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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两派作者新说外，另有孔祥贤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提出的曹頫说、霍国玲等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提出的曹天祐说在研究思路上较为独特。

曹说认为《红楼梦》是一部采用“ 隐真”手法撰写的小说，所隐之事为曹的人生经历和雍正 一朝的宫廷政治斗争。曹既是写书的“石头”，也是评点者“脂砚斋”，曹雪芹对小说进行“批阅增 删”。其外证主要为二敦等人的诗文中皆有曹的身影；内证主要为小说楔子和若干情节都暗示原 作者非曹雪芹。作者采用“幻身法”进行“ 隐真”：如宝玉、黛玉分别是曹肉体和真性的幻身，而贾雨 村、贾赦等又是雍正的幻身。作者判定幻身的根据是通过各种小说情节或典故的层层转换。如第一 回中贾雨村有中秋赏月诗，《东华录》记载雍正之母梦月诞子，因此二者便产生了联系。此说对小说 情节的索隐也多类于此。⑥  

① 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 年，第 1008 页。

② 参看陈洪：《说说“ 红学”的一笔糊涂账》，王建华主编《风则江大讲堂》第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年。

③ 艾柯等：《诠释与过度诠释》，第 77～80 页。

④ 李剑国：《古稗斗筲录—— 李剑国自选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77 页。

⑤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第 3 页。

⑥ 孔祥贤：《〈红楼梦〉的破译》。

曹天祐说认为曹颙的遗腹子曹天祐①  创作了《红楼梦》，目的是为自己及所爱女子竺香玉立传，隐写雍 正一朝的历史和两人合谋害死雍正的全过程。此说认为小说隐写历史的根据是：脂批视《红楼梦》为“野史”、 称曹天祐为“史公”；小说曾名《风月宝鉴》，曹天祐和脂砚斋都提示读者要“反照”小说；戚蓼生序的提示；宁国 府的建筑与祭祖方式与清宫相同等。此说运用“分身法”、“合身法”等方法，推断甄、贾宝玉，贾琏，秦钟等隐指 曹天祐，而贾敬、贾珍、贾蓉、贾瑞、贾雨村等隐指雍正，林黛玉、晴雯、妙玉等则隐指竺香玉。贾宝玉的原型也 不止一人，“作者在他身上既写了作者本人，又夹写了香玉，偶尔还承担着雍正的部分角色”②  。

此二说在对小说性质的判断及具体研究方法上符合索隐派特征，如认为小说影射历史政治事 件，使用分身、合身法等。但又呈现出考证派的思维特征：认为小说作者是曹氏族人，且影射之事件 与作者有密切关系。因此小说在具有影射性的基础上又兼具了自传性。正如陈维昭所云：“此前的 《红楼梦》索隐都反对’ 自传说 ’，即认为《红楼梦》的作者不是其本事的当事人，只有这样才能对顺治 朝或康熙朝的政治进行索解。霍著充分利用’ 自传说 ’，利用胡适以来红学界对于曹雪芹身世与家世 的研究成果，把曹雪芹的身世与家世作为《红楼梦》的本事。”③ 本文第二部分所列举的索隐派作者 新说也几乎都具有兼顾影射性与自传性的色彩，其中冒襄说更是影射色彩甚微。当前索隐派作者研 究大量使用向来作为考证派重要文献的“脂批”，正是因为脂砚斋对于作者生活“事皆亲历”的实录 口吻符合索隐派的“ 自传说”转向④。索隐派对脂砚斋的身份也作出了新的定义：有人提出脂砚斋与 正统红学中的北京曹雪芹没有关系，而是新作者的身边人，脂批指向的是新作者的事迹。如洪昇说 认为脂砚斋是洪昇的妻子黄蕙⑤, 李渔说则认为是高景芳之夫张宗仁；有人则提出脂砚斋就是新作 者本人，曹雪芹是其化名，墨香说、施廷龙之妻说皆持此观点。可以说，当前索隐派出现了向考证派 靠拢的迹象，同时又在研究方法上对考证派有着渗透。

综上，当前的考证派和索隐派，大都将《红楼梦》作为作者的“ 自传”来看待。只不过考证派认为 小说是作者家庭生活的记录，而索隐派则认为其中还包含作者参与历史政治斗争的内容。本来，小说的虚构性是其基本的文学特征之一。金圣叹指出小说有“ 因文生事”的虚构性特点，作者有“ 临文 动心”的创作心理，未必需要事皆亲历。⑥  韦勒克也认为：“也有另一种相反的观点使我们以错误的 方式严肃对待小说，即把小说当成文献或个人档案，或由于小说的真真假假的效果或它有时的自我 宣称，使我们把它当成某人的自白，当成一个真实的故事，当成某种生活及其时代的历史。”⑦ 但《红楼梦》的作者研究正如韦勒克所批评的那样——过分强调了小说的“实录”色彩而忽略了作者的艺术虚构与创造，拼命地“ 以子证史”。他们似乎忘记了俞平伯于 1925 年便提出的应从“ 自叙传的文 学”与“历史的小说”而非“ 自叙传”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红楼梦》的观点。⑧ 

① 此说认为曹天祐就是曹雪芹，“只不过填进家谱中的’ 曹天祐 ’，是他出世时祖母和母亲给取的名字，而曹雪芹则是 作者落魄后自己取的名字罢了。”霍国玲等：《红楼解梦》（增订本）第一集，中国文学出版社，1995 年，第 109 页。但关于曹天 祐是否即曹雪芹，学术界存在争论，见冯其庸：《曹雪芹家世新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第 139～141、191～192 页。故暂 列此说为作者新说。

② 霍国玲等：《红楼解梦》（增订本）第一集，第 13 页。

③ 陈维昭：《红学通史》（下），第 599 页。

④ 早期索隐派则对脂批持否定态度 。如潘重规云：“《红楼梦》本书，另有隐名的原作者；曹雪芹只是增删补订的执笔 人。脂砚斋在评语中一律都称之为作者，这便是曹雪芹变成为《红楼梦》作者的由来。’永忠、明义的诗 ’和’ 许多曹雪芹是作 者的记录 ’，都是受脂评影响而产生的。”潘重规：《红学六十年》，文史哲出版社，1974 年，第 92 页。

⑤ 土默热：《脂砚斋原型黄兰次索隐》，《土默热红学》。

⑥ 陈洪：《中国小说理论史》（修订本），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 年，第 150～159 页。

⑦［美］勒内·韦勒克等：《文学理论》（新修订版），刘象愚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206 页。

⑧ 俞平伯：《〈红楼梦辨〉的修正》，《俞平伯讲〈红楼梦〉》，凤凰出版社，2011 年，第 163 页。

狄尔泰对“ 阐释循环”的定义是：“整个句子应当根据个别的词及其组合来理解，而充分理解个 别部分又必须以对整体的理解为前提。”① 也就是说，在诠释文本时，对具体字句与主旨的理解应相 互辅助，正如钱钟书所云：“积小以明大，而又举大以贯小；推末以至本，而又探本以穷末；交互往复， 庶几乎义解圆足而免于偏枯，所谓’ 阐释之循环 ’者是矣。”② 钱氏对从单方面出发的诠释，无论是由 “ 文”通“志”的乾嘉朴学还是由“志”通“文”的汉儒解经，都予以了否定。而当前的红楼梦作者研究，无论是考证还是索隐，都不免限于这种单方面的，特别是由“ 志”通“文”式的诠释—— 即预先设定 《红楼梦》的主旨和写作方式，再对相关文献及小说文本进行诠释。这种诠释方式往往导致对同一文 本的理解大相径庭。这在《〈红楼梦〉新证》中已有所反映，如《新证》预设了曹、贾间的对应关系，认为 曹是贾政的原型，曹既是曹寅过继而来，那么贾政也必然是贾母过继之子。因此《新证》对第三十三回宝玉挨打后贾母训斥贾政的一番话有了“全新”的理解：“这一段有声有色、活灵活现的公案， 雪芹乃是照字直录的。往常看起来，只见贾母疼宝玉，护庇着不许人管教而已……但如今知道了贾 政是过继的儿子以后，则上面一场对话，字里行间，是隐含着多少的关系与事故啊！”③ 这一问题在 当前的作者研究中依然存在，特别是在对第一回几条脂批的诠释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 。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怀旧，故仍因之。

若云雪芹批阅增删，然则开卷至此一篇楔子又系谁撰？足见作者之笔，狡猾之甚。后文 如此者不少 。这正是作者用画家烟云模糊处，观者万不可被作者瞒蔽了去，方是巨眼。

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 。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

余谓雪芹撰此书，中亦为传诗之意 。④

持曹雪芹作者说的研究者⑤ 认为，“ 旧有”的“有”，“哭成”“未成”的“成”，“撰此书”的“撰”等字皆是  “ 写作”之义；而持“原作者”说的研究者⑥  则认为“有”是“藏有”之义，“成”乃“批阅增删”之义，“撰” 的对象乃“诗词”而非小说文本。对“一篇楔子又系谁撰”数语是否能证明作者为雪芹，双方的理解也  截然相反。此外，小说第二回“就是后一带花园子里”侧有脂批“’ 后 ’字何不直用’ 西 ’字？恐先生堕泪，故不敢用’ 西 ’字”⑦, 不同的研究者也都把这个“西”字与自己推断的作者相联系⑧。这些争论的  出现不能不说与由“志”通“文”的诠释方式有很大关系。

 ① 王岳川：《现象学与解释学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年，第 194～195 页。

② 钱钟书：《管锥编》一，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16 年，第 281 页。

③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译林出版社，2012 年，第 58 页。

④ 朱一玄：《红楼梦资料汇编》，第 85、94 页。

⑤ 如戴不凡、赵国栋、傅波、钟长山、沈新林、黄一农等。

⑥ 如范乡之、朱洪、冯其庸、蔡义江、樊志斌、杜志军等。

⑦ 朱一玄：《红楼梦资料汇编》，第 107 页。

⑧ 戴不凡认为西字指曹寅家中的“ 西堂”及其别号“ 西堂扫花行者”，见戴不凡：《石兄和曹雪芹——〈揭开红楼梦作者 之谜〉第二篇》，第 25 页 。张放认为指墨香父亲的“ 西园”，见张放：《假作真时真亦假——〈红楼梦〉作者考辨》，第 52 页 。土 默热认为指洪昇故乡西溪，见土默热：《土默热红学》，第 331 页。朱江兵认为指张宗仁父祖皆归葬南京西边的陕西，见朱江 兵：《红颜红雪红楼——〈红楼梦〉的演变（连载之二）》，第 20 页。

这些诠释由于未能形成“ 阐释之循环”而显得“偏枯”，但作为“红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研究 乃至于其过程中产生的争论仍具有价值。索隐派作者研究虽然在方法上多不被学术界所认可，但研 究中搜集的大量历史材料可以让人们了解更多与《红楼梦》有关的信息。① 而考证派中否定曹雪芹 作者地位的观点虽不易为人们所接受，但因其需要否定指向曹雪芹著书的相关文献（如脂本、《绿烟琐窗集》《春柳堂诗稿》《枣窗闲笔》等）的真实性，使人们加深了对文献问题的思考。如对脂本的质疑 促使人们反思脂批在作者研究乃至《红楼梦》研究中所处的绝对主导地位。如果脂本确属伪造，那么 脂批在文本诠释上对读者就是一种有意识的“ 引导”。而即使脂本真是乾隆年间的“文物”，脂砚斋、 畸笏叟等就一定如批语所显示的那样，是曹雪芹生活的亲历者吗？即便如此，作为读者，他们也不过  同你我一样，只是小说文本的诠释者之一。“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但即使是再高明的 “ 笺”，对“作品意图”也只是一种推测，若据此便认定《红楼梦》作者将家事与小说内容一一对应，正如艾柯所言：“经验作者的私人生活在某个程度上说比其作品本文更难以追寻。”②  也就是说，摆脱 机械的“ 自叙传”说，并不一定要以脂本的证伪为前提，进而废除曹雪芹的作者地位。此外，即便脂本 早出， 程本就毫无价值了吗？方广锠曾提出敦煌遗书“废弃说”③  , 钱钟书论版本亦云：“且本之’ 胜 ’ 否，依文义而不依字体。”④  皆不必盲从早出版本之意。再考虑到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多有在传播中逐 步完善的情况，程本自有其意义。而对《风月宝鉴》“原作者”的追寻，则引发人们对《红楼梦》中“两个世界”的关注。这一连串的思考，都和《红楼梦》作者的讨论有或深或浅的关系。

而对于作者研究中发现的丰富材料，若仅仅用来推断《红楼梦》的作者身份及其家世，未免有 些可惜；但如果用来一味比附小说内容，更不能说真正发挥了其价值。而如能不去盲目预设文本 之“ 志”，而是对这些材料与小说文本之间的“ 互文”关系加以发掘，找到作者身上的“ 文化血脉”， 对文本之“ 文”形成更准确的理解；同时，“ 或并须晓会作者立言之宗尚、当时流行之文风、以及修 词异宜之著述体裁，方概知全篇或全书之指归”⑤, 便可形成“ 免于偏枯”“ 义解圆足”的“ 阐释之循环”。如同样是“宝玉挨打”这一情节，陈洪先生将其放在白话小说发展的过程中进行观照，指出其 与《金瓶梅》“李衙内挨打”一节高度相似。据此，则《红楼梦》的一些情节很可能出于对此前若干文 学作品的借鉴，若一一坐实为作者生活的实录，未免刻舟求剑。⑥ 又如，敦敏的《题芹圃画石》和雍 正的《朱批谕旨》通常只是被用来进行“ 曹学”研究，但陈先生据此看到了作者个性与小说中“ 顽 石”象征意义之间的关联，又进一步指出《红楼梦》中的关键词——“ 木石”的“碍语”性质，为曹雪 芹著《红楼梦》提供了新视角。⑦ 张培锋先生则通过对脂批中“悬崖撒手”一词佛学内蕴的解读，讨 论了宝玉是否出家的问题。⑧ 而如果按照考证派的旧思路，则势必要看看小说作者是否真做了和尚 ⑨ 。这些观点都从机械的“ 自叙传”说以外的角度肯定了曹雪芹的作者地位。如果《红楼梦》的作者 研究能够避免卡勒所说的“要想在此研究领域取得成功、要想出人头地，其首要条件是必须不断创新，不断标新立异”① , 而采取上述态度与方法，则一定会为这部经典小说的诠释注入更多的源头活水。（续完）

① 欧阳健：《异质思维的硕果—— 析〈红楼梦〉作者顾景星考》，《明清小说研究》2016 年第 3 期。

② 艾柯等：《诠释与过度诠释》，第 108 页。

③ 方广锠：《敦煌藏经洞封闭原因之我见》，《中国社会科学》1991 年第 5 期。

④ 钱钟书：《管锥编》（二），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16 年，第 630 页。

⑤ 钱钟书：《管锥编》（一），第 281 页。

⑥ 陈洪：《从’ 林下 ’进入文本深处——〈红楼梦〉的互文解读》，《文学与文化》2013 年第 3 期。

⑦ 陈洪：《〈红楼梦〉’木石 ’考论》，《文学与文化》2016 年第 3 期。

⑧ 张培锋：《贾宝玉出家了吗？ 》，《今晚报》副刊，2018 年 6 月 29  日。

⑨ 有研究者便认为：“ 由此批语可知 80 回以后贾宝玉的结局是弃宝钗之妻、麝月之婢而为僧了。’石头 ’曹硕的结局 当亦如是。”（鲁歌：《〈红楼梦〉原始作者是曹硕》，第 73 页）

① 艾柯等：《诠释与过度诠释》，第 25 页。

（本文原刊于《文学与文化》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