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2200字）
笔者因为年近七旬，所以在数年前开始重新整理自己一生所有三观与思想理论基础。结果是，几乎所有以前的思想行事基础全被推翻几无遗存。
一大发现是，一辈子步步为营，步步退守，用当时的社会标准，企图做个道德模范，做个积极向上有利于社会的好人，然而自己给自己设置的一道道枷锁不停的被打开，似乎所有的思想枷锁都是无意义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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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大的牢笼就是人的思维，最大的枷锁就是人的执念
人类思维的局限构成了世界上最坚固的牢笼，而执念则是束缚我们自由的锁链。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未能跳出自我设限的圈子。他们的日常不过是昨日的重复，无形中将自己囚禁。真正的束缚并非外在的方法或技巧，而是我们内心深处不愿面对的恐惧，如自卑、敏感。我们害怕成为焦点，害怕陌生环境，害怕改变，总是沉浸在熟悉的安全区域内。他人的一言一行，就能轻易搅动我们的情绪，让我们的内心波涛汹涌，缺乏必要的心理承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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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哥们王东岳的说法，一切真理都是在一定时间轴和一定环境下的特定存在，世上本无永恒的真理。即各领风骚数百年的概念。一切科学定理公式也是一样，绝无恒定的。所有定律都是在等待被推翻的那一天存在。
既然我们迷信了四百年的科学都是那样的多变，那还有什么是不变的呢？赫拉克利特名言：“你永远不可能双脚同时踏入一条河流就是这个道理”。
前几天因为某事与朋友聊天，说着说着朋友就有些恼怒，认为我有些违反人类准则与中国道德规范的思想，认可在当前条件下中国可以为了生存向外扩张，变相的发展殖民地消费倾销场，说我是战狼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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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说我还不算战狼，也反对无条件下盲目自大的战狼，但是任何事物都是在一定条件下发展而存在的。漂亮国算不算战狼，绝对第一战狼了，那人家有资格，我们以前没资格，现在有一定资格了，或者说即便没资格人家也要逼你作战狼，因为谁叫你不声不响的稀里糊涂的成了世界老二，老大自然不愿意了。
我们根本无意与世界为敌，但是人家同盟国阵营已经形成你只能算轴心国了。我说我国国民的生存法则永远高于任何道德标准与国际法则，一个超级工业化强国要生存就要卖东西出去，你抵制反倾销就是与我为敌，没法没有第三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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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产能过剩只能外销解决，我们每年1223万大学毕业生（明年就是1500万）要工作要生存。再不能继续内卷了，卷的无数商业倒闭，卷的五星级酒店搞夜市，卷的事业编紧缩，国企裁员，还能有什么花招呢？无他，外扩！
几千年来中国文化素有内敛谦虚，宽容有礼之说，一遇战争就会有大批朝臣死谏活谏，无论该不该打都会说隐忍为上，和亲，赔款，割地那是常态。死谏活谏的还都是名臣忠臣你让皇上怎么办？穷兵黩武是现成的词根本不用多说，唐太宗，汉武帝，明成祖都是典型，唯有清代皇上没人骂，因为人家是马上民族，开边守土是正常路数，不归汉族那一套自带的枷锁管，好在我们继承了大清打下来的九百六十万江山，无论是人家怎样违反道德打下来的毕竟我们留住了，你再扩就是违规。高丽，琉球，安南等等等等我们都不要了，谁让我们需要有大国风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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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历史，奇怪的是所有开边扩土之将都没好下场，或者历史忘记了，或者雪藏，或者无视，总之正史都会有意无意忽视这些人，，因为他们不符合传统文化的理论窠臼。近来左公在中宣部的指导下大火特火，所有被争议的事件似乎都不存在了。大家都没想到的是，广大民众如此欢欣跳跃拥护这样的民族英雄被推崇，被国家所认可。
一切都归于时代变了，中国变了！中国人可以在世界上有话语权了。
中国式的道德是什么东东呢？
易中天总结的：“问态度不问事实，问动机不问是非，问亲疏不问道理。”
为什么要避开事实谈动机呢？因为一旦能证明举报者（或者当事人）动机不纯，就能证明举报者（或者当事人）道德有问题，进而证明举报者的举报（或者当事人的行为）是错误的。除了追问动机，寻找对手的道德瑕疵向来是中国式竞争的不二法门。因此，总有人盯住竞争对手的一举一动，只要发现任何与道德相悖的现象，或者哪怕是捏造一些不道德的事实，都足以令对方声名狼藉，甚至“不战而屈人之兵”，达到兵家的至高境界。总而言之，只要能从道德上搞臭对方，就可以彻底打倒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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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根溯源，从道德上先发制人，这在等级社会中是博弈的优势策略。传统中国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所有的资源都是按照等级来分配。不同等级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平等可言。虽然有法律，但是法律对不同等级的公民也有不同的要求。“刑不上大夫”就是歧视性处罚的明证，而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不过是一句口号而已。不同等级之间唯一的共同约束就是“道德”。因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哪怕是当朝皇帝，也不可能在道德上超越尧舜禹这样的圣明之主，因此，如果说等级社会有平等的话，那唯一的平等便是“道德面前人人平等”。弃法律而用道德，这是中国长期徘徊在法治社会之外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政教分离的现代社会，法律成为维持社会运转的主要规则，而宗教则隐身其后成为补充规则。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现代社会的重大进步。因为法律显然比教条更具有可操作性，容易在技术上进行衡量，并且针对犯罪程度的轻重区别性惩罚。更重要的是，法律是立法机构对民意的表达，可以与时俱进地修改完善，使国家的治理具有合法性基础。而教条则容易变得空洞和僵化，并且难以真正反映民众的利益。
相对于有系统文本的教条，“道德”就显得更加空洞、任意，而以动机来揣测道德水平的做法基本上缺乏可证实性和可操作性。世界上只有“讲道德”和“不道德”的人，没有中间类型。因此，诉诸道德批判，试图以道德来替代法律法规，无疑是向现代文明的巨大倒退。
（本文引用了人大聂辉华教授文章：“中国人为什么喜欢讲道德？”部分观点，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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