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炜明的平民系列作品。
覃炜明按：《边看边说》日前与读者见面，得到我的很多好朋友的支持。日前收到前贺州学院副教授李秋林女士和戚绍斌先生转来的他们联合撰写的评论，评论系统而且高度评价了我的平民叙述和为平民发声的写作风格，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原在贺州学院担任副教授，因为和我属于校友，所以对我的创作爱护备至，有些评介我虽然愧不敢当，但仍然需要感谢两位校友对我的支持和鼓励，当然也感谢贺州学院各位领导老师校友对我的特别关注。
大时代背景下的平民叙事
——覃炜明写作的人文关怀与微言大义
李秋林 戚绍斌
覃炜明的文字世界如同一扇面向普通生活的窗口，透过这扇窗，我们看到的不是宏大历史叙事中的英雄人物，而是那些被主流话语边缘化却构成社会根基的“小人物”。覃炜明的《边看边说》延续了作者一贯的平民视野与人文关怀，以细腻入微的观察和朴实无华的笔触，记录下那些容易被忽视却饱含生命力的日常片段。覃炜明的系列作品不仅是对个体命运的深情凝视，更是对时代变迁的独特诠释，它以“由微见大”的写作风格，在平凡中发掘非凡，在个体经历中折射集体记忆，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重新认识社会、理解生活的珍贵视角。
平民视野：为卑微者立照的文学自觉
覃炜明的写作始终保持着一种可贵的平民立场，他笔下的主角不是历史舞台上的风云人物，而是那些“地位低微得连名字都没有人能够记住的人”。《边看边说》中，作者延续了《活在吾乡》“为卑微者立传”的创作理念，将镜头对准市井街巷、乡野村落的普通人普通事，通过记录他们的喜怒哀乐、生存智慧与命运挣扎，构建起一部属于平民的“另类史书”。
这种平民视野首先体现在题材选择上。覃炜明有意避开那些容易引起轰动效应的热点话题，转而关注菜市场的小贩、街角的修鞋匠、乡村的留守老人等边缘群体的日常生活。在覃炜明的作品中，一个老农对土地的眷恋、一位母亲对远方子女的牵挂、一群孩童在村头嬉戏的场景，都被作者以近乎人类学田野调查般的耐心细致记录下来。这种选择本身就体现了一种文学伦理——拒绝将写作沦为猎奇或媚俗的工具，而是坚守对普通生命的尊重与关怀。
其次，覃炜明的平民立场表现在叙事姿态上。他从不以居高临下的启蒙者或批判者姿态出现，而是作为生活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与笔下人物保持平视关系。在《活在吾乡》描写“养饭爷”二叔时，作者没有刻意美化或丑化这个“固执且真实，道义又温情”的乡村人物，而是通过“中立的叙述风格”呈现其复杂多面的性格。这种平视视角使得覃炜明的作品避免了知识分子写作常见的疏离感，获得了更为真实可信的叙事效果。
尤为难得的是，覃炜明的平民视野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与文化自觉。《边看边说》等著作中的许多篇章都扎根于岭南乡土，作者对地方风物、方言俗语、民间习俗的娴熟运用，不仅增添了作品的生活气息，更构建了一种文化认同。当读者跟随作者的文字走进“品冲”（《活在吾乡》）的炊烟、闻到母亲熬中药的味道、听到乡邻用土话拉家常时，感受到的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更是一种文化生态的鲜活存在。这种对地方性知识的重视与呈现，使覃炜明的平民叙事超越了简单的个人怀旧，成为记录地域文化变迁的重要文本。
覃炜明的平民写作还体现了一种历史意识。在他的作品中，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个人经历和家庭故事，往往与更大的时代背景紧密相连。一个普通家庭的迁徙史可能折射出城乡二元结构的变化；一位老人的生命历程可能浓缩了半个世纪的社会变革。作者通过“灰色的叙述笔调”，在个体命运与时代洪流之间建立起微妙而深刻的联系，让读者意识到“没有这些卑微者，我们的乡土记忆将如何寄托”。这种将小人物置于大历史中的写作策略，使他的具有了超越个人经验的社会学意义与历史价值。
3月30日《边看边说》读者分享会主席台。
人文关怀：对生命个体的温情凝视
覃炜明文字最打动人心的特质莫过于其深厚的人文关怀，这种关怀不是抽象的理念宣示，而是通过对具体生命个体的细致观察与共情理解自然流露。在覃炜明的作品中，作者以近乎人类学家的耐心和小说家的敏感，捕捉那些被主流叙事忽略的生活细节与情感瞬间，用文字为普通人的尊严与价值作证。
“细节呈现”是覃炜明表达人文关怀的重要方式。在他的作品中，我们能看到作者对生活细节近乎偏执的关注：老农手上皲裂的纹路、村妇发间夹杂的银丝、孩童玩耍时扬起的尘土……这些看似琐碎的描写实则蕴含着作者对生活本真的尊重。正如非虚构写作所强调的，“通过真实的故事与细腻的观察，呈现了散落在社会各个角落的个体经验”，覃炜明正是通过这种细节真实，让读者感受到文字背后的温度与诚意。当作者描述十七岁的自己“割松脂，漫山遍野的割，从这棵松树到另一颗松树，就是为了还伯母拖欠生产队一笔不少的口粮款”时，寥寥数笔便勾勒出一个乡村少年的坚韧与担当，这种“爱的坚守”令读者潸然泪下。（《草木吾乡》
覃炜明的人文关怀还体现在对人物复杂性的尊重上。他笔下的人物很少是非黑即白的扁平形象，而是充满矛盾与张力的立体存在。在他的作品中的“二叔”形象便是一个典型例子——他既“杀猪、抢工分、使点小性子”，又有着“野性的温柔”，这种多面性使得人物摆脱了道德评判的简单框架，获得了更为丰富的文学表现力。作者不回避人性的弱点，但更善于发现平凡生活中的闪光点，这种写作态度体现了一种成熟的文学伦理：写作不是为了审判生活，而是为了理解生活。（《活在吾乡》）
“情感共鸣”是覃炜明人文关怀的另一个维度。在他的作品中，作者常常通过唤起读者的共同情感体验来建立连接。无论是描写母子亲情、乡邻情谊，还是记录个人成长中的困惑与顿悟，覃炜明都能找到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情感节点。当作者回忆母亲“在炊烟下熬中药的味道”时，唤起的不仅是个体记忆，更是一代人关于乡村、关于家的集体情感。这种情感共鸣使得他的作品超越了个人随笔的局限，成为一代人情感结构的文学映射。（《活在吾乡》）
尤为珍贵的是，覃炜明的人文关怀具有鲜明的当代意识。在快速城市化、传统价值解体的今天，作者对乡村人物与市井生活的记录，实际上是对一种生活方式的挽留与致敬。在覃炜明的作品中那些看似平常的场景——祠堂前的聚会、田间地头的劳作、街坊邻里的互助——都在提醒我们现代生活中正在流失的社群纽带与人情温度。正如作者所言，他“更多的是温情脉脉地遥望乡愁，品味过去苦难后边的美好”，这种对传统价值的温情回望，在当下浮躁的社会语境中显得尤为珍贵。（《活在吾乡》）
覃炜明的人文关怀还表现在对写作本身的反思上。他意识到非虚构写作不仅是记录，更是“自我成长与探索的过程”。在（《活在吾乡》）中，作者常常跳出叙事者角色，对写作行为进行自我审视：为什么要记录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人和事？写作如何避免沦为怀旧的感伤或猎奇的表演？这种反思意识使得覃炜明的人文关怀超越了简单的同情或赞美，获得了更为深刻的伦理维度。
本文作者戚绍斌副教授（左）和《边看边说》作者覃炜明合影。
由微见大：小叙事中的时代图景
覃炜明的系列作品最显著的风格特征莫过于其“由微见大”的叙事艺术——通过对细小生活片段的精准捕捉，折射出广阔的社会图景与深刻的时代命题。这种写作风格既不同于宏大叙事的空泛，也区别于私人写作的狭隘，而是在个人经验与集体记忆之间架起桥梁，让微小叙事承载起历史思考的重量。
个体与时代的辩证关系是覃炜明“由微见大”写作的核心。《边看边说》等文集著作中的许多篇章表面上看是记录个人见闻或一些社会小事件的评论，实则暗含对更大社会议题的思考。当作者描写一个乡村教师如何用“慈祥的面貌，映照出一个贫穷孩子的求学之路”时，实际上是在探讨教育公平与乡村文明传承的问题；当记录小伙伴海生和永雄“卑微得像村里的野草，一岁一枯荣”的命运时，折射的是城乡差距与代际流动的社会现实。这种以小见大的叙事策略，使覃炜明的作品获得了超越个人经验的普遍意义，正如非虚构写作所追求的，“能深刻揭示个体与时代之间的联系”。
覃炜明的“由微见大”还体现在对空间象征意义的挖掘上。他的作品中反复出现的特定场所——宗祠、老屋、小河、榕树——不仅是故事发生的背景，更是文化记忆的载体与时代变迁的见证。作者专门写到的“榕阴下的岁月”中的那棵榕树，作为家乡的标志性风景，承载了几代人的集体记忆与情感寄托。同样，他的作品中描写的宗祠也不仅是建筑实体，更是传统乡村社会结构与价值观念的象征。覃炜明敏锐地意识到：“一个乡村，如果没有族谱，没有宗祠，没有乡绅，我想，这样的乡村是野蛮的，在进化论的裹挟下，必将自动消亡”。通过对这些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空间的描写，作者将个人怀旧上升为对传统文化命运的关注。（《活在吾乡》）
“时间维度”的拓展是覃炜明“由微见大”的另一重要手法。《边看边说》虽然记录的是当下见闻，但作者常常通过记忆闪回、历史参照等方式，将眼前现象置于更长的时间脉络中审视。这种时间意识的自觉，使得作品避免了随笔常见的碎片化倾向，获得了历史纵深感。当作者描写今天乡村的空心化现象时，会自然联想到过去热闹的村落生活；当记录城市边缘群体的生存状态时，会对比不同年代移民的处境变化。这种跨越时空的联想与对比，让读者意识到眼前现象不是孤立存在，而是历史进程的一部分，从而深化了对社会变迁的理解。
覃炜明的“由微见大”还表现在对日常生活政治性的揭示上。其作品中那些看似平淡的生活细节——一顿饭的构成、一件衣服的变迁、一种劳作方式的改变——往往隐含着权力关系与资源分配的微观政治。作者通过细致观察与深入思考，将这些日常实践背后的结构性因素揭示出来，使读者意识到“每一个小人物的故事都有其独特的价值，这些似乎微不足道的小事，恰恰构成了我们时代的缩影”。这种对日常生活政治维度的敏感，使覃炜明的作品具有了社会批判的锋芒，同时又避免了直露的说教。
尤为难得的是，覃炜明的“由微见大”始终保持着审美平衡。他既不让宏大主题压垮生活细节的真实性，也不因沉溺于细节描写而失去思想高度。在其作品中，我们能看到作者如何精心选择那些既能体现个性又具有普遍意义的细节，如何将思想观点自然融入叙事流程，如何让时代背景若隐若现地渗透在个人故事中。这种平衡感使作品既避免了非虚构写作容易陷入的“见微不见大”的局限，又防止了“因大失微”的概念化倾向，达到了艺术性与思想性的统一。
覃炜明的“由微见大”最终指向的是一种历史观与价值观的建构。通过无数微小叙事的有机构建，实际上在尝试回答一些根本性问题：我们如何理解过去几十年的社会变迁？普通人在历史进程中扮演什么角色？传统价值在现代社会还有何意义？作者没有给出简单答案，而是通过具体生动的故事，邀请读者一起思考这些关乎我们集体命运的问题。这种开放而深入的思考方式，正是“由微见大”写作风格的最终旨归。
（李秋林，原贺州学院中文系理论教研室主任、副教授。戚绍斌，原贺州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