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征突厥
尽管李世民按部就班地处理着自己的事务，但他的内心始终牵挂着一个北方的劲敌——突厥。
突厥是一个在5世纪崛起的游牧民族。随着自身力量的不断壮大，他们逐渐建立了一个由多个部落联盟组成的庞大草原帝国。从北魏分裂之后到隋朝建立之前，在这百余年的时间里，中原王朝几乎无人能与之抗衡。
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中原各王朝应对突厥威胁的方式大致相同：通过“和亲”与金钱进贡来换取和平。“和亲”虽是政治联姻，却往往无法真正维系稳定，毕竟连血亲之间尚且存在权力纷争（如李建成与李世民），更何况是这种带有利益色彩的姻亲关系。而纳贡更是助长了突厥人的贪欲。因此，中原政权不仅需要持续付出大量财物，还不得不忍受突厥人时不时发动的侵扰。
就这样，中原与突厥在对抗与妥协中度过了百年时光，直到581年隋朝建立。
隋文帝杨坚是一位志在开疆拓土的君主。他对中原长期受制于突厥深感耻辱，一直希望以武力彻底解决突厥问题。然而就在他积极备战之际，突厥内部却发生了重大变故。
隋朝开皇三年（公元583年）五月，突厥沙略可汗派阿波可汗率军大举进攻隋朝，结果被隋军击败。阿波可汗撤退后，沙略可汗认为其作战不力，竟亲自率军突袭自己的盟军。此举令阿波可汗陷入绝境，无奈之下只得投奔西部的达头可汗。两人联手，建立了西突厥政权，与东部的沙略可汗形成对峙之势。
从此，原本统一的突厥部落联盟正式分裂为东、西两部：沙略可汗所部位于隋朝正北方，称东突厥；达头可汗所部位于隋朝西北方向，称西突厥。
分裂意味着力量的削弱，而这也正是中原反击的最佳时机。隋朝完成灭陈、实现全国统一后不久，隋文帝果断出兵接连打击东西突厥，迫使东突厥臣服于隋朝，并将西突厥驱赶至河套地区。
两次出征，重创突厥，一雪百年之耻！中原终于扬眉吐气，结束了长达百年的被动局面。
在隋朝初期，中原王朝对突厥占据着一定的优势，突厥势力一度陷入低迷。然而这种局面并未持续太久，随着杨广登基称帝，形势开始发生逆转，突厥逐渐恢复强势。
其中最具标志性的事件便是“雁门之围”，由东突厥军队发起。这一事件的发生，归根结底是因为隋炀帝杨广对突厥威胁的轻视。而当时国内局势动荡不安，各地战乱频发，再加上他执意发动对高句丽的战争，几乎耗尽了其父杨坚留下的国力基础。因此，面对突厥的崛起，杨广既无能力也无精力进行有效应对。
“雁门被围”不仅暴露了隋朝军事上的脆弱，也让突厥重新找回了信心。他们意识到，要想维持在北方的主导地位，就必须阻止中原出现一个统一、强盛的政权。正因如此，在隋末天下大乱之际，突厥积极扶持如刘武周、梁师都、刘黑闼等地方割据势力，以牵制中原统一进程。
这也解释了为何李渊起兵之初，不得不低声下气地向突厥示好，甚至表现出屈从的姿态。并非真心臣服，而是因为实力尚不足以抗衡，只能暂时忍让，以图后计。
李渊当年忍辱负重，向突厥低头求和，而李世民刚登上皇位时也未能免俗。虽然“渭水之盟”让突厥暂时退兵，但这也只是说明李世民这个“孙子”做得比父亲更有技巧、更有面子罢了。
这次屈辱的结盟在李世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阴影。他始终觉得突厥就像一条盘踞北方的毒蛇，随时可能发动致命一击，将新生的大唐政权扼杀于摇篮之中。他内心渴望能像隋文帝杨坚那样，亲率大军北伐，彻底击败突厥，让他们永无翻身之地，也让大唐百姓扬眉吐气。
然而，“渭水之盟”的存在却让他投鼠忌器。若贸然撕毁盟约，不仅会失信于天下，还可能引发外交危机。因此，李世民必须找到一个既能出兵又不失道义的理由。
经过深思熟虑，他将目光投向了朔方的梁师都。此人自隋末起便割据一方，虽非顶尖枭雄，却能在群雄逐鹿中苟延残喘多年，直到如今仍在抵抗唐朝。李世民清楚，梁师都之所以能撑到现在，全靠背后有突厥的支持。如果自己先发制人攻打梁师都，突厥势必出手相救，届时便可名正言顺地反击突厥。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四月，李世民下令右卫大将军柴绍与殿中少监薛万均率军出击朔方，同时命夏州司马刘兰成在朔方城东布防，准备迎战可能前来支援的突厥军队。
果然不出所料，梁师都见唐军压境，立刻向突厥求援。他深知，没有突厥这座靠山，自己根本无力抵挡大唐铁骑。李世民的战略初见成效，一场针对突厥的反击战，正在悄然酝酿之中。
突厥人果然够义气，收到梁师都的求援信后，立刻派兵驰援朔方。突厥出兵也意味着双方此前签订的渭水之盟彻底破裂。
尽管唐军与突厥几乎同时发兵，但当柴绍与薛万均将朔方城团团围住时，突厥援军却被刘兰成率部死死挡住，寸步难行。最终，突厥军队未能靠近朔方城半步，只能无奈撤军，落寞而归——可谓兴冲冲而来，灰溜溜而去！
这样一来，最惨的自然是梁师都。贞观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在唐军长期围困之下，朔方城粮草断绝，最先扛不住的是他的堂弟梁洛仁。毕竟饥饿面前，谁也扛不住。为了吃上一口饱饭，梁洛仁毅然动手杀掉梁师都，开城投降唐军。至此，隋末唐初最后一支割据势力终于被彻底平定。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虽然平定梁师都并未让李世民耗费太多兵力，但也让他找到了讨伐突厥的正当理由。然而，仅有理由远远不够，真正决定是否开战的关键，还是在于两个字：实力。
不得不说，大唐在李世民的治理下，正一步步走向强盛，逐渐具备了与突厥一较高下的资本。
李世民登基后，到了贞观三年（629年），国家实力已远超高祖李渊的武德时期。经过他推行“偃武修文”的政策，大唐社会逐渐呈现出繁荣安定的景象，初具盛世之风。因此，李世民开始考虑尽早解决北方突厥带来的边患问题。
虽然他本人极希望亲自率军出征，但此时身为皇帝的身份已不允许他轻易亲临战场。若要以武力解决突厥威胁，必须挑选一位能够代表自己统帅三军的得力人选。
这位人选需具备几个关键条件：一是丰富的作战经验；二是卓越的统帅才能和领导气质；三是与李世民相似的果敢坚毅、雷厉风行的作战风格。综合考量之下，李世民最终将目光锁定在了李靖身上。
为了进一步考察李靖的能力，贞观三年初，李世民任命其接替杜如晦担任兵部尚书、参与朝政，这一职位相当于宰相。此举显然不只是人事调整，更是对李靖政治与军事能力的一次全面考验。
从后来李靖被正式任命为主帅北伐突厥的结果来看，李世民对他在考察期间的表现非常满意。而历史也证明，正是李世民的这一英明决策，不仅解决了突厥问题，更成就了李靖一代名将的辉煌战绩！
李世民虽然已具备出兵的理由和合适的人选，但他依然选择按兵不动，这让不少大臣感到困惑。在他们看来，太宗向来果断，一旦认定目标便会迅速行动，此次却显得犹豫不决，实在反常。然而，实际上，李世民心中早已有一套完整的战略构想——通过从四面孤立东突厥，逐步削弱其势力。
为了更清楚地理解这一战略，我们需要简单了解当时周边各国的地理分布：东突厥的南边是唐朝，西边为西突厥，北边则是多个游牧部落，东侧则为契丹。
换句话说，东突厥被唐、西突、契丹等国包围于中央。此时，东西突厥已然分裂，契丹因实力较弱而归附唐朝，形成一个半包围之势。李世民的目标，就是用一张无形的网将东突厥牢牢困住，压缩其生存空间。而要实现这一点，北方那些游牧部落便成为关键。
这些部落原本依附于东突厥，但颉利可汗素来轻视他们，动辄呵斥驱使，久而久之，怨声载道，逐渐萌生脱离之意。然而他们也清楚，单凭自身力量难以抗衡东突厥，迟早会被逐个击破。因此，他们决定在诸部中推举一位强有力的领袖，带领他们共同对抗东突厥。
而在这些部落中，最强者当属薛延陀部，其首领名为乙失夷男。
面对各部落联合推举他为可汗的提议，乙失夷男内心既欣喜又踌躇。成为可汗固然荣耀，但随之而来的，是必须承担起带领各部正面迎战东突厥的重担。这并非一个轻松的选择，因为东突厥的强大有目共睹，连强盛的唐朝都对其心存忌惮，更不用说这些原本分散且实力薄弱的部落了。
正因如此，乙失夷男一再婉拒这一提议。他清楚地知道，若没有一个强大的后盾支持，这些部落根本无力与东突厥抗衡。然而他或许并未意识到，此时在千里之外的长安，一位目光深远的帝王已经将他视为关键棋子——这个人正是唐太宗李世民。
李世民深知，要彻底遏制东突厥的威胁，就必须从其北方的附属部落入手。如今这些部落已有离心倾向，并找到了合适的领袖人选，只差一个强有力的支援者。于是，大唐决定成为他们的靠山。
“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消灭东突厥！”
随即，李世民派遣游击将军乔师望秘密北行，避开东突厥的耳目，前往乙失夷男的营地。此行不仅带去了册封乙失夷男为可汗的诏书，还有丰厚的金银赏赐，以示唐朝的支持与诚意。
自此，在唐朝的扶持下，乙失夷男正式建立薛延陀汗国，并归附于唐。该国后来疆域扩展至东抵靺鞨、西接西突厥、南邻东突厥、北达俱伦水，成为北方的一大强国。虽然当时无人预料到，这个曾由唐朝扶植起来的国家，日后竟会反目成仇，与大唐兵戎相见，但在当下，双方的合作堪称典范。
至此，李世民完成了对东突厥战略包围的重要一步。他确信，薛延陀的存在必将令东突厥寝食难安。
一切已准备就绪，解决突厥问题的时机，正在临近。
贞观三年（629年）八月，代州都督张公瑾上疏请求讨伐突厥，提出了六大理由：
1. 残暴统治：颉利可汗纵欲肆虐、诛杀忠良、宠信奸佞，导致内部动荡。
2. 欺压部族：对薛延陀等附属部落横加欺凌，激起反叛之心。
3. 冤枉亲族：无故惩治突利可汗，使其蒙受不白之冤，失去内部支持。
4. 粮食短缺：突厥国内发生严重饥荒，民不聊生。
5. 用人失当：疏远本族贵族，重用胡人，若唐军压境，胡人很可能趁乱作乱。
6. 民心可用：许多中原人流落突厥，因遭受压迫而聚众山林，若唐军出征，必会响应。
即便没有这份奏疏，突厥问题也早已成为大唐必须面对的头等大事。但张公瑾的上疏绝非偶然，很可能是李世民授意之下的一次“顺势而为”。自上而下是命令，自下而上则是民意的表达。
李世民毫不犹豫地批准了出兵请求。其实，六个理由中哪怕只有一个，就足以支撑这场战争——因为大唐若要真正迎来盛世，就必须摆脱长期以来对突厥的屈辱局面。为了这个目标，东突厥必须被彻底解决！
理由充分，时机成熟，人选得当，于是大军出征，剑指突厥！
贞观三年（629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唐太宗李世民下旨任命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并州都督李世勣为通汉道行军总管，华州刺史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灵州都督薛万彻为畅武道行军总管，任城王李道宗为大同道行军总管，检校幽州都督卫孝节为恒安道行军总管。五路大军皆由李靖统一指挥，共计十万人马，分路北伐突厥。
此次出征是李世民登基以来首次对外用兵，意义非凡，朝野上下无不重视。所有人都清楚，这一战不仅关乎大唐国威，更是盛世开启的关键一役。众将皆知责任重大，而作为全军统帅的李靖，肩上的压力尤为沉重。
此时的李靖心绪复杂。在“玄武门之变”中，他保持中立，未助李世民夺位，心中始终存有一丝不安。他深知，李世民之所以重用他，是因为看重他的军事才能。大唐要走向强盛，既需要文治，更离不开武功。若此战失利，自己的仕途恐怕也将走到尽头。
但李靖也明白，这是一次证明自己的绝佳机会。为了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为了完成天子的重托，也为了千万大唐百姓的期盼——彻底击败突厥，他已下定决心。
带着坚定的信念与对皇恩的感激，李靖踏上了北征之路。这一战，注定不凡。
唐军此次出征可谓捷报频传。六路大军刚刚出发不久，便迎来了首个胜利消息：十一月二十八日，任城王李道宗于灵州大败突厥军队。
到了十二月初二，在唐将薛万彻的强势逼迫下，突利可汗不得不归顺唐朝，并带领部众亲赴长安，向唐太宗李世民叩首行礼。
尽管柴绍、卫孝杰、李世勣这三路唐军尚未与突厥主力展开大规模正面交锋，但也持续对突厥的小股部队进行打击，整体战局对唐军极为有利。
此时，李靖所率部队已抵达马邑。自长安出发后，他的行军路线经马邑向北，直指突厥腹地。此路唐军正面对颉利可汗统领的突厥主力，而其左右两翼不远处分别是李世勣和柴绍的部队。
再往北便是茫茫大漠，突厥的势力范围。李靖在马邑下令全军暂停前进，就地待命。
望着北方无垠的荒野，李靖心潮起伏。当年平定萧铣、辅公祏时，依靠的是水战取胜，而如今深入草原作战，形势迥异。难道自己真的能适应这种截然不同的战场？他心中难免生出一丝疑虑。但为了完成肩负的重任，这一次，他必须迎难而上，不负使命。
李靖深知，要在广袤的大漠中纵横驰骋，水源是最大的难题。一旦战事陷入僵持，远道而来的唐军不仅会面临补给困难，还会因疲惫而丧失战斗力。因此，这场战役的关键在于迅速结束战斗，避免持久消耗。
然而，突厥并非软弱可欺的对手，他们熟悉地形、机动灵活，若一味退避游击，唐军恐怕难以招架。如何在最短时间内击溃敌人主力，成为李靖亟需解决的问题。
面对困境，李靖没有慌乱。他冷静分析后认为，唯有集中兵力，打一场决定性的歼灭战，才能真正达成速胜的目标。于是，他果断下令，命校尉火速传信给柴绍与李世勣，让他们率军向定襄城（今内蒙古林格尔县西北）集结，准备配合行动。
贞观四年（630年）正月，李靖亲率三千轻骑兵，从马邑出发，直扑恶阳岭（今内蒙古林格尔县南）。此地距突厥重镇定襄城仅一步之遥。按常理而言，统帅亲率少量兵力深入敌境，无疑是孤军冒进之举。
但李靖并非鲁莽行事，而是胸有成竹：他计划以这三千精骑奇袭定襄，占据城池后坚守不出，诱使颉利可汗率军来攻。待突厥大军围城之时，再与柴绍、李世勣两路援军形成夹击之势，一举歼灭敌军主力。
事实证明，李靖的战略构想虽未完全实现，但也取得了部分成功。
正月二十日，李靖出其不意地率军突袭定襄城，驻守在此的突厥将领康苏密还未来得及反应，唐军已攻破城门，将旗帜插上了城楼。仓促之下，康苏密只能狼狈逃往颉利可汗的大本营。
进入定襄后，李靖难掩喜悦之情。在他看来，这场胜利只是开始，接下来只要按计划行事，颉利可汗很快就会落入自己布下的天罗地网。
“李靖、柴绍两位总管现在在哪？”他转身询问身边的传令兵。
“回将军，两位总管正率大军向定襄方向进发。”
“好！密切监视突厥军队的动向，一旦有动静，立刻来报！”
一切似乎都在按照李靖的设想推进，他确信不久之后，突厥大军便会包围定襄，而那时正是唐军反击大获全胜的时刻。
然而，正当李靖信心满满地等待敌军到来之时，一个意外的消息打破了他的预期——在他占领定襄一天后，探子传来情报：颉利可汗不仅没有进攻，反而退兵至碛口（今内蒙古善丁呼拉尔）。
原来，唐军巧妙运用了离间之计……
面对李靖的突袭，颉利可汗内心震动，惊疑不定。在他看来，李靖仅率三千骑兵孤军深入，绝非无谋之举。他迅速警觉，怀疑这背后可能隐藏着唐军主力，甚至猜测定襄城已成为诱敌之饵，正张网以待自己踏入圈套。更甚者，他隐隐担忧，或许唐军已悄然包抄而来，待明日晨曦初露，自己便将陷入重围。
一念及此，颉利可汗不禁寒意陡生。尽管定襄城战略地位重要，但此刻显然并非夺回的最佳时机。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然而此时的李靖行踪莫测，兵力不明，頡利难以判断对手虚实。经过一番权衡，他决定暂避锋芒，退军观望。
“李靖若有本事，就再带三千人马到碛口来找我！”
頡利的确老谋深算，他的撤退令李靖原本的计划落空。战争从来不只是兵力的较量，更是智谋的博弈。頡利的暂避，无疑给李靖出了道难题：是继续追击？还是按兵不动？
若选择追击，仅凭手中三千兵力，李靖并无十足胜算；若等待与李世勣、柴绍会合，虽能增强军力，但深入敌境终究风险重重。而若原地驻守，则此次行动或将无功而返。
然而，在追击与驻守之间，尚有一条折中之路——离间计。利用敌方内部矛盾，分化瓦解，或许能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不仅是对局势的冷静判断，更是对战术灵活运用的体现。
在缺乏必胜把握的情况下，暂且按兵不动，转而采用离间手段瓦解敌方军心，是一种颇为有效的策略。熟读兵法的李靖自然深谙此道，怎会想不到这一计策？然而，离间计的关键在于找准目标，那么在突厥阵营中，谁才是最适合的对象呢？
答案是——康苏密。
要说这位康苏密，实在有些倒霉。当初李靖突袭定襄城时，他被迫仓促撤回突厥大营，仿佛被人当头一棒。他之所以最终放弃定襄城，也并非完全出于怯战，而是因为李靖来得太突然，毫无预警，他根本来不及了解对手的底细。为了保存实力，在进行了一番抵抗后，只能无奈选择撤退。
正是这一系列举动，使他成了李靖离间计的最佳“棋子”。
人选确定之后，李靖便开始着手实施计划。他先派出密探，潜入突厥大营周边，四处散布一则“秘密消息”：唐军之所以能迅速攻下定襄城，是因为早就与康苏密达成了私下协议。
背黑锅倒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这次的问题可不一般——这口黑锅极有可能要命。更糟糕的是，结合康苏密在定襄之战中的整体表现，颉利可汗开始对他产生了深深的怀疑。按理说以他的能力，至少应该能守住定襄城，为何这一次如此迅速溃败？这让人不得不产生怀疑。
第一步计划已经成功实施。接下来就是第二步：策反。康苏密虽然不惧背上污名，他始终相信只要自己行得正，就不怕影子斜。在他看来，只要颉利可汗明白这是李靖所设的离间之计，事情自然会水落石出。他坚信，以颉利的精明，一定能够识破这个计谋。
然而事实证明，他低估了形势的复杂性。
自古以来，上下级之间就存在着天然的猜忌与矛盾，尤其在战时这种敏感时刻更为明显。当年蔡瑁和张允的结局，就是一个再典型不过的例子。
随着局势发展，颉利对康苏密的信任逐渐动摇，这让康苏密内心充满了不安。他越来越害怕，有朝一日自己也会落得像蔡瑁、张允那样的下场。而李靖正是抓住了康苏密内心的恐惧与动摇，适时展开了策反行动。
最终，在压力与无奈之下，康苏密选择了归降大唐。一同投奔唐朝的，还有前文提到的萧皇后，以及隋炀帝杨广的孙子杨政道。
杨广之孙、齐王杨暕的遗腹子杨政道，一生可谓命运多舛。他尚未出生时，父亲与两位兄长便在江都兵变中被宇文化及所杀。出生后，他随萧皇后一同被突厥人掳掠北去，直到突厥将领康苏密降唐，才得以重返中原，被唐太宗李世民任命为员外散骑侍郎。
尽管史书对杨政道后期的事迹记载寥寥，但他的儿子杨崇礼却在唐朝历史上留下了独特印记——他是整个唐朝290年间退休时年龄最大的官员，享年高达90岁！或许这份长寿是对杨家遭受灭顶之灾的一种补偿，让他得以在仕途上“过足瘾”。
而对杨政道而言，或许内心最深的感慨便是那句：“愿生生世世，勿生帝王家。”
当康苏密携杨政道归顺唐朝的消息传来，突厥颉利可汗震惊不已。他始终想不明白，康苏密是如何从自己眼皮底下悄然脱身的？也许是他长期紧绷神经导致判断失误，又或者他从未真正重视这位部将。如今中了李靖的离间计，颉利可汗心中既惊且怒，担心更多将领效仿叛逃，遂决定继续北撤，退至阴山以北。
此举看似是战略转移，实则仍是诱敌深入的老套路。
李靖得知颉利再次北撤的消息后，虽觉蹊跷，却也迅速做出应对。其实答案并不复杂：此时的唐朝早已非昔日可比，四年前渭水之盟的屈辱已成过去。如今的大唐国力强盛，军威远扬——强敌敢犯，虽远必诛！
尽管眼下李靖仍未能找到突厥主力的踪迹，但这并未动摇他的决心。手头仅有的三千兵马确实难以继续深入敌境，然而就此放弃这次千载难逢的战机，他又如何甘心？
不！他不能退缩。远在长安的唐太宗李世民正翘首以盼胜利的消息，倘若无功而返，又该如何面对大唐百姓？为了彻底洗刷昔日臣服于突厥的屈辱，这一战，必须全力以赴。
“拿地图来！”李靖沉声下令，迅速展开地图，目光紧锁在突厥撤退的路线之上。片刻后，他果断将手指向“白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北一带。
“传我军令，命并州道都督李世勣即刻率部赶往白道，务必设伏截击突厥大军。”
下达完命令后，李靖稍作沉思，随即再次开口：“再派人去召张公瑾，让他速带人马前来与我会合。”
他的计划是：待张公瑾抵达后，自己便立即赶赴白道，与李世勣会师。这无疑是一场豪赌——目前只有李世勣距离白道最近、兵力也最为完整，但能否成功拦截突厥，李靖心中并无十足把握。他也清楚，这场战斗无法强求李世勣配合，时间实在太过紧迫。
可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就必须倾尽全力。
懋公，就看你的了，愿不久之后，能传来你得胜的捷报！
五日后，捷报果然传来——李世勣在白道大破突厥，取得决定性胜利！
李世勣率领唐军经过连续两天两夜的急速行军，终于在突厥主力部队撤退途中追上了他们的后卫部队。看来突厥人并未预料到唐军的反应如此迅速，因此撤退的步伐显得缓慢而松懈。
由于缺乏足够的警戒，当遭遇李世勣的突然袭击时，突厥军队措手不及，阵型大乱。颉利可汗拼死突围，带着数千残兵败将退守至铁山（今内蒙古白云鄂博一带）。突如其来的打击令颉利惊魂未定，他甚至怀疑自己是否已经陷入唐军的重重包围之中。毕竟，李世勣的出现就如同天降神兵般令人难以置信。
更让他感到不安的是，距离“渭水之盟”才短短四年时间，唐朝为何竟有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细细思量之后，他终于意识到——自己还是那个自己，但唐朝早已不是昔日那个可以轻视的对手了。若继续与唐军交战，恐怕会面临更大的惨败。于是，颉利决定暂且求和，以换取喘息之机，等待来日草长马肥之时再图东山再起。
就这样，在四年前曾趾高气扬地逼迫李世民签下渭水之盟后，颉利再度派遣执失思力前往长安，只是这一次不再是耀武扬威，而是低声下气地谢罪请降。曾经隐忍多年、委曲求全的唐朝，如今终于轮到你低头了。
二月初三，执失思力抵达长安，向李世民请罪。面对突厥的服软，李世民表现得宽宏大量，表示愿意接受其投降，并派遣鸿胪卿唐俭随同执失思力前往突厥营地进行安抚。
表面上看，这场唐突之间的大战似乎将以和平方式收场。然而，历史告诉我们，真正的风暴往往潜藏在风平浪静之下……
就在李世勣率军截击突厥部队的同时，张公瑾从马邑迅速赶到了定襄。他一抵达前线，李靖便立即率领自己的部属启程前往白道，与李世勣会合。他的心中充满担忧——一旦李世勣遭遇突厥主力，后果不堪设想。
半路途中，传来了李世勣大获全胜的捷报，这让李靖精神为之一振。在与李世勣顺利会师后，两人随即开始筹划下一步行动，计划深入阴山以北，彻底击溃颉利可汗的势力。
然而，就在这关键时刻，唐太宗李世民派出的特使赶到白道，带来了皇帝的手诏。诏书命令李靖率军迎接使者唐俭，并派人护送其前往突厥营地。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李靖和李世勣一时难以判断局势。在他们看来，原本唾手可得的胜利，如今却变得扑朔迷离。尽管皇命难违，但在送走唐俭之后，李靖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
多年来，击败突厥一直是太宗的心愿，而如今正是乘胜追击、一举歼敌的大好时机。可皇帝为何在突厥示弱时轻易相信对方的诚意？李靖百思不得其解。
更让他困惑的是，诏书中并未提及撤兵之事。这是否意味着另有深意？为了理清思路，李靖再次与李世勣商议对策。
“虽然我们已取得阶段性胜利，但颉利退守漠北，实力依然不容小觑。”李世勣分析道，“若此时与突厥议和成功，待其喘息恢复，再想彻底铲除隐患恐怕不易。”
李靖沉吟片刻，缓缓说道：“皇上虽下令议和，却未明令撤军，这其中或许另有安排。”
“你的意思是？”李世勣追问。
“继续作战！”李靖坚定地回答。
“继续打？”李世勣略显惊讶。
“没错！如今唐俭前往敌营安抚，颉利必定毫无防备。我们可以趁其不备发起突袭，此战必胜无疑！”李世勣眼中闪过一丝决心。
李靖点头赞同：“你这个主意，颇似当年韩信灭田横之计。”
不过，李世勣很快露出担忧神色：“那唐俭的安全怎么办？”
李靖沉默片刻，随后眼神凌厉地说道：“为了国家大计，有时不得不做出牺牲。一个文臣的安危，不能阻碍这场决定性的胜利！”说罢，他的目光中透出坚毅与决断。
二月初四，李靖安排李世勣留守并统率大军殿后，自己亲率一万名骑兵，携带二十天的粮草，在夜色掩护下悄然出发，直奔铁山。他始终坚信，突袭仍是制胜的关键。
经过两天两夜的急行军，二月初六，李靖部抵达阴山脚下。再往北行，便是颉利可汗所驻守的铁山。
进入阴山地带后，李靖下令放缓行军速度，因为他预料前方不久便会遭遇突厥军队。
果然，部队前行不到二十里，便接连遭遇几支突厥小股巡逻部队。李靖当机立断，发起攻击，成功俘虏大量突厥士兵，并将他们编入唐军服役。
虽然李靖的行动声势不小，但并未引起颉利可汗的足够重视。此时，唐朝使者唐俭正身处突厥营帐中，颉利认为唐军至少会顾及使者的安危，不会贸然发动全面进攻。
正是这种惯性判断让他放松了戒备。仅仅两天之后，他就将迎来人生中最沉重的一击。
二月初八，天降大雾，天地间一片朦胧。
经历了两天休整的李靖，敏锐地抓住了这场浓雾带来的绝佳战机。
“先锋官苏定方听令！”
“末将在！”
“你即刻率领二百轻骑，借着浓雾迅速突进，直扑颉利可汗中军大帐，以雷霆之势打他一个措手不及，我主力随后跟进！”
“末将遵命！”
苏定方，名烈，字定方，世人多以其字相称。他是冀州武邑（今河北省武邑县）人，早年曾效力于窦建德与刘黑闼麾下，随其征战四方。待刘黑闼兵败之后，他归隐乡里，过起了普通百姓的生活。直到李世民登基为帝，朝廷再次启用旧将，他得以重返军旅，并在名将李靖手下任职。
尽管此时的苏定方还只是李靖帐下一名年轻的先锋官，但他的胆识与才干已初露锋芒。谁也未曾想到，多年以后，尤其是在唐高宗李治继位后，他将成为一代名震天下的战将。
这一次，苏定方奉命率领两百骑兵先行出击。他信心十足，坚信自己能够圆满完成李靖交付的任务。
天时也助了他一臂之力。当时大雾弥漫，视线模糊，正适合奇袭。途中虽遭遇突厥小股部队，但苏定方巧妙利用浓雾掩护，虚张声势，几乎不费吹灰之力便将其击溃。他一路疾行，逐渐逼近颉利可汗的中军大帐。
连续奔驰已让他略感疲惫，因此在距离敌营约十里的地方，他稍作停顿。前方浓雾缭绕，视野不清，突厥主力尚未察觉他们的存在。
苏定方整理头盔，缓缓拔出佩剑，目光坚定地指向远方，高声喝道：“随我冲锋，直取颉利大帐，活捉可汗！”
“活捉颉利可汗！”两百骑齐声呐喊，士气高昂。
随即，这支精锐的先锋部队如雷霆般冲向敌营。
他们的速度极快，在距离颉利大帐仅七里之地才被敌军发现。
“唐军来袭！”突厥哨兵惊恐大喊，话音未落，苏定方的利剑已然刺穿了他的胸膛。
战斗就此爆发，而苏定方没有给敌人任何喘息的机会——继续冲锋，誓要一举击溃敌军中枢！
突厥哨兵的急报很快传到了颉利可汗耳中。此时，唐俭虽仍坐在帐中，但颉利已无暇顾及这位唐朝使者。听到敌军逼近的消息，他心中顿时惊恐万分，脑海中只剩下一个念头——逃命！因为苏定方的突击部队已经逼近到几乎可以触摸到他的营帐，根本来不及组织有效抵抗。
在短暂的慌乱后，颉利可汗在亲卫的护卫下匆忙出帐，挑了一匹上等良马，带着少数随从向碛口方向仓皇撤退。
与此同时，苏定方率军如猛虎下山般冲杀而来，突厥军阵脚大乱，节节败退。紧随其后，李靖的大军也迅速压境，彻底击溃了突厥主力。
此战结果毫无悬念——唐军大获全胜，斩首万余级。
而身处突厥大营的唐俭，在颉利逃跑的同时也迅速脱身。虽然他是文臣，却临危不乱，找准时机脱离险境，并机智地奔向李靖大军的方向。在一片混乱之中，能如此冷静应对、全身而退，可见唐初朝廷人才济济，连文官都非同凡响。
惨败后的颉利可汗满腹郁闷，万万没想到李靖竟敢以奇袭方式冒险深入，置己方于绝境。好在他侥幸逃脱，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如今他手下仅剩千余人，只能先退回漠北，图谋东山再起。
然而，刚过碛口不久，颉利便遭遇了另一支唐军——李世勣所率部队的截击。这无疑是雪上加霜。
刚刚被李靖重创，又遭李世勣迎头痛击，颉利可汗可谓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能哀叹自己气数已尽。看来，李世勣确实是“痛打落水狗”的高手，一击致命，毫不留情。
四年前那位傲视天下的颉利可汗，如今终于低下了曾经不可一世的头颅。在他心中，他已经意识到再也无力与强大的唐朝抗衡。然而，他内心依旧燃烧着不甘与希望，坚信眼前的失败只是暂时的，终有一天他会东山再起，重返昔日辉煌。
于是，颉利可汗决定向西撤退，穿过灵州，投奔沙钵罗部落，寻求吐谷浑的支持，借力重整旗鼓，卷土重来。
可惜的是，命运并未给予他这个机会。在灵州境内，颉利可汗被大同道行军副总管张宝相擒获，并被押送至长安。最终，他在囚禁中郁郁寡欢，黯然离世。
正所谓：人倒霉时，连喝口凉水都会呛到。纵观颉利可汗的一生，不禁令人感慨：物极必反，盛极而衰，这是千古不变的规律。
与此同时，唐朝北征突厥之战取得全面胜利，六路大军凯旋归来。此战彻底解除了北方东突厥对唐王朝的长期威胁，唐太宗李世民欣喜万分，下令嘉奖全体将士。其中尤以李靖功勋卓著，作为此次战役的总指挥，他运筹帷幄、调度有方，使唐军从十二月出征，仅至次年二月便大获全胜。
因此，在这场胜利的背后，李世民自然将最高的荣誉给予了这位智勇双全的统帅。
尽管御史大夫温彦博上奏弹劾李靖，指责其军纪不严，致使突厥大量珍宝在战乱中流失，但唐太宗李世民依旧对这位功勋卓著的大将给予了丰厚赏赐——赐绢两千匹，并加封为尚书右仆射。这一任命意味着李靖正式跻身宰相之列。
何谓明君？李世民曾对李靖说：“隋朝将领史万岁击败达头可汗，有功却未得赏赐，反而因罪被杀。朕则不同，必当赦你之罪，记你之功！”
若臣子既有功劳又有过失，能够以功为主予以嘉奖，宽恕其过，这正是判断一位君主是否贤明的重要标准。
贞观四年（630年）五月，西北各部族上表请愿，尊称李世民为“天可汗”。这一称号的获得，无疑与唐军大破突厥密切相关。在周边国家眼中，此时的唐朝已俨然成为不可忽视的强国。这一年，国内五谷丰登，全国判处死刑的犯人仅有29人。
可以说，贞观四年的辉煌成就，标志着大唐盛世的序幕正式拉开。整个时代都在注视着这个迅速崛起的伟大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