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唐帝国不断扩张疆域的同时，皇宫内部却暗流涌动。自武媚娘登上皇后之位后，朝堂之上悄然弥漫起一种微妙的气氛——这并非源于皇帝或群臣之间的博弈，而是来自武媚娘内心深处对权力日益增长的渴望。
如今，长孙无忌一党已被彻底铲除，唐太宗李世民留下的贞观老臣也几乎悉数退出历史舞台。虽然大唐对外征战连连告捷，国势蒸蒸日上，但内政方面却因缺乏如长孙无忌、褚遂良这般能独当一面的大臣，令李治颇感压力。昔日长孙无忌权倾一时，虽让李治倍感掣肘，却也无形中为他分担了不少政务；而如今，失去了这些倚仗，李治愈发感到孤掌难鸣。
所幸，他还有武媚娘。
这位始终站在李治身后的女子，在贞观遗老逐渐凋零的过程中，被内心权力欲望的驱使，一步步从幕后走向前台。她开始积极参与朝政，展现出非凡的政治手腕，逐渐成为影响大唐政局的重要人物。
当然，这条通往权力巅峰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最初的日子里，武媚娘也曾遭遇质疑与阻力，但她凭借智慧与魄力，逐步赢得了话语权，并在帝国的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
显庆二年（657年）冬，唐高宗李治下诏将洛阳升为东都。自此，他与武后频繁驻跸洛阳。由于长途奔波，高宗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主要症状表现为剧烈头痛与视力衰退。史载，这或许与其早年因长孙皇后去世而长期悲泣导致眼疾有关。
随着高宗健康恶化，武后逐渐获得更多参政机会。百官上奏时，高宗多令武后共同决策。武后天资聪颖，自幼博览群书，处理政务雷厉风行，深受高宗倚重。当时朝政要务，但凡武后建言，高宗几乎无不允准。
在此背景下，武后的政治影响力与日俱增。李义府、许敬宗等新兴权臣因与武后在打压长孙无忌集团上立场一致，逐渐形成武后政治集团的核心成员。随着武后权势扩张，这些亲信都获得了擢升。
龙朔二年（662年）春，朝廷全面改革官制：门下省改称东台，中书省为西台，尚书省为中台；侍中改称左相，中书令为右相。同年秋，许敬宗即被擢为太子少师，兼领三省要职。次年正月，李义府亦升任右相，仍执掌选官大权。
两位心腹的快速晋升令武后倍感欣慰。然而，这位日渐显赫的皇后似乎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未能及时告诫亲信居安思危。果然不久后，得意忘形的李义府便惹出了事端。
事件的导火索，完全源于李义府的恣意妄为。
此人升官之后，大肆贩卖官职，敛财无度，其子婿更是横行乡里、目无法纪。唐高宗李治得知此事后，便召见李义府问话。起初，皇帝的态度还颇为温和，不曾想李义府竟面露不悦，反问皇帝：“陛下是从谁那里听到这些话的？”
要知道，眼前这位可不是普通官员，而是九五之尊。面对质问，李治并未当场发作，反而语气平和地回应道：“只要我说的是事实，又何必追问消息从何而来？”
然而，李义府不仅没有认错悔改，反而一言不发，转身离开了朝堂。此举无疑是在皇权面前公然挑衅。李治脸色顿时变得铁青，愤怒之情可想而知。
最终，李义府因在母亲守丧期间行为失当，频繁登坟遥望京城方向，被指控有谋逆之心，贬往巂州（今四川西昌）。这位一向八面玲珑、被人称为“人猫”的权臣，终究还是因为一时糊涂，栽在了皇帝手中。
可这件事的影响远未结束。
李义府被贬后，朝廷上下一片叫好之声，唯独一人黯然神伤——那便是武媚娘。作为武则天早期的重要支持者，李义府在她稳固朝中地位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如今失去这样一个得力助手，令她倍感失落。
她本想在皇帝面前为李义府求情，但又担心牵连自身，被认定为同党而遭清算，因此只能保持沉默，将不满与惋惜深埋心底。
—这一日的深宫，武媚娘独坐妆台前，眉宇间难掩落寞之色。谁曾想，她一时兴起之举，竟险些毁去多年苦心经营的前程。
彼时宫中盛行方术之说，武媚娘亦未能免俗。她素来信奉道门玄术，常与道士郭行真论道谈玄。然在俗人眼中，道术与巫蛊之术，不过一线之隔。
史书未载武媚娘此举意欲何为，然宫中从无秘密可言。很快便有宦官向高宗密报此事。自刘文静、王皇后因’厌胜’获罪以来，此等事端最触帝王逆鳞。
此时朝局已非长孙无忌当政之时，新人尚未培植，唐高宗不得不倚重武媚娘。踌躇之际，高宗召来心腹重臣上官仪商议。
上官仪乃隋朝旧臣上官弘之子，时任秘书监，以诗才闻名。其诗作绮丽婉转，世称’上官体’。然其性情孤高，对武氏干政素来不满，在朝中人缘不佳。幸得高宗赏识，方得重用。
君臣相见之时，李治向心腹大臣吐露了对武后的不满。敏锐的上官仪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迫不及待地进言：‘皇后专横跋扈，早已天怒人怨。臣以为，当立即废后以平民愤，方能保我大唐江山永固！’然而历史证明，这不过是上官仪的一厢情愿。
被愤怒冲昏头脑的李治当即采纳了建议，命上官仪草拟废后诏书，准备效仿八年前废黜王皇后的旧例，将武后打入冷宫。但今非昔比——八年前他能成功是因为有武媚娘相助，而如今面对羽翼已丰的武后，李治早已力不从心。
诏书墨迹未干，武后已然闻讯而至。’听闻陛下要废黜臣妾？’武后单刀直入。李治神色慌乱地否认：’皇后何出此言？’武后深知这位优柔寡断的夫君吃软不吃硬，略一思忖便转换策略，以情动人。
这个决定堪称神来之笔。武后泫然欲泣道：’陛下定是受了小人蒙蔽，将臣妾视为祸国殃民之人…’哽咽的话语间，一场精心设计的危机公关就此展开。
李治万万没料到会陷入这般难堪境地。为缓和气氛，他连忙温言安抚武媚娘：’爱卿定是听岔了，朕怎会行此等事？’
‘臣妾宁可是耳误，’武媚娘梨花带雨，‘若今日不来，待诏书下达，怕是永世不得面见陛下了。’说罢掩面啜泣。
这眼泪落得恰是时候。
武媚娘深谙，眼泪不过是攻心之术，仅能换取君王怜惜，却不足以扭转乾坤。她拭去泪痕，祭出第二招杀手锏。
‘自臣妾重返宫闱，晨昏侍奉不敢懈怠。国舅之乱平定后，臣妾执掌六宫，近来陛下圣体违和，臣妾协理朝政夙夜忧勤——这些，陛下都忘了吗？’
这番话柔中带刚，字字诛心。言外之意，离了她武媚娘，这大唐江山怕是要风雨飘摇。
李治闻言垂首，陷入沉默。
眼见丈夫已然动摇，武媚娘心知决胜时刻将至。若能一举功成，不仅可固宠于君前，更能将政敌打入万劫不复之地！
她倏然收泪。成败在此一举，绝不容半分差池。略作沉吟，她朱唇轻启：‘陛下明鉴！此事非君之过，实有奸佞越界弄权，干涉宫闱私事，离间你我结发之情啊！’
表面平静之下，往往暗流涌动。自古以来，帝王最忌讳的便是臣子逾越本分，插手皇室家事。武媚娘深谙此道，因此她的第三步棋可谓一石二鸟，既稳住了局势，又除掉了潜在威胁。
李治终于坐不住了，他猛然意识到自己被上官仪利用了。
“这都是上官仪的主意，我一时糊涂，差点酿成大祸！”李治急忙向武媚娘解释，“还请陛下慎重处理此事。”
一个简单的万福礼，一场精心设计的表演就此落幕。
可怜的上官仪成了无辜的替罪羊。在武媚娘的安排下，许敬宗上奏弹劾他，指控其曾是废太子李忠的旧部，必然是其同党。尽管李忠早已被贬为庶人，但在权力斗争中，罗织罪名从来不是难事。最终，上官仪被处死，全家籍没入宫。
在押送掖庭的队伍末尾，一位年轻妇人怀抱婴儿缓缓前行。她是上官仪的儿媳，怀中女婴正是她的女儿。谁也想不到，这个女孩日后竟会成为武则天身边最重要的助手。
顺便提一句，她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上官婉儿。
凭借高超的政治手腕与应对危机的能力，武媚娘成功化解了自己成为皇后以来的第一次重大危机。对她而言，这只是权力之路的开端。她深知，若想登上权力巅峰，就必须摒弃软弱与怜悯，变得坚不可摧、冷酷果决。无论对手是谁，只要挡在她面前，都必须毫不留情地清除，哪怕是至亲之人也不例外。
武媚娘早已褪去了初入宫闱时的青涩与幻想。昔日的武才人如今已成为深谙权力游戏的现实主义者。李治的优柔寡断恰巧为她提供了施展抱负的舞台，使她逐渐将权力视为生命的核心价值。
在废后风波过后，武媚娘已然立下铁血决心——任何阻碍她前进的绊脚石，都将被无情碾碎。上官仪成为她权力之路上的第一个牺牲品，而更严峻的挑战，来自那些与她血脉相连的至亲之人。
荣登后位之际，武媚娘对亲族的封赏可谓煞费苦心。除李义府、许敬宗等心腹获得擢升外，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对娘家人的特殊恩宠：母亲杨氏获封荣国夫人，姐姐晋为韩国夫人，四位同父异母的兄长元庆、元爽、惟良、怀远皆位列四品以上。表面看来，确是一人得势，全家显贵。
然而这份荣宠背后，隐藏着武媚娘精心的政治算计。童年饱受兄长欺凌的阴影从未消散，那个曾在心底立誓要让所有伤害过她的人付出代价的少女，此刻正以最优雅的方式布下一局复仇之棋。在危机四伏的深宫之中，培植亲族势力不过是她巩固权位的权宜之计。这份看似荣宠的提拔，实则暗藏玄机。
武媚娘曾天真地认为，四个异母兄弟定会因她施与的恩惠而感恩图报，甚至带着过往的愧疚效忠于她。然而，现实却狠狠打了她的脸。这场看似温情的家庭聚会，最终成为了一次失败的政治试探。
为了探明四位异母兄弟能否为自己所用，武媚娘授意母亲杨氏在家中设宴款待他们，并借机打探几人升迁后的态度。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杨氏小心翼翼地抛出问题：“你们还记得当年的事吗？如今升官了，有什么感想？”
席间气氛骤然凝固——四人都明白，“当年的事”指的是武媚娘早年受尽兄长们冷遇的经历。然而，期待中的感激言辞并未出现，取而代之的是沉默和回避。
终于，武惟良开口了，语气中带着不卑不亢的讽刺：“我们能做官，本应归功于父亲的功劳。如今因为皇后的缘故得到提拔，非但不敢引以为荣，反而深感忧虑。”其余三人立刻附和，纷纷表示对高位的“不安”。
这场家宴彻底撕开了亲情的伪装。四兄弟的态度明确：他们并不认同武媚娘的地位，更不愿接受这份“恩赐”。杨氏强撑场面，却难掩尴尬，一场原本试图拉拢人心的饭局，最终草草收场，徒留一地难堪。
这次失败的试探，不仅暴露了武媚娘急于掌控家族势力的野心，也预示了她未来权力之路的艰难——即便是血缘至亲，也无法掩盖利益冲突的锋芒。
很快，武媚娘便得知了此事。她心知肚明，自己与那四个异母兄弟终究难以同心同德。虽然表面上彼此已走近，但心与心之间的距离却愈发遥远。
若不及时做出决断，将来必定会酿成大祸！
于是，在乾封元年（666年）八月，武媚娘向李治呈上了一道奏疏，主题是遏制外戚干政。她以“恩宠过盛易生祸端”为由，恳请李治将她的四位异母兄长调离中枢，予以降职处理。
在这份奏疏中，武媚娘巧妙地引用历史典故：先是以东汉明德马皇后的事迹为引子，接着又举出唐初长孙皇后限制外戚掌权的先例，表明自己效法前朝贤后的态度，目的是为了保全自家兄弟性命与地位。
她在奏疏末尾写道：“为江山社稷计，愿陛下遣惟良等出任边远州刺史。”
这句话看似冠冕堂皇，实则就是一种变相的“外贬”。
这番话果然打动了李治，他不仅没有察觉其中深意，反而对武媚娘的“大义灭亲”之举大加赞赏。就这样，在武媚娘的巧妙安排下，四位兄弟被一一调离京城，黯然踏上了前往偏远之地的路途。
然而，这一切并非终点，而只是开始。
四兄弟中，长兄武元庆被贬至龙州（今四川平武），距长安两千六百余里。那里地僻人稀、土地贫瘠，环境恶劣异常。武元庆刚到任不久，便因水土不服、心情抑郁，仅三个月便郁郁而终。
武元爽最初被贬至濠州（今安徽凤阳），然而在当地因牵涉一桩案件，又稀里糊涂地被改贬至振州（今海南三亚）。在前往振州的途中，他不堪押送官员的虐待，最终病逝于荒野之中。
武元庆与武元爽的命运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健康的身体才是成就事业的基础。
相较之下，武惟良和武怀远虽然活得更久，但结局却更为凄惨。当时，武惟良被贬为始州（今四川广元）刺史，武怀远则被贬为淄州（今山东淄博）刺史。由于二人身体强健，并未像武元庆、武元爽那样早早“自行了断”，使得武媚娘未能轻易除掉他们。因此，武媚娘不得不采取她特有的手段，将二人彻底铲除。
作为一位政治手腕极为高明的人物，甚至可以说是深谙权谋之道的高手，武媚娘向来擅长“无形杀人”。这一次也不例外。而她的突破口，正是她的外甥女——贺兰姑娘。
贺兰姑娘是武媚娘的姐姐韩国夫人的女儿。父亲去世后，她与母亲频繁出入宫廷，常伴武媚娘左右。韩国夫人虽年过四十，却风韵犹存，逐渐引起了唐高宗李治的注意。此后，李治频频召见母女二人入宫叙谈，时间久了，母女俩竟成了皇帝的宠妃。随着她们在宫中地位的上升，武媚娘反倒渐渐被冷落。
春风得意的武媚娘再次体会到了被冷落的苦涩，然而历经多年宫廷沉浮的她，此刻虽妒火中烧，却表现得从容不迫。因为她深知自己完全能让帝王重新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让所有对手万劫不复。
‘从一介无权宫女到执掌朝政，如今与圣上共治天下，区区两个以色侍人的女子，何足挂齿？’她在心中冷笑。
当李治与韩国夫人母女缠绵之际，武媚娘依然恭顺地垂帘辅政。然而那摇曳的珠帘之后，一双锐利的眼睛正洞察着一切。一颗复仇的心正在蛰伏，等待给予仇敌致命一击的时机。
天意弄人，不久后韩国夫人突然暴毙。武媚娘面上哀戚，心下却暗自庆幸天助我也。但她并未因此放松警惕，那个深受宠爱的外甥女贺兰氏仍在威胁着她的地位。
韩国夫人死后，李治为表追念，晋封贺兰氏为魏国夫人。殊不知，这一封赏正将心爱的女子推向深渊。为彻底铲除来自娘家的威胁，武媚娘在谋划除掉武惟良等人的同时，也将魏国夫人列入了死亡名单。
一场精心设计的连环杀局，就此悄然展开。
乾封元年（666年）八月，京城迎来了一批特殊来客——进京述职的地方刺史。在这群官员中，武惟良与武怀远兄弟格外引人注目。彼时，唐高宗李治推行新政，允许地方刺史面圣述职，这对多数官员而言是莫大的殊荣。然而对武氏兄弟来说，这次入京却成了命运的转折点。
消息传至武媚娘耳中后，她敏锐地察觉到机会降临。为布局谋划，她特意择定吉时，陪同李治与魏国夫人一同前往母亲荣国夫人杨氏府邸。随后，她秘密下令召见武氏兄弟。
当武氏兄弟踏入杨氏府门，意外发现天子亲临，顿时惶恐跪拜。李治照例寒暄几句后，武媚娘便直截了当地开口：’听闻你们带来了不少封地特产献给陛下，如今见驾为何还不呈上？’
兄弟二人忙解释道：‘臣等所携皆是柑橘、白鱼、河蟹等土产……’
话音未落，武媚娘便打断道：‘听说龙州白鱼最为鲜美，不如即刻烹制几条，让陛下品尝。臣妾与陛下及魏国夫人共饮几杯，不知陛下意下如何？’
李治素来惯于采纳武媚娘建议，此刻亦颔首应允。武氏兄弟只得命人速取白鱼。在武媚娘亲自过问下，精选数条白鱼送入厨房，并再三叮嘱要烹调得鲜美可口。一场看似平常的家宴，实则暗藏玄机，等待着武氏兄弟的命运齿轮已然缓缓转动……
在一片其乐融融的氛围中，宴会缓缓拉开帷幕。
面对桌上香气扑鼻的白鱼，武媚娘微微侧目，瞥了一眼坐在身旁的魏国夫人。沉吟片刻后，她神色哀戚地将一盘白鱼推到魏国夫人面前，说道：“自从你母亲韩国夫人去世之后，我这个做姨母的自然应当更加疼爱你。况且你一心侍奉皇上，辛劳尽心，这盘献给皇上的白鱼，理应由你先尝第一口。”
话音刚落，她又转头望向李治，语气恭敬地问道：“皇上觉得如何？”
这番话看似慈爱体贴，实则步步为营。
武媚娘深知，唯有以李治为掩护，才能让她的每一步都成为致命杀招。
“皇后果然思虑周全。”李治点头赞同，柔声对魏国夫人说道，“你就听从皇后安排，先吃一口吧。”
面对既是皇后、又是亲姨母的关怀，魏国夫人感动不已，连忙起身行礼，感激道：“母亲已逝，姨母恩情胜似亲母。甥女年幼无知，今后还望姨母多多照拂。”言罢，带着几分荣耀与感动，她轻轻夹起一块白鱼，送入口中。
而此时，武媚娘静静看着这一切，嘴角微扬，心中却涌起一股居高临下的快意——她知道，自己又一次成功地将棋子走到了最恰当的位置。
在那波谲云诡的深宫之中，美貌不过是浮于表面的装饰，真正能站稳脚跟者，需具备缜密的心机与一击制敌的手段。
贺兰，你已然无路可退！
魏国夫人食用白鱼后突感腹部剧痛，顷刻间口鼻溢血，倒地不起。随着一声凄厉惨叫，她呕出鲜血，命丧黄泉。她至死未阖的双目中，或许已窥见真相的一角。
宴席之上顿时陷入混乱，李治惊慌失措，稍作反应便伏尸恸哭。而最惶恐不安的莫过于武氏兄弟——因那白鱼正是出自他们之手。
“陛下！此事绝非臣等所为！” 武氏兄弟惊恐跪地，连连辩解。
就在此时，武媚娘脸色骤沉，厉声呵斥：“好一对恩将仇报的贼人！竟敢以毒鱼谋害圣上，陛下还不速速将此二逆贼拿下！”
可怜武氏兄弟，在一片混乱中连申辩的机会都没有，便成了阶下冤魂。
至于白鱼为何有毒，诸位心中想必已有答案。而毒是如何被悄然置入菜肴之中，史料语焉不详，我们不便妄加揣测。但纵观全局，唯有武媚娘拥有行凶之机。然而事后无人冷静思索，皆因其巧妙利用了人性中的弱点，让众人迷失于恐惧与愤怒之中，无法自拔。
李治性格优柔寡断，面对突发变故往往难以保持冷静。而武氏兄弟急于自保的辩解，在旁人眼中反显刻意。这一切都在武媚娘的精心算计之中。她步步为营的设计堪称完美，当时朝野上下无人质疑。即便偶有疑窦，因缺乏实证也只能缄默不言。
这场针对至亲的清算行动，展现了武媚娘惊人的政治手腕。后世史家常对其’一计除三亲’之举口诛笔伐，从情感伦理与手段残忍度而言，确实体现了其性格中冷酷暴虐的一面。但若仅以’妒妇报复’解读未免流于表面。要真正理解武媚娘，必须洞悉其毕生所求。
这位将最高权力视为终极目标的女性，是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铁腕政治家。权力欲望已完全支配了她的灵魂。
在通往权力巅峰的路上，她早已做好牺牲一切的准备，包括最珍贵的亲情羁绊。然而此时的武媚娘尚未意识到，这份觉悟将在多年后给予她怎样深刻的领悟。
在解决魏国夫人贺兰氏一事上，武媚娘再次展现了其雷霆手段。曾经的贺兰氏集女性魅力之大成，其风铃般的歌喉与翩跹舞姿令李治如痴如醉。她深谙以青春肉体取悦君王的生存之道。但武媚娘用最残酷的方式宣告：深宫之中，唯有她才是真正的权力主宰。
然而权力之路永无止境。即便除去贺兰氏，武媚娘仍警觉地环视四周，最终将目光锁定在外甥贺兰敏之身上。这位潜在的威胁者，再次证明了武媚娘’宁可错杀不可放过’的政治信条。在权力保卫战中，她不允许任何隐患存在。
贺兰敏之是韩国夫人杨氏的儿子，魏国夫人贺兰氏的兄长。在武则天决定铲除他之前，他曾与武则天关系密切。
随着武元庆、武惟良等武家四兄弟相继被清除，武士彟爵位的继承问题迫在眉睫。按照常理，武士彟的孙子武承嗣、武三思皆有资格承袭爵位，但武则天却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她的外甥——贺兰敏之。
从血缘来看，这一决定略显牵强，但从政治权衡的角度出发，武则天自有其深意。在她接连处置了姐姐韩国夫人、外甥女魏国夫人以及几位异母兄弟后，娘家人对她的看法早已充满恐惧与忌惮。尽管她本人并不在意，但在那个重视伦理纲常的时代，她仍需做出姿态以缓和舆论压力。因此，选择贺兰敏之正是为了平衡局势。
正如当初提拔异母兄弟一样，武则天依旧怀抱着某种期待，希望能在贺兰敏之身上实现未能在其他亲人身上达成的政治目标。
于是一个夜晚，武则天秘密召见贺兰敏之入宫，亲自宣布赐其姓“武”，改名为武敏之，正式承袭外祖父武士彟的爵位，封为周公，并任命为弘文馆学士、左散骑常侍。
按理说，这是飞黄腾达的开始，可当贺兰敏之亲耳听到姨母的封赏时，却连连摇头，满脸难以置信。因为在他的认知中，这几乎不可能发生。虽然母亲韩国夫人与武则天是亲姐妹，但两人之间的恩怨早已公开化，尤其是不久前的“白鱼案”记忆犹新。面对这样一位冷酷果断的姨母，如今却要将家族荣耀加诸自己身上，他怎能不心生疑虑？在他看来，这份突如其来的恩宠，或许暗藏杀机。
贺兰敏之顿感心头压下一块巨石，他清楚地意识到，这绝非什么恩赐，而很可能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然而，在武媚娘的强势威压下，他深知自己没有拒绝的余地。
强自镇定后，贺兰敏之立刻伏地跪拜，装出一副感恩戴德的模样，誓言必将铭记姨母的恩情，誓死效忠武家。额头触地的刹那，他眉宇间的阴郁却无人察觉。
武媚娘对这番表态颇为满意。她凝视着眼前这个俊秀的外甥，唇边掠过一丝若有似无的笑意。历经两朝腥风血雨的她，自然明白贺兰敏之不可能真心归顺，但她深信，只要施以足够的恩威，便能将其驯服，为己所用。**更何况，如今的贺兰敏之孤立无援，除了依附于她，别无选择。
然而，武媚娘却漏算了一个人——李治。
自贺兰敏之（后改名为武敏之）升迁后，他便频繁获准面圣。君臣二人除了商讨朝政，亦难免谈及家事，而魏国夫人的死因更是李治屡屡追问的话题。每一次，武敏之总是欲言又止，神色间隐现挣扎……
武敏之与李治的密谈内容被宫人暗中禀报给了武媚娘。听闻此事，武媚娘眸光一沉，心知武敏之对朝廷早已心怀怨恨。她敏锐地察觉到，这份仇恨若不及早处理，终将酿成大患。而李治的庇护，已然成为武敏之最后的依靠。
权衡利弊后，武媚娘决意放弃对武敏之的拉拢计划。与对付武氏兄弟不同，她选择以静制动，等待对方自露破绽。这一策略源于她对武敏之品性的深刻了解——此人虽有出众容貌，却品行不端，曾与太原王妃私通，更在服丧期间纵情声色。
然而真正令武媚娘震怒的，是武敏之竟敢染指太子妃人选。司卫少卿杨思俭之女本已获选为太子李弘正妃，却在婚期已定时遭武敏之玷污。此事触及皇室尊严底线，武媚娘当即连上三道奏章，详陈其罪。
咸亨二年六月，李治颁诏将武敏之流放雷州，并褫夺其武姓特权。
流放长安的贺兰敏之已不再是昔日那个风姿俊朗、意气风发的贵族公子。这位曾经的翩翩美少年，最终未能抵达流放地雷州——在韶关境内，当地官员用一根马缰终结了他短暂的生命。这看似地方官员的自作主张，背后却隐约可见武媚娘，甚至唐高宗李治的授意。
贺兰敏之的结局并非无因之果。他的人生轨迹充满宿命般的悲剧色彩：被迫接受命运开局，本有机会改写人生剧本，却因心魔作祟，最终只能接受上天的惩罚。这令人不禁感叹命运的残酷与人生的无常。
与此同时，武媚娘正经历着政治生涯的重大挫折。她屡次尝试与亲族和解，换来的却总是冰冷的拒绝。权力、富贵、美色——这些常人难以抗拒的诱惑，在她伸出的橄榄枝面前都失去了吸引力。面对亲族的疏离，这位未来的女皇不得不选择用铁血手段消除潜在威胁。
但武媚娘绝非轻易认输之人。在接连失败后，她将目光转向了侄子武承嗣。与武氏兄弟和贺兰敏之截然不同的是，武承嗣及其子弟数年后将成为女皇身边的重要政治力量，深刻影响着大唐王朝的政治格局。
在武承嗣袭爵四个月后，随着李治下诏自称’天皇’、武媚娘称’天后’，这位政治女强人终于迎来了施展抱负的契机。她提出的’建言十二事’，不仅首次完整展现了其卓越的政治才能，更成为’二圣临朝’时代的重要标志。
武媚娘之所以能在朝廷中稳固地位，并不仅仅依赖于权谋与杀戮。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或许曾经历过腥风血雨，但真正让他们立足青史的，终究是其卓越的才能与治国之策。
作为一名女性，武媚娘在政治上的智慧和胆识丝毫不逊色于任何一位男性政治家。上元元年（674年）十二月，她在成为天后之后，向唐高宗李治呈上了一道具有深远意义的奏章，提出了治理国家的十二条建议：
1. 振兴农业和蚕桑业，减轻百姓赋税与徭役负担；
2.免除京师周边地区百姓的租税与劳役；
3. 暂停对外战争，以道德教化安定天下；
4. 在全国范围内，无论南北、宫内宫外，一律禁止奢靡浮华之风；
5. 减少大型土木工程，节省财政开支与人力消耗；
6.广开言路，鼓励臣民进谏献策；
7. 杜绝奸佞小人进谗言，净化朝堂风气；
8.要求王公以下官员学习《道德经》，提升修养与治国理念；
9.父亲健在而母亲去世者，子女亦应为母守孝三年，体现孝道平等；
10. 上元元年以前已获得委任状且有功之人，无需重复考核直接任职；
11. 提高八品以上京官的俸禄待遇；
12. 对长期任职、德才兼备却职位偏低的文武百官，允许破格提拔。
这十二条建议充分体现了武媚娘深邃的政治洞察力。她敏锐地察觉到，在大唐表面繁荣的背后，潜藏着诸如民生困苦、军费浩繁、吏治腐败、社会风气奢靡等诸多问题。她的这些政策主张不仅切中时弊，也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路径，堪称一套系统的富国强兵之策。
通过对武媚娘十二条建议的深入剖析，可以归纳为三大核心要义，体现其卓越的政治智慧。
一、崇俭抑奢
历代明君均以此为治国之本。唐太宗李世民吸取隋亡教训，力行俭朴，开创’贞观之治’。武媚娘作为太宗才人九载，亲历盛世，也目睹太宗晚年懈怠导致的政事松弛。高宗即位后，贞观旧臣集团瓦解，新贵未成气候，加之天灾频发、战事不断、大兴土木，民生困苦。武媚娘敏锐察觉危机，以天后之尊力倡节俭，展现出政治家的远见卓识。
二、广开言路
武媚娘深受太宗纳谏之风熏陶，亲见魏征等谏臣风骨。她深知言路畅通乃治国要道，既为规劝高宗，亦为自律。当时朝廷新贵崛起，武媚娘欲稳固地位，除皇后身份外，更需善纳群言。开放言路既符合其政治理想，也是笼络新贵的重要手段。
三、革新政制
此点最具战略意义。武媚娘着手改革中枢权力架构，突破太宗朝’三省分权’的虚君体制。原制度中，中书拟旨、尚书执行、门下审核，相权制约皇权。武媚娘通过扶持新贵，逐步实现皇权集中，为日后称帝铺路，彰显其深远的政治谋略。
中国历史上皇权与相权的博弈一直是政治斗争的核心议题。唐高宗时期，李治与长孙无忌的权力之争本质上反映了这一历史规律。
武则天参政后，敏锐地意识到必须重新构建权力格局。她采取的策略是扶持新兴政治势力，逐步削弱传统相权。这一政治重构过程最终实现了皇权的集中化，使宰相的决策权转移至君主手中，仅保留奏章呈递的行政职能，形成了’百官奏议，皆由天后裁决’的新型政治运作模式。
从政治改革的角度审视，武则天的’建言十二事’已超越一般的政策建议，实为具有深远意义的制度变革。这种强化中央集权的改革，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具有进步性，适应了疆域辽阔、政务繁杂的大一统帝国治理需求。虽然以现代民主标准来衡量存在局限，但在7世纪的历史条件下，集权体制确实提升了行政效率。
随着’十二事’的全面推行，传统政治集团逐渐式微，新兴势力登上政治舞台。相权的弱化虽然实现了武则天的政治目标，但帝国庞大的行政体系仍需有效运转。在权力结构转型的过程中，如何确保国家机器的持续运作，成为摆在统治者面前的重要课题。这一历史经验也为后世提供了关于权力制衡与行政效率的重要启示。
当然，武则天深知治理一个庞大的帝国事务繁杂，仅凭一己之力难以事无巨细地处理妥当。因此，她心中最理想的辅政模式是：身边聚集一批才学出众之士，为自己出谋划策，但并不赋予他们实际的权力。
简而言之，就是——“智囊团”！
于是，在上元二年（公元675年）三月，时年52岁的武媚娘向唐高宗李治提出了一个新的建议：召集天下文人学士入宫，负责修撰史书。
表面上看，这是一次正常的学术举措，实则在她内心深处，藏着更深一层的用意……
修史历来是王朝极为重视的工作。以唐太宗李世民为例，他曾命姚思廉撰写《梁书》和《陈书》，李百药修《北齐书》，魏徵等人编修《隋书》，房玄龄主持《晋书》等。这些史书工程浩大、耗时长久，且多由朝廷重臣亲自主持，可见贞观时期对历史修撰的高度重视。
李世民曾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这句话深深印刻在武媚娘的心中。她此次提议修史，正是受到李世民这一思想的影响，借古鉴今，为未来铺路。然而，除了修史本身的意义之外，她还有更深远的政治布局……
李治对武则天修史请求的态度呈现出微妙的两面性：一方面他既未明确反对，另一方面也未表示支持。这种矛盾态度背后有着深刻的现实考量——当时大唐帝国正陷入多线作战的困境。
从显庆二年到上元二年，帝国的军事机器始终在高速运转，西突厥、高句丽、吐蕃等多个战场牵制着朝廷精力。特别是上元元年（674年），新罗不仅收留高句丽残余势力，还侵占百济故地公然对抗大唐，迫使李治不得不继续派遣刘仁轨远征朝鲜半岛。当武则天提出修史时，朝鲜战事正处胶着状态，胜负未卜，这自然使李治对文化工程缺乏兴趣。
然而武则天早已不是当年初入朝堂的新人。经过十四年政治历练，她凭借卓越的政治才能赢得了李治的深度信任。荣登天后之位后，许多政事上奏其实只是走个形式。武则天深谙’二圣临朝’的政治本质——天下至尊永远只有李治一人，这种政治智慧使她比当年的长孙无忌更懂得把握分寸。
尽管战事缠身，李治仍认可修史的文化价值，最终将此事全权委托给武则天处理。这种授权既体现了对皇后能力的信任，也折射出李治在军政要务与文化建设之间的权衡取舍。
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李治为武则天创造了掌控朝堂舆论的契机。
没过多久，武则天就展开了行动。她亲自制定了选拔标准，并派遣专人广泛网罗文人学士。很快，一批以元万倾、刘祎之、范履冰、苗神客、周思茂、胡楚宾为代表的文学才俊被召入宫中。
限于篇幅，这里我们不对这五位文人逐一介绍。纵观这些人的履历，可以概括为：虽然官职不高但文采斐然。比如元万倾时任秘书省著作郎（五品），刘祎之任门下省起居郎（五品），其余三人官职更低，但他们的文学造诣都相当出众。能被武则天亲自点将编修史书，足见其才学之深厚。
那么问题来了：与当年李世民重用重臣修史的做法相比，武则天为何要起用这些官阶不高的文人呢？
分析来看，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其一，武则天在朝中的政治盟友本就有限，且已逐渐凋零。当时许敬宗、李义府等人或已失势，或已离世。她急需培植新的官僚集团作为政治根基。
其二，随着宰相权力被削弱，政务更加繁重。武则天既不堪重负，又不愿重蹈永徽初年放权于能臣的覆辙。
因此她决定在内廷组建一个智囊团。这个团队类似于现代的参谋机构——参与谋议却不掌握决策和执行权。
乾封元年（666年），武媚娘特许一批文士从玄武门自由出入宫廷，朝中大臣对此颇不以为然，讥讽他们为“北门学士”，这一称号也因此流传开来。元万顷、范履冰、苗神客、周思茂、胡楚宾是当时被武媚娘选拔为“北门学士”的核心人物，他们如同武媚娘的私人顾问，频繁出入禁中，参与机要。朝臣们心知肚明，此举意在削弱宰相权力，故多有嘲讽之语。
然而，这些“北门学士”深得武媚娘信任与重用。待她以太后身份垂帘听政时，这些人更成为她最坚实的政治支柱。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不仅协助武媚娘巩固权势，还共同编撰了《臣轨》《百僚新诫》《列女传》《内轨要略》《孝子传》《乐书》等百余卷典籍，旨在规范百官行为、重塑朝廷风气，影响深远。
“北门学士”逐渐成长为武媚娘掌控朝局的重要力量，实际上也成为她操控舆论的工具。他们的言论在朝堂上具有极高的权威性，甚至堪比当年唐太宗设立文学馆所聚集的英才。“北门学士”的态度往往成为众臣表态的风向标，就连宰相也对其礼让三分。
当然，在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武媚娘那犀利的目光和深不可测的心机，令满朝文武无不心生敬畏。她正一步步迈向权力巅峰，但命运似乎并不打算让她一路坦途。除了外在环境的掣肘，她性格中根深蒂固的猜忌之心，也为她的权谋之路埋下了隐患。
李治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不仅饱受头晕目眩之苦，食量锐减，视力也急剧衰退，行动时常需人搀扶。因身体状况欠佳，他已多年鲜少直接参与朝政决策，政务多由武媚娘代为处理。作为’宽仁孝友’的君主，李治虽未开创盛世，但成功延续了’贞观之治’后的繁荣局面，堪称称职的守成之君。倘若健康状况允许，他本可取得更大成就。
随着年岁增长，李治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已难有作为。这些年来，他深刻认识到武媚娘绝非寻常女子——她的政治见解和处理政务的能力都极为出众。一方面，李治为有这样一位贤内助感到欣慰；另一方面，当目睹武媚娘强烈的权力欲望和打压异己的手段时，又不免心生忧虑。
尽管性格偏于软弱，李治并非缺乏政治智慧。他内心必然思考过：若任由局势发展，自己百年之后，帝国的最高权力将花落谁家，实难预料。他曾为维护李唐王朝的统治权而努力，试图废除武媚娘后位，却以失败告终。
随着武媚娘势力日渐稳固，李治渐生退意，加之病痛缠身，他开始考虑彻底放权，让武媚娘独掌朝政，自己退居幕后安度晚年。
常言道，帝王虽贵为九五之尊，却形同囚徒。李治不敢贸然完全放权，仍需顾及朝臣感受——由女性执掌帝国命运史无前例，这无异于辜负先祖开创的基业。因此，他决定先行试探。
公元675年三月，唐高宗李治在朝堂上向众宰相透露了心中酝酿已久的想法——欲将部分朝政大权交予皇后武则天。这个看似寻常的提议，却在中书侍郎郝处俊的激烈反对下戛然而止。
郝处俊掷地有声地谏言道：’陛下！大唐乃高祖太宗浴血开创的基业，自当由李唐子孙继嗣。自古未有以天下授外姓之理，此乃违背祖宗成法之举！’这番慷慨陈词并非无的放矢。
作为高宗最倚重的宰辅之臣，郝处俊的谏言代表了当时朝堂的主流意见。在众口一词的反对声中，高宗不得不收回成命，转而决定传位于太子李弘。
这一看似寻常的朝议，却成为太子李弘命运的转折点。这位显庆元年（656年）被立为储君的皇子，自幼以’仁孝谦和’著称。更难得的是，年仅六岁的李弘就展现出了非凡的才学，与许敬宗等文臣合编了《瑶山玉采》这部文集。及至弱冠之年，每逢帝后巡幸东都，李弘都以储君身份留守京师监国，俨然是众望所归的继位人选。
然而天意弄人，这位德才兼备的太子，最终却因与生母武则天的政见不合而酿成悲剧。历史的车轮在此刻转向了另一个方向，大唐王朝的继承序列也因此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武则天对长子李弘确实怀有复杂情感。这位太子性格沉稳保守，行事作风与其父李治颇为相似，却与母亲果敢强势的个性形成鲜明对比。母子矛盾的根源在于政治理念的根本分歧——李弘恪守礼制，反对母后干政，这与武则天日益膨胀的政治野心产生激烈冲突。
当高宗李治萌生禅位之意时，这场家庭矛盾迅速演变为政治对决。对武则天而言，太子继位意味着她多年经营的政治蓝图将功亏一篑。彼时的武后早已不是深宫妇人，她掌控着接近皇权的实权，岂甘于退居太后之位？
关于武则天称帝野心的起源，我认为其关键转折点正是高宗欲传位李弘之时。当时李治病重，武后大权在握，而年轻的太子显然不是政治老练的母亲的对手。这场权力博弈暴露出武则天被权力异化的本质——在男性主导的朝堂中，她必须以加倍冷酷才能立足。
‘权力面前无父子’的残酷法则，在这场母子对决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当亲情与权柄不可兼得时，武则天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这段历史深刻揭示：在权力巅峰的争夺中，血缘羁绊往往敌不过政治利益的考量。
武媚娘与李弘的母子关系已经濒临破裂的边缘，表面平静之下暗流汹涌，只待武媚娘寻得合适的时机给予李弘致命一击。
就在这个微妙的时刻，李弘犯下了一个自掘坟墓的错误——他触碰了武媚娘最敏感的神经。事情的导火索是两位被遗忘的公主：义阳与宣城。这两位默默无闻的公主，却有着一个曾经显赫的母亲——萧淑妃。
二十年前，萧淑妃在后宫斗争中败给武媚娘而惨遭处死，年幼的两位公主随即被打入掖庭沦为宫奴。她们在最美好的年华里，却只能在阴暗潮湿的掖庭中过着卑微孤寂的生活。虽然朝廷曾多次下令释放掖庭宫奴，允许她们重获自由并嫁人，但每次的赦免名单上都刻意遗漏了这两位公主。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只要武媚娘在位一日，萧淑妃的女儿就永无翻身之日。
以仁孝闻名的李弘始终记挂着这两位在掖庭中煎熬的堂姐妹。出于怜悯之心，他贸然向母亲请求释放两位公主并准许她们婚配。可悲的是，年轻的太子并未意识到，在这残酷的宫廷斗争中，仁慈往往只会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
武则天听闻太子李弘的请求，脸上不露声色，内心却掀起了波澜。母子之间本就微妙的关系，此刻更因李弘为政敌之女求情而蒙上阴影。这位母亲不禁思索：太子此举究竟是何用意？莫非是某种试探？
在她眼中，这无疑是一种挑衅！
武则天以温和的口吻答复：’太子的仁心可嘉，待本宫与陛下商议后再作定夺。’
李弘满怀期待地离开了母亲的宫殿。望着儿子远去的背影，武则天的嘴角浮现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意——对她而言，这正是一个难得的契机。
当时的李弘身患痨瘵（肺结核），虽因年轻体健而病情稳定，却始终未能痊愈。这个状况，在武则天眼中恰可大做文章。
两日后，两位公主被悄无声息地送出掖庭。没有隆重的婚礼仪式，没有宾客如云的喜宴，她们就像货物般被配给两位年迈的低阶校尉——这是武则天’精心’为她们挑选的’良人’。仅以些许薄礼作为陪嫁，这场政治联姻便草草完成。
即便如此，李弘仍对母亲感恩戴德。他亲自入宫致谢，誓言今后必当更加顺从母意，以保大唐江山永固。武则天依旧神色淡然，只在最后轻描淡写地提及：’陛下将临幸合璧宫，太子可随行同往。’
李弘闻言喜出望外，将此次伴驾视为修复母子关系的良机。他却不知，命运的齿轮已然开始转动…
合璧宫是唐高宗李治近年来主持修建的一座新宫殿，其建筑奢华、富丽堂皇，亭台楼阁错落有致，池水环绕，四季花卉争艳，宛如人间仙境。在这优美的环境中，太子李弘与父母相处和睦，一家三口共享盛宴，气氛温馨欢乐。武则天（武媚娘）还亲自为李弘夹菜赐食，展现出母子之间的温情。
然而，就在这一家人沉浸在天伦之乐时，一个惊人的消息打破了这份宁静——年仅二十四岁的太子李弘在一个漆黑的夜晚突然死于合璧宫中。当时的御医给出的死因是“急腹症”，归咎于饮酒进食过量。
这个解释听上去似乎合理，但却难以令人信服。毕竟，李弘之死来得太过突然，毫无征兆。
《新唐书·李弘传》记载：“后将骋志，弘奏请数怫旨。上元二年，从幸合璧宫遇鸩薨，年二十四，天下莫不痛之。”
这段话暗示李弘并非自然死亡，而是遭遇毒手。“天下莫不痛之”也反映出他在百姓心中的崇高地位。对一位未来的帝王来说，这是难得的人望；但对当时权力欲望日益膨胀的武则天而言，却可能成为她掌权路上的阻碍。
仅凭这段史料尚不能完全厘清李弘的真实死因，因此我们还需参考其他历史记录。
在《新唐书·高宗本纪》中，记载更为直接：“天后杀皇太子！”这几乎明示了武则天与李弘之死有关。而《旧唐书》则语焉不详，仅称“太子从幸合璧宫，寻薨”，随后又引用唐高宗李治的话，称李弘之死是因为长期患病所致。
综合来看，李弘的猝死至今仍是一个扑朔迷离的历史谜团，成为唐代历史上一大悬案。
《资治通鉴考异》中有一段值得深思的记载：在李弘去世百余年后，唐肃宗时期的宰相李泌曾对肃宗李亨言道：
‘高宗有八子，睿宗（李旦）最幼。天后所生四子，自为行第，故睿宗第四。长曰孝敬皇帝（李弘），为太子监国，仁明孝悌，天后方图临朝，乃鸩杀孝敬，立雍王贤为太子。’
这段谏言意在劝诫肃宗勿听信谗言而加害子嗣。作为朝廷重臣，李泌的言论当有所依据——毕竟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若无确凿证据而妄议先朝之事，恐难为肃宗所容。
关于李弘之死，确实存在诸多未解之谜。若太子确系久病缠身，病危之际理应不会随驾前往合璧宫。纵观历史脉络：从高宗欲使武后摄政遭群臣反对，到决定禅位太子，再到李弘为两位公主求情，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太子的暴卒显得尤为蹊跷。值得注意的是，太子与母后的关系已然不睦，而此时的武则天权势欲望正炽。
结合《新唐书·高宗本纪》的记载，以及此前安定思公主夭折事件中武则天的可疑表现——虽无实证，但事后证明她确实借此扳倒了王皇后——加之其后太子李贤同样遭遇不测，多重证据表明，武则天谋害李弘的说法具有相当的可信度。这一推断不仅在情理之中，更与武则天一贯的政治手段高度吻合。
李弘的猝然离世令唐高宗李治痛彻心扉，这不仅是骨肉至亲的永诀，更是大唐帝国在政治层面的重大损失。《唐大诏令集》收录的《册孝敬皇帝文》中，李治以哀恸的笔触追述了太子生平，字里行间却未见对死因的质疑。
史料显示，李弘虽确有宿疾，但武媚娘巧妙利用了这一点，将弑子的真相掩埋在历史迷雾中。
这场骨肉相残的悲剧为武后争取了政治缓冲期，她深知东宫不可久虚。果不其然，李弘薨逝仅两月，次子李贤便被立为储君。这位新太子才华横溢更胜兄长，且深谙权谋之道。
李贤承袭了父母的优秀基因，姿容俊逸、气度雍容，自幼展露过目不忘的天赋。他奉子夏’贤贤易色’为处世圭臬——这份崇贤尚德的品格，令李治在朝臣面前不吝赞誉：
‘若诸皇子皆如贤儿，朕复何忧？’
上元二年（675）六月受封太子后，李贤即刻展现治国才能。当帝后巡幸东都洛阳时，他不仅将朝政打理得井然有序，更召集张大安、刘纳言等学者为《后汉书》作注。这项文化工程影响深远，至今传世的注本仍保留着’章怀太子注’的珍贵墨迹。
李贤的政绩受到高宗李治的高度肯定，李治不仅给予嘉奖，更以他为楷模，要求诸皇子以社稷为重。此后，李贤的声望与日俱增，朝野上下普遍认为他将是未来的帝国继承人，甚至连李贤本人也对此深信不疑。
随着政治地位的不断提升，李贤的处世态度发生了微妙转变。与淡泊名利的兄长李弘不同，李贤对权力的渴望毫不掩饰，其热衷程度与母后武媚不相上下，只是表现方式更为隐蔽。
组织学者编纂史书是李贤为政的一大功绩，但其中也不乏政治考量。他借此机会网罗人才，实际上是在培植自己的政治集团。这支被称为’章怀系’的力量（因其死后获谥’章怀太子’而得名），与武后扶植的’北门学士’性质雷同。核心成员包括参与《后汉书》注解的学者，以及许书牙、成玄一、史藏诸、周宝宁等知名学士。
李贤的迅速崛起对武后构成了严重威胁。相较李弘的与世无争，李贤甫一出场便展现出极强的政治手腕，令武后深感不安。这种紧张局势与当时的朝堂格局密切相关。
值此之际，武后的心腹重臣许敬宗、李义府等相继离世。朝中重臣如戴至德、刘仁轨、李敬玄、高智周、郝处俊、李义琰、张大安等人，多数身兼宰相与东宫属官双重身份，实质上已成为’章怀系’的中坚力量。这种人事布局，使得朝堂权力格局愈发复杂。
显然，武媚娘当时在朝廷中的影响力已大不如前，加之唐高宗李治体弱多病，使得她在朝政中多少显得势单力薄。倘若此时李治决定将皇位禅让给太子李贤，那么武媚娘多年来的努力或许将功亏一篑。
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往往需要一群强有力的支持者！
自认为已经站稳脚跟的李贤，与他的兄长李弘一样，对母亲武媚娘参与朝政的态度始终持反对意见。不过，相较于李弘的直接对抗，精明谨慎的李贤选择了更为隐晦的方式——软性抵制。
为了影响和引导李贤，武媚娘曾特意命人编撰《少阳正范》与《孝子传》，并多次以训诫的形式书面规劝他，试图让他顺从自己的意志，减少对抗情绪。
然而，李贤是个有主见的人。李弘之死让他深刻意识到，一味地妥协与顺从并不能解决问题。在他看来，这是一场智慧与权谋的较量，唯有坚定立场、坚持抗争，才能守住自己作为皇帝的尊严与权力。当然，这种抗争并非意味着彻底决裂，而是想向母后表明：帝国的未来应由男子来主导，而非妇人之手。
但事实上，李贤的想法未免过于理想化，因为他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现实——
真正的权力掌握在谁的手中？
虽然李贤身为太子，拥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但与母后武媚娘相比，他在权力资源上的差距依然悬殊。而权力的大小，往往直接决定了政治博弈中的强弱格局。
仪凤四年（679年），唐高宗李治健康状况急剧恶化，被迫命太子李贤监国。这一决策在武则天眼中无疑是威胁的信号，她决心要铲除李贤这个障碍。
当时，深受武则天宠信的术士明崇俨开始散布言论，称李贤才能平庸，不堪大任，而三子李哲（即后来的唐中宗）面相酷似唐太宗李世民，更具帝王之相，四子李旦（后来的唐睿宗）则福泽深厚。明崇俨擅长谶纬之说，在崇信道教的朝廷中，他的言论极具影响力。这些言论很快传入李贤耳中，令他深感不安，甚至可能因此对明崇俨心生怨恨。
与此同时，宫中还流传着另一个谣言——李贤并非武则天的亲生儿子，而是韩国夫人之子。尽管李治确实曾与韩国夫人有染，但此说显然缺乏依据。然而，这样的传言足以让武则天难以容忍“仇人之子”占据储君之位。
面对这些谣言，李贤本可以置之不理。但政治斗争的残酷性远超他的想象，最终，他未能逃过被废黜的命运。
李贤处于极其微妙的处境中，即便他内心并不相信那些流言蜚语，但从这些传言中却可以捕捉到一个关键信息：他已然失去了武后的宠爱，至少在外人眼中已是如此。当这些传言与明崇俨的预言相互印证时，李贤面临的危机便不言而喻了。
然而真正预示李贤厄运来临的，却是明崇俨的离奇死亡。调露元年三月，明崇俨突然遇刺身亡，凶手至今成谜。这一事件立刻将李贤推向了风口浪尖，朝野上下无不怀疑他才是幕后真凶。而数日后李贤奉命监国，此案竟就此搁置，更令众人确信了他的嫌疑。
以李贤的才智，在如此敏感的局势下，他断然不会做出刺杀明崇俨这等愚蠢之举。毕竟明崇俨不过是个无关紧要的小人物，杀他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会进一步激怒武后，这无异于自掘坟墓。
细细研读史料后，我得出一个大胆的结论：明崇俨之死，很可能出自武后之手！对于一个连亲生骨肉都能痛下杀手的母亲来说，区区一个明崇俨又算得了什么？
武后除掉明崇俨这一举动，实际上已经吹响了向李贤进攻的号角。李贤的属官韦承庆在《全唐文》中留下的两篇谏书——《上东宫启》与《重上直言谏东宫启》，字里行间都在警示李贤要谨言慎行、戒骄戒躁，这恰恰印证了当时形势的危急。
韦承庆之所以接连上书，是因为他察觉到太子李贤的言行举止已逐渐背离了储君应有的规范。尽管李贤才华出众，但他身上也显现出一些令人担忧的倾向。史书记载，成为太子后，李贤不再勤于学业，反而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他与身边的奴仆赵道生关系尤为密切，甚至多次赏赐大量金银财物，二人之间流露出超越主仆的情谊。
这些情况，武媚娘想必早已知晓。作为一位手段老练的政治家，她自然不会轻易放过这样的机会。于是，她再次施展计谋，将术士明崇俨遇害一事嫁祸给李贤。
公元680年八月，对于李贤而言，成了命运的转折点。某日清晨，正当他准备用膳时，东宫突然闯入一队全副武装的禁军士兵。他们手持武媚娘的手谕，不由分说地将李贤与其亲信赵道生一同捆绑押送至皇宫大内。
这一切显然是武媚娘精心策划的结果。她以李贤生活奢靡、行为不端，并与赵道生有暧昧关系为由，向高宗李治提出彻查东宫的要求。李治随即下旨，命宰相薛元超、裴炎及御史大夫高智周组成专案组审理此案。
就在李贤被押解进宫的同时，薛元超在东宫搜出了百余件私藏铠甲，而赵道生在审讯中更一口咬定，是李贤指使他刺杀明崇俨。这一指控无疑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至此，李贤“谋反”的罪名似乎已板上钉钉。一场精心布局的政治陷害，在层层推进之下终于落下帷幕。
武后的政治布局已然成型，眼下最棘手的问题便是如何处置废太子李贤。这位昔日的储君虽已失去政治价值，但武后认为尚不需取其性命。永隆元年八月，李贤被贬为庶人，发配至两千里外的巴州。
在荒僻的巴州，李贤终日郁郁寡欢。昔日荣华恍如隔世，今朝落魄更添愁绪。百无聊赖之际，他挥毫写就《黄台瓜辞》，以瓜喻己，字字泣血。谁曾想，这首饱含血泪的辞章竟成为他的催命符。
武后闻诗震怒，从中嗅到了危险的叛逆气息。即便远隔千山，她仍能感受到巴州那股令人生畏的怨气。嗣圣元年，武后密遣心腹丘神勣前往巴州，最终迫使李贤自尽，时年三十二。
这位前太子的死讯震动朝野。为掩人耳目，武后将所有罪责推给丘神勣，斥其违命擅杀，不久便将这位’替罪羊’外放刺史。当满朝文武声讨丘神勣时，真正的幕后主使却在长安大张旗鼓地为李贤举行国葬。
庄严的显福门前，武后涕泪纵横。母子之情，君臣之义，尽化作这场精心设计的政治表演。香火缭绕中，那些虚伪的眼泪滴落在冤魂的灵位之上，见证着权力斗争中最为残酷的亲情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