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军收复洛阳后，安庆绪率残部退守邺城（今河南安阳），并将邺城改称安成府，年号改为天成。当时随其撤退的仅有三百骑兵和千余步兵。之后，先前战败的蔡希德、田承嗣等将领陆续率部前来会合。
虽然失去洛阳，但安庆绪在河北地区势力迅速扩张。由于当地唐军力量薄弱，他大肆征兵，军队一度扩充至六万人，控制了邺城周边六十余座城池，包括平原、清河、博平等地，军势一度复振。
然而，洛阳的失守似乎让安庆绪意志消沉。短暂的势力恢复后，他逐渐荒废政务，沉迷于大兴土木，修建宫殿亭台以供享乐，深居宫中不问政事。
这一颓势使得叛军内部的野心家有机可乘。谋士高尚、张通儒趁机专权，而性格刚直的大将蔡希德因不满二人专横，被他们联手进谗害死，导致其部众数千人离散。至此，’安史之乱’中的’安’氏势力日渐衰落，而’史’氏势力开始崛起。
安禄山死后，史思明以妫川王的身份掌控了范阳——安禄山的老巢。当安庆绪在洛阳兵败后，其麾下大将李归仁率领数万精锐部队（包括曳落河、同罗及六州胡等）试图撤回范阳。史思明得知消息后，迅速调集重兵设防，唯恐范阳被李归仁夺占。他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成功招降了李归仁的曳落河和六州胡部落，唯独同罗部落拒不归顺。史思明勃然大怒，派兵攻打同罗，迫使其败退回漠北。自此，史思明彻底掌控了河北北部的十三郡，其势力远超安庆绪。
面对史思明的迅速崛起，安庆绪深感恐慌。他意识到，安史叛军内部已不再是铁板一块，反而分裂成他与史思明两大阵营的对峙局面，且史思明的实力已凌驾于自己之上。
为了铲除这个心腹大患，至德二年（757年）二月，安庆绪派大将阿史那承庆、安守忠率领五千精兵，假借调兵之名前往范阳，企图伺机突袭史思明。然而，老谋深算的史思明早已识破其计谋，将计就计，在“迎接”阿史那承庆和安守忠时，以宴请为名解除其部众武装，随后在宴席上突然发难，将二人擒获并投入大牢。
史思明此举标志着其与安庆绪阵营的彻底决裂。从当时局势来看，这一决定在战略上并不占优。他不仅要应对安庆绪集团的军事压力，还需防备唐军的进攻。尽管就地理位置而言，安庆绪面临被唐军和史思明部夹击的风险更大，但以一己之力对抗两方势力终究处于劣势。
时任范阳节度使判官的耿仁智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他指出，史思明当初起兵反唐，主要是基于对安禄山叛乱前景的乐观判断。但时过境迁，随着安禄山身亡、安庆绪连失两京，唐朝方面则展现出平定叛乱的坚定决心和强大实力。因此，耿仁智建议史思明及时调整策略，重新归顺唐朝。
经过慎重考量，史思明采纳了耿仁智的建议，随即派遣部将窦子昂携降表前往长安，同时率领所辖十三郡共计八万兵马归顺朝廷。
这一突如其来的归降令唐肃宗李亨喜出望外。朝廷不仅赦免了史思明此前的叛乱行为，更册封其为范阳节度使，对其七子皆加官晋爵。为示恩宠，唐肃宗特派宦官李思敬与乌承恩前往范阳宣旨，命史思明立即率军征讨安庆绪。
然而，史思明的归顺在唐廷内部引发诸多质疑。持怀疑态度者中，既有趋炎附势的朝臣，也不乏战功赫赫的将领。其中，名将李光弼就是持保留态度的代表人物之一。
史思明归顺唐朝后，李光弼多次上书李亨，指出史思明表里不一、反复无常，建议趁早除掉这个隐患。两人曾在太原激战，若非李光弼智谋过人，恐怕早已命丧史思明之手。因此，李光弼的谏言难免带有个人恩怨色彩。然而，李亨确实被说动了。
在李光弼等’倒史派’的持续劝说下，李亨秘密派遣宦官李思敬和乌承恩前往范阳，伺机除掉史思明，并承诺事成后封乌承恩为范阳节度使。这个决定彻底改变了两人此行的性质，最终酿成了一场灾难性的行动。
这次刺杀行动不仅失败，反而激起史思明再度反叛，使平叛局势雪上加霜。而这一切的导火索，正是那个看似不起眼的乌承恩。
作为平卢军使乌知义之子，乌承恩曾担任信都太守。其父乌知义曾是史思明的上司，对史思明颇为器重。潼关失守后，乌承恩投靠了史思明，因念及旧情被收留。当安庆绪败退河北时，正是乌承恩这样的变节者，为史思明的再度反叛埋下了祸根。
乌承恩力劝史思明归顺唐朝之际，正值叛军内部人心涣散，许多将领见形势不利纷纷动摇。在史思明派窦子昂赴长安上表时，乌承恩主动请缨随行。对乌承恩而言，这原本是求之不得的良机，直到他在返回范阳途中接到肃宗李亨的密旨，才意识到自己肩负着更重要的使命——除掉史思明。乌承恩深信皇帝的选择无比正确，毕竟作为史思明的心腹，他比其他人都更容易接近目标。然而他万万没想到，史思明的城府远比他想象的要深。
抵达范阳后，乌承恩与李思敬宣读了圣旨，但其言行举止却让史思明感到异样。这位曾经对自己恭敬有加的下属，如今却显得疏离而陌生。
敏锐的史思明立即察觉到了异常，他不动声色地派人用帷帐包裹乌承恩住所的床榻，暗中安排心腹潜伏床底监视。
为探明真相，史思明精心安排了一场父子重逢——他特意派乌承恩之子前去探望。史思明深知，久别重逢的父子之情最能让人卸下心防，这正是获取情报的最佳时机。
历史再次验证了史思明的判断。当乌家父子重逢时，久别重逢的喜悦很快被密谋所取代，乌承恩毫无保留地向儿子透露了此行的真实意图。殊不知，这一切都被潜伏在暗处的史思明亲信尽收耳中。
得悉真相的史思明立即调兵遣将，将乌承恩的住所团团围住。尽管乌承恩拼死突围，终因寡不敌众而束手就擒。在严刑拷问之下，乌承恩最终吐露了全部计划。
令人意外的是，得知真相的史思明并未暴怒，反而悲从中来。他曾真心归顺唐朝，却忘了在那个动荡年代，曾经的叛将永远难以洗清罪名。’臣率十三万将士归顺朝廷，究竟有何过错，竟要置臣于死地？’史思明跪地向西，声泪俱下地发出这声诘问，随即下令将乌氏父子当场杖毙。
这一刻，史思明彻底断绝了与大唐的最后一丝情谊，即使粉身碎骨，也誓不回头。
史思明二次反叛的导火索虽由乌承恩点燃，但幕后决策者李亨难辞其咎。作为最高统治者，李亨在军事与政治的抉择上犯下致命错误——他试图以政治权谋解决本应靠军事手段应对的危机。
面对李光弼的作战建议，李亨表面应允实则心存疑虑，却因依赖其军事才能而首鼠两端。更致命的是，他低估了史思明的政治嗅觉，竟派乌承恩这等小角色行刺，无异于以卵击石。
事败后，史思明展现老辣的政治手腕：先囚禁李思敬，再伪造李光弼密信，将矛头直指李光弼却对皇权佯装不知。
李亨的应对堪称拙劣——他先全盘否认朝廷授意，将乌承恩打成’胡言乱语’的替罪羊；后又露出破绽，让处决叛臣的公文与自辩诏书前后矛盾。这种漏洞百出的危机处理，不仅让乌承恩枉死，更彻底暴露了朝廷的虚伪，使史思明获得口实。这场失败的暗杀行动，暴露出肃宗朝廷在战略判断和政治操作上的双重失误。
看到陈希烈、达奚珣、张均等人被处斩的消息传来，史思明顿时惊出一身冷汗。
“这些可都是朝廷重臣啊！皇上弃他们于不顾，独自逃往蜀地，如今他们仍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像我们这些曾追随安禄山起兵反叛的人，若归顺朝廷，恐怕更是难逃一死。既然如此，反也是死，不反也是死，不如拼死一搏，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史思明越说越激动，一拳重重砸在案几上，眼中燃起决绝的火焰。
不久后，他果断下令：十三万大军再度起兵，重新举起反旗，兵锋直指大唐。
一时间，原本稍有缓和的平叛局势再度急转直下，战火重燃，天下震动。唐肃宗李亨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局，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当史思明复叛的消息传至长安，李亨悔恨交加。他意识到，当初若能坚定立场、妥善安抚归降将领，或许不至于逼反史思明。但事已至此，追悔无益。冷静思虑之后，他决定调整战略：先集中力量剿灭近在咫尺的安庆绪，拔除心头大患；待中原稳固，再调转兵锋，全力应对北方的史思明。
一场新的风暴，正在大唐的天空下悄然酝酿。
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九月，距离唐军收复长安已近一年，唐肃宗李亨决定发兵讨伐盘踞在邺郡的叛军首领安庆绪。为此，他调集了全国多路节度使，组成强大攻势：命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淮西节度使鲁炅、兴平节度使李奂、滑濮节度使许叔冀、镇西北庭节度使李嗣业、郑蔡节度使季广琛、河南节度使崔光远和平卢节度使董秦等人，率领步兵二十万，作为主力部队发起进攻；
同时，河东节度使李光弼与泽潞节度使王思礼率部协同作战，形成夹击之势。
然而，在部署大军之际，李亨却面临一个棘手问题：郭子仪与李光弼皆为国之重臣，战功卓著，资历相当。若任命其中一人为统帅，恐引起另一方不满，影响军心团结。出于对节度使拥兵自重、尾大不掉的深刻忌惮——这正是安禄山叛乱的历史教训——李亨不敢轻易赋予任何一位将领全军统帅之权。为避免重蹈覆辙，他采取了一个折中却极具隐患的安排：不设全军主帅，而是派遣对军事毫无经验的宦官鱼朝恩担任“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名义上负责监督与协调诸军行动。
这一举措，反映出李亨在平叛过程中对军权的极度不信任。虽然宦官监军在唐代早有先例，但设立“观军容使”这一高位监军职位，实始于李亨。在他看来，借助宦官集团来牵制手握重兵的将领，是一种维护中央集权的无奈选择。然而，这一安排本质上是出于皇权私利的考量，而非军事效率的最优解。
事实证明，此举埋下了巨大隐患。鱼朝恩既无统帅才能，又缺乏威望，根本无法协调诸将。各路军队各自为战，缺乏统一指挥，形同“群龙无首”。这种指挥体系的混乱，最终在邺城之战中酿成惨败，不仅使唐军错失一举平定叛乱的良机，更严重迟滞了整个安史之乱的平定进程。李亨的权谋之术，终究以牺牲战争全局为代价。
十月初五，郭子仪率军自杏园（今河南汲县）北渡黄河，直逼获嘉（今河南获嘉）。经过激烈攻战，唐军大破叛将安太清所部，成功攻克获嘉城。初七，郭子仪乘胜进军，向卫州推进。与此同时，鲁炅自阳武（今河南原阳）率军渡河，季广琛与崔光远也分别从酸枣（今河南原阳东北）领兵渡河，齐向卫州进发，最终与李嗣业部在卫州城下会合，形成强大攻势。
此时，安庆绪见卫州形势危急，深知一旦失守，邺郡将无险可守，遂倾尽兵力，亲率七万大军分三路连夜驰援卫州。
面对来势汹汹的叛军，郭子仪沉着应战，一面暗中部署三千弓弩手设伏，一面亲率三百步兵出阵诱敌。两军交锋之际，郭子仪佯装败退，引安庆绪中军深入埋伏圈，随即下令伏兵万箭齐发，左右夹击。叛军猝不及防，阵型大乱，迅速溃败。郭子仪趁势全线反攻，斩杀安庆绪之弟安庆和，一举收复卫州。安庆绪兵败，只得仓皇退守邺郡。
至十月十五日，李光弼、许叔冀、董秦、王思礼以及河东兵马使薛兼训等各路唐军相继抵达，九位节度使大军完成对邺郡的战略合围，声势浩大。
安庆绪困守孤城，内外交困，既无力出战，又难久守。深知独木难支，只得派遣部将薛嵩冒险突围，赶赴范阳向史思明求援，企图借其兵力挽回败局。
安庆绪心中忧虑，唯恐昔日的嫌隙会让史思明袖手旁观。因此在薛嵩出发前，他特意嘱咐道：务必向史思明转达，若能出手相救，愿以皇位相让。这个承诺果然奏效——对觊觎帝位已久的史思明而言，这无疑是天赐良机。加之他已公开与大唐决裂，再无回头之路可走。
面对安庆绪的求援，史思明当即应允，调集十三万大军准备南下。然而狡黠的他见唐军声势浩大，并不愿贸然充当先锋。一来安庆绪的承诺仅是口头之约，二来他也忌惮重蹈安庆绪覆辙。于是仅派李归仁率领一万精锐驻扎滏阳，与邺郡形成犄角之势，静观其变。
此时唐军因缺乏统一指挥，崔光远发现魏州守备空虚，竟擅自率部脱离邺城围军，一举攻占魏州。史思明洞察战机，趁崔光远立足未稳之际，于十一月十七日兵分三路突袭魏州，意图重现’围魏救赵’的经典战例，为安庆绪解邺城之围。
公元758年11月29日，崔光远率部死守魏州城十三昼夜，终因兵力悬殊、援军不至，被迫弃城南撤，退往汴州。
史思明随即攻占魏州，并对城中百姓展开大规模屠杀，遇难者近三万人。虽然一地之失未必决定整体战局走向，但魏州地处邺郡以东，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史思明据此可同时从北、东两个方向对围攻邺郡的唐军形成夹击之势，迫使唐军分兵应对，难以集中全力速克邺城。
更为严重的是，唐军指挥体系各自为政、缺乏统一调度的弊病在此役中暴露无遗。尚未与叛军主力决战，已先折损崔光远一路兵力，元气大伤。
史思明占领魏州后并未立即南下追击，反而按兵不动。至乾元二年（759年）正月初一，更在魏州城北筑坛祭天，自立为“大圣燕王”。此举令唐军多数将领误以为其志在割据、无意进取。唯有李光弼洞察其谋，判断此举实为麻痹唐军的缓兵之计。他力主趁唐军兵力尚占优势，迅速集中力量攻下邺郡。一旦邺城告破，史思明将陷入孤立，唐军便可回师合围，彻底剿灭叛军。
李光弼久经沙场，判断精准，其“先破邺郡、再图思明”的战略堪称稳扎稳打、各个击破的良策。然而，这一正确主张却遭到监军宦官鱼朝恩的坚决反对。鱼朝恩认为，魏州新败，唐军亟需休整，不宜继续强攻，致使战机延误，局势逐渐失控。
鱼朝恩身为监军宦官，虽不直接统兵作战，却掌握着向皇帝参劾前线将领的权力。正因如此，他一旦开口，九大节度使大多默然听命，无人敢轻易反驳。从乾元元年（758年）九月到次年三月，长达近半年的时间里，唐军数十万兵力在鱼朝恩的干预下，竟始终滞留在邺郡城外，与安庆绪叛军陷入僵持。
期间，并非无人试图打破僵局。镇西节度使李嗣业便曾不顾鱼朝恩的指挥，独自率军发起攻城。李嗣业素以骁勇善战著称，尤擅使用陌刀，威震敌阵。然而战场瞬息万变，所谓“乱拳打死老师傅”，在一次急攻中，他不幸被流箭射中，当场阵亡，令人扼腕。
这四个月的围城战，不仅未能攻下邺郡，反而接连折损了崔光远、李嗣业两支重要兵力，令郭子仪、李光弼等主将倍感压力。远在长安的唐肃宗李亨更是震怒，下诏严令各军必须齐心协力，尽快攻克邺郡，早日班师回朝。然而，这一诏令在现实中显得苍白无力，更像是皇帝的一厢情愿。
事实上，局势很快变得更加复杂。接到诏书后，郭子仪等人决心改变战术，决定在城外修筑双重营垒，挖掘三道壕沟，并计划引漳河水倒灌邺郡，以水攻破敌。初期效果显著——城中地下水位骤升，井水泛滥，守军不得不搭建木栈以栖身，处境日益艰难。
安庆绪自冬季坚守至春，城中早已陷入极度困顿。粮草耗尽，一只老鼠竟可卖出四千文的天价，士兵们甚至不得不刮取墙土中混杂的麦秆，混着马粪喂养战马。尽管城中军民早已心生降意，但因护城河水深难渡，无法出城归附，只得继续死守，寄望于援军到来。
对唐军而言，本是攻城的绝佳时机，然而久攻不下，各部将领渐生轻敌之心，认为邺城指日可下，士气因此松懈。自邺城被水围困以来，唐军始终未能组织起一次统一而有力的总攻，各路兵马各自为战，兵力分散，反观安庆绪则集中残存兵力，多次击退唐军零星进攻，守势愈发顽强。
围城长达四月，始终未能破城，唐军士卒疲惫不堪，战斗力大幅下滑。这一僵局，被远在魏州的史思明敏锐捕捉。他此前一直按兵不动，静观战局演变，如今见唐军久战无功、军心涣散，便果断出手，意图扭转乾坤。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二月，史思明亲率大军从魏州出发，直逼邺城。他在距城五十里处扎营，随即派出五百精锐骑兵，每日轮番袭扰唐军阵地。一旦唐军出击，这些骑兵便迅速撤回大营，反复无常，令唐军防不胜防。唐军一面要围城攻坚，一面又要应对背后袭扰，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史思明“敌进我退，敌疲我扰”的战术，使本已疲惫的唐军雪上加霜，局势逐渐失控。
在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后勤补给线的畅通至关重要。由于北方战乱频仍，朝廷军队的粮草与军需物资主要依赖江淮地区输送。而叛将史思明所控制的区域，恰好扼守着连接江淮与中原的战略要道。可以说，他实际上掐住了唐军的命脉，严重威胁着前线的持续作战能力。
因此，唐军必须速战速决，避免陷入长期消耗的困境。为此，名将郭子仪、李光弼等人顶住宦官鱼朝恩的干扰，决心务必在三月之内结束战事，以扭转被动局面。
三月初六，唐军集结步骑数十万，于邺郡北部的安阳河北岸列阵待敌。史思明亲率五万精锐突袭而来。起初，唐军误判其为小股游动作战部队，心生轻敌之意。不料史思明突然发动猛烈进攻，攻势如潮，唐军措手不及，伤亡惨重。淮西节度使鲁炅更是在激战中中箭负伤。郭子仪率部压阵，尚未来得及组织有效反击，天象突变——狂风骤起，飞沙走石，天地一片昏暗，咫尺之间难辨敌我。双方被迫仓促收兵，各自退却。
为防敌军乘势南下威胁东都洛阳，郭子仪果断下令焚毁河阳桥，阻断追兵，随后率军南撤。然而，由于唐军各部缺乏统一指挥，战败后的撤退陷入混乱。各节度使纷纷带领本部兵马争相南逃，沿途士兵劫掠百姓，烧杀抢夺，军纪荡然。唯有李光弼与王思礼所部仍能保持军令严明，未参与劫掠，成为乱局中少有的秩序之师。
唐军在缺乏统一指挥、混乱无序的溃退中，一路撤至洛阳城的阙门才得以暂时驻足，商议下一步去向。当时军中多数将领认为，刚刚经历战败，士气低迷，不如暂弃洛阳，退守陕州与蒲州以图自保。
然而，都虞侯张用济提出异议，指出陕、蒲二州物资匮乏，难以长期支撑军队，主张应固守河阳，认为只要各路唐军齐心协力，击败叛军并非难事。
在郭子仪与李光弼的共同支持下，唐军最终采纳了退守河阳的策略，以图重整旗鼓，伺机再战。
然而，历史的发展表明，张用济的判断只对了一半：退守河阳确为明智之举，但唐军各部缺乏统一调度与有效节制，建制松散，号令不一，根本无法真正实现所谓的“团结一致”。在这样的混乱局面下，即便战略方向正确，也难以凝聚起足以扭转战局的战斗力。
乾元二年（759年）三月十八日，唐军撤退至河阳。此后半年间，唐军与叛军处于对峙状态，未再发生大规模正面冲突。这并非双方休战所致，而是由于邺郡之战后，叛军内部再次出现分裂。
当时形势是：史思明在获知唐军撤退的消息后，立即在沙河（今河北邢台）整军备战，将部队驻扎在邺郡南面。
与此同时，安庆绪收集了唐军撤退时遗留营中的约六七万石粮草。然而获得补给后的安庆绪却采取了闭门自守的策略，拒史思明于邺郡城外。这一决策引发了其部下的普遍质疑，认为以安庆绪当时的军事实力，难以单独对抗史思明。
当时，不少人都劝安庆绪不要自断后路、以弱抗强，甚至有人建议直接打开城门，迎接史思明入城。面对众议汹汹，安庆绪迫于压力，只得派遣部将张通儒与高尚前往史思明军营，名义上是登门致谢。
史思明表现得极为热情周到，他让二人带回话给安庆绪，声称自己此次出兵救援邺郡，全为大局着想，并无个人野心，希望安庆绪不必多虑，今后愿与他携手共抗唐军，绝无二心。临别之际，史思明还特意提出，希望能请安庆绪屈驾前来军营，叙一叙旧情，以示同盟之诚。
张通儒和高尚虽领命而去，却未能洞察其中深意，他们的谋略远不及史思明。但安庆绪不同，当他听闻史思明邀他赴营相会时，眉头紧皱，心中顿生警觉与不安。他心知肚明：史思明此人阴险多谋，所谓“叙旧”不过是掩人耳目的借口，真实意图绝非善意。那军营虽非龙潭虎穴，却也步步杀机，一旦前往，恐怕有去无回。然而他也清楚，史思明兵强马壮，若贸然拒绝，只会招来更猛烈的报复。
权衡再三，安庆绪决定采取拖延之策——能拖一天是一天。于是，他在惶恐与焦虑中硬生生将此事推延了三天。可终究，躲得过一时，躲不过长久。该面对的，终究还是无法逃避。
史思明在焦急不安中熬过了两天，终于迎来了第三天，然而他左等右盼，始终没有等来安庆绪的任何回应。这种刻意的沉默让史思明心头一紧——他敏锐地察觉到，安庆绪或许已经识破了自己的真实意图。局势瞬息万变，不能再按原计划步步紧逼，于是他迅速调整策略，决定转而打“感情牌”。
这一次，他派出了曾效力于安庆绪麾下的旧将安太清，亲自前往邺郡劝说。史思明认为，安太清曾是安庆绪的亲信部将，由他出面邀请，情谊深厚，安庆绪断无理由再次拒绝。这份人情的分量，足以撬动对方的心理防线。
安太清原本镇守范阳，是安禄山时期的一员骁将。史思明接管范阳后，他顾全大局，主动交出兵权，归附史思明，并随其南下驰援邺郡。正因他与安庆绪过往关系密切，史思明才特意启用他，希望借其旧日情分达成目的。
在史思明看来，安太清长期追随自己，早已看清局势，理应明白谁才是未来的主宰。他自信满满，认定安太清会按照自己的意图行事，成为引诱安庆绪出城的关键棋子。
然而，出乎史思明意料的是，安太清虽清楚双方实力悬殊，却并未背弃道义。见到安庆绪后，他没有巧言令色地诱其入局，而是坦诚相告当前危局：邺郡孤立无援，史思明虎视眈眈，若再犹豫不决，恐将招致灭顶之灾。
最终，安太清直言相劝：若想保全性命、安度余生，唯一的出路便是向史思明低头称臣。这一番话，出于忠义，也出于现实，却彻底偏离了史思明的算计。一场精心策划的“人情局”，在良知面前悄然瓦解。
安太清的一席话让安庆绪陷入深深的绝望。遥想当年父亲安禄山在范阳起兵时，是何等的气势如虹，随后又接连击溃唐军，攻克两京。然而自己那无法抑制的野心，驱使他做出了弑父夺位的逆伦之举，导致局势急转直下，最终落得如今这般进退维谷的困境，这让他不禁生出恍如隔世的感慨。
万般无奈之下，安庆绪采纳了安太清的建议，亲笔向史思明呈递奏表，表示愿意归顺称臣，并承诺待史思明整顿军马进入邺郡后，将献上皇帝玉玺。
然而，安庆绪的示弱并未换来史思明的怜悯。在史思明眼中，安庆绪的让位献玺已是板上钉钉之事，他所觊觎的并非这些虚名，而是安庆绪项上人头。在阅毕奏表后，史思明只是意味深长地说了句：’何至于此？’
为了让安庆绪自投罗网，老谋深算的史思明费尽心机。虽然对安庆绪的归降不屑一顾，但他并未直接拒绝，反而看到了一个绝佳的设局良机。经过深思熟虑，史思明亲笔回信道：’愿与君结为兄弟之邦，互为藩篱之援。若能鼎足而立，犹可保全。至于称臣之礼，实不敢当。’这封看似善意的回信，实则是精心设计的陷阱。史思明确信，安庆绪见到此信后，必定会放松警惕，自投罗网。
安庆绪收到史思明的回信时，内心充满了不安。他颤抖着双手拆开信封，生怕这封来自史思明的信会是一纸战书。然而，当他读完信中的内容后，所有的忧虑都烟消云散。尤其是看到最后的几句话，他彻底改变了对史思明的看法，当即决定与对方结为同盟。安庆绪立刻派人回复史思明，约定三日后亲自前往对方的营地会面。
三月二十五日这天，安庆绪带着三百名精锐护卫如约而至。谨慎的史思明早已在帐内埋伏好刀斧手，同时亲自率领卫队出营相迎。两人相见之初，气氛十分融洽。但在进入大帐前，史思明以礼相待，将安庆绪的三百护卫安排在了其他营帐，只允许几名随从跟随入内。
安庆绪感激地说：‘臣下未能守住两京，陷入重围多时。没想到大王顾念与太上皇（安禄山）的旧情，不远千里从范阳赶来相救，使臣得以转危为安。此恩此德，臣万死难报。’
一踏入营帐，安庆绪便双膝跪地，向史思明恳切陈词。他原以为自己的话能打动对方，然而话音未落，史思明脸色骤变，厉声喝道：“哼！连两京都丢了，你还有何颜面狡辩？身为逆子，弑父篡位，天理难容！我为太上皇讨贼，岂会被你蛊惑？”
“我……”安庆绪被这突如其来的翻脸惊得语塞。他万万没想到，方才还和颜悦色的史思明，此刻竟如此冷酷无情。然而，更令他措手不及的还在后头。
“来人！把这大逆不道的逆贼拖出去，斩了！”
“大王，您不能……”安庆绪挣扎着要起身争辩，身旁的亲兵也欲拔剑反抗。然而，埋伏在帐内的刀斧手早已一拥而上，瞬间砍翻侍卫，冰冷的刀刃架在了安庆绪的脖颈上，令他动弹不得。
“原来……你早有预谋！”安庆绪颤抖着抬手指向史思明，声音里满是惊怒。
“皇位本就是我的囊中之物，何须你来让？我想要的，不过是你这颗人头罢了。”史思明冷笑道，眼中尽是得意。
最终，弑父篡位的安庆绪自食恶果。尽管制裁他的是另一个野心勃勃的枭雄，但他的结局无疑印证了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天理昭昭，报应不爽！**
史思明在铲除安庆绪后，迅速占领邺郡，收编其全部兵力，并派遣部将安太清攻取防御空虚的怀州（今河南沁阳），随后命安太清驻守该地。原本他意图乘胜西进，与唐军主力决战，但鉴于河北局势尚未完全稳定，便决定留下儿子史朝义镇守邺郡，自己则率军返回范阳。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四月，史思明于范阳自立为帝，国号“大燕”，年号“顺天”，并改范阳为燕京。此举标志着“安史之乱”中安庆绪一脉的彻底覆灭，也意味着叛军主导权正式转入史氏家族之手，唐朝自此面临新一轮更为严峻的挑战。
如同四年前安禄山在范阳城头踌躇满志的情景，史思明此刻亦满怀称霸天下的雄心。然而历史往往惊人地重演，他日后的命运竟也与安禄山如出一辙。
此时的史思明自然无法预见未来，他心中唯一的目标，便是推翻李唐王朝，将天下牢牢掌控于自己手中，成为真正的一国之主。
邺郡之战后唐军节节败退，以郭子仪为首的几位节度使退守河阳后纷纷上表请罪。
面对败军之将的请罪奏章，肃宗李亨最初念及平叛大局，不仅未予追究，反而继续委以郭子仪山东、河东诸道元帅之职，命其暂领东京留守。然而这一决定却遭到宦官鱼朝恩的强烈反对。
鱼朝恩与郭子仪素有过节。邺郡之战期间，郭子仪对这位监军宦官多有不敬，如今终于等来了报复的机会。鱼朝恩向肃宗进言：‘败军之将虽可宽宥，然主帅难辞其咎。’他特别指出，正是郭子仪率先撤退才导致全军溃退，必须严惩以正军纪。
这番谗言正中唐肃宗下怀。很快，驻守河阳的郭子仪便接到诏书，被解除兵权召回长安。这位功勋卓著的老将就此赋闲三年，其统帅之位由同属朔方军系的李光弼接替。
唐肃宗深信，以李光弼的资历与战功，定能延续平叛大业。这一人事更迭，既反映了肃宗对宦官集团的倚重，也预示着唐廷内部的权力格局正在发生微妙变化。
乾元二年（759年）七月，唐肃宗李亨对军事部署作出重要调整：任命李光弼为朔方节度使、兵马副元帅，接替郭子仪镇守东都洛阳；同时令泽璐节度使王思礼兼任太原尹、北京（今太原）留守及河东节度使，填补李光弼原先的职位空缺。
然而就在这次人事调整两个月后，史思明便大举兴兵南下，进犯河南。值得注意的是，史思明对郭子仪并无太多敌意，因其在与郭子仪的交战中并未遭受重大挫败。但当他得知李光弼接任平叛主帅时，内心愤懑难平——此前太原之战中，正是李光弼阻断了其西进朔方的战略意图。如今再度对阵这个老对手，史思明心中燃起了强烈的复仇欲望，甚至放出豪言：‘李光弼，终于等到你出任唐军主帅之日，这次定要让你一败涂地！’
同年九月，史思明进行周密部署：留儿子史朝清镇守范阳老巢，亲率大军分四路南下。各路军马均以’渡河决战，生擒李光弼’为口号：令狐彰率五千精兵自黎阳渡河攻滑州；史思明亲率主力从濮阳渡河；另遣史朝义自白圭渡口、周挚自胡良渡口分兵出击，计划四路大军会师汴州。这种多点突破的战术部署，显示出史思明誓要与李光弼一决高下的决心。
史思明挥师南下之际，李光弼正在黄河沿岸巡视唐军防务。骤闻叛军来犯，他立即赶赴汴州，向滑州节度使许叔冀下达死守汴州的军令。
李光弼要求许叔冀必须坚守十五日，待他从洛阳调集援军回援。许叔冀信誓旦旦地立下军令状，然而李光弼前脚刚返洛阳，后脚便传来汴州沦陷的噩耗——许叔冀竟携濮州刺史秦升、部将梁浦、刘从谏、田神攻集体降敌。
汴州失守的消息引发朝野震动，洛阳守军更是军心涣散。李光弼回师后立即收缩防线，严令各部向洛阳靠拢，未经许可严禁出战。这位沙场宿将深知，随着汴州这个战略要地的陷落，与史思明的持久对抗已不可避免。眼下当务之急，是选择有利地形实施消耗战。
军事会议上，众将意见纷纭。部分将领主张弃守洛阳，西进陕州退保潼关天险。李光弼拍案驳斥道：‘未战先撤五百里河山，既壮敌胆又损国威。陛下若追究失地之责，我等岂非步郭子仪后尘？’
李光弼心中早有盘算，他定下坚守河阳的战略方针，意图与叛军展开持久周旋。
从军事地理角度分析，河阳位于洛阳以北，北接泽潞二州（今山西晋城、长治地区），进可攻退可守。此处既能伺机东进河北，又可据险固守，更与洛阳形成战略犄角之势。移驻河阳既避免了不战而退的骂名，又保留了战略主动权。
乾元二年九月下旬，李光弼果断率军撤出洛阳，移防河阳。三日后，当史思明率部进驻洛阳时，面对的竟是一座空城，不禁扼腕叹息：’又让李光弼抢先一步！’由于担心唐军突袭，史思明未敢入驻行宫，只得退守白马寺一带，与河阳守军形成对峙之势。
这场战略对峙持续近十日，正中李光弼下怀。但急于求成的史思明却按捺不住，他此次亲征范阳，志在攻克长安、生擒李光弼。见对峙无果，史思明决定主动出击，挥师攻打河阳。
然而数次强攻均被唐军击退，史思明不得不改变策略，转而采取迂回战术。这一战略调整，预示着双方即将展开新一轮的军事博弈。
十月初九，叛军首领史思明率部进犯清河，企图切断李光弼的粮道补给线。获悉敌情后，李光弼作出精妙部署：命大将仆固怀恩固守河阳要地，亲率精锐之师进驻清河南岸的野水渡构筑防线。然而当夜，李光弼却突然率主力回师河阳，仅留部将雍希颢率千余士卒驻守营寨。
临行前，李光弼对雍希颢面授机宜：’史思明帐下高庭晖、李日越、喻文景三员虎将，以史贼之狡诈，今夜必来袭营。其志在生擒本帅，今我暂返河阳。若敌至，切勿接战；若其请降，即引之来见。’这番莫测高深的指示令众将困惑不已。
战局发展果如李光弼所料。史思明确认唐军在野水渡扎营后大喜过望——他深知这位老对手擅长守城而不善野战，认定这是千载难逢的擒敌良机。当即派遣骁将李日越率五百精骑夜袭，并严令：’不生擒李光弼，提头来见！’
历史的戏剧性转折就此上演：李日越确实未能复命，却非战死而是归降。当偷袭部队发现主帅不在营中时，陷入进退维谷之境。深知无法复命的李日越最终选择率部归顺。至此，雍希颢等将士方才领悟主帅的神机妙算，无不叹服其料敌如神的军事智慧。这场心理博弈的胜利，充分展现了李光弼对敌军心理的精准把控和出神入化的指挥艺术。
李光弼兵不血刃，成功策反了史思明麾下一名骁勇将领，此举令史思明深感颜面尽失，怒不可遏。他当即下令，倾尽全力进攻河阳，扬言若不活捉李光弼，便誓不罢休。
唐肃宗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十月十一日，史思明亲率大军主力，对河阳发起全面围攻。对唐军而言，一场生死存亡的战役就此拉开序幕，河阳之战进入了最为严峻的阶段。
李光弼深知此战关系重大，史思明已孤注一掷，而河阳三城之中，中城地势关键、防御最弱，必须亲自坐镇。于是，他将南城的防守重任托付给郑陈节度使李抱玉。
临行前，考虑到敌众我寡、形势危急，李光弼体恤下属，主动为李抱玉减轻压力：只需坚守两天即算大功告成；若两日后援军未至，允许弃城撤退，绝不追究责任。
面对主帅的体谅，李抱玉默默点头，虽未多言，心中却已立下死志——誓死守住南城，最大限度牵制叛军兵力，为李光弼镇守中城争取宝贵时间与战略空间。
受命之后，李抱玉立即组织兵力，修缮城防，调度军械。刚刚完成战备部署，叛军大军便如狂潮般压境，迅速包围南城，随即展开猛烈攻城，战鼓震天，箭如雨下，河阳南城瞬间陷入战火硝烟之中。
面对声势浩大的叛军来犯，李抱玉毫无惧色，临危不乱，亲自指挥守城将士奋勇抵抗。箭矢用尽后，士兵们便搬起石块砸向攀城的敌军，甚至架起油锅，准备滚油迎敌，誓死捍卫南城。凭借李抱玉的顽强指挥和南城高大坚固的城墙，叛军连续两天猛攻无果，始终无法破城。
然而到了第三日，守军已陷入绝境——武器耗尽，手中仅剩刀矛，再难组织有效防御。面对如此危局，李抱玉心中只有一个信念：“绝不能让南城失守！”
为争取喘息之机，他果断设下缓兵之计。派人出城向叛军传信，谎称粮尽援绝，愿于次日开城归降。叛军信以为真，欣喜若狂，当即收兵休整，静待受降。
而李抱玉则抓住这宝贵时机，连夜抢修破损的城墙，并组织精锐小队，以绳索悄然缒下城头，绕至敌军后方埋伏，准备出其不意发动突袭。
一切准备就绪后，李抱玉毅然撕毁“降书”，向叛军递出战书，公然宣示死战不降，并挑衅道：“若有胆量，尽管再来攻城！”
叛军见状勃然大怒，仓促再度攻城。由于情绪激愤，全军注意力尽数集中在攻城之上，完全未料到背后已埋下杀机。就在他们全力攀城之际，李抱玉亲率奇兵从后方杀出，与城头守军形成前后夹击之势。
叛军猝不及防，阵脚大乱，顷刻间溃不成军，南城之围就此解除。李抱玉以智勇双全，力挽狂澜，书写了一段以少胜多、绝地反击的守城传奇。
在南城战事激烈进行的同时，身处中城的李光弼所承受的压力，实际上比李抱玉更为沉重——因为一旦中城失守，整个河阳防线便将彻底崩溃。为有效抵御叛军进攻，他在敌军尚未抵达之前，便组织将士于城外修筑木栅，并在栅栏外围开挖了深宽各两丈的壕沟，构筑起第一道防线。
就在工事刚刚完工的次日，叛军大将周挚率部抵达，于中城十里外扎营驻扎。李光弼深知，若仅被动守城，在叛军势大、己方守城器械匮乏的情况下，形势极为不利。经过深思熟虑，他果断决定变守为攻，选择在中城外围的低矮土垣内主动迎敌，意图在城外尽可能削弱叛军有生力量，阻止其逼近城墙。
为此，他命部将荔非元礼率领精锐部队隐蔽于低垣之内，待机出击。李光弼本人则登上城楼东北角，树起一面小红旗作为指挥信号，居高临下，全面掌控战局动向。
叛军主将周挚仗着兵力优势，指挥部队步步推进至城下，同时以战车运载攻城器具，不断驱兵填塞壕沟，最终在城池三面各开辟出八条通道，准备全面攻城。
叛军进展顺利，几乎未遇阻滞，李光弼见状心急如焚。他立即派遣哨探下城质问荔非元礼：“敌军已近在咫尺，为何按兵不动？”不料哨探带回的却是荔非元礼的反问：“请转告将军，他是想据城死守，还是主动出击？”
“这还用问？当然是要主动出击！”李光弼闻言更加焦躁。然而，当他再次派人传令出击时，却见荔非元礼已在城下悄然完成布阵，阵势严密、进退有度。目睹此景，李光弼怒意顿消，心中不禁油然而生敬佩之情。
当叛军忙着填平壕沟、准备踏过之际，荔非元礼果断率领养精蓄锐已久的唐军，从低矮的城墙后猛然杀出，如猛虎下山般向敌军发起迅猛冲击。此时叛军注意力全集中在脚下工程，猝不及防之下阵脚大乱，仓皇后撤。李抱玉乘势率军追击，一鼓作气击退敌兵，彻底瓦解其攻势。
城外大捷令李光弼振奋不已，而叛军主将周挚则心生怯意。此前进攻南城无功而返，士气已然受挫；如今中城再遭阻击，接连失利使其斗志动摇。面对困境，周挚心生退意，决定调整战略，放弃强攻中城，转而将主力移向北城。
这一动向并未逃过李光弼的双眼。他迅速洞察敌情变化，立即调兵遣将，亲率部队移防北城，提前布防，严阵以待。
相较之前对南城与中城的攻势，周挚此次进攻北城明显气势不足。组织松散、指挥不一，几次冲锋皆因阵型混乱而被唐军轻松击退。李光弼虽屡次取胜，却并未因此满足——他深知，这种被动防守并非长久之计。
事实上，叛军在连续攻打南城与中城的过程中已损耗大量兵力，此时进攻北城实属强弩之末。周挚的犹豫与迟疑，正是源于对战局的清醒认知。然而，史思明早已下达严令：不擒李光弼，绝不收兵。迫于军令如山，他只能硬撑着继续强攻。
而这一切，早在李光弼的预料之中。他冷静观察，沉着应对，正等待着扭转战局的最佳时机。
在连续几次进攻被唐军击退后，周挚选择暂时收兵休整，让疲惫的部队恢复战力。正是这个稍纵即逝的喘息之机，被敏锐的李光弼牢牢抓住，成为扭转河阳战局的关键转折。
当叛军停止攻势时，李光弼通过缜密侦察发现，敌军在城外布阵时特意加固了西北和东南两处营垒。他判断只要迅雷不及掩耳地攻破这两处核心据点，就能彻底瓦解叛军的防御体系。
李光弼立即调兵遣将：命骁将郝廷玉率三百精锐直取西北角，猛将论惟贞领二百精兵突袭东南角。临行前，他手握令旗严令众将：‘见旗缓动，可相机行事；若见旗三急挥，则须舍命向前！凡退后者，军法从事！’
更令人动容的是，这位三公重臣整肃衣冠，面西长跪于长安方向，以拳拳赤子之心立下誓言：’臣受国厚恩，宁死不辱！此战若败，唯有一死报国！’言毕三叩首，毅然起身下令大开城门。
随着城门轰然洞开，这场决定大唐命运的决战就此拉开帷幕。
郝廷玉与论惟贞率精锐突袭之际，城楼上的李光弼猛然挥动令旗。三下急促的旗令发出，城下两支劲旅如离弦之箭直扑敌营。
这支唐军虽人数不多，却个个奋勇当先。郝廷玉与论惟贞二将身先士卒，率先杀入敌阵。将士们见主将如此勇猛，士气大振，人人争先恐后，以雷霆之势冲杀敌军。
周挚万万没料到李光弼竟敢主动出击。待他回过神来，唐军铁骑已逼近大营不足五百步。仓促间，他仅带数十亲兵仓皇上马迎敌。
匆忙应战令周挚陷入被动。唐军突入营中后立即分兵两路，直取西北、东南两角。这出人意料的战术让周挚一时不知所措。就在他迟疑之际，郝、论二将已对叛军最坚固的两处阵地发起猛攻。
转瞬间，喊杀声与兵刃相击声响彻云霄。周挚的犹豫导致叛军阵脚大乱，原本固若金汤的西北、东南两处要塞，在唐军凌厉攻势下土崩瓦解。
‘不许溃逃！违令者立斩不赦！’周挚厉声呵斥，却已难挽颓势。
周挚试图在混乱的战场上稳住阵脚，然而军心早已溃散，无论他如何竭力呼喊，都无法挽回局势。情势危急之下，他只能带着少数亲随仓促撤离主营，奔赴南城外与正准备进攻南城的史思明会合。当史思明得知周挚在中城遭遇惨败的消息后，顿时斗志全无，立即下令撤军。
至此，河阳之战落下帷幕。此战唐军大获全胜，斩敌千余，俘虏五百，生擒叛军重要将领徐横玉、李秦授，并缴获战马两千匹，战果丰硕。李光弼立于河阳中城之上，目睹叛军退去，终于松了一口气。但他心知肚明，战事远未终结——史思明虽败退，威胁仍在。
为乘胜扩大战果，李光弼于上元二年（公元761年）二月主动出击，率军进攻位于河阳以北的怀州（今河南沁阳）。史思明闻讯仓促驰援，却在途中陷入李光弼预设的伏击圈，遭受重创，只得败退洛阳。
纵观全局，尽管河阳之战以唐军胜利告终，但并未扭转唐军与叛军之间的战略均势。史思明解除了对河阳的围困，可唐军仍未收复洛阳，双方进入短暂的对峙与休整期。
值得注意的是，“河阳之战”实际上是一个广义的历史概念。在李光弼坚守河阳长达一年半之后，史思明再度集结兵力卷土重来，由此拉开了后续邙山之战的序幕。
河阳战役虽然以唐军获胜结束，但并未彻底扭转中原战局的整体态势。唐军统帅李光弼仍采取坚守河阳、伺机而动的保守战略。与此同时，战败的史思明退守洛阳，一方面整顿部队，另一方面以洛阳为战略据点，意图继续威胁长安。因此，史思明并未撤出河南地区，反而决定与驻扎河阳的李光弼展开长期对峙。
这场军事对峙出人意料地持续了近十六个月之久。在此期间，朝中有人向肃宗李亨进言，认为正值用人之际，不应让军事才能出众的郭子仪闲置。李亨采纳建议，下诏任命郭子仪为河西诸镇元帅，统领禁军及各道藩汉联军七万余人，计划从朔方出兵直取范阳，再南下河北，与李光弼形成南北夹击之势。
这一战略若能实施，必将大大加快平定叛乱的进程。可惜就在诏书刚刚拟定之际，宦官鱼朝恩出面干预，迫使李亨放弃这一计划。因此，平定叛乱的重任仍完全落在李光弼一人肩上。
上元二年（761年）初春二月，史思明见李光弼固守河阳已逾一年有余，始终按兵不动，意识到长期对峙于己不利，遂谋划诱敌出战之计。
然而无论史思明如何挑衅，李光弼始终坚守城池，不为所动。见正面计策无效，史思明转而施展离间之计，派遣密使前往长安散布谣言，声称其麾下将士多为幽燕子弟，因久战思乡而军心涣散，各部已然貌合神离。
史思明释放的这种舆论攻势，意在挑动唐朝朝廷内部那些短视且热衷权斗之人的猜疑心理。当时李光弼已固守河阳长达一年有余，而叛军形势日渐不利，这自然引发了一些人的疑问：李光弼为何迟迟不出战？莫非是想借战事养寇自重？
历史证明，史思明的离间计效果显著，他的谣言恰好击中了宦官集团的软肋。当鱼朝恩听闻这个消息后，立刻向肃宗李亨进言，声称掌握了叛军内情，断定李光弼是故意拖延战事。为尽快平定叛乱，建议皇帝下诏催促李光弼立即出兵。虽然李亨对李光弼颇为信任，但河南战场长期胶着的态势也让他心生焦虑，于是借着鱼朝恩制造的舆论压力，顺势下诏敦促李光弼进攻洛阳。
起初接到诏书时，李光弼的回复是’贼势正盛，不宜冒进’。然而皇帝接连六道诏书催促出战，特别是最后一道诏书中’贻误战机必严惩’的严厉措辞，让李光弼不得不做出妥协。他命郑陈节度使李抱玉留守河阳，自己则被迫率军向洛阳进发。
公元761年2月23日，李光弼在洛阳城北的邙山布阵，准备与史思明叛军决战。这里曾是唐太宗李世民大败王世充的古战场。当李光弼站在邙山远眺洛阳城时，望着前方飘扬的敌军旗帜，心中不免忐忑。他暗自祈祷，希望能重现太宗当年的辉煌战绩。
李光弼要求部队占据有利地形，在山区建立防御阵地。然而大将仆固怀恩却固执己见，坚持要在开阔地带布阵。李光弼得知后立刻派人前去制止，并详细分析其中利害：在平原作战无异于将自身弱点暴露无遗，以史思明的军事才能必然会抓住这个致命破绽。
仆固怀恩对李光弼的将领地位一直心存芥蒂。这主要源于他的身份背景——作为朔方节度使，他原本是郭子仪的嫡系将领。而李光弼接替郭子仪担任统帅后，这种人事变动让仆固怀恩耿耿于怀。
更关键的是，这位武将出身的将领与朝中宦官集团关系密切。当鱼朝恩向肃宗李亨进谗言诋毁李光弼时，仆固怀恩为报私怨，竟在旁推波助澜。这也成为肃宗强令李光弼出战的导火索之一。
面对仆固怀恩的平原布阵计划，李光弼态度强硬地表示反对，甚至直言：’若不想全军覆没，就立即改变部署！’
以治军严明著称的李光弼，其行事作风与宽厚的郭子仪截然不同。但偏偏仆固怀恩是个吃软不吃硬的角色，结果自然是不屑一顾——拒不从命！当时各镇节度使拥兵自重，李光弼虽为名义上的统帅，却对违抗军令者无可奈何，真是有苦难言。
双方的僵持持续了整整半日。就在这关键的战机延误期间，敏锐的史思明已经察觉到了唐军内部的指挥混乱，随即抓住这个稍纵即逝的战机展开行动。
李光弼刚抵达邙山，史思明早已派遣密探严密监视唐军动向。当他探知李光弼与部将仆固怀恩因布阵意见不合，导致军阵尚未整备妥当，便立即抓住战机，以迅猛之势发起突袭。唐军毫无防备，仓促迎战，阵势瞬间瓦解，陷入混乱，迅速溃败。
这一战术本是李光弼惯用的打法，却因唐军内部将帅不和，反被史思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李光弼此次本就勉强出战，原非万全之策，如今突遭重创，军心动摇，再无河阳之战时的从容与底气，只得率残部仓皇渡过黄河，退守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与此同时，留守河阳的李抱玉自知孤城难守，也果断放弃据点，率军撤往闻喜与李光弼会合。
短短两日之间，唐军接连丢失邙山、河阳，被迫退出河南战场，形势急转直下。史思明叛军士气大振，再度猖獗起来，直逼关中腹地，潼关——这座拱卫长安的最后一道屏障，已然暴露在叛军兵锋之下。
唐肃宗上元二年（公元761年）三月，史思明乘邙山大胜之势，意图一鼓作气西进潼关，直取长安。他命其子史朝义为先锋，取道北线进攻陕郡，自己则亲率主力沿大道西进，计划两军会师潼关城下，合力攻破天险。
然而，就在叛军兵锋正盛、长安危在旦夕之际，史思明阵营内部再度爆发内乱。这一次，他竟未能逃脱命运的轮回——如同昔日安禄山被亲信所杀一般，史思明最终也死于亲生儿子史朝义之手，落得个身死国乱的悲惨结局。
史思明与安禄山本性相似，生性暴虐，动辄施以酷刑。部下一旦稍有差池，轻则遭鞭笞，重则株连全族，因此其麾下将士无不战战兢兢，心怀畏惧。然而，他的长子史朝义却与其父截然不同，性格谦和，体恤将士，多年来随父征战四方，屡立战功，深得军心，部众多愿为其效命。
按理说，如此出色的儿子理应备受器重，但史思明却对小儿子史朝清格外偏爱。出征之前，他担心史朝清遭遇不测，特意命其留守范阳大本营，而让史朝义随军出征。
更关键的是，史思明不仅偏爱幼子，更有意立其为储君。然而，作为长子的史朝义始终是这一计划的最大障碍。
为扫清前路，史思明曾多次萌生杀意，企图以极端手段除掉史朝义。但因战事频繁，又苦于缺乏正当理由，只得暂时隐忍，未敢贸然行动。
邙山之战刚结束，史朝义奉命作为先锋向西推进。然而就在他率军行动之际，史思明终于等到了一个可以名正言顺发难的借口。
三月初九，史朝义进军至礓子岭（今陕西陕州以东），遭遇唐将卫伯玉迎头痛击，战事失利，损兵折将，只得退守永宁（今河南洛宁）。消息传回，史思明勃然大怒，斥责史朝义胆怯无能，不堪大任，甚至公开扬言要依军法严惩。
然而，这怒火背后另有隐情。在史思明看来，一次战败本不足为惧，真正让他心动的是——这场败仗正好给了他一个铲除史朝义的绝佳机会。但他又不愿暴露真实意图，招来非议，于是便巧立名目，下令史朝义限期一日之内修筑一座粮库，试图以此为难他，逼其犯错。
此举明眼人皆知是刻意刁难，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史朝义竟真的在一天之内完成了主体工程，仅差最后的抹泥工序未完。这一举动，不仅展现了其能力，也暂时化解了父亲设下的政治陷阱。
史思明巡视完粮仓工程后，仍不满足，继续对史朝义百般刁难。临走时，他低声对随从说了那句致命的话。这八个字如同火星，点燃了叛军内斗的导火索，也为’安史之乱’的终结埋下伏笔。
这席密谈虽未被史朝义亲耳听闻，却很快传到了其心腹将领骆悦、蔡文景耳中。二人深知，一旦少主遭难，自己也难逃株连。权衡再三，他们决定劝说史朝义先发制人。
两位将领深谙’疏不间亲’之理，觐见时并未直言相谏，而是巧妙试探：’怀王可知大祸将至？’见史朝义面露困惑，他们继续暗示：’今晨圣上对侍卫言，待攻下陕州，便要处置怀王…’
‘此话当真？本王所犯何罪？’史朝义顿时面如土色。骆悦二人见状，立即伏地痛哭：’臣等恐与殿下俱难自保！自古废立之事不绝，请速召曹将军共议大事。’这位掌管禁卫的曹将军，正是决定成败的关键人物。
史朝义对父亲史思明的态度变化并非毫无察觉，只是碍于父子名分和君臣之礼，始终未能挑明。这种隐忍既是出于孝道，也是权宜之计——贸然激化矛盾只会让自己陷入危险境地。然而，随着时间推移，特别是史思明对史朝清的偏爱日益明显，史朝义心中的不满与日俱增。此次西征失利，史思明雷霆震怒，更让史朝义嗅到了危险的气息。
当骆悦、蔡文景两位心腹将领前来哭诉时，史朝义心如明镜。他们提议召来史思明的贴身侍卫商议，其真实意图昭然若揭——这是要弑父夺位。面对如此重大的抉择，史朝义陷入了痛苦的矛盾：一方面是人伦纲常，另一方面是自保本能。他选择了沉默，这个沉默背后是对两种选择的艰难权衡——是继续隐忍示好，还是破釜沉舟？
‘若怀王不允此计，末将等唯有投唐一途可走。‘见主帅犹豫，两位将领使出了杀手锏，以归降大唐相要挟。这看似给史朝义提供了第三条路，实则将他逼到了必须立即决断的境地。
听闻二人此言，史朝义几乎要落下泪来。这或许是他此生最为煎熬的时刻，只见他死死咬住下唇，沉默良久才用近乎乞怜的语气吐出一句：
‘诸位务必谨慎行事，切莫惊扰了父皇圣驾！’
这番话说得冠冕堂皇，但骆悦与蔡文景已然心领神会——他们的提议已被默许。
语毕，史朝义蓦然转身背对二位将领，只抬手挥了挥，示意他们即刻退下。
‘怀王宽心，末将定当妥善处置！’
摸透主上心思后，骆悦二人借许叔冀之子许季常为引，暗中召来史思明的贴身护卫曹将军。在密谈中，他们不动声色地道出了那个惊心动魄的计划。之所以敢如此直白地拉曹将军入伙，皆因此人常年侍奉暴戾无常的史思明，早已如履薄冰。这些年来，他不仅屡遭叱骂，更饱受责罚之苦。
骆悦他们深知，纵有主仆名分在，这位护卫统领对史思明同样暗藏怨怼。
果然，当听完二人的谋划，曹将军虽面露难色，却也被那份如影随形的恐惧所慑——他比谁都清楚，稍有不慎，那个喜怒无常的暴君随时可能让他身首异处。
‘罢了…事已至此，末将唯有从命。’
曹将军的态度暗示着一场权力更迭即将上演。夜半时分，骆悦率领三百精锐亲兵，全副武装直抵史思明军营。这些不速之客的到来让值守卫兵深感异常，但见曹将军对此早有预料般泰然自若，士兵们也就有样学样，佯装视若无睹，任由骆悦一行人长驱直入史思明的寝帐。
待骆悦等人逼近龙榻，猛然掀开锦被时，却发现榻上空无一人。众人顿时惊惶失措，以为落入圈套。唯有骆悦临危不乱，立即示意部众伏地静默，屏息凝神地捕捉着帐外的一举一动。
突然，一名侍卫闯入营帐，骆悦一个箭步冲上前，一把揪住他的衣领，寒光闪闪的刀刃抵在对方咽喉处，厉声低喝：‘狗皇帝藏哪儿了？老实交代！否则叫你血溅当场！’
‘大、大人饶命……’侍卫颤抖着刚要开口，另一名侍卫恰巧掀帘而入。眼前刀光剑影的场景吓得他魂飞魄散，失声惊叫后转身就要逃出营帐。
‘唰！’骆悦身旁的亲兵眼疾手快，手起刀落间，利刃已刺穿逃跑侍卫的后心。鲜血喷涌而出，尸体轰然倒地。然而那声惊叫已如惊雷炸响，正在如厕的史思明闻声浑身一震。
史思明何等机警，当即察觉有变。他顾不得整理衣衫，腰带还松垮地挂在腰间，便纵身翻越围墙。战马嘶鸣声中，他飞身跃上坐骑，扬鞭策马就要突围。
史思明仓皇逃窜，未及奔出百步，忽闻破空之声骤起，一支冷箭已深深嵌入他的臂膀。他痛呼坠马，转瞬便被骆悦麾下精兵团团围住，动弹不得。
‘何人造反！’史思明虽陷险境，仍厉声喝问。
骆悦排众而出，冷笑道：‘安史之乱的首恶，竟质问他人造反？’
看清来人乃史朝义心腹，史思明顿悟其中关窍，长叹道：’晨间失言，竟招此祸，此乃天意。然大业未竟，何以遽尔取我性命？克复长安在即，岂料霸业竟成泡影！’他垂首黯然，却依旧保持着枭雄的气度，惋惜功败垂成。
骆悦不为所动，命人将史思明严密羁押，随即策马复命。史朝义闻报欣喜若狂，几乎跃下马鞍，但很快冷静下来——这仅仅是开始。如何安抚史思明旧部，尤其是镇守福昌的大将周挚，才是真正的难题。
经过深思熟虑，史朝义决定率军进驻福昌，并向周挚摊牌。此举既是对形势的坦诚相告，亦暗含武力威慑之意。
周挚听闻史朝义大军压境，又得知史思明已被囚禁，当即惊骇倒地。他心知自己无力抗衡，只得选择妥协。然而，骆悦却劝谏史朝义，认为周挚的存在终究是隐患，与其养虎为患，不如先发制人，以绝后患。史朝义最终采纳了他的建议。
周挚一死，其麾下精锐之师顷刻瓦解。部分将士归顺史朝义，另一些则选择隐退。值得注意的是，周挚的军队本是叛军中最精锐的一支，如今随着他的覆灭，叛军整体战力大损。
尽管史思明已沦为阶下囚，但史朝义仍不敢掉以轻心。为确保权力稳固，他率军进驻柳泉，心中始终忧惧：这位昔日的枭雄，是否会凭借余威再度崛起？
在骆悦的谋划下，叛军内部再次上演了父子相残的悲剧。史朝义授意骆悦将史思明缢杀，随后用骆驼将其遗体运回洛阳，就此在洛阳登基称帝，改元’显圣’。
此时的史朝义虽已登上帝位，但其内心深处的暴虐却愈发显露。外表儒雅的他暗中下令，派遣散骑常侍张通儒等人前往范阳，秘密处决史朝清及其生母。更在洛阳城内展开血腥清洗，史思明的旧部与史朝清的支持者无一幸免。
当政敌接连倒在血泊中时，史朝义的权力欲望得到了短暂的满足。然而这场血腥清洗严重削弱了叛军的战力，使其从此丧失了西进的能力。长安这座都城，终究成为了叛军遥不可及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