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堪称中国花鸟画发展历程中的一座高峰，在这一时期，花鸟画迎来了成熟与鼎盛的黄金阶段。从应物象形的精准描绘，到营造意境的巧妙构思，再到笔墨技巧的精湛运用，各个方面皆已登峰造极，近乎完美。
据《宣和画谱》所记，彼时宫廷所藏绘画作品见于著录者多达 6396 幅，令人惊叹的是，其中花鸟画的数量竟占据半数以上。这一数据直观地展现出宋代花鸟画创作的空前盛况，亦凸显出宫廷对花鸟画重视有加。
一北宋时期的花鸟画
北宋政权甫立，诸多皇帝皆钟情文艺，对文化艺术的发展不遗余力地倡导推动。早在北宋初期，便设立了翰林书画院（后世简称为画院），此机构堪称全国画学的最高学术殿堂。直至南宋末年，画院始终兴盛不衰，为两宋绘画艺术的蓬勃发展筑牢了坚实根基。
在花鸟画领域，北宋初期的 “黄、徐” 两种风格，分别由黄居寀与徐崇嗣继承并加以发展。徐崇嗣在其祖父徐熙 “落墨花” 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创造出以颜色直接迭色渍染的 “没骨法”。此技法颇具创新意义，然而，在帝王偏好黄家风格的风气笼罩之下，“没骨法” 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其影响力颇为有限。
与之相反，黄居寀不仅保留了其父黄筌精工艳丽的画风，还另辟蹊径，创造出勾勒填彩法，在我国绘画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影响深远。
由于审美趣味的差异，徐熙阔笔、浓墨淡彩且略带野趣的画格，未能获得当时宫廷的青睐，而 “黄家富贵” 的风格却与贵族的审美时尚相契合，被尊为绘画艺术的典范，正如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所记载。
黄氏一派的画法风格，在历经近百年的尊崇之后，因创作逐渐陷入程序化，缺乏创新等因素，日益显得板滞僵化。到了北宋中期，以崔白、赵昌、吴元瑜为代表的一批花鸟画家 “稍稍放笔墨以出胸臆”，为宫廷花鸟画带来了风格上的重大转变。徐熙野逸的画风，受到了院外士大夫画家的推崇。遗憾的是，徐熙并无作品传世，而与徐熙画法近似的传世之作有《宋崔白寒雀图》卷。
此图匠心独运，紧扣一个 “寒” 字，生动描绘出在严寒饥饿困境中的一群小麻雀，它们或飞或栖，顾盼呼应，动静之间既相互分割又彼此联系，布局精妙。在用笔方面，干湿兼用，灵动自然；敷色清新淡雅，毫无刻意刻画的痕迹，尽显自然生机，更侧重于描绘动物的神情，不满足于单纯的形似，在表现真实性与生动性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属于生动野逸的风格，充分彰显出崔白在花鸟画创作上的创新成就。
徽宗赵佶在位期间，他下令广泛搜罗书画名作，并著录为《宣和书谱》、《宣和画谱》等图书，为记载传统艺术遗存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他还对画院的各项管理制度进行改进与完善，提高了画院画家的社会地位与生活待遇。由于他要求画家对描绘对象做到高度写实，使得刻意求工、高度写实的画风得以极大发展。
二南宋时期的花鸟画
时光流转至南宋，花鸟画领域开始萌生出崭新的变化。在布局方面，逐渐摒弃五代北宋黄家体制那种 “重彩满填” 的传统做法，转而更加注重 “空间灵活” 的巧妙运用；在技法上，则采用工笔画翎毛、粗笔写树石的方式，通过工细与粗放相结合的笔法，生动地描绘不同对象的神情姿态，并且已然留意到花枝在空间中的穿插关系。
这种独特风格，成为南宋花鸟画转变时期的显著特色。而李迪、李安忠、林椿、马远、马麟等人，则是这一时期的杰出代表。
马远独辟蹊径，以山水之法融入花鸟画创作，其布局精巧灵动，常以边角取景，故而有 “马一角” 的美誉。
梁楷的《秋柳双鸦图》页，以其独特的 “减笔” 画法备受瞩目。此图为纨扇小景，作者以行云流水般优美流畅的曲线，勾勒出秋夜空寂清幽的意境。从构图、笔墨到形象刻画，用笔精简至极，寥寥数笔便将花鸟的精神面貌与意境生动地展现出来。像梁楷这般的 “减笔” 画，虽带有文人笔墨的独特情趣，但却能对物象进行高度概括，达到传神的艺术效果，在两宋花鸟画中独一无二。
这种画法影响深远，元代的颜辉，明代的徐渭、朱耷，清代的金农、黄慎，近代的任伯年，乃至现代的齐白石等众多画家，皆受其影响，从他们的作品中皆能寻得梁楷的影子。
法常继承梁楷画法，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发展变化。他的《水墨写生图》卷，杂绘果蔬、花卉、禽鸟、鱼虾等二十余种物象。
此作纯用水墨勾染，不施色彩，却栩栩如生，在南宋画坛极具创造性，为后世写意花卉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他的画作在日本产生了重大影响，南宋时期就有十余件法常作品流入日本。
《南宋佚名百花图卷》，是南宋水墨花卉的重要代表作品。此图为水墨纸本，绘有四季花卉约六十种，长度近十七米，堪称鸿篇巨制。图中花卉与鸟类穿插有序，浑然天成，其间还点缀着蜂、蚊、蜻蜓、蝴蝶、游鱼、青蛙以及多种鸟雀，生机盎然。在构图上，采用 “折枝花” 形式，截取自然花卉中最具特征的局部入画，相较于整体描绘，更显细腻动人。
全卷除卷首的梅花画法近似扬无咎，略带写意笔外，其余皆用墨笔工写，既保留了宋工笔花鸟精密不苟的画风，又以单纯的水墨取代艳丽的设色，呈现出一种清淡典雅的情趣，使花鸟画摆脱了繁复刻板的院体末路，进一步突破了时空观念的限制。这种技法对元代钱选、王渊、赵衷的墨笔花卉以及后来文人水墨花卉的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宋代文人墨戏画
文人画的兴起，无疑是宋代花鸟画独具的一大特色。美术历史理论大家潘天寿先生指出，我国绘画文学化在宋初迎来高潮，彼时一些文人士大夫以水墨简笔的绘画作为消遣，“纯任天真，不假修饰，以发所向；取意气所到，而成墨戏画者”。这种墨戏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文人画，主要聚焦于竹、兰、梅、菊 “四君子” 题材，将花草树木人格化，寄托情思于其中。北宋的文同、苏轼，以及南宋的扬无咎、赵孟坚等，皆是这一潮流中的代表人物。
扬无咎笔下的梅花，独树一帜，既别于北宋时期工整流畅的画风，也迥异于后世豪放纵逸的风格，而是演化为一种清疏幽逸的写意格调。其《四梅图》卷堪称经典，此作纯以水墨勾勒，生动展现了梅花从含苞待放的未开，到微微吐蕊的欲开，再到热烈绽放的盛开，直至渐渐凋零的将残，完整呈现出梅花从初萌到怒放，最后走向衰败的全过程，笔触细腻，楚楚动人。梅树主枝用笔老辣苍劲，间或可见飞白之妙，花朵则以尖细笔法圈点而成，尽显秀美清逸之态。
它既不同于描粉缕金、精丽工致的院派，也有别于落笔随意、不拘小节的逸体，墨韵高雅，清气袭人。此卷创作于 1165 年，时年扬无咎 69 岁，应友人范端伯之邀而作。
赵孟坚深受扬无咎影响，其画风同样清高雅逸。《赵孟坚墨兰图卷》花叶皆以淡墨撇出，笔法清劲飘逸，松秀明快。画中自题诗道：“六月衡湘暑气蒸，幽香一喷冰人清。曾将移入浙西种，一岁才华一两茎。” 此诗流露出作者孤芳自赏、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文人情怀。
纵观两宋花鸟画的发展脉络，不难发现这一时期所取得的卓越艺术成就。两宋宫廷花鸟画的繁荣发展，将花鸟画这一画科推向了极高的艺术境界，成为后世竞相效仿的典范。写实与写意这两种艺术表现手法，在这一时期均取得了长足进步，文人墨戏绘画体系也已基本确立。两宋之后的元、明、清各代，花鸟画创作大多未能脱离这一范畴。可以说，两宋花鸟画的蓬勃发展，为后世花鸟画艺术奠定了坚如磐石的基础，在中国古代绘画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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