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就在张九龄被罢免相位后不久，唐玄宗李隆基便任命李林甫为中书令，使其成为朝中实际的宰相之首。自此直至天宝十一年（752年）去世，李林甫始终稳居相位，这一现象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绝非简单的权术斗争可以解释。
李林甫掌权确有其事，但能够在宰相之位屹立十余年而不倒，甚至日益获得皇帝信任，仅靠排除异己、巩固权势是远远不够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位曾将’弄璋之喜’误作’弄獐之喜’的大臣，虽学识有限，却能被委以集贤院重任，主持《大唐六典》的补注工作，这一矛盾现象恰恰反映出李林甫性格与能力的复杂性。在唐代政治史上，他既有为人诟病的劣迹，也不乏值得肯定的政绩。
据《旧唐书·李林甫传》记载，他’处事谨慎周全，善于梳理政务，完善制度规范’。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肯定其’官员升迁调任，皆有一定章法’。这些史料表明，相较于前朝张说、张九龄等文人宰相，李林甫展现出更为务实的治国才能。担任首席宰相期间，他在财政、军事、政治制度等多个领域协助唐玄宗推行了一系列利国利民的政策。本文仅以其财政改革为例进行说明。
李林甫的财政改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简化财政审批流程。
唐初的赋税征管制度存在严重弊端：每年由户部度支司制定征税方案，经皇帝批准后下发各地执行。仅政策文件每年就要消耗近50万张纸，且各地政策标准不一，缺乏统一规范，导致地方官员趁机中饱私囊。李林甫上任后，通过调研各地情况，废除不合理的征税项目，将繁杂的征税细则精简为5卷《常行旨符》，使行政效率大幅提升。
第二，完善税收法制建设。
针对长期缺乏规范的地税、户税征收问题，开元二十五年（737年），李林甫推行重大改革：
地税方面：实行差异化征收政策，王公以下按实际耕种面积每亩纳粮两升，商贾等无田户按户等征收。这一改革既扩大了税基，又增加了地主阶层的税负。
户税方面：确立’三年一大税（约150万贯），每年一小税（约40万贯）’的制度，专项用于军费、驿站等开支，另设80万贯地方行政经费。
第三，深化赋税折纳制度。
这项源自南北朝的创新制度允许纳税人以实物抵税。武则天时期曾在江南地区试行’纳布代租’，中宗时期又将义仓税粮改为京城纳米。李林甫进一步推广这一制度，提高了税收的灵活性。
开元二十五年（737年），时任宰相的李林甫针对全国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现状，对赋税折纳制度进行了全面改革。他根据各地经济特点制定了差异化的税收政策：江南诸州除缴纳银两外，还需定额上缴布匹；关内陆区则可根据市价，选择折纳银钱或粟米，其中偏远地区的税粮可就地充作军需；河南、河北等水运不便的州县，则允许以布匹代缴军粮。
这一系列财政改革展现了李林甫卓越的理政才能。作为玄宗朝任期最长的宰相（在位十六年），其政绩远不止于财政领域。在军事制度革新、行政体系优化、法律条文修订等方面均有建树。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新唐书》将其列入《奸臣传》，但史家也不得不承认：在其任内，官员铨选井然有序，朝堂纲纪肃然。这种对朝局的强大掌控力，使其成为玄宗时代最具权威的辅政大臣。
历史评价往往具有复杂性。李林甫固然以权术著称，但其卓越的行政能力和政治智慧，正是其能长期位居中枢的根本原因。正如时人记载，在其生前无人敢直撄其锋，这种政治威慑力恰恰折射出其治国理政的实际成效。
李林甫登上权力顶峰后，为稳固自身地位，采取了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勤于政务、营造政绩，另一方面则极力排挤那些可能威胁他相位、受到唐玄宗李隆基青睐的潜在政敌。他独揽朝纲，刻意屏蔽言路，打压敢于直言进谏的官员，专横跋扈之势日益显露，俨然成为朝廷中最具权势的人物。
然而，再不可一世的权臣，内心也总有忌惮之人。在李林甫把持朝政的岁月里，几乎无人能让他真正忌惮，唯独一人是个例外——那便是因“一日杀三子”事件意外被立为太子的忠王李玙。
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六月，李玙被册立为皇太子，次年改名为李绍，至天宝三年（744年）二月，再更名为李亨。这一系列身份的转变，标志着他在皇位继承序列中的正式确立。
李亨成为太子，对李林甫而言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政治挫败。在他看来，这不仅意味着自己在储君之争中落于下风，更埋下了未来被清算的隐患。尽管他深得玄宗信任，权倾一时，但终究无法忽视一个现实：帝国的未来将由李亨主宰。一旦玄宗驾崩，自己的权势恐将不保。
以李林甫的性格，绝不会坐视危机临近而无动于衷。自李亨被立为太子起，他便悄然萌生了废黜太子、另立储君的念头。不过，当时他刚刚执掌宰相之位，首要任务是巩固权力根基，树立政绩以赢得皇帝持续信任。因此，尽管心中已有图谋，他仍不得不暂时隐忍，将废立太子的计划搁置一旁。
从开元二十六年到天宝初年这段时期，李林甫与太子李亨之间虽暗流涌动，却并未爆发公开的激烈冲突，表面上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静。但这平静之下，权力的博弈早已悄然展开。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李林甫当时忙于朝中政务无暇他顾，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李亨虽已贵为太子，但其政治根基仍显薄弱。在李林甫专注于巩固自身权力的同时，李亨也没有坐以待毙，而是暗中培养自己的亲信力量，为未来的政治博弈做准备。
与唐朝前期的大多数太子不同，李亨拥有丰富的军事经验。他曾亲赴前线参战，经历过真实的战场考验。这段特殊的经历，使得他在发展势力时自然而然地带有鲜明的军事特色。这种选择也是形势所迫——当时朝中文武要职多被李林甫派系把持，李亨不得不另寻出路，将目光投向那些曾与他并肩作战的军中同袍。
因此，李亨将培植势力的重点放在了地方军事将领身上。其中与他关系最为密切的，当属陇右、河西节度使皇甫惟明和朔方、河东节度使王忠嗣这两位边疆重将。
先说皇甫惟明。早在李亨还是忠王时，皇甫惟明就担任其王府’王友’一职（从五品上），随同李亨出征前线。开元十八年（730年）九月，他因成功出使吐蕃促成和议，回朝后晋升为左卫郎将。此后历任侍御史、司农少卿、检校司农卿等职，最终在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出任陇右节度使。在随后的岁月里，皇甫惟明长期镇守大唐西部边境，多次击退吐蕃进犯，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天宝四年（745年）九月的石堡城之战。
天宝初年，唐玄宗李隆基热衷于边疆战事，边关将领常以抗击吐蕃的军功获取封赏。时任将领皇甫惟明在多次击败吐蕃军队后，急于建功，遂率廓州驻军（今青海化隆一带）攻打吐蕃战略要地石堡城（亦称铁刃城，位于今青海湟源西南）。此城地势险峻，易守难攻，具有重要军事价值。
历史上，唐军曾在开元十七年（729年）由信安王李袆采用奇袭战术成功夺取，但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因盖嘉运防守不力又复归吐蕃。
皇甫惟明兵临城下即发起强攻，吐蕃守军据险死守并急调援兵。吐蕃大论莽布支率军星夜驰援，联合吐谷浑军队形成内外夹击之势。由于皇甫惟明求胜心切，未能及时部署阻击援军，导致唐军腹背受敌，副将褚诩阵亡，最终被迫撤军。
战后皇甫惟明入京献俘，于天宝五年（746年）正月获封河西节度使，达到其仕途巅峰。此战虽未成功，却展现了边疆将领为求功名不惜冒险的普遍心态，也反映出玄宗时期边镇将领的晋升模式。
在讲述完皇甫惟明的故事后，我们不得不提到另一位大唐名将——王忠嗣。王忠嗣原名王训，出身将门世家。他的父亲王海宾是开元初年威震西北的著名将领。在王忠嗣九岁时，父亲在松州保卫战中壮烈殉国。唐玄宗李隆基感念王海宾为国捐躯，便将年幼的王忠嗣收养在宫中，并亲自赐名’忠嗣’，期望他能继承父志，报效国家。
当时，太子李亨与王忠嗣年龄相仿，两人常常一起玩耍，尤其喜欢模仿将军带兵打仗的游戏。随着岁月流逝，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史书记载，王忠嗣性格沉稳坚毅，寡言少语，但深谙军事谋略。成年后，连唐玄宗都时常向他请教兵法，每每被他的见解所折服，预言他日后必成一代名将。
开元十八年（730年），王忠嗣遵从父亲遗愿，正式投身军旅，成为守卫大唐西疆的将士。在担任兵马使期间，他多次跟随河西节度使萧嵩出征河西、河东地区。同年，萧嵩奉召回朝，王忠嗣迎来了军事生涯的首战——玉川战役。
战前，王忠嗣通过侦察发现吐蕃赞普正在玉川检阅军队。他当机立断，决定趁其不备发动突袭。尽管其他将领反对，但王忠嗣坚持己见，亲率三百精锐骑兵星夜奔袭，最终大获全胜，斩杀敌军数千人，吐蕃赞普仓皇逃遁。令人惊叹的是，当时王忠嗣年仅十八岁！
此后在与吐蕃的多次交锋中，王忠嗣总是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太子李亨对他的安危忧心忡忡，屡次上疏请求唐玄宗将其调回长安。
开元二十六年（738年）的北征契丹之战堪称王忠嗣军事生涯的巅峰之战。自武则天时代起，契丹虽为北方小国，却屡次挫败唐军攻势，逐渐坐大成为唐朝心腹之患。武则天甚至不惜征调全国囚徒组建’囚徒军’征讨，仍未能克敌制胜，这一僵局一直延续到玄宗即位初期。
随着大唐国力在开元天宝年间臻于鼎盛，玄宗决意彻底解决这个困扰三代君王的边境顽疾。王忠嗣临危受命，亲率十万铁骑出雁门关，在桑乾河畔与契丹展开决战。此役唐军势如破竹，三战皆捷，全歼奚契联军，契丹可汗仓皇逃窜后终被部将所杀，其三十六部尽数归顺。这一战不仅终结了契丹数十年的边患，更使大唐声威远播漠北。
战后王忠嗣转任陇右、河西节度使，继续镇守西部边疆，成为抵御吐蕃入侵的中流砥柱。这场经典战役充分展现了其卓越的军事才能，也标志着大唐帝国在东北边疆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皇甫惟明与王忠嗣，一位是太子李亨的旧部，另一位则是他的至交好友。可以说，李亨早期的势力核心正是以这二人作为根基。当时，他们分别担任帝国边疆的重要节度使，掌控着西北边境近三十万精锐兵力。凭借这层关系，太子李亨虽在朝中孤立无援，却悄然掌握了强大的军事后盾。
更关键的是，皇甫惟明和王忠嗣不仅手握重兵，还深受唐玄宗李隆基的信任，在朝野具有举足轻重的政治影响力。这种“外重内轻”的格局，使李亨得以另辟蹊径，构建起足以抗衡朝廷压力的潜在力量。
然而，军人的本分在于戍边御敌，若贸然卷入朝廷权斗，便如同用粗麻布缝制龙袍——材质不对，终难成器。遗憾的是，由于与太子的密切关系，皇甫惟明和王忠嗣不可避免地被推入了与宰相李林甫的对立面。
李林甫虽不通兵事，但在权谋算计上，可谓登峰造极。相比之下，两位边将纵有忠勇之志，在政治斗争的棋局中，却如猛虎入林遇陷阱——再强也难施展。正所谓“飞机上钓鱼——差得远”，面对李林甫老辣的手段，他们的政治经验显然相形见绌。
作为朝中重臣的李林甫深知太子李亨手中兵权的分量——这看似孤立的军事力量，实则是朝堂博弈中的致命底牌。虽不通兵法韬略，但纵观史册，倚仗军权成就大业者比比皆是。待根基稳固后，李林甫便开始筹谋应对之策。
他心知肚明：纵使机关算尽，终究难改臣子身份。与储君相争实为自保，既为自保便不可正面强攻。经权衡利弊，这位权相独创’远交近攻’之策：外则结纳边镇将帅制衡皇甫惟明、王忠嗣等太子党羽，内则凭宰辅之权逐步剪除东宫羽翼。
此计收效之著，史册可鉴。尤以笼络范阳节度使安禄山为妙手——自开元二十四年（736年）死里逃生后，这位胡将便成李林甫制衡东宫的重要棋子，其仕途青云直上更暗合庙堂算计。
公元739年，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因虚报战功获罪贬官，这一变故为熟悉边务的安禄山创造了机遇。凭借圆滑的处世之道和丰厚的贿赂手段，这位胡人将领很快升任幽州节度副使。
安禄山表面粗犷实则心机深沉。他深谙人性弱点，针对朝中权贵的喜好精心设计巴结方案。金银财宝配合着巧言令色，让诸多朝臣纷纷沦陷，朝堂上下竟形成了一股称赞其才干的舆论风潮。
这种舆论最终影响了唐玄宗的判断。741年，安禄山获任营州都督兼平卢军使，次年更晋升为范阳节度使，自此掌控大唐北疆的军事命脉。
安禄山的崛起引起了权相李林甫的高度关注。这位老谋深算的宰相在公开场合对安禄山格外礼遇，甚至以披袍相赠的举动传递拉拢之意。深谙官场之道的安禄山立即领会其中深意，双方出于各自的政治需求，很快结成了利益同盟。在这场权力游戏中，李林甫需要边将支持来巩固相位，安禄山则渴望朝中靠山来保驾护航。
在唐朝的政治漩涡中，李林甫通过拉拢安禄山，成功获得了对抗皇甫惟明、王忠嗣军事集团的筹码。这一策略性联盟为李林甫提供了重要保障：一旦李亨集团有所异动，他就能以勤王之名调动安禄山的部队入京。对李林甫而言，安禄山的军事支持堪称最关键的回报。
然而，李林甫给予安禄山的回报更为深远，甚至直接影响了后来的历史走向。安史之乱的爆发，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政治交易的反噬。李林甫对安禄山的“投资回报”首先体现在权术指导上——他教会了安禄山如何高效取悦唐玄宗李隆基。
作为深谙帝王心理的权臣，李林甫的指导可谓“独家秘笈”。安禄山后来许多讨好玄宗的招数，都源自李林甫的传授。例如，天宝二年（743年），安禄山进京述职时，按照李林甫的授意编造了一则“祥瑞”：他声称去年营州遭遇紫方虫灾，庄稼受损严重，于是焚香祷告，发誓若心怀不轨甘愿被虫噬心，若忠心天地则求虫灾速退。话音刚落，北方飞来群鸟将害虫一扫而空。安禄山借机请求玄宗命史官记录此事，以此神化自己的忠诚。
唐玄宗李隆基并非看不出安禄山的欺瞒，但开元二十四年后，这位帝王的心态已悄然转变，尤其表现出好大喜功的倾向。安禄山虽然谎报军情，但其奏报极具煽动性——’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的理念正合帝王心意，这种政治宣传价值最终让安禄山获封骠骑大将军。类似情形在其后数年间屡见不鲜。
历史证明，李林甫并未真正享受到安禄山带来的政治红利，反倒是安禄山借此积累了雄厚的政治资本。李林甫拉拢安禄山本为自保，却未料这份政治投资最终竟孕育出颠覆帝国根基的力量。
天宝三年（744年）三月，安禄山获任范阳长史兼河北采访使。离京之际，玄宗破例诏令三品以下全体官员为其饯行，此等殊荣前所未有。这成为安禄山政治生涯的重要转折点，也是其野心滋长的关键节点。饯行宴上，这位边将竟公然放言：‘他日飞黄腾达，必不忘诸公厚恩！’
在获得唐朝开国以来地方将领最高礼遇时，非但不谦逊自持，反而如此张扬，当时便有明眼人预感到这个胡将恐成后患。
可悲的是，直到临终，李林甫恐怕都未能意识到，自己多年栽培的，竟是一只终将反噬大唐的豺狼。
李林甫拉拢安禄山作为外援，但这只能作为后手准备，真正要对付太子李亨，还需从朝廷内部着手。作为权谋高手，李林甫深谙宫廷斗争之道，在当时堪称仅次于唐玄宗的顶级政治玩家。
经过长期布局，李林甫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在稳固了安禄山这个外部助力后，他立即将矛头直指太子。他深知时间紧迫，必须赶在皇帝驾崩前解决这个心腹大患。
从天宝初年开始，李林甫就在等待合适的发难时机。直到天宝五年正月，他终于在韦坚身上找到了突破口。韦坚本是太子妃兄长，原属李林甫阵营，但因李林甫专权跋扈，即便是亲信也难逃排挤。
天宝四年（745年），韦坚因成功转运江淮租税至关中而深受唐玄宗李隆基器重，加之其皇亲国戚的身份，极有可能入主宰相班子。权相李林甫察觉圣意后，以明升暗降之计解除其水陆转运使要职。此举激起韦坚强烈不满，遂转而投靠太子李亨阵营。
起初李林甫对此未予深究，毕竟事出有因，韦坚的转向并未引发朝野震动。然而天宝五年（746年）正月，随着太子心腹皇甫惟明入京献捷，这场潜伏多时的政治博弈骤然激化。
作为太子嫡系，皇甫惟明对李林甫专权早已心怀不满。此次进京，他借韦坚之事大做文章，面圣时极力推崇韦坚才干，暗指李林甫专权误国。然而这番言论却未达预期效果——并非因其论据不足，而是其太子党身份触动了玄宗最敏感的神经。
深谙帝王心术的李隆基对李林甫专权心知肚明，甚至可说是默许纵容。在玄宗看来，只要权臣忠心可驭、办事得力，专权并非不可容忍。当时李林甫完全在其掌控之中，尚不构成实质威胁。
但太子李亨则另当别论。尽管血脉相连，可自唐开国以来，皇帝与储君的博弈史不绝书。更令玄宗警觉的是，太子背后站着皇甫惟明这等掌兵数十万的边镇节度使。这种微妙局面使玄宗陷入两难：既因三子俱丧需维护唯一合法继承人，又难免对羽翼渐丰的太子心存戒备。这种矛盾心理最终酿成了天宝年间复杂的政治态势。
李隆基内心陷入矛盾的交织状态，不同想法的胜负取决于时局的变化。皇甫惟明此刻冒然进谏，却不知自己的举动非但未能帮助太子李亨，反而险些将李亨置于危险境地。
面对皇甫惟明的谏言，李隆基既未采纳也未立即采取压制太子的措施。然而老谋深算的李林甫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微妙信号——他对皇帝的一举一动都了然于心。在他看来，皇帝的沉默本身就暗示着内心已生疑虑。
于是，李林甫抓住李隆基的猜疑心理，策划了一场针对太子李亨及其支持者的政治清洗。
天宝五年正月十五，长安城沉浸在元宵佳节的喜庆中。夜晚，太子李亨携皇甫惟明等人出宫赏灯，途中偶遇韦坚。众人相谈甚欢，共赏花灯。这本是佳节雅事，然而事后韦坚与皇甫惟明却避开众人耳目，私会于景龙观道士居所，密谈良久。
史料虽未详载二人密谈内容，但这种隐秘会面本身就引人猜疑，更何况他们的一举一动早已在李林甫的监视之下。
皇甫惟明甫一抵达京城，素来老谋深算的李林甫便迅速行动，派遣亲信——时任御史中丞的杨慎矜，暗中监视其行踪。正因如此，皇甫惟明与韦坚私下会面的一幕，被杨慎矜悉数掌握。
当李林甫接到密报后，心中顿时一动：这或许是扳倒太子李亨的绝佳时机。他立即向唐玄宗李隆基呈递密奏，诬称韦坚身为外戚，竟与边疆将领皇甫惟明密谋，意图拥立太子登基。
这份奏报字字如刀，句句诛心。外戚勾结边将，图谋政变，拥立储君——李林甫深知，这些敏感字眼无一不触碰李隆基内心最忌讳的底线。他笃定，只要激起皇帝的疑虑，便可借天子之手，将太子一党彻底铲除。
然而，出乎李林甫预料的是，李隆基的反应相对克制。他仅以“离间君臣”之罪，将韦坚与皇甫惟明贬至边远之地担任太守，并未进一步追责或牵连他人。
这一处理方式，恰恰折射出李隆基复杂的心理状态。他并非全然相信李林甫的指控，甚至清楚其中不乏构陷成分。但外戚与边将私下密会，确有其事，这种组合足以引发帝王对权力稳定的深切忧虑。因此，他必须有所回应，既表明态度，也维持朝局表面的平衡。
更何况，李隆基曾因“一日杀三子”震动朝野。当年立储之争中，李林甫本力主寿王李瑁，而李隆基最终却选择了李亨。这一决定，无形中将李林甫推向了太子的对立面，埋下了日后权斗的伏笔。
在宫廷权斗的漩涡中，一旦双方立场对立，想要化敌为友几乎难如登天。李林甫与太子李亨之间的矛盾，唐玄宗李隆基自然心知肚明。
他清楚李林甫的奏报不乏夸大之词，但李林甫作为维系朝政运转的核心宰相，其地位举足轻重，必须给予足够的支持与体面，这也是一种政治上的维护。
然而，李隆基也不能对太子李亨施以重创，毕竟李亨是国之储君，关乎大唐未来的命运。即便他对太子心存戒备，也只能采取迂回手段——通过处置皇甫惟明与韦坚，向李亨发出警示，敲响警钟。
由此可见，曾缔造“开元盛世”的李隆基，步入天宝年间后，治国理政的难度日益加剧。纵然手握至高皇权，可这权力有时却如掌中之水，难以握紧，悄然流失。
总体而言，李隆基处理此事的态度是力求平稳，息事宁人。既安抚了李林甫，又未对皇甫惟明和韦坚施以极刑，仅贬官了事，留有余地，日后仍有起复的可能。至于太子李亨，李隆基原本并无深究之意。
然而，李亨似乎并未领会父皇的深意。他本应庆幸于未被牵连追责，更应冷静谋划，思考如何应对李林甫下一步的攻势。可他却做出了令人震惊之举——半年后，竟与韦坚的弟弟韦兰、韦芝一同上书，公然为韦坚申冤叫屈。
此举无异于火上浇油，纯属自找麻烦，彻底激怒了本已心生不满的李隆基。
李亨此举的真实动机已无从考证，但他公然袒护韦坚的行为，无疑向天下昭示了两人非同寻常的关系，这再次触动了李隆基最敏感的神经。皇帝震怒之下，决定改变原定策略，对太子党展开雷霆般的清算。
这一自毁长城的举动，最大的受益者自然是李林甫。正如腐肉必招蝇虫，李林甫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不仅大肆渲染太子的过失，更将矛头指向了自己的政敌——时任尚书左丞的李适之。这位李承乾的后裔素来与李林甫政见不合，常以才学自诩，暗怀取而代之的野心。
对李林甫而言，这位同僚犹如枕戈待旦的隐患，早欲除之而后快。如今借太子之事发难，正是天赐良机。他立即上奏玄宗，诬指李适之结党营私。此时的玄宗早已被怒火蒙蔽了理智，未加详查便轻信谗言，龙颜大怒之下，一场政治风暴已然酝酿成形。
太子李亨在惶恐中意识到，父皇的震怒可能危及自己的储君之位。此刻任何辩解都于事无补，唯有实际行动才能挽回局面。
为求自保，李亨忍痛上表请求与太子妃离异，以此表明自己愿为大义割舍私情。这番断腕之举，总算暂时平息了玄宗的部分怒火。然而李隆基并未就此罢休，借机开始剪除太子羽翼：韦坚先贬江夏别驾，后改流临封；韦兰、韦芝革职流放岭南；李适之贬为宜春太守。
这场政治风暴中受牵连者甚众：太常少卿韦斌贬巴陵太守，薛王韦绢谪夷陵别驾，睢阳太守裴宽徙安陆别驾，河南尹李齐物左迁竟陵太守。虽保住了太子之位，但目睹众多亲信遭贬，李亨内心备受煎熬。
暗处窥伺的李林甫对此结果颇为满意。天宝五载这场政治博弈，他以完胜告终。然而这位权相并不满足——李亨的储君之位依然稳固。下一步，他需要锻造更锋利的政治武器，誓要将太子拉下储位。
就在太子李亨惊魂未定之际，李林甫已悄然酝酿起新一轮攻势。
他心知肚明，尽管第一轮打击让太子一党元气大伤，但多数人仅被贬谪，并未彻底倒台。这种“伤而不死”的状态令他难以安心——今日失势，未必没有他日卷土重来的可能。因此，尽管首战告捷，李林甫却不敢有丝毫松懈。
李林甫深知，要彻底瓦解一个根深蒂固的政治势力，单靠一次雷霆手段远远不够。唯有步步紧逼、连环出击，才能将其彻底击溃，永绝后患。于是，他在暗中耐心等待时机，准备发动更为致命的第二击。
如果说第一波攻击是借太子集团与皇帝关系过于亲密之机，触动唐玄宗李隆基敏感的权力神经，从而借帝威施压，那么这一次，李林甫则将矛头转向了太子集团内部——从其内部裂痕中寻找突破口。
太子良娣杜氏之父杜有邻，时任赞善大夫，其女婿柳勣则任左骁卫兵曹，二人皆为东宫属官。然而这位柳勣，为人浮躁，才疏志大，一心追逐名利，热衷结交权贵豪杰。他曾与淄川太守裴敦复、北海太守李邕、著作郎王曾等人往来密切。虽说是人际广泛，但在岳父杜有邻眼中，这却成了不务正业的象征——整日宴饮交际，毫无官德操守。因此，杜有邻对这个女婿早已心生不满，嫌隙日深。
正是这份潜藏的家族矛盾，被李林甫敏锐捕捉，成为他发动第二波政治清算的导火索。
天宝五年（746年）十二月，一场酒宴过后，杜有邻和女婿柳勣之间的矛盾彻底爆发，双方因酒后失态而反目成仇。令人震惊的是，柳勣为了报复岳父，竟不惜捏造谣言，诬陷杜有邻暗中勾结太子，妄议朝政。这一流言很快传到了权相李林甫的耳中。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家族矛盾，竟成了压垮太子集团的最后一根稻草。只不过，这一次点燃导火索的不是太子李亨本人，而是这个不起眼的柳勣。然而，柳勣恐怕未曾料到，他的报复之举，竟给了李林甫一个绝佳的清洗机会。
李林甫如同嗅到血腥味的豺狼，立刻抓住这一机会，准备借题发挥，彻底打击太子势力。他迅速动用手中的司法大权，派心腹吉温联合御史台彻查此案。审案的官员深谙权术，一见吉温出面，便知李林甫的用意。于是，案件草草审理，最终以“谋逆”定罪，柳勣、杜有邻等人均被杖毙于大理寺。一场家族内部的纷争，就这样演变成朝堂上的一场血腥清算。
杖杀朝廷命官需经皇帝御准。由此可见，李林甫事先必已禀明玄宗。从先前多人遭贬到此次连诛三臣，足见玄宗怒火日炽。虽不排除李林甫推波助澜，但关键仍在于太子李亨集团既令玄宗生畏，更因其人员构成芜杂难辨。
玄宗虽难悉知东宫僚属与太子的亲疏远近，却认定李亨所交必当是社稷之才。而今东宫竟出柳勣这等宵小，印象既坏，牵连者皆难获信任——纵是与柳勣相争的杜有邻，在玄宗眼中亦不过’狗彘相噬’之徒。此案最令玄宗震怒的，终究是太子识人不明。
杖毙三臣实为玄宗对太子的严厉警示：若再不知收敛，恐将祸及储君！史载此事确令李亨惊惧交加，只得重施故伎，废杜良娣为庶人以塞责。然宫闱权斗最忌重复，此等割席之举非但未能平息君父之怒，反成更大风暴的前奏——在权相持续蛊惑下，玄宗已决意彻底剪除太子羽翼，一场更为酷烈的政治清洗正在酝酿。
天宝六年（公元747年）正月初，权相李林甫派遣亲信罗希爽，前往各地执行残酷的清洗行动。北海太守李邕、淄川太守裴敦复因与柳勣交好，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就地杖杀于官邸之中。邺郡太守王琚仅因曾与李邕叙旧，便遭贬为江华司马，命运急转直下。
当李林甫得知这些昔日重臣在棍棒之下皮开肉绽、血溅厅堂时，非但毫无恻隐之心，反而更加坚定了斩草除根的决心。那惨烈的场面并未让他警醒，反而激起了他更深的杀意。
在我看来，这种极端的手段恰恰暴露了李林甫内心的不安与恐惧。他清楚地知道，若单论身份地位，自己远不及太子李亨，之所以能权倾朝野、翻云覆雨，完全仰仗唐玄宗李隆基的宠信。正因如此，他必须抓住时机，彻底铲除李亨的势力，以绝后患。唯有如此，他才能确保自身权位的稳固。
在这种心理驱使下，李林甫彻底撕下伪装，露出狰狞面目。他指派御史将此前已被贬谪的皇甫惟明、韦坚兄弟在流放地残忍杖杀；又命罗希爽火速南下，赶赴岭南处决李适之等人。然而，消息走漏，李适之闻风惊惧，未等刑杖加身，便服毒自尽。其子李霅千里奔丧至洛阳，竟也被李林甫构陷下狱，最终惨死于河南府狱中。而王琚不愿受辱，选择自缢殉节，一代忠臣，落得如此下场。
时至今日，朝中与李亨交好的大臣几乎全数丧命于李林甫之手，其中韦坚尤为李林甫所痛恨。尽管李林甫本人并非道德楷模，却对背叛行为深恶痛绝——即便在韦坚一事上，实则是李林甫先发制人。
韦坚虽已伏诛，李林甫却始终觉得这样的结局太过便宜了他。韦坚之死非但未能平息李林甫的怒火，反而激起他更大的报复欲望。他随即以韦坚主政漕运期间的’罪状’为由，再兴大狱。
政治斗争从来都是你死我活的较量，铲除政敌的手段往往不计道德底线，这本是权力游戏的常态。但若将这种斗争无限扩大，祸及无辜，则注定要被历史钉在耻辱柱上。李林甫正是如此。
在追查漕运’弊案’的过程中，李林甫对基层漕吏和百姓展开疯狂报复。他派爪牙前往江淮各州县，将曾为韦坚效力的’纲典船夫’（十船为一纲，以吏主之）尽数缉拿。《资治通鉴》记载，被捕者塞满监狱，酷吏们趁机敲诈勒索：有钱行贿者可减刑，无力行贿者则被剥衣绝食，直至饿毙狱中。这种惨无人道的迫害，将李林甫的变态报复欲展现得淋漓尽致。
可以说，李林甫对韦坚发起的这场政治清洗运动，给江淮漕运沿线州县带来了深重灾难，牵连人数高达十万之众。这场持续六年的清算运动，直到天宝十一年（752年）李林甫去世才告终结。
在李林甫看来，对太子李亨的第二轮打击已经超出了原本的政治目的。他坚信，打击范围越广、手段越狠辣，就能让太子派系如风雨飘摇中的孤舟。至于这场政治风暴中牺牲的无辜者，他根本不屑一顾。
李林甫心中始终秉持着这样的信条：既然皇帝都不在意的事情，他又何必畏首畏尾！
这场政治清洗虽然彻底瓦解了李亨的朝中势力，却未能动摇其太子之位。李隆基深知储君之位关乎帝国未来，因此始终坚守着最后的底线。通过默许李林甫的雷霆手段，他成功震慑了本就战战兢兢的李亨。
然而对李林甫而言，这远远不够——只要李亨仍是太子，他就难言胜利。‘李亨！从你登上储位那刻起，我们就注定势不两立。纵使背负千古骂名，我也在所不惜！你今日的隐忍，不过是为他日报复埋下伏笔。既然如此，我就必须将这场杀戮进行到底！’
在李林南持续不断的打压下，太子李亨在朝廷中的势力虽被严重削弱，亲信党羽几乎被清除殆尽，但李亨本人却未受到实质性冲击。更重要的是，他以地方军事力量为依托的政治格局依然稳固。尽管皇甫惟明已被李林甫铲除，但另一位掌握重兵的边疆大将——陇右、河西节度使王忠嗣，仍活跃于政治与军事前台。据《旧唐书·王忠嗣传》记载，当时他“佩四将印，控制万里，劲兵重镇，皆归掌握，自国初以来，未之有也”，权势之盛，前所未有。
虽然后来王忠嗣主动辞去了河东、朔方节度使的职务，但由于他长期经营西北边陲，根基深厚，人脉广泛，凭借其在军中的崇高威望，仍能对这两大战略要地施加深远影响，实现远距离掌控。
史籍中并未明确记载，在李亨集团遭受李林甫大规模清洗期间，王忠嗣持何种立场或采取何种行动。或许是因为身为帝国西部边防统帅，他需常年抵御吐蕃侵扰，无暇介入中央政争；同时，即便李林甫有意对其下手，出于边疆安危的考量，唐玄宗李隆基也未必会允许对王忠嗣轻举妄动。因此，在天宝六年（747年）之前，王忠嗣的地位始终坚如磐石。
然而，进入天宝六年之后，局势骤然逆转！
王忠嗣自幼秉承父志，投身军旅，为大唐立下赫赫战功，是一位杰出的职业军人。然而，功勋这把双刃剑，既能带来荣耀与尊崇，也可能埋下祸根。当一个人功高震主、权倾一时，便容易在权力与声望中迷失方向，甚至不自觉地踏入政治旋涡的中心，最终走向命运的转折点。
天宝六年（747年），王忠嗣与唐玄宗李隆基在军事战略上的分歧日益显现。当时唐蕃边境战事胶着，面对吐蕃军队’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游击战术，李隆基渴望通过主动进攻打破僵局，特别指示王忠嗣准备攻打石堡城。
作为久经沙场的边关统帅，王忠嗣深知石堡城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吐蕃更是不惜代价重兵防守。他上疏直言强攻将导致数万将士伤亡，建议暂缓进攻以待战机，并委婉劝谏皇帝不宜过多干涉前线指挥。从军事角度看，这无疑是明智之策。
然而在君臣之道上，这番直谏却触犯了帝王威严。无论战功多么显赫，质疑皇帝决策终究是危险的举动。王忠嗣的遭遇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在专制皇权面前，即便是最合理的军事建议，也可能因触犯天威而招致祸患。
王忠嗣的拒不从命让唐玄宗李隆基心生不悦，但出于稳定朝局的考虑，玄宗暂时隐忍不发。此时王忠嗣麾下将领董延光得知此事后，主动请缨攻打石堡城。玄宗命王忠嗣拨调部分兵力支援，王忠嗣虽勉强应允，却刻意挑选羸弱之兵充数，此举令董延光怀恨在心。
实际上，尽管王忠嗣手握重兵，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不过是理论上的说法。毕竟战事结束后，将领仍需回朝面圣。
王忠嗣的部将李光弼敏锐地察觉到其中凶险，他劝谏道：分兵之命出自圣意，若以弱兵贻误战机，董延光必会推诿罪责，届时皇上定会降罪。
这番谏言可谓旁观者清，但固执的王忠嗣仍不为所动。他坚持认为，即便获罪最多不过贬官，但若为夺取战略价值有限的城池而牺牲数万将士性命，实非为将之道。
表面看来，王忠嗣似乎已做好承担后果的准备，但或许他并未真正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历史的发展却印证了李光弼的预见——后来的事态演变，完全朝着李光弼预警的方向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李光弼出身于契丹族将领之家，其父为王忠嗣麾下的名将李楷洛。当时他尚在王忠嗣军中担任一名并不起眼的部将，无人料到，多年之后，正是这位低调的将领，会在那场几乎倾覆大唐的惊天叛乱中挺身而出，成为力挽狂澜、拯救社稷的关键人物。
尽管李光弼曾极力劝阻，王忠嗣依旧坚持己见。不久，董延光果然兵败，随即向唐玄宗李隆基上奏，指责王忠嗣故意掣肘，导致战事失利，请求治其罪责。
这一局面，正中李林甫下怀！这位权臣早已对王忠嗣心生忌惮，无时无刻不在等待他犯错的时机。如今董延光的奏疏，无疑给了他一个绝佳的突破口。李林甫立刻抓住机会，借题发挥，不仅意图构陷王忠嗣，更顺势发动了对太子李亨的第三次政治打击。
此前两次对太子的攻击虽狠辣果决，且有玄宗默许的背景，但李亨的地位却始终未被动摇。李林甫深知，玄宗内心对太子仍存庇护之意。若此次自己再次亲自出面，极可能引起皇帝反感，甚至招致反噬。
因此，这一次他改变了策略，选择退居幕后，转而操控他人充当先锋。他指使自己的心腹——曾在王忠嗣管辖地区任职的济阳别驾魏林，向玄宗上书，诬告王忠嗣称：其自幼在宫中长大，与太子私交甚密，图谋起兵，拥立李亨登基。
我有理由相信，这番诬陷之词，实为李林甫一手策划。此举也暴露出两个问题：其一，李林甫的权术手段已显疲态，难有新招；其二，他此次刻意隐身幕后，正说明其政治警觉性仍在，具备一定的自保意识。
正如我此前所言，在权力斗争中，反复使用相同伎俩终将令人厌倦。或许李林甫已预感到风向变化，才选择隐于暗处，这既是一种策略调整，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反应。
当魏林的奏疏呈递御前后，唐玄宗李隆基的态度发生了显著转变。与以往纵容李林甫打压太子的做法不同，这次玄宗亲自为李亨辩护，明确指出太子久居深宫，不可能与外人共谋，直接否定了魏林的指控。这一表态有效遏制了李林甫对太子的新一轮攻势。
然而玄宗并未完全站在太子一方，他采取了折中手段：下令召回边境名将王忠嗣，以’消极作战’的罪名将其收监，交由三法司会审。这一处置几乎将王忠嗣置于死地，幸得其旧部哥舒翰以官爵相赎，在朝堂上以死相谏，最终感动玄宗改判贬为汉阳太守。次年（746年），正值壮年的王忠嗣突然去世，时年仅四十五岁。
李林甫发动的第三轮政治清洗，虽然冲击力较前两次有所减弱，却成功铲除了太子集团的核心军事支柱。从实际效果看，这次打击依然收获颇丰。
值得注意的是，玄宗在此事中展现出明显的政治平衡术：前两次清洗已重创太子势力，皇帝的猜忌得到缓解；但同时坚守着政治底线——只要太子不犯原则性错误，其储君地位不容动摇。这种微妙的平衡彰显了玄宗晚年精妙的权术手腕。
李林甫对太子李亨的第三次政治攻势显得缺乏新意，因此遭到了玄宗皇帝的制止，这实际上间接保护了太子。玄宗对这位朝廷重臣有着天然的倚重，这种依赖既源于李林甫善于逢迎的性格特质，更基于其出色的行政才能。
在叫停第三次攻击的同时，玄宗也不得不顾及李林甫的情绪。
皇帝李隆基深知，’一日杀三子’事件引发的李林甫与太子之间的嫌隙已无法弥合，甚至从某种程度来说，作为臣子的李林甫反而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玄宗默许前两次攻击，一方面是出于制衡太子的政治考量，另一方面也是要给这位朝廷支柱保留颜面——毕竟帝国的日常运作仍需要仰仗其才能。但当第三次攻势来临时，玄宗明显感受到李林甫的咄咄逼人，于是果断出手干预。而将王忠嗣治罪的举措，则可以视为对李林甫的一种变相安抚。
最终，玄宗虽然达成了预期目的，却在不经意间将李林甫置于进退维谷的政治困境之中。
从天宝年间到李林甫去世（天宝十一年），这位权相虽屡次设计陷害太子李亨，却始终未能将其彻底扳倒。而李亨虽保住了储君之位，却因早年间遭遇的三次重大打击，在此后岁月中始终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这种如临深渊的处境，一直持续到十年后他在灵武登基称帝才告终结。说到这里，我们暂且将李林甫专权之事按下不表。这位权臣的故事尚未完结，不过在讲述他与命中克星的对决前，让我们先把目光从朝堂的明争暗斗中移开，投向遥远的中亚大地。
在那里，一场影响伊斯兰文明与盛唐文化的史诗级战役，即将震撼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