唐王朝的重大边患。
郭子仪抵达奉天后，得知吐蕃军队已逼近邠州，立即派遣儿子郭晞率一万精兵连夜驰援。然而，郭晞出发不久，郭子仪又接到军情：叛将仆固怀恩的先锋部队已进至宜禄。为防万一，他迅速调派右兵马使李国臣作为后援，随时接应郭晞。
四日后，前方传来捷报：邠州节度使白孝德与郭晞协力奋战，面对吐蕃军队的轮番猛攻，坚守城池，毫不退让。吐蕃久攻不下，士气受挫，只得后撤五十里扎营。
吐蕃的退却令仆固怀恩大为焦虑。他亲赴吐蕃主帅营帐，极力劝说其再度出兵。他援引春秋时期“曹刿论战”中“一鼓作气”的道理，强调战机稍纵即逝，不可因一时受阻而丧失斗志。
在仆固怀恩的鼓动下，吐蕃军重整旗鼓，再次围攻邠州。然而此时唐军已疲惫不堪，兵力损耗严重。白孝德与郭晞审时度势，决定闭门固守，拒不出战。见邠州难以攻克，仆固怀恩遂改变策略，联合吐蕃军转而直扑奉天，意图直取郭子仪，实施“擒贼先擒王”。
然而，郭子仪早已洞悉敌军动向，并布下妙计。十月初七深夜，他秘密集结数万大军，于乾陵以南列阵，战旗遍布，声势浩大。仆固怀恩误以为郭子仪疏于防备，正欲发动突袭，却突然察觉唐军阵势悄然变化，似在布设某种战阵。出于对昔日统帅郭子仪的忌惮，他迟疑再三，最终放弃进攻，下令撤军。
郭子仪抓住战机，命副将李怀光率五千精骑追击。然而仆固怀恩撤退极为迅速，李怀光一路追至奉天以北的麻亭，仍未能追及。因兵力单薄，且远离主力，李怀光只得撤回奉天，结束追击。
仆固怀恩原计划进犯奉天，却因郭子仪巧妙布下疑兵之计而被迫中止。不甘无功而返的他转而进攻邠州，然而此次出兵仓促，准备不足，最终被郭晞与白孝德联军合力击退，不仅损失惨重，更令随行的吐蕃军队大为不满。未与仆固怀恩商议，吐蕃军便擅自沿径水一线自行撤退，此举被视为背信弃义。
面对盟友的临阵脱逃，仆固怀恩怒不可遏，骑在马上愤然斥责。正当他欲追讨说法之际，部将却带来噩耗：其根基之地灵武竟被河西节度使杨志烈率军攻陷。闻讯后，仆固怀恩悲愤交加，当场吐血，身体自此急剧恶化，健康每况愈下。
迫于形势，他只得放弃追击，紧急回援灵武。因身体不支，他先派遣精锐骑兵连夜奔袭，试图夺回失地。或许是出于同情或战略考量，吐蕃军见其陷入困境，主动派出一万骑兵支援，协助其成功收复灵武，保住了关键据点。
尽管灵武失而复得，但寒冬将至，对远道而来的吐蕃军队极为不利。经过权衡，仆固怀恩决定暂避锋芒，留下部分兵力驻守灵武，自己则与吐蕃联军撤回陇西，积蓄力量，以待来年再图进取。
永泰元年（765年）前九个月，唐朝与吐蕃关系出现转机。唐廷主动示好，派遣宰相元载在长安兴唐寺与吐蕃使者会盟，双方达成和平协议，边境因此维持了一段相对安定的时期。然而这一局面却引起了仆固怀恩的强烈不满。
得知唐蕃结盟的消息后，仆固怀恩怒不可遏。长期的精神压力和军事征战已经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九月初，他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但这位叛将深知已无退路，唐蕃结盟在他看来意味着朝廷即将集中力量对付自己。
为求自保，仆固怀恩再次联络吐蕃，劝说其撕毁盟约共同攻唐。吐蕃方面果然背弃承诺，展现出其一贯的反复无常。九月初一，仆固怀恩集结吐蕃、回纥、吐谷浑联军十万余人发动进攻。唐代宗李豫紧急调遣长安周边节度使布防，却在七天后惊闻仆固怀恩病逝的军报。
仆固怀恩此次出征，实属抱病强行进犯唐境。他亲自统率朔方军，坐镇后方指挥全局，然而病体难支，未能坚持到战事终结。大军行至鸣沙时，他猝然病逝于军中，一代名将就此陨落。
这位曾为平定安史之乱立下赫赫战功的将领，最终在忠诚与误解的夹缝中走完了充满悲壮色彩的一生。后来，吐蕃与回纥联军被郭子仪成功击退，唐代宗李豫得知战况后，不禁叹息道：“怀恩本无反意，实为身边人所误。”可惜这番醒悟来得太迟。由于朝廷猜忌、信息闭塞，种种误会层层叠加，终将这位功勋卓著的将领推向了无法回头的绝路。
仆固怀恩满门忠烈，家族中有四十六人为国捐躯；他的两位女儿更是为国远嫁回纥和亲，牺牲个人幸福以维系边疆安宁。如此赤诚之家，却始终未获朝廷真正信任，反而被史书归入“叛臣”之列，实在令人唏嘘与痛惜。
回顾仆固怀恩从功臣沦为“叛将”的全过程，除其性格刚烈、不善权变之外，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朝中政治环境的险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力主“仆固怀恩谋反”的朝臣仅有四人，其中竟有两人是宦官。由此可见，宦官集团在其中的推波助澜不容忽视。可以说，仆固怀恩之“反”，极有可能是被权宦逼迫、走投无路下的无奈之举。而李豫在位期间，宦官势力日益膨胀，如何遏制内廷干政，已然成为无法回避的历史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