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的红军不是一个单纯打仗的东西，它的主要作用是发动群众，打仗仅是一种手段。并且打仗的时间、分做群众工作的时间乃是一与十之比。现在的队伍，与叶贺时候的队伍大不相同，叶贺的队伍是单纯打仗的，若在今日，决不能存在的——《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一九二九年四月五日）
1927年8月南昌起义虽是共产党领导的，但叶贺的队伍仍然是旧式军队，单纯打仗。而1929年4月，毛泽东领导的红军已经蜕变为肩负政治任务的新式军队，只用1/10的精力去打仗，而用9/10的精力做发动群众等政治工作。
100%精力打仗的旧式军队失败了，用90%精力做政治工作的工农红军却在井冈山站稳了脚。
为何“政治”有如此魅力？到底什么是“政治”？这样的疑问萦绕在我们耳边。
要揭开谜底，就要从“由旧变新”，“破茧成蝶”那刻入手。对工农红军而言，秋收起义失败后，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就是那关键的一刻。
南昌起义
旧式军队的弊端：即便赢得了战斗，也赢不了战役
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全歼守军3000余人，缴获各种枪5000余支（挺），子弹70余万发，大炮数门。可谓战斗取得了胜利。
但在汪精卫的围剿下，仓促撤离南昌，7日到达临川时，2万多减至1.3万人，1928年4月到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只剩800人。
1927年9月的秋收起义，虽然在党的领导下，发动平江、浏阳、醴陵、株洲、安源等地的工农群众举行了不同规模的武装起义，还短暂攻占了醴陵县城。但遭到敌人强力反击，不得不放弃进攻长沙的计划，沿罗霄山脉南移，寻求立足点。
到达三湾村时，部队不足1000人，思想相当混乱，组织很不健全。1营1连的一个排，在排长带领下，利用放哨的机会全部逃跑了，并且带走了所有的武器。投机分子们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到哪儿去？”
对共产党来说，单靠“军事”拼不过国民党，即便赢得了一场战斗，也无法取得决定性胜利。
于是，毛泽东就开始“军事”拼不过就拼“政治”，“老路”（单纯城市暴动和军事斗争的道路）走不通就得换“新路”（深入农村，组织、动员和发展群众武装）。
秋收起义
新式军队有啥不同？
曾参与第一次攻打茶陵的赖毅回忆：1927年11月中旬，接到毛委员让攻打茶陵的命令。这是第一次搞政权工作，也不知怎样搞，只好一切都按照旧政府的样子，升堂审案，收税完粮……
部队在城里住下来，仍沿用旧式带兵的方法，每天除了三操两讲两点名、站岗放哨以外，很少进行政治活动。虽然也曾派人打过几家土豪，但只是为了改善部队生活，并没有去做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工作。部队的给养，也像旧军队一样，通过商会向各商铺摊派。这一段时间，部队乱得很。——《实录毛泽东》（1927-1945）
总结起来，新旧军队之间的区别大体如图：
毛泽东对第一次攻打茶陵后的工作给予了批评，要求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组织工农政府，派震林同志任工农兵政府主席，组建湘、赣边界第一个工农兵政权。
我们是工农革命军，只是对群众态度好还不够；我们每个人是战士，也是宣传员，不仅要打仗，还要向群众宣传我们的主张，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只要我们和群众团结一起，革命胜利就有把握了
最后，毛泽东总结了工农红军的三大任务，新式军队的雏形就有了。
工农红军三大任务
用“政治”改造土匪和战俘、降兵
边界红军的来源：（一）潮汕叶贺旧部；（二）前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三）平浏的农民；（四）湘南的农民和水口山的工人；（五）许克祥、唐生智、白崇禧、朱培德、吴尚、熊式辉等部的俘虏兵；（六）边界各县的农民。但是叶贺旧部、警卫团和平浏农民，经过一年多的战斗，只剩下三分之一。湘南农民，伤亡也大。因此，前四项虽然至今还是红军第四军的骨干，但已远不如后二项多。后二项中又以敌军俘虏为多，设无此项补充，则兵员大成问题。——《井冈山的斗争》（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从毛泽东这份报告可以看出，井冈山的红军中，俘虏和井冈山的农民武装占多数，尤其是降兵。
红军要想完成新旧转变，“俘虏”、“袁文才和王佐的山匪”、“降兵”是改造的关键。最佳的方法也只有一个：政治。
1.收人要收心，不能强迫。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曾指出梁山泊的问题：那个卢俊义是被逼上梁山的，是用命令主义强迫人家上去的，他不是自愿的。
1927年10月3日，在古城会议讨论对袁、王部队的方针时，有人曾提议解除他们的武装。
毛泽东严厉批评了这种思想，强调指出，不能采取大鱼吃小鱼的吞并政策；对他们只能用文，不能动武，要积极地争取改造他们，使他们变成跟我们一道走的真正革命的武装。
当何长工向毛泽东直言：第一支起义部队（湘军营长毕占云的126人），坏毛病编成辫，难改造，都是兵油子，不该要的时候。
毛泽东很严肃的批评说：
怎么不要？人家是梳妆打扮送上门来的，起义是义举嘛，不要就不好了。不要是消极的，要积极改造，若改造不好证明我们没本事。马克思曾经讲过，改造社会的同时还要改造人，这是与我们所进行的伟大事业相一致的。当然改造是艰巨的，可是要记住，中国有三山五岳，地方部队、山大王多得很，对这部分人的工作做好了可影响一大片。改造这支部队的经验，将来，以致全国解放后，都是有用的。
善待俘虏，也是政治工作。
1929年红四军进军赣南、闽西时，因仗越打越大，抓获的俘虏更多，少数战士违反政策搜了俘虏的腰包，拿走了私人财物。毛泽东特意在“六项注意”基础上增加“不搜俘虏腰包”的要求。
敌军的士兵和营、连、排长被我们俘虏过来，即对他们进行宣传工作，分为愿留愿去两种，愿去的即发路费释放。这样就把敌人所谓“共匪见人就杀”的欺骗，立即打破。杨池生的《九师旬刊》，对于我们的这种办法有“毒矣哉”的惊叹。红军士兵们对于所捉俘虏的抚慰和欢送，十分热烈，在每次“欢送新弟兄大会”上，俘虏兵演说也回报我们以热烈的感激。医治敌方伤兵，效力也很大。——《井冈山的斗争》
这就是，收人要收心，来的就要，但不强要，要立足改造人。这个过程就是政治改造。
2.树立学习的榜样。
尽管叶贺旧部、警卫团和湖南的工农是少数，但毕竟是骨干。由他们为主组成的红一团，就成了袁文才和王佐组成的红2团学习的榜样。
在红2团成立大会上，袁文才、王佐带头提出口号：向红1团学习。定期组织到红1团里参观学习。
对外向先进队伍学习，对内也有学习的榜样。毛泽东派了二十几个干部到红2团任相关职务。
徐彦刚任参谋长，游雪程任政治部主任，其余同志分别担任各营、连长和党代表。团里成立了党代表办公室，以及工农运动委员会（后改为政治处）。
党的政治工作，在这支山大王为主的部队里扎了根，加速了队伍革命化的进程。
3.在部队内建立平等民主式官兵关系。
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么人。”（《井冈山的斗争》）
这种平等，不仅是政治倡议，更有制度保障。
毛泽东在连以上各级部队建立由士兵代表组成的士兵委员会，参加部队的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
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并有监督批评军官之权，实行经济公开，并取消军官的特权，规定官兵在政治上平等，官长不许打骂士兵，废除繁琐礼节。
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井冈山的斗争》（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红四军士兵委员会旧址
4.发动群众一起做思想工作。
在改造第一支起义的部队时，何长工将他们带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部队每经过一个地方，都受到地方党组织和群众的热烈欢迎。
群众争相慰问，犒劳部队。有的群众还讲述了他们以3岁伢子去换五斗谷的悲惨事例……
这一路所见所闻，比任何说教都有用，唤醒了刚投降过来士兵的使命感。
这就是“政治”工作在红军新旧转变中的巨大作用。
就像毛泽东1929年12月，在古田会议上所言：以为红军的任务也和白军相仿佛，只是单纯地打仗的。不知道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总之：“政治”就是做团结人的工作，最大程度团结最大范围的人，凝心聚力，做一个事情。由此产生的巨大能量，远超过“军事”本身。
革命年代如此，建设年代，“政治”同样重要！“政治”是磨刀，磨刀不误砍柴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