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安禄山攻陷洛阳后，他在许多人眼中已不复当年在范阳城头意气风发的模样。从自立为帝到迟迟未全力西进攻打长安，安禄山的举动似乎透露出一种满足于割据一方的心态。这种战略上的迟缓，客观上为唐朝争取了宝贵的喘息之机，使得太子李亨得以在相对宽松的局势中集结兵力，筹划反攻。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安禄山之所以按兵不动，并非出于战略考量或志得意满，而是因为他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安禄山早年便患有眼疾，自起兵反唐以来，长期处于高度紧张与操劳之中，病情不断加重，视力日渐衰退。进入洛阳后，他又沉溺酒色，生活极度不节制，终于在至德二年（757年）前后双目近乎失明。
原本性格便极为暴戾的安禄山，在失明后情绪更加失控。不久，他又罹患痈疽（严重的皮肤化脓性感染），发作时疼痛难忍，进一步加剧了他的精神折磨。他动辄对身边侍从大发雷霆，稍有不顺心便施以鞭笞，甚至随意诛杀，导致府中人人自危，气氛压抑至极。
由于健康每况愈下，安禄山在称帝后逐渐疏于政事，极少接见将领与官员。军政大权几乎全部交由他最信任的谋士严庄代为处理，自己则深居宫中，形同囚困于病痛与权力的孤岛之中。
严庄原本是范阳的一名普通书生，博学多才。后来安禄山起兵在即，广纳贤才作为谋士，严庄应召投奔。因其才识出众，很快便受到安禄山的器重，成为其核心智囊之一。在安禄山起兵反唐的过程中，严庄不仅极力劝进，还多次献出奇谋良策，为叛军初期的迅速扩张立下汗马功劳。安禄山称帝后，更任命严庄为宰相，委以重任。
然而，随着安禄山病情加重，性情日益乖戾暴躁，动辄对身边亲信施以酷刑。即便如严庄这般心腹重臣，也时常遭受无端责打，苦不堪言。久而久之，严庄对安禄山由敬畏转为怨恨，内心逐渐生出异心，甚至萌生了除掉安禄山的念头。
恰在此时，一个机会悄然浮现。安禄山宠妾段氏见其病势沉重，恐其不久于人世，便企图趁其尚在之时，立自己年幼的儿子安庆恩为太子，以便日后掌控朝局。安禄山为讨段氏欢心，竟答应了这一请求。然而，此举引发轩然大波——安禄山的次子安庆绪对此极为不满。
安庆绪已被封为晋王，年过三十，自安禄山起兵以来便随军南征北战，屡建战功，是诸子之中最为干练、最具实力的一位。他不仅是安禄山倚重的将领，更是政权中的核心人物。他继承了父亲的枭雄气质，却比安禄山更为冷酷果决，野心勃勃。太子之位若落入襁褓婴儿之手，无疑将断送他的前程，这让他怒不可遏，也为日后的政变埋下伏笔。
安禄山决意立安庆恩为太子，这一决定在安庆绪心中激起强烈不满与恐惧。面对即将被一个婴孩取代的处境，他既不甘心就此认命，更难以理解父亲如此荒谬的决定。
这一立储风波使得父子关系急剧恶化。《新唐书·安禄山传》记载，当时安禄山集团内部’虽腹心雅故，皆为仇敌’，表面平静之下暗流涌动，危机四伏。
精于权术的严庄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矛盾。他不动声色地煽风点火，以’借刀杀人’之计怂恿安庆绪弑父夺位。严庄敢于如此谋划，正是看准了安庆绪的野心——为夺权不惜骨肉相残。
历史证明严庄的判断极为准确。尽管安庆绪起初尚有犹豫，但在严庄以’大义灭亲’等冠冕堂皇的说辞蛊惑下，最终铤而走险。
行动方案上，二人达成共识：不宜亲自出手，而应策反安禄山近侍行刺，如此既能达成目的，又可对外宣称安禄山’暴毙’以掩人耳目。
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同一个人——安禄山的心腹宦官李猪儿。
李猪儿这个名字或许并非本名，但无人知晓他真实姓名。这个从十岁起就侍奉安禄山的宦官，深得主子信任。安禄山因腹部肥大，日常更衣时都需要李猪儿用头顶着他的大肚子才能系上衣带。然而正是这种亲密关系，在安禄山双目失明后性情愈发暴戾之时，李猪儿反而成了受鞭笞最多的下人。长期的虐待让这个卑微的宦官心中积怨日深。
若不是严庄和安庆绪主动拉拢，这个地位低微的宦官恐怕永远不敢生起弑主的念头。在他们的怂恿下，李猪儿内心的仇恨之火终于被点燃。
公元757年正月初五深夜，一场骨肉相残的宫廷政变悄然上演。安庆绪、严庄和李猪儿三人手持利刃，趁着夜色潜入安禄山的寝宫。此时饱受病痛折磨的安禄山正在酣睡，震天的鼾声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守卫的士兵见是太子等人，未加阻拦，三人就这样轻易地来到了安禄山的龙榻之前。
安庆绪凝视着病榻上的安禄山，目光中交织着复杂的情感。长久以来，他对这位父亲怀着深深的敬仰，特别是在安禄山揭竿而起的那一刻，那份崇敬几乎上升到了神明的境界。然而此刻，为了保全自身，他不得不对这位垂死的至亲痛下杀手。虽然早已下定决心，但当这一刻真正来临，安庆绪仍感到心脏剧烈震颤，掌心渗出冷汗。
‘殿下！请移步帐外，让李猪儿尽快行事。若陛下苏醒，后果不堪设想！’
严庄压低声音催促道。
安庆绪却仿佛置身梦境，对严庄的话充耳不闻，直到被对方拉着往外走才如梦初醒。
两人执刃立于帐外戒备，帐内只留李猪儿执行弑君之举。
突然，一声凄厉的惨叫划破夜空，安庆绪与严庄对视一眼，正欲入内查看，却见浑身浴血的李猪儿仓皇奔出。
‘得手了吗？’严庄一把攥住李猪儿的手臂。
‘办…办妥了！只是…’李猪儿颤抖着指向帐内。众人循声望去，骇然看见安禄山竟踉跄而出，腹部骇人的伤口不断涌出鲜血和内脏。或许因李猪儿力道不足，又或因安禄山身躯过于肥硕，这一刀竟未能立时致命。
‘定是家贼作乱！’身负重伤的安禄山仍保持着武将的清醒，一边痛苦呻吟，一边摸索着寻找兵器自卫。鲜血在他脚下汇成暗红的溪流，将这场父子相残的惨剧渲染得愈发惊心动魄。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安庆绪和李猪儿已然惊惶失措，唯有严庄神志清明。只见他一个箭步上前，手中寒光一闪，安禄山的身形便轰然倒下。
严庄冷静地拭去兵刃，转身对二人说道：“当务之急是在榻下掘一处隐蔽之所，先妥善安置。血迹务必清理干净，余下诸事交予我来处置。”
在严庄的精心策划下，安庆绪与李猪儿协助他在安禄山寝帐的床下迅速挖掘出一个深坑。当夜，他们用毡毯将安禄山的遗体严密包裹，悄然掩埋于坑中。为防止消息外泄，严庄对内宫上下严加警告，若有走漏风声者，格杀勿论。
次日清晨，百官照常入宫上朝。严庄一如往常率先出面与群臣会面，但此次他带来了一个震惊朝野的消息：大燕皇帝安禄山已病重垂危。
“陛下病危，特颁诏书，立晋王为皇太子，即日起监国理政。”严庄言毕，取出昨夜伪造的诏书，当众高声宣读。
宣诏之后，他立即扶安庆绪登上主位，随即带头跪拜行礼。在严庄周密的安排下，安庆绪顺利以太子身份执掌朝政。三日后，严庄再宣布安禄山驾崩，随即拥立安庆绪即位，正式成为大燕第二任皇帝。
安庆绪在群臣的恭贺声中如释重负，严庄亦在群臣的欢呼声中感受到复仇的畅快。然而在这场权力更迭背后，或许无人察觉安禄山之死已然成为一个命运的转折点，正如王夫之所言：’安史之乱，实乃自取灭亡，诸贼相残而终致覆灭，非唐室之功也。’消息传至李亨耳中，这位流亡的帝王顿时信心倍增，迅速着手部署收复两京的战略行动。
正值叛军内讧之际，驻守彭原的李亨迎来了战略转机。陇右、河西的精锐之师，安西都护府的铁骑，以及西域诸部的援军相继抵达；同时江淮地区的粮饷物资也沿汉水源源不断地运抵前线。在如此有利形势下，李亨果断决策将大本营前移至更靠近长安的凤翔，为最后的反攻做准备。
二月十九日，凤翔行在。安禄山毙命的消息如同春雷炸响，令全军上下振奋不已。此时的李亨已拥有充足的军需补给，各路援军士气高昂，只待制定最终的作战方略。谋士李泌献计：先遣安西驻军挥师东北，取道归州、檀州直捣范阳，断叛军后路；而后集结主力合围两京，一举歼灭残敌。这一战略构想既着眼于切断叛军退路，又兼顾了收复京畿要地的政治意义。
从战局全局视角分析，李泌所提出的作战方案虽非最优解，但具备相当的可行性。唐军援兵抵达后，兵力不足的问题得到有效缓解，同时安禄山暴毙的消息极大地动摇了叛军士气。此时若能切断叛军退路，势必会进一步瓦解两京守敌的战斗意志。
然而，李亨对李泌的计策提出了异议。在他看来，这种渐进式的作战方式过于谨慎，且存在舍近求远的风险。从李亨的立场出发，其主张的直取两京战略虽非上策，却也有其合理性。
作为新君，李亨的登基本就带有强烈的危机色彩，无论是临危受命还是主动争取，其帝位的合法性都需要通过战功来巩固。自灵武即位以来，除了平定李璘叛乱和坚守太原有功外，李亨在平叛方面的政绩确实有限。尽管存在诸多客观因素，但对急于证明自己军事才能的李亨而言，收复两京无疑是最直接的证明方式。
此前陈陶斜之战的失利，很大程度上归咎于将领任用不当，当时兵力不足也是重要因素。而如今援军已至，实力得到补充，李亨坚持正面进攻的选择虽不完美，但符合其当时的政治考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反映了新君急于建功的心理诉求。
李亨急于证明自我，未能深思李泌策略背后的深意。《资治通鉴》记载，李泌曾详细分析：唐军主力仰赖西北胡兵，其虽善战却畏暑。时值暮春，若收复两京后入夏，叛军趁势反扑，胡兵战力锐减，恐难固守。不如先挥师北上断敌后路，方为上策。
李泌的谋划可谓周全，然李亨仅以’急迎太上皇奉养’为由断然否决。表面孝义堂皇，实则暗藏玄机。后世王夫之洞若观火：肃宗急于收复两京，实为巩固自身地位。玄宗虽退居蜀地，威望犹存；永王叛乱虽平，’诸王分镇’诏令未撤，朝野暗流涌动。李亨实欲控制玄宗，达成’挟天子令诸侯’之效。
历史证明，这一决策贻害深远。河北藩镇之祸终唐一世未得根治，恰印证李泌战略眼光之卓绝。权力算计终不敌历史大势，帝王心术终究难掩战略失误之殇。
李泌的劝谏被李亨否决后，他虽未再坚持，但内心已意识到朝廷错失了彻底平定叛乱的战略良机。这个决策失误让李泌萌生了功成身退的念头。
在李亨执意先行收复两京的决策下，军事行动随即展开。然而叛将安守忠突然率军进犯武功，唐军将领郭英乂兵败负伤，王思礼被迫退守扶风。叛军前锋直抵距凤翔仅五十里的大和关，迫使李亨紧急加强凤翔防务。
危急关头，郭子仪成功打通河东通道，迫使安守忠回师救援，这才解除了凤翔之围。
四月初二，李亨任命郭子仪为军事统帅，准备大举反攻。然而由于前线将领的轻敌冒进，实际反攻计划一直拖延到至德二年八月才得以实施。
郭子仪奉命回师途中，在三原遭遇叛军李归仁部。唐军在白渠留运桥设伏大获全胜，但郭子仪并未按计划返回凤翔，反而联合王思礼驻军橘水西岸，摆出直取长安的架势。这一系列军事调度暴露了前线将领与中央战略的脱节。
郭子仪显然高估了自己的胜算，行动前并未请示太子李亨。当安庆绪得知郭子仪率军突至，立即派遣安守忠与败退归来的李归仁集结兵力，于长安西郊的清渠布防，迎击唐军。此时双方对峙，彼此心存忌惮，正所谓“麻秆打狼，两头害怕”。整整七日，战事未起，局势僵持。
然而到了第八天清晨，战局突变。安守忠悄然撤军，消息传至唐营，郭子仪误判形势，以为长安城内生变——或许如同此前安禄山暴毙那样，叛军内部出现动荡。他未及深思，便下令全军渡过清渠，意图乘势收复都城。
可就在唐军深入清渠之后，四周骤然杀声四起，大批叛军从隐蔽处涌出，阵型严密、进退有序。郭子仪这才惊觉：自己已陷入敌军重围。但他只猜中了一半——他以为是普通伏击，实则面对的是安守忠精心布置的“九曲长蛇阵”。
原来，安守忠在撤退前早已部署九千精锐铁骑，暗中结成长蛇之形。此阵从地面难以察觉，唯有高空俯瞰方能识其全貌，而郭子仪自然无法窥破。唐军一旦深入阵心，便如陷入迷局，叛军阵型灵活流转，令唐军顾此失彼，处处被动。
待时机成熟，安守忠一声令下，长蛇阵首尾迅速展开，化作两翼包抄夹击。唐军猝不及防，阵型大乱，最终惨败溃散。郭子仪拼死突围，仅以身免，率残部退守武功。
此战失利，震动朝野。刚刚解除凤翔之围的李亨再度陷入紧张，不得不下令全城戒严，凤翔进入最高战备状态。郭子仪单骑赴凤翔请罪，被贬为左仆射，兵权暂削。
清源兵败后，肃宗李亨虽未严责郭子仪，但此役却迟滞了唐军收复长安洛阳的战略进程，对战局发展造成了深远影响。
战事连锁反应接踵而至：叛军大将武令峋、田承嗣趁势猛攻南阳。坚守经年的山南道节度使鲁炅终因粮尽援绝，被迫突围南撤至襄阳据守。南阳陷落使得维系江汉至凤翔的漕运命脉岌岌可危。与此同时，叛军重兵合围颍川，守将程千里虽浴血奋战，但因交通要道被截断，导致朝廷对颍川战况完全失察。
在诸多战役中，最可歌可泣的当属睢阳保卫战。当李光弼在太原与史思明部僵持之际，安庆绪为打开局面，转而将兵锋指向江淮要冲，企图切断唐廷赖以维系的经济命脉。
757年仲春，安庆绪遣大将尹子奇统率十三万联军进犯睢阳。太守许远闻讯告急，张巡毅然率三千精兵驰援。两军会师后总兵力不足万人，却在张巡指挥下，与十倍之敌展开了气壮山河的殊死较量。
张巡是唐代著名的忠义之士，祖籍河东蒲州（今属山西永济）。他自幼聪慧过人，勤奋好学，博览群书，文思敏捷，提笔成章。成年后，他为人正直，重义轻财，乐善好施，常解人危难。开元末年考中进士第三名，初任太子通事舍人。因性格刚直不阿，不屑逢迎权贵，尤其不愿依附杨国忠，导致仕途坎坷，长期未能升迁。天宝八年（749年），被调离京城，先后出任清河（今属河北）和真源（今属河南鹿邑）县令。
安史之乱爆发后，张巡组织军民坚守雍丘。然而雍丘县令令狐朝临阵叛变，率众投降叛军并反戈相向，这一变故使张巡措手不及。在坚守雍丘四个月后，他被迫率部转战宁陵，直到收到许远的求援信。
张巡立即率领三千精锐驰援睢阳。刚抵达不久，叛军就将睢阳城团团围困。叛将尹子奇指挥部队日夜轮番猛攻，张巡身先士卒，与守城将士并肩作战，最激烈时一日之内击退敌军二十余次进攻。在他的指挥下，睢阳城坚守十六日岿然不动，叛军折损近两万人。
三月初十，因河东战事吃紧，尹子奇被迫撤围，给张巡赢得了短暂的休整时间。五月，叛军卷土重来，再次被张巡击退。此后从五月至九月间，尹子奇虽屡次率军来犯，但在张巡的英明指挥下，睢阳始终固若金汤，未让叛军得逞。
然而，当郭子仪在清渠之战失利，凤翔被迫实行全面戒严之际，睢阳的形势也迅速恶化。睢阳位于中原腹地，而当时周边绝大多数区域均已落入叛军之手。尽管张巡多次成功击退敌军，暂时缓解了城防压力，却因环境封闭，无法就地招募兵员补充战力。
从三月到九月，守城将士在持续鏖战中不断减员，至十月时，兵力已锐减至不足六百人。与此同时，凤翔自顾不暇，彻底切断了对睢阳的支援可能，使这座孤城在敌后愈发孤立无援。然而，其战略价值极为关键——安庆绪对此心知肚明。在清渠大捷后，他立即调集重兵增援睢阳，意图趁唐军主力受挫之际，一举攻克这座中原要塞。
面对危局，张巡与许远决定将全城防线一分为二：张巡亲守东北方向，许远负责西南防务，二人昼夜督战，誓死坚守。为求一线生机，张巡派遣部将南霁云率领三十名精锐骑兵组成敢死队，冒死突围，奔赴临淮请求援军。
南霁云将全城的希望背负于身，昼夜兼程抵达临淮，面见太守贺兰进明，急切陈情：“贺兰大人！睢阳危如累卵，张巡将军命我拼死突围，前来求援！恳请即刻发兵，迟则城必破矣！”
岂料，贺兰进明听罢竟神色淡漠，不以为意。
“如今战况不明，睢阳恐怕早已失守。即便现在出兵，又岂能挽回？”他慢条斯理地回应。
南霁云悲愤交加，声音微颤：“若睢阳已陷，请斩我头以谢天下！但若今日坐视不救，一旦城破，叛军必顺势南下，临淮首当其冲！大人难道不懂’唇亡齿寒’之理吗？”
贺兰进明非但不为所动，反而笑着挽留：“南将军何必如此焦急？我久仰将军忠勇之名，今日特备佳肴美酒，还请稍作停留，共饮一杯。”
南霁云听出贺兰进明话中逐客之意，当即上前两步，怒指贺兰进明厉声道：
‘贺兰进明！我离睢阳时，城中百姓已断粮月余。今日若在此享用珍馐美馔，岂非禽兽不如？你坐拥重兵却见死不救，可还有半分忠义之心？’
说到此处，这位铁骨铮铮的汉子已是声泪俱下。
‘够了！少在这里惺惺作态！’贺兰进明拂袖冷笑，’为官之道，谁人不晓？’
话音未落，但见南霁云猛然咬断左手食指。鲜血喷涌间，他面色不改，字字铿锵：
‘今日便让你看个分明！既不能完成张大人所托，这根断指便是回命信物！告辞！’
断指掷地有声，南霁云转身离去，留下满堂震惊。众人无不掩面垂泪，却不知这位义士即将踏上的，是一条九死一生之路。
离了临淮，南霁云并未直返睢阳，而是转道宁陵。在他心中，纵使未能求得援军，也要为死守孤城的张巡带回一兵一卒。
南霁云心中稍感安慰的是，在宁陵遇见了张巡旧部廉坦，他手中尚有三千步卒。两人当即率部疾驰回援睢阳。
常言道，破围易，突围难。对南霁云而言，冲出重围已属不易，如今想要再杀回城中更是难上加难。距城五里处，已能望见叛军围城的营寨。但南霁云早已抱定必死之心，誓要为张巡带回援军——哪怕只剩一兵一卒，也算不负使命。
带着这般决绝，南霁云与廉坦率军在城下与叛军展开殊死搏杀。虽最终杀开血路突入城中，却因寡不敌众，三千将士仅剩千人得以生还。
‘大人！贺兰进明拒不发兵，末将断指明志……’
‘我懂！南将军辛苦了，这一千将士已是雪中送炭。’张巡强展笑颜，心知南霁云已竭尽全力。援兵不至，实乃睢阳命数。
‘大人！不如让末将再杀出重围，前往凤翔求见圣上……’
张巡缓缓抬手打断，目光投向城外：’圣上若肯相救，援兵早至……’话音未落，眼底闪过一丝从未有过的绝望。
十月寒风中的睢阳城，已成炼狱。粮尽之后，百姓先食茶纸，继而杀马为食。马匹食尽，便捕雀捉鼠。最终不得不易子而食，连张巡都忍痛杀妾飨士。但令人肃然起敬的是，在这般绝境中，全城军民竟无一人屈膝投降。
何谓气节？临危之际，宁可直面死亡也绝不折节求生，方显英雄本色。
十月初九，睢阳城已山穷水尽。当最后一粒粮食耗尽，张巡望着依旧拼死抵抗的残兵，终于意识到这座孤城已无力回天。他面向凤翔方向，重重跪倒在城头。
‘臣力竭矣！未能守住睢阳，此生难报陛下知遇之恩。纵使化作厉鬼，也定要诛尽叛贼！’字字泣血的话语里，交织着赤诚与不甘。
当夜，坚守十月的睢阳城终告陷落。张巡、许远、南霁云及四百残兵尽数被俘。这场惨烈的保卫战虽以失败告终，却在历史长河中刻下了不朽篇章——四百余场血战歼灭八万叛军，成功牵制敌军主力，粉碎其夺取江淮战略要地的图谋，为唐军反攻赢得宝贵时间。
正因如此，恼羞成怒的史思明在三日后将众人处决。《新唐书·忠义传》给予公允评价：’虽力战而殁，然保江淮财赋以助中兴，以百易万，功在千秋。’睢阳将士用血肉之躯，铸就了大唐中兴的基石。
安史之乱期间，张巡等人在睢阳的壮烈事迹令唐肃宗李亨深受触动。为表彰这些忠勇之士，朝廷颁布了一系列追赠与抚恤措施：追封张巡为扬州大都督，许远为荆州大都督，南霁云获赠开府仪同三司兼灵州大都督；其后代也得到妥善安置——张巡之子张亚夫被任命为金吾将军，许远之子许玫授婺州司马；同时免除睢阳百姓三年赋役，并在当地建立祠庙，供后人缅怀英烈。
值得铭记的是，张巡等人可歌可泣的事迹得以传世，监察御史李翰功不可没。当时朝中不乏质疑之声，有人批评张巡死守孤城是愚忠，认为与其困守导致’人相食’的惨剧，不如战略性撤退。面对争议，李翰挺身而出，撰写《张中丞传》呈报朝廷。他在文中深刻指出：睢阳地处江淮要冲，是维系大唐财赋命脉的战略枢纽，张巡死守实为屏障江南；城破之际的极端行为实乃绝境中的无奈之举，不应苛责。
李亨阅后深受启发，采纳李翰建议，下令将睢阳保卫战载入国史。正是这份官方认定，使这段悲壮历史得以完整保存。
千年时光流转，战场硝烟早已散尽，但张巡等人所展现的忠勇气节依然震撼人心。他们的精神超越生死，正如古语所言：‘有的人生而如死，有的人虽死犹生’——真正的英雄，永远活在民族记忆之中。
睢阳保卫战虽然最终以唐军失守告终，但张巡等人英勇顽强的坚守，成功打乱了叛军南下的战略部署，为身在凤翔的唐肃宗李亨争取了宝贵的喘息之机。
此前，郭子仪在清渠战败，使安庆绪看到了南下江淮的可乘之机，于是调兵围攻睢阳。然而，叛军在此地投入了大量兵力，长期胶着于城下，再也无力西进威胁凤翔。
客观而言，当睢阳战况最为激烈、惨烈之时，恰恰是李亨压力最轻的时期。尽管他无法直接解救睢阳之围，但他敏锐地抓住叛军主力被牵制在东南的战机，果断筹划收复长安。
至德二年（757年）九月，正当张巡在睢阳浴血奋战之际，李亨下令由广平王李俶担任主帅，郭子仪为副帅，集结各路唐军自扶风出发，直指长安，意图趁敌后方空虚之际迅速夺回都城。
九月二十七日，唐军抵达长安城西约四十里处，稍作休整后，李俶决定立即展开决战。在香积寺以北、沣水以东的广阔地带，唐军布下阵势，战线绵延三十余里，气势如虹，宛如巨龙盘踞。
吸取清渠之战遭敌骑兵夹击而败的教训，郭子仪精心部署：以李嗣业为前军先锋，勇猛当先；王思礼统率后军策应；郭子仪亲自坐镇中军，统筹全局，各部纵深配置，侧翼加强掩护，形成攻守兼备、首尾呼应的严密阵型，为收复长安之战奠定了胜利基础。
当大唐军队摆开阵势时，安庆绪立即派遣大将李归仁率领十万精兵出城迎战。叛军在北面列阵，一场决定双方命运的关键战役就此打响。
战斗伊始，李归仁率先进攻。唐军前锋在李嗣业指挥下迅速出击。然而李归仁故技重施，佯装败退将唐军引入埋伏圈。叛军突然合围，唐军一时陷入混乱。危急关头，李嗣业大喝一声稳定军心，随即脱去战甲赤膊上阵，手持战刀率先冲入敌阵，所到之处叛军纷纷倒地。
叛军被李嗣业的勇猛震慑，包围圈开始松动。李嗣业抓住战机，指挥唐军以战刀列阵，如铜墙铁壁般向叛军反推。这些曾在怛罗斯之战让大食军吃尽苦头的陌刀手，此刻再度展现惊人战力。
眼见正面难以抵挡，李归仁急令主力后撤避其锋芒，同时调遣东侧伏兵迂回唐军侧翼，企图前后夹击。然而这一精心部署的战术，却被唐军侦察兵及时发现。
前方探马飞报郭子仪，他当即下令，命左厢兵马使仆固怀恩率回纥精锐骑兵出击。借鉴敌军战术，唐军骑兵迅速绕至叛军侧翼，继而迂回至其后方发起突袭。叛军猝不及防，阵脚大乱，骑兵部队陷入混乱，四散奔逃，仆固怀恩趁势猛攻，几乎将其全数歼灭。
与此同时，李嗣业亲率手持陌刀的重装步兵猛烈冲击敌军正面防线。当他得知仆固怀恩已击溃敌方骑兵后，立即调整部署：将陌刀队分为两部，一部继续正面强攻，牵制敌军主力；另一部则悄然从侧翼包抄，直插敌后，与回纥骑兵形成前后夹击之势。
刹那间，战场之上尘土蔽日，铁蹄轰鸣，刀光剑影交织，喊杀声震彻山谷。这场惨烈的会战自正午一直激战至黄昏，血流成河，尸横遍野。最终，唐军大破叛军，斩首近三万，取得决定性胜利。
此战的意义不仅在于歼敌之多，更在于其深远影响——当夜，叛军残部如惊弓之鸟，守将安守忠、李归仁、田乾真等人各自率部仓皇撤离长安，退守陕郡，再无战心。
长安，这座沦陷已久的大唐都城，终于重回朝廷怀抱。
九月二十八日，广平王李俶与郭子仪率领各路唐军，旌旗猎猎，凯旋入城。百姓闻讯倾城而出，手捧饭食、壶装酒水，夹道相迎。许多人早已望眼欲穿，此刻见到官军旗帜再度飘扬于长安城头，不禁泪流满面，口中反复念道：“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再见官军归来！”
次日，捷报传至凤翔，肃宗李亨闻讯激动落泪。他当即派遣宦官啖庭瑶赶赴蜀地，向太上皇李隆基告捷；同时命尚书左丞裴冕先行进入长安，祭拜先帝宗庙，并代朝廷安抚民心，重振秩序。
唐军收复长安后，广平王李俶与郭子仪并未久留，仅休整三日便委任虢王李巨为西京留守，随即挥师东进，剑指洛阳。郭子仪亲率先锋部队首战告捷，攻克潼关歼敌五千，继而连下华阴、弘农二郡。至十月，武关、上洛相继收复，唐军挟胜利之威直逼洛阳门户陕郡。
安庆绪面对唐军迅猛攻势始料未及，在丢失长安后决意死守洛阳。他急调洛阳守军由严庄统率，会合安守忠、李归仁等败退之师，集结近十五万大军布防。
十月十五日，当唐军进抵曲沃时，安庆绪令严庄主动出击，双方最终在新店遭遇，展开激战。
新店地势险峻，群山环绕，峭壁林立，叛军凭借地利之便据险设防，决心与唐军展开殊死决战。战斗伊始，叛军占据高地优势，趁唐军刚入山区便从两侧山体发动猛攻。战况与长安沣水之战如出一辙，唐军再度陷入被动，先锋部队伤亡惨重，被迫节节后撤。叛军趁势追击下山，唐军前军几乎溃不成军。
千钧一发之际，原本在中军侧翼的回纥部队突然迂回至南山之下，在叛军后方摆开箭阵，这一出其不意的战术让叛军阵中顿时军心大乱。回纥战士以骁勇善战闻名，其骑兵战术更是独具特色，堪称唐军陌刀阵的升级版，令中原士兵闻风丧胆。
‘回纥人杀来了！’随着这声惊呼在叛军阵中传开，原本凌厉的攻势瞬间土崩瓦解，士兵们纷纷四散逃命。
唐军主帅郭子仪抓住战机，重整旗鼓，与回纥军形成前后夹击之势，一举击溃叛军。严庄、安守忠等将领只得率残部弃守陕郡，退保东都洛阳。
此役过后，洛阳城对安庆绪而言已成绝地孤城。当严庄败退回城禀报战况时，安庆绪方才惊觉新店一战几乎耗尽了他的全部精锐。面对血本无归的惨状，他终于意识到，若不及时撤离，必将被唐军围困于洛阳城中。于是，安庆绪开始筹划撤离洛阳的退路。
安庆绪深知’留得青山在’的道理，在这个生死关头选择了战略性撤退。十月十六日深夜，面对唐军的强大攻势，他率领残部从洛阳南门突围，向河北地区转移，准备在那里重整旗鼓。
仅仅两天后，十月十八日，唐军顺利收复洛阳。继长安之后，这座沦陷一年零十个月的重要都城终于重回大唐版图。值得注意的是，新店之战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回纥援军的关键支援。然而这场胜利也付出了沉重代价——根据约定，回纥军队获得了在两京大肆劫掠的特权。
在长安收复时，回纥军队尚有所克制。但洛阳陷落后，他们彻底放纵，在城内进行了长达两昼夜的疯狂劫掠。最终在郭子仪的强烈建议下，太子李俶不得不筹集万匹锦缎作为补偿，才制止了这场暴行。历史证明，这一权宜之计埋下了隐患，回纥势力日后竟成为与藩镇、宦官并列的唐朝三大顽疾之一。
十月二十三日，肃宗李亨凯旋回京。出人意料的是，这位急于证明自己的皇帝并未乘胜追击，反而在长安大搞封赏活动：先是犒赏功臣，继而厚赐回纥，完全忽视了河北地区安庆绪的残余势力。这一战略失误给了叛军喘息之机，为日后唐军作战埋下了隐患。
唐军在短短一月内势如破竹连克两京，除了前线将士浴血奋战和叛军内乱外，关键在于凤翔朝廷在李亨领导下保持的高度稳定。这一稳固的中央政权为平叛战争提供了坚实后盾，既避免了内部分裂，又凝聚了朝野力量，形成强大合力推动战局发展。在此过程中，谋士李泌的贡献不容忽视。
李泌出山后首先运用智谋确保了广平王李俶的安全，为其日后继承大统铺平道路。这位淡泊名利的谋士早在辅政之初就向肃宗表露过功成身退之志，但因战事紧急未获重视。直到长安光复，李泌再次请辞才引起肃宗注意。
公元757年九月，当收复长安的捷报传来，肃宗欣喜若狂，立即双管齐下：一面遣宦官携亲笔表章赴蜀中迎请太上皇返京，一面急召时任行军长史的李泌回朝议事。这一系列动作既展现了新君对父皇的礼敬，也反映出其对重要谋臣的倚重。
李亨向李泌透露，已派遣宦官前往迎接太上皇，并表达了自己有意在太上皇归来后让出帝位、重回太子之位的想法。然而，这个提议遭到了李泌的强烈反对。
李泌敏锐地指出，太上皇李隆基在收到这样的表彰后必定不敢轻易返京。虽然李亨的态度看似恭敬谦卑，但在李隆基看来，其中暗含的讽刺意味不言而喻——这无异于在向太上皇宣示：能够重返京城全赖李亨的恩典。尽管李亨以皇帝身份上表，但面对太上皇时，这样的姿态显然不够妥当。
李亨虽未察觉其中微妙，但身为旁观者的李泌却洞若观火。在他的建议下，李亨立即召回派往蜀地的宦官，转而以群臣联名的形式重新撰写了一份情真意切的贺表，并再次派遣使者恭迎太上皇。
李亨对李泌的提醒深表感激。事后，他特意在宫中设宴款待李泌，当晚更是邀其同榻而眠。在促膝长谈之际，李泌抓住时机再次提出归隐之请，由此引发了一段意味深长的君臣对话：
‘陛下，臣已报答知遇之恩，恳请准予归隐山林。’借着融洽的氛围，李泌终于道出了埋藏已久的心愿。
李泌的辞官请求，让李亨颇感意外。虽然此前他也曾听李泌隐约提及归隐之意，却一直未放在心上。可当这一请求再次被郑重提出时，李亨不禁困惑地问道：
“这些年你我共历风雨，同经患难，如今天下初定，正该共享太平荣光，先生为何执意要离我而去？”
“臣有五难留之由，恳请陛下体察臣心，允臣退隐山林。”李泌语气坚定，显然早已深思熟虑。
“五难留之由？愿闻其详。”李亨饶有兴趣地追问。
李泌正色道：“臣遇陛下太早，受任太重，蒙恩太深，建功太高，际遇太奇——此五者，皆臣不可久居朝堂之因。”话音未落，他已起身下床，伏地叩首。
见他如此决绝，李亨心中震动。他知道，今夜若再执意挽留，也难改其志。于是伸手欲扶：“夜已深，先生且先安歇，此事容后再议如何？”
“陛下今夜与臣同榻而眠，尚不能应臣所请；他日立于朝堂之上，臣岂敢再言心声？若陛下执意不允臣归隐，实与赐死无异！”李泌不为所动，跪地陈词，字字铿锵。
李亨闻言愕然。他未曾想到，李泌竟将此事看得如此沉重。片刻沉默后，他长叹一声，语气中满是感慨：
“朕待先生以诚，先生竟如此疑心？难道在你眼中，朕竟如勾践般，只能共患难，不能同富贵？”
“陛下误会了！”李泌抬头直视，眼中含情，“正因臣深知陛下仁厚，断不会加害于臣，臣才敢冒死请辞。若陛下真有杀心，臣岂敢如此直言？真正欲杀臣者，并非陛下，而是那’五难留’之境啊！昔日艰难之时，臣尚且不敢尽言；如今两京收复，功成身退之际，臣更不敢久居权位，唯恐招祸。”
说罢，再次叩首在地，姿态坚决。
李泌的一番话触动了李亨的心弦，让他想起不久前自己拒绝了李泌提出的先攻范阳的战略建议。这个念头一闪而过，李亨不禁试探地问道：’爱卿可是在为朕没有采纳先取范阳之策而心有芥蒂？’
李泌摇头道：’臣并非为此事。实不相瞒，臣是为了建宁王李倓之事而来。’
‘建宁王？’李亨眉头微皱，’爱卿应当知晓，倓儿是朕的至爱，在危难之际屡建奇功。可惜他受人蛊惑，竟欲谋害太子俶儿，图谋不轨。朕为江山社稷计，不得已才……’说到此处，李亨的声音已略显急促。
‘陛下！’李泌突然提高了声调，‘若建宁王当真谋害太子，太子理当恨之入骨。可每当太子与臣谈及建宁王时，总是泣不成声，坚称其兄蒙冤。今日臣已决意离开，这才斗胆向陛下进言。’他的声音微微发颤。
李亨仍坚持道：’可倓儿确实曾夜闯广平王府，意图不轨啊！’
‘陛下明鉴！’李泌痛心疾首，’此乃奸佞之徒的谗言！建宁王天资聪颖，重情重义，怎会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当年陛下欲以建宁王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是臣力荐改任广平王。若建宁王真有加害之心，理应对臣恨之入骨。可他却因臣的一片忠心，反而与臣更为亲近。由此足见建宁王的心胸气度！’
在李泌慷慨陈词时，李亨的目光始终未离开过他。天子的神情从最初的困惑，渐渐转为羞愧难当。待李泌说完，李亨已是泪流满面。他终于意识到，处死建宁王是个无法挽回的过错。
‘先生所言极是……’李亨哽咽道，’朕如今追悔莫及，但往事已矣，这桩令朕终生悔恨的事，就……就莫要再提了，好吗？’说到最后，一代帝王的声音竟带着几分哀求之意。
在烛影摇红的深宫之夜，李泌以退为进，在辞官归隐前的最后时刻，为太子李俶布下一着妙棋。他深知建宁王李倓的冤魂未远，便借古讽今，以武则天时期《黄台瓜辞》的典故，在肃宗心间埋下警示的种子。这番谏言看似云淡风轻，实则字字千钧，让肃宗不得不以’铭记于心’的承诺回应。
这场君臣夜话，实则是李泌精心设计的政治棋局。他既点破肃宗误杀亲子之过，又为当朝太子筑起防护之墙。张良娣与李辅国虽仍虎视眈眈，但经此一役，肃宗心中已树起警戒。史载此后李俶确得保全，足见李泌这步险棋的精妙。
至德二年，随着太上皇还銮的喜讯传来，肃宗在朝堂之上对李泌大加褒奖。这表面是论功行赏，实则暗含挽留之意。但见李泌长跪不起，铁心求去，肃宗终知这位谋士去意已决。两京收复、上皇归朝，李泌兑现了所有承诺后，以’报恩已毕’为由，决然抽身于权力漩涡之外。
在这盘复杂的政治棋局中，李泌既完成了对明君的辅佐，又保全了自身清誉。他以智者的远见，在巅峰时刻急流勇退，为后世留下’功成身退’的典范。这场看似平静的告别，实则是盛唐权力场中最精彩的谢幕。
那夜君臣促膝长谈后，李亨心中已然明了，这位亦师亦友的谋士终究是留不住了。良久沉默后，天子亲自俯身将李泌扶起，郑重叮咛道：’先生此去珍重，朕在长安永远为先生留着朝堂之位。’
至德二年深秋十月，长安城外黄叶纷飞。当李泌跪别转身的刹那，李亨再也抑制不住夺眶而出的泪水。这位帝王此刻才恍然惊觉，往昔朝夕相处的日子里，自己竟从未真正倾听过这位谋士的谏言。或许正是这份迟来的领悟，化作了他此刻心中最深的悔恨。
世间最痛的领悟，往往在失去之后才姗姗来迟。李亨将全部期盼寄托在重逢之日，渴望能弥补曾经的遗憾。然而命运弄人，直至五年后龙驭上宾，这对君臣终究未能再见。直到代宗李俶继位，那道隐逸山林的身影才重新出现在大明宫的朝堂之上。
对李泌而言，这段际遇恰似诗人笔下所云：’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挥一挥衣袖，不带走天边半片云彩。’
就在李泌离京五日后，蜀中传来消息。太上皇李隆基结束了一年多的流寓，在陈玄礼、高力士等旧臣与六百禁军护卫下启程返京。李亨特遣心腹李辅国率三千精骑前往凤翔迎驾。
历经沧桑的李隆基深知，此番能重返长安全赖儿子之功。为避僭越之嫌，未至凤翔便令随行将士尽解甲胄。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开元天子，此刻格外清醒地恪守着太上皇的本分。
天宝十五载腊月初三，唐玄宗李隆基一行抵达咸阳望贤宫。太子李亨早已率众在此恭候多时，当玄宗驾临之时，李亨当即趋步上前，行大礼参拜。这一刻，李亨心中积压多时的重负终于得以释然。
望着跪伏在地的太子，玄宗不禁潸然泪下。尽管父子二人先前因权位之争而心生芥蒂，但此次能够安然返京，全赖太子力挽狂澜。更令玄宗欣慰的是，李亨似乎并未计较前嫌。玄宗亲手扶起太子，动情地说道：
‘天命所归，人心所向，皆在汝身。使朕得以安度晚年，此乃汝之至孝也！’此言一出，李亨顿感心头大石落地。虽
然此前已登基称帝，但因战乱未平且得位特殊，始终心存忐忑。如今得到太上皇亲口认可，其帝位方才真正名正言顺。
玄宗边说边解下身上黄袍，亲自为李亨披上。在群臣百姓的见证下，这场庄重的传位仪式圆满完成。围观的百姓见此情景，无不欢欣鼓舞，山呼万岁。李亨遂下令撤去仪仗，让千余百姓得以近前参拜太上皇。
对玄宗而言，这一刻意义非凡。这既标志着他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涯就此终结，也意味着安宁祥和的太上皇生活即将开始。
翌日，父子二人起驾返京。当御驾行至长安城时，但见自开远门至丹凤门，沿途旌旗招展，禁军列队相迎。长安百姓倾城而出，载歌载舞，争相一睹二圣还朝的盛况，欢呼之声震彻云霄。
在万众欢腾的声浪中，李隆基与李亨步入大明宫，登上气势恢宏的含元殿，接受满朝文武的叩拜。君臣重逢于故都光复之际，百感交集，不少人潸然泪下，场面庄严肃穆而又充满悲喜交织的复杂情绪。
朝礼既毕，父子二人随即移驾长乐殿——此处已临时设为太庙。他们向列祖列宗焚香祭告，叩首请罪，以示对社稷倾覆的深切自责。仪式结束后，李隆基悄然离开大明宫，迁居兴庆宫，自此再未踏足这座象征皇权中枢的宫殿。
此举意味深长。大明宫自建成以来，便是帝国政治权力的核心所在，是天子临朝、君臣议政的圣地。李隆基深知，如今已禅位于太子李亨，若仍居权力中心，难免引发“国无二君”的猜疑与动荡。为避嫌、为社稷安定，他选择迅速抽身，以实际行动表明退隐之志。
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李隆基在宣政殿正式将传国玉玺交予李亨。一个月后，又颁授玉册，尊其为“光天文武大圣孝感皇帝”。至此，大唐第七代与第八代皇帝之间的权力更迭终于圆满完成。
这场交接，不仅标志着政治秩序的重建，也意味着李亨历经二十载隐忍、忧患与危机之后，终于名正言顺地登临帝位，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合法统治。
回顾过往，李亨曾在父皇李隆基的猜忌与压制下如履薄冰。他并未正面抗衡，而是以退为进，以柔克刚，在关键时刻巧妙推动马嵬驿兵变，扭转局势。即便登基之后，他也未因权力在手而骄矜自满，反而更加谨慎行事，致力于塑造“仁孝忠厚”的形象，努力弥合与太上皇之间的情感裂痕。
对于一位身处权力巅峰的帝王而言，能克制私欲、保持清醒与谦抑，实属难得。李亨做到了。尽管他获得正统名分的时间来得迟了些，但终究未负此生坚守——晚到的尊荣，亦是真正的尊荣。
历经颠沛流离，重返长安的李隆基与李亨父子恍若隔世。他们深知，这场来之不易的归途凝聚着无数忠臣义士的心血与牺牲。战火纷飞中，有人马革裹尸，有人仍在浴血奋战，用赤胆忠心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壮烈史诗。
为激励前线将士继续奋勇杀敌，告慰为国捐躯的英灵，这对重整山河的父子决定论功行赏。
十二月十五日，肃宗李亨驾临丹凤楼，先颁大赦令，继而大封功臣：
· 天下兵马大元帅李俶晋封楚王，食邑二千户
· 郭子仪加封司徒、代国公，食邑二千户
· 李光弼擢升司空兼兵部尚书，封魏国公，食邑八百户
· 韦见素加开府仪同三司
· 高力士实封三百户
· 陈玄礼晋封蔡国公，食邑三百户
仆固怀恩、李嗣业、王思礼等骁勇战将皆获封赏。朝廷更未忘却那些喋血疆场的忠魂——颜杲卿、许远、张巡等烈士均获追赠官职，其遗属亦得优厚抚恤。
这场盛大的封赏大典，既是对忠勇将士的褒奖，更彰显了李唐王朝重振纲纪、再造乾坤的决心。金戈铁马的岁月里，正是这些忠肝义胆撑起了大唐的脊梁。
李亨在平定叛乱后采取了赏罚分明的政策。对于效忠李唐的臣子，他给予丰厚奖赏；而对那些在’安史之乱’中变节投敌者，则展开了严厉的清算行动。
在如何处置投降叛军的官员问题上，李亨原本打算采取区别对待的策略，特别希望借此机会赦免张均、张垍兄弟。当李峤提出分级惩处的建议时，正中李亨下怀。经过几日的朝议后，李亨最终决定采纳这一方案。
按照既定计划，李亨首先下令处死陈希烈、达奚珣等十八名叛臣，却唯独对张氏兄弟网开一面。这一偏心之举满朝皆知，却也无人敢于进谏。然而就在诏书即将下达之际，太上皇李隆基突然出面干预，强烈要求必须处死张均。李隆基痛陈张均曾带领叛军大肆捕杀皇室成员，包括霍国长公主在内多位皇亲遇害。
面对太上皇声泪俱下的控诉，李亨最终妥协，改判张垍流放岭南，张均仍处死刑。
这一事件折射出父子二人在权力格局中的微妙关系。自马嵬驿兵变后，李亨北走灵武自立为帝时起，父子矛盾就已难以调和。李隆基此前颁布’诸王分镇’的诏令，正是试图制衡李亨的表现。然而迫于平叛需要，双方不得不维持表面和睦——李亨需要太上皇的政治背书来巩固帝位，李隆基则要借助新君完成平叛大业。
张氏兄弟案实则是李隆基借机彰显权威的政治表演，印证了’外患既除，内斗即起’的权力规律。所幸安史叛军的卷土重来，暂时打断了这场潜在的权力角逐，迫使父子二人不得不再次联手应对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