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汉武帝，人们总会想到他北击匈奴、开拓西域的雄才大略。但也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这位强势帝王到了晚年，突然对自己穷兵黩武的行为追悔莫及，不仅下 “轮台诏” 反思过错，甚至痛骂自己 “即位以来，所为狂悖”。这个故事被写进《资治通鉴》，成了许多人评价汉武帝的重要依据。可如果翻开更早的《汉书》，会发现这段 “悔过” 的记载竟无迹可寻。
汉武帝 “晚年悔过” 这档子事，到底是历史真相，还是被后人刻意塑造的故事？ 说汉武帝 “晚年悔过”，最核心的依据是《资治通鉴》里的一段记载。征和四年（公元前 89 年），汉武帝从泰山封禅归来，突然表态：“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这段话分量极重，几乎是全盘否定了自己数十年的执政生涯。书中还说，汉武帝因此驱逐方士、停止征伐，并下 “轮台诏” 系统反思过错，史称 “轮台悔过”。
但这个说法，在《汉书》里找不到任何佐证。《汉书》作为记载西汉历史的权威正史，详细记录了汉武帝的言行和 “轮台诏” 原文，却压根没提 “所为狂悖” 这类自我否定的话。更关键的是，“轮台诏” 的真实内容，与 “悔过” 相去甚远。
当时桑弘羊等大臣建议在西域轮台驻军屯田，汉武帝驳回了这个提议，理由是 “贰师将军（李广利）败军，士卒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认为此时不宜再劳民伤财。诏书中还明确强调 “毋乏武备”，要求地方官 “进畜马方略，补边状”，显然是短期调整策略，而非否定对匈奴的整体战略。 从常理来看，汉武帝也不太可能说出 “所为狂悖” 这样的话。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势的帝王之一，一生都在践行 “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 的信念。泰山封禅本是彰显功业的大典，他刚在泰山宣告自己的成就，转头就痛骂自己 “狂悖”，这种转变未免太过突兀。更何况，若他真的彻底悔过，为何不在临终前调整核心决策层？
汉武帝临终前指定的顾命大臣，恰恰暴露了他的真实想法。霍光（霍去病之弟）、桑弘羊（主持军事后勤）、上官桀（沙场宿将）、金日磾（匈奴降将），这四个人要么是对外征伐的核心参与者，要么是军事体系的关键支柱，没有一个是主张 “休养生息” 的儒家文官。如果汉武帝真想否定过去的战略，绝不会留下这样一个班子。
更有力的证据，来自汉武帝去世四年后召开的 “盐铁会议”。会上，贤良文学（儒生代表）与桑弘羊等大臣激烈辩论，核心是要不要废除汉武帝时代的盐铁专卖、军事扩张等政策。若是汉武帝晚年真有 “悔过”，儒生们必然会引用他的话来佐证自己的观点。可《盐铁论》（会议记录）里，儒生们只敢说要 “复文帝之政”（回到汉文帝的休养生息路线），桑弘羊则反驳 “不宜害先帝之功”，双方都对 “汉武帝悔过” 一事绝口不提 —— 显然，当时根本没有这个说法。
那么，《资治通鉴》里的 “晚年悔过” 是从哪来的？考证发现，这段记载其实源自一本叫《汉武故事》的野史。这本书充斥着神鬼传说，比如汉武帝与西王母相会等，可信度极低。
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时，为何要引用这样不靠谱的材料？ 这与北宋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北宋儒家文官集团掌权，推行 “重文轻武” 政策，对外常以妥协求安。他们需要塑造一个 “悔过” 的汉武帝，来证明 “穷兵黩武必招祸”，从而为自己的妥协政策辩护。
把汉武帝描绘成晚年悔过的 “暴君”，就能暗示：对外强硬没有好结果，不如像北宋这样息事宁人。
但历史的对比很残酷。汉武帝去世后，西汉延续了他的战略，最终彻底打垮匈奴、控制西域，迎来 “昭宣中兴”；而《资治通鉴》成书 40 年后，北宋就被金兵攻破汴京，酿成 “靖康之耻”。
可见，把对外强硬污名化为 “狂悖”，把妥协求安美化为 “明智”，本身就是对历史的扭曲。 回到汉武帝本人，他或许对个别战役的失利有过反思（比如李广利兵败），也确实调整过短期策略，但从未否定过北击匈奴、开拓西域的根本战略。这些功业让中原文明摆脱了匈奴的威胁，为中华文明的延续奠定了基础，绝非 “狂悖” 之举。
历史有时候会被立场裹挟，儒家文官集团为了证明自己的政治正确，不惜从野史中找材料，给汉武帝贴上 “晚年悔过” 的标签。但只要翻开《汉书》，看看 “轮台诏” 的原文，看看汉武帝留下的顾命大臣名单，就会发现：这位雄才大略的帝王，终其一生都为自己的选择骄傲。所谓 “悔过”，不过是后人强加给他的故事罢了。
《汉书武帝纪》《汉书西域传》 司马光《资治通鉴汉纪》 桓宽《盐铁论》 辛德勇《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