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当年没考上大学，我很可能会去深圳打工，那将是另一种生活轨迹，我周围同龄人十有八九都遵循的生活轨迹。一个拐弯，我远离了去深圳进厂打工的生活，走上了另一条道。从此，只能在谛听与阅读中感受那与我擦肩而过的打工者生活。
何伟（1969-）A Journey Between Chinas Past and Present中有一节，At Night You’re Not Lonely今夜你并不寂寞，写了深圳关内关外截然不同的两种生活。“我每次到深圳去，都尽量在关内和关外都呆一段时间。围墙的建立是一种政治上的分界，不过它同时也代表了一种文化上的分野：一旦你跨过关卡，就会发现人们谈论的事物截然不同。在关外的世界里，艾米莉和其他工厂的工人们常常说起胡晓梅，不过深圳市区内的那些中产阶级和上流人士却极少会提起那个电台节目。他们中的好些人跟我说，有个叫缪永的小说家更为精妙地描述了他们的生活。”何伟后来联系上胡晓梅和缪永，分别采访，胡晓梅喜欢卡佛，缪永推崇米勒，两人相互看不上，“胡晓梅很坦率地对我说，她不喜欢缪永写的书，她觉得书中的故事是不道德的。而小说家缪永同样很不喜欢女主播胡晓梅。在这位小说家看来，只有那些住在工厂宿舍、只受过一点教育的女人，才会对胡晓梅的电台节目感兴趣。”何伟评价说：“虽然这两个女人有很多相似点，至少她们都是年轻而独立的女性，也都抓住了这个新兴城市的灵魂；不过显而易见，她们俩之间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在这座一夜之城里，她们各自占据着属于自己的世界。”
缪永是深圳关内生活的代言人，胡晓梅则是关外生活的代言人。或者说，缪永写的是高级白领，胡晓梅关心的是一线打工者。
她俩的书都容易找到。
缪永（1971-）《我的生活与你无关》1998年初版，27章，36万字。全书前半截写公司生态、租房当二房东、泡酒吧、一夜情、多夜性，写的有声有色，扎实具体，后半截差不多是前面的重复，只是不断换人，年老的，年轻的，富有的，贫穷的，男的，女的，情节重复，笔调也泛滥，成了故事会的集合。如果砍掉一半文字，节制些，本来可以是一部杰作的。
2003年，木子美（1978-）一炮而红，可以看成是缪永《我的世界与你无关》的延续，但更真实直接，文字白描利索。木子美其人其文都受到不少非议，在我看来，她践行自己信奉的理念，也没去伤害无辜，没什么好非议的，反倒能看出当时社会的多元、包容与开放来。
胡晓梅（1971-）1992年至2007年主持深圳电台谈话节目《夜空不寂寞》，连续15年高居收听率榜首，2000年出版《说吧，寂寞》，2005年出版《说吧，爱情》。胡晓梅在书中简略提到了自己的生活轨迹，但主要是写她主持电台节目后，听众朋友向她倾诉的感情烦恼，以及她的倾听、分析、阅读与思考。
胡晓梅是知心姐姐，但终究不是一线打工妹。打工个中滋味，有过体验，其实并不深，毕竟，胡晓梅出身矿务局知识人家庭，1992年大学毕业来深圳闯荡，很快由工厂一线转进电台，眼界和能力自是远远胜出大多只上过小学、初中的打工者，她接听倾诉电话来了解打工者，也发自内心关心打工者，但很多时候难免停留在浮光掠影的表层，对打工者更深层的工作、生活和感情世界，有着些许隔膜与陌生。
打工者的真实生活，还得由打工者自己来写。
邬霞（1982-）14岁辍学，来深圳打工，2014年出版《深圳纪事》，2022年在前作基础上增删改写，出版《我的吊带裙》。邬霞的文字，我称之为“打工生活实录”，真实记述打工妹全方位的生活场景，包括怎么进厂，工作流程与工厂规章，工友上下左右关系与变化，合租生活的艰辛与苦恼，婚恋抚育的艰难与冲突，坚持写作的不易……可谓点点滴滴都是泪。这样的生活细节，不是亲身经历，想都没法想，更别说一五一十道来。
2022年，世纪文景出版了《劳动者的星辰》，北京皮村文学小组的作品集。作者是一群生活在北京东五环外皮村的打工者，平时干的是家政、木匠、装修等行当，多年飘荡，他们写作，不图名不图利，是多年经历与情绪淤积在心，不得不发，笔下写的也是亲身经历，要么回忆农村老家的生活，要么记录来城市打工的见闻与经历，跟邬霞文字类似，也可称为实录。图书目录即可见一斑：范雨素（1973-）《大哥哥的梦想》《“北漂”们的日子》，郭福来（1969-）《三个人，一棵树，四十年》《工棚记狗》《工棚记鼠》，李若《穷孩子的学费》《红薯粉条》，施洪丽（1971-）《一个四川月嫂的江湖往事》，徐克铎（1953-）《媒人段钢嘴》《大部分老实人的结果是什么》，苑伟（1980S-）《暗夜前行》，王成秀（1970-）《高楼之下》，李文丽（1968-）《我的母亲》，万华山（1989-）《我在东莞演坏人》。
2023年1月，范雨素长篇小说《久别重逢》出版。范雨素是皮村文学小组的重要成员，她在《我是范雨素》一文中就预告说：《久别重逢》“它的故事不是想象，都是真实的。艺术源于生活，当下的生活都是荒诞的。文章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考证。”《久别重逢》写一个家族的前世今生，主要篇幅是自述亲身经历，包括流浪柳州火车站、为盗墓贼放哨、潘家园摆地摊、当育婴嫂做保姆，最可读的也是这些篇幅。
文学没有门槛，一个人，一支笔一张纸，或一台电脑就行。但文学作品还是有等级的，一线打工者的作品，大多热情有余，经历富饶，成品却多有瑕疵，不经看。究其原因，要么见识平庸，要么文句普通，辜负了一腔热情和经历。以邬霞为例，特别认真执著的女孩，记述也真诚密实，但她一头扎进打工大海，伸不出头来，工作中与人发生矛盾，是别人的错；合租与别家发生矛盾，自己父母和家人一点错没有，全是其他租户的问题；婚姻出了问题，是因为老公又懒又好赌还打人，是因为公公婆婆不把媳妇和孙女当人看，没有自身的问题……能看出作者一身倔强，也一身怨气，但缺乏反省，不能揭自家的伤疤，使得她总是趴伏在泥坑里，直不起腰来，文字也套了枷锁一般，拘滞低沉，缺少活力，找不到节奏。想来，见识的通透与文字的张弛，不是光凭努力就能获得的东西。
见识，我的理解，不应是主流教诲来的，也不应是传统中承袭来的，而应是个人的、切实的。见识，可以是常识的，有人的温度的，让我们看到一个人应有或可能有的样子；也可以是学识的，积累的，为我们提供某种全景或分析的视角的。从这个角度看，张彤禾《打工女孩：从乡村到城市的变动中国》，作为一部纪实作品，是有见识有启发的。
文字的张弛，更难说出个所以然来。同样是摆地摊，在邬霞笔下是实录，是素材，是田野笔记，在仁科（1986-）笔下就成了小说，成了作品。仁科《通俗小说》多是小片断，各式各样的人你来我往，各种谋生的方式与生活，城中村，三和大神，卖盗版书，卖黄碟，嫖，劈腿，满嘴脏话，那又怎么样，不影响人家别具一格，不妨碍人家成其为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