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中国举行了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从此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考试制度宣告结束。

中国最后一榜进士中很多人见证了清末民初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中,末代进士命途各异,有人像谭延闿一样任国民政府主席,以行政院院长的“政坛不倒翁”而名留青史;有人像王揖唐一般投靠日伪最终被以汉奸罪处决而遗臭万年;也有人就此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末代进士”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第一任院长沈钧儒先生,与刘春霖、朱汝珍、商衍鎏这三甲相比,他的殿试成绩不算特别出众,仅为二甲第75名。但是在1949年10月1日那天,他却是唯一一位站在毛泽东的身后,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的“末代进士”。

他曾写下一方「退斋」匾额,出自老子《道德经》中“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

不是因为害怕而后退,更多的是一种“激流勇退”,有时候只有退后一步才能有更广阔的的视野看清楚前面要走的路。

01

沈钧儒生于一个七代藏石世家。他的曾祖父沈濂,曾任清政府的刑部主事;祖父沈玮宝,曾任苏州知府;父亲沈翰,为候补知府。几代人的共同爱好是收藏奇石:在沈家的庭院、客厅、书斋里,到处供有奇石,以供观赏石外,还藏有“冰纹”、“青花”、“绿端”等端砚名品。
沈钧儒为人处世也深受藏石的影响。玩石的人都会面临一个抉择,一石当前,好不好,要不要?
一见钟情,进一步拿下是一种回答和抉择;冷静思考,退一步反复斟酌,又是一种回答和抉择。沈钧儒属于后者。
取进士后,他被授予了刑部贵州司学习主事的官职,此时的他正值而立之年,已结婚生子,可以一边做清闲的小“京官”,一边入进士馆学习。但是他却选择了剪去辫子,主动向清政府申请赴日留学。
人们好奇他为何不进一步在官场有所作为,而又后退一步重新学习,寒窗苦读十余载岂不白费了?
20岁那年他就被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深深震撼,所以30岁的他立志要拯救这个岌岌可危的国家,他看似后退的一小步,可能是国家进步的一大步。
他进入了东京的日本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系统完成了对西方政治学说和法律的学习,更重要的是,他在日本接触了种种进步思想。
沈钧儒后来自豪地说:“在中国,假如有人要写一本宪政运动史,应该从民国以前的立宪运动说起,而民国以前的宪政运动,可说是由我开头的。
02

大家书房说 | 开国大典上的“末代进士”

1936年11月23日,国民党制造了’七君子’事件。南京国民党政府于当日以’危害民国’的罪名在上海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逮捕入狱。

当时为了阻挠沈钧儒开展爱国救亡的活动,“特工王”戴笠亲自出马对他进行“劝告”,并安排特务专门监视其工作起居。

在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各级官员争相贪腐,离开重庆时往往将贵重细软随身携带,沈钧儒随身携带的沉甸甸的皮箱进入了特务视野中,特务觉得如果能从那皮箱里发现金银珠宝,便能大做文章,将沈钧儒描绘成贪慕钱财的小人。

只是没想到,费尽心思打开审查,结果发现竟是一箱石头。

沈钧儒藏石并不在乎石头是否珍贵,重要的是合眼缘。他藏石品种很丰富,有天上的陨石、地下的化石,仅各种矿石标本就有200多枚,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与石斋」。并咏诗道: 

吾生尤爱石,谓是取其坚。

掇拾满吾居,安然伴石眠。

至小莫能破,至刚塞天渊。

深识无苟同,涉迹渐戋戋。

以石会友,以石交友是沈钧儒的乐趣,冯玉祥、李济深、黄炎培、茅盾、郭沫若、梁寒操等名士都纷纷为「与石斋」题咏。

其中,特别值得提起的是冯玉祥的题辞:“南方石,北方石,东方石,西方石,各处之石,咸集于此。都是经过风吹日晒,雪侵雨蚀,可是个个顽强,无亏其质。今得先生与石为友,点头相视,如旧相识;且互相祝告,为求国家之独立自由,我们要硬到底,方能赶走日本强盗。”「与石斋」成了东南西北爱国志士的聚会之所。

他作为中国千年科举的最后一批进士,是早期赴日留学的法科生;

鲁迅逝世后,是他主持公祭典礼,鲁迅遗体所盖“民族魂”三个大字由他所写;

开国大典时,他跟随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站在主席身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是最高人民法院第一任院长;

……

可以说,他的一生,几乎与当时中国所有重要的历史事件都密切联系。

无论是中国传统智慧中的“激流勇退”,还是如今强调的“激流勇进”,进退之间其实并不绝对,这里的“退”是一个中性词,关键在于是否有据。

有据的进或退,是生机;失据的进或退,是灾难。所谓:河沙裹流,非沉淀不能清澈;人生祸患,非取舍不能避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