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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山人

当代书坛正经历着一场关于传承与创新的深刻思辨。王镛作为当代书法界的标志性人物，其创作风格引发的争议，恰是这场思辨的缩影。有人以“丑书”冠之，斥其背离传统；亦有人视其为创新旗帜，认为他开辟了书法艺术的新路径。这种分歧的背后，实则是艺术认知维度的差异——当我们以固化的审美标准审视突破者时，往往容易陷入“以己之浅，度艺术之深”的误区。

解构“丑书”标签：艺术创新的认知门槛

“丑书”这一标签的流行，折射出大众对书法艺术认知的单一化倾向。自魏晋风度确立书法审美范式以来，王羲之、王献之“二王”体系构建的飘逸、典雅之风，成为千年来书法学习者的圭臬。这种审美惯性使得人们习惯性地将“工整”“秀丽”等同于“美”，将突破常规的笔墨语言视为“丑”。然而，书法艺术的本质是情感与精神的表达，而非技术的复刻。王镛的书法创作，恰恰打破了这种审美惯性。

王镛的作品中，线条的粗犷与凝练、结构的奇崛与张力，实则是对秦汉碑刻精神的现代转译。秦汉书法的雄浑朴茂、摩崖石刻的自然天趣，在他的笔下化作充满生命力的笔墨语言。这种创作并非脱离传统的“妄作”，而是在深入研习篆隶古法、吃透碑学精神后的创造性转化。那些看似“不合规矩”的点画，实则暗藏着对线条质感的极致追求；那些看似“失衡”的结体，实则是对空间关系的重新解构。若以“二王”体系的审美标准苛求之，自然会觉得“丑”；但以书法艺术的本质——线条的表现力与情感的传达力来审视，则会发现其内在的生命力。

将王镛书法简单定义为“丑书”，本质上是对书法传承与创新关系的误解。传承并非对古人的亦步亦趋，创新也不是对传统的彻底割裂。真正的传承，是吃透传统的精神内核，掌握其笔墨规律；真正的创新，是在传统的土壤中，结合时代精神与个人感悟，生发出新的艺术语言。王镛的探索，正是这种传承与创新的实践。否定这种探索，实则是否定了书法艺术与时俱进的可能性，将其禁锢在固化的审美牢笼中。

超越“越镛”之辩：创新价值的多元维度

前不久，我和著名书画艺术家、韩国牧园大学美术学在读博士赵茂盛先生交流王镛先生独领时代的书画艺术时，共同发出了“当代艺坛，越镛者能有几人”的感叹。这并非要树立王镛先生的“独尊”地位，而是在强调其创新实践的标杆意义。也许，在许多人看来，我们评价一位艺术家的价值，不能简单地以“超越”与否为唯一标准，而应看其是否为艺术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我与茂盛先生“越镛者能有几人”的感叹，正是在于王镛先生打破了当代书法创作的同质化僵局，为书法艺术的现代转型提供了一种路径参考。这种超越，需要胆识和勇气，也是当代书坛最稀缺的财富。

当代书坛曾长期陷入王羲之、王献之构建的“二王”体系的路径依赖中。不可否认，“二王”体系作为中国书法的巅峰成就，其艺术价值毋庸置疑。但当无数学习者将临摹的相似度作为追求目标，将技法的娴熟等同于艺术的高度时，书法创作便容易沦为技术的堆砌，失去了艺术应有的个性与生命力。王镛先生的书法实践，以其独特的笔墨语言提醒人们：书法可以有另一种表达。他的作品中，既有对传统碑帖的深刻理解，又有对现代艺术构成理念的吸收，更有对个人生命体验的真诚抒发，这种多元融合的创作方式，为当代书法注入了新的活力。

当然，艺术创新从来不是单一路径。除了王镛的探索，当代书坛也有其他艺术家在不同维度进行着创新实践：有的深耕帖学，在传统笔墨中挖掘新的情感表达；有的结合时代主题，赋予书法新的社会内涵；有的尝试与其他艺术形式跨界融合，拓展书法的表现边界。这些探索与王镛的实践并非对立关系，而是共同构成了当代书法创新的生态。我们应关注这些创新实践是否真正推动了书法艺术的发展，是否为书法注入了新的时代精神。

走出“只习不作”困局：传统研习的终极指向

大约十几年前，在北京的一次书画笔会上，一位七零后学院派书法家现场直言：“有时候，耽误中国书画艺术的人，正是那些一辈子研习二王和齐白石的人——不是学错了，而是只习不作，缺乏创新。”细品，这话不无道理。这里的“作”，指的是创作，是一个书法家必须要有的创新探索精神。无疑，这点出了艺术学习中一个普遍存在的误区：将传承等同于复制，将临摹等同于创作。二王的书法、齐白石的绘画，都是中国艺术史上的巅峰之作，研习他们是艺术学习的必经之路，但研习的目的并非成为他们的“复制品”，而是在理解其艺术精髓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艺术个性。

齐白石曾言：“学我者生，似我者死。”这句话深刻揭示了传承与创新的辩证关系。学习经典，是为了掌握艺术创作的规律与方法，是为了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眺望更远的风景，而非被困在巨人的影子里失去自我。那些“只习不作”的学习者，往往将技法的临摹视为终点，满足于对经典作品的形似模仿，却忽视了艺术创作中最核心的“意”——即艺术家的个人感悟、时代精神的融入。这样的学习，不仅无法推动艺术的发展，反而会让经典沦为束缚创造力的枷锁。

真正的艺术传承，是“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是深入研习经典的笔墨技法、精神内涵，把握其艺术规律；“出乎其外”，是跳出经典的范式，结合自身的生活体验、时代的审美需求，创造出具有个性与时代感的作品。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之所以伟大，在于他们在魏晋风度的滋养下，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艺术语言；齐白石的绘画之所以不朽，在于他将民间艺术的质朴与文人画的雅致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齐派”风格。他们的成功，正是“习而能作”“传而能创”的典范。

回归艺术本质：在传承与创新中寻找平衡

当代中国书法的发展，既离不开对传统的敬畏，也需要创新的勇气。王镛的书法实践之所以引发广泛讨论，正是因为他站在了传统与创新的交汇点上，迫使人们重新思考书法艺术的本质。

书法的本质是“书为心画”，是艺术家情感、学养、人格的外在显现。传统的笔墨技法是表达这种“心画”的工具，而非目的本身。无论是研习王羲之、王献之的帖学，还是借鉴秦汉的碑学，最终都应服务于艺术家的自我表达。当我们以开放的心态看待艺术创新时，就会理解：王镛先生的书法并非“丑”，而是以一种不同于传统的方式表达了他对书法的理解；那些深耕传统的创作者，若能在传统中注入个人的生命力，同样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

艺术的发展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在传承与创新的张力中不断前行。否定王镛先生的创新，可能会让书法陷入僵化；否定传统的根基，则会让创新沦为无源之水。真正健康的艺术生态，是既尊重传统的积淀，又鼓励创新的探索；既承认经典的价值，又包容不同的风格。

在当代书法的语境中，我们需要超越“美丑”的简单评判，超越“超越与否”的功利比较，回归艺术的本质——以笔墨为载体，传达真诚的情感与深刻的思考。王镛先生的探索提醒我们：书法艺术的生命力，在于其与时俱进的创造力；而这种创造力，永远扎根于传统的土壤，又向着时代的天空生长。唯有如此，中国书法才能在当代焕发出真正的光彩，在世界艺术之林中占据应有的地位。

【王镛小传】

王镛，别署凸斋、鼎楼主人等。一九四八年三月生于北京， 山西太原人。一九七九年考取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李可染、梁树年教授研究生，攻山水画和书法篆刻专业，得到叶浅予、梁树年等先生的指导，一九八一年在研究生毕业展中获叶浅予奖金一等奖并留校执教。先后任中央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顾问、教授、博士生导师、书法研究室主任，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院长、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文化部优秀专家，文化部全国美术高级职称评审委员，李可染画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艺术院名誉院长。

【王镛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