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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写杜凤治系列时，有朋友评论说：’清朝是有意愚民。’ 这条评论不到半小时就被平台以 ‘无史料支撑‘ 为由删除了。
其实不止这位朋友，很多人都知道清朝文字狱盛行、民间识字率低迷，但具体有多低？
我列一组数据：明朝中后期民间识字率约 10%-15%（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到清朝中期竟跌至 5%-8%（《清代教育与大众文化水平》）。这种 ‘腰斩式’ 下滑绝非简单的 ‘愚民’ 标签能概括，而是清廷通过四套组合拳，系统性抽走了底层读书的根基。
壹
教育权：从 ‘理想化普及’ 到 ‘精英化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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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建立了一套意图普及基层教育的硬规矩：
洪武八年定下 ‘每里设 1 所社学，15 岁以下孩子需入学‘（《明史・食货志》），理想状态下为官办免学费，穷学生可领笔墨；
当然，在实际执行中，社学因财政波动时兴时废，如正统年间广东社学 ‘十存一二‘，江南地区覆盖率相对较高，《醒世恒言》中可见 ‘乡村社学不分贫富收录‘ 的记载，而西北贫瘠县份常 ‘有令无实‘（《明代地方教育研究》）。
而与之相反的，清朝是主动的教育收缩：
- 断经费：康熙将社学经费划归士绅自筹，官府不再兜底；
- 设门槛：乾隆明确规定 ‘社学仅录身家清白、有科举潜力者’，实质将佃农、工匠子弟排除在外；
- 规模锐减：至嘉庆朝，全国社学数量仅为明朝中后期的 1/3，且多沦为士绅家族私学（《清代科举制度研究》）。
动态对比：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繁荣期，社学在江南形成 ‘教育普及带’；清朝中期后，即使在富庶的珠三角，底层识字率也因教育权垄断而大幅下滑。
贰
文字狱：把 ‘识字’ 变成送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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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也有文字禁忌，但多针对朝堂，对民间启蒙相对宽松：
- 朱元璋虽兴 ‘表笺之祸‘，但民间《千字文》《百家姓》版本繁多，如万历年间苏州书坊刊印的《新镌百家姓》，甚至收录 ‘楚燕韩赵’ 等战国典故，未受干预。
清朝乾隆朝后的文字狱，则直接摧毁民间教育生态：
- 惨案实证：乾隆四十三年，江西私塾先生王锡侯注释《论语》时提及 ‘夷狄亦有君道’，被以 ‘讪谤朝廷’ 定罪，本人处斩，学生家长流放，刻工杖毙（《清代文字狱档》第 6 册）；
- 教材篡改：民间私塾被迫删改启蒙书，如《三字经》中 ‘周武王，始诛纣’（含 ‘革命’ 意）被改为 ‘周武王，始定周’，《百家姓》仅留 ‘赵钱孙李’ 等姓氏，历史典故全被删除（《清代民间教育史》）。
- 出版管控：明朝万历年间苏州民间书坊超 200 家，可自由刊印《西游记》等小说；清朝乾隆朝全国民间书坊仅存 30 家，且只能刊印 ‘四书节本’，底层知识获取渠道被系统性掐断。
叁
经济账：从 ‘识字变现’ 到 ‘知识无用’
明朝的市井文化
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催生刚性识字需求：
- 职业溢价：苏州织工中，识字者可任账房，月薪达普通织工 3 倍；
- 外贸刚需：浙江海商需掌握 ‘洋文契券‘（中文夹葡萄牙文），如隆庆年间《海语》记载，宁波商人 ‘非通夷语、识夷字者不得预其事‘（《明代商品经济与识字率》）。
清朝中期后，识字的经济价值被制度性摧毁：
- 抑商政策：康熙规定 ‘商人不得科举、衣绸缎‘，雍正朝查封山西晋商 ‘商学‘，称 ‘重利轻义，坏我风化‘；
- 仕途阻塞：清朝科举录取率较明朝降低 50%，且 67% 名额被士绅家族垄断。据《中国人口史・清代卷》统计，乾隆朝江南佃农中能书姓名者不足 10%，而明朝嘉靖年间该比例为 30%。
- 认知转变：明朝百姓视 ‘识字‘ 为 ‘升阶之梯‘，清朝中期后底层形成 ‘识字无用‘ 共识 —— 学记账会被疑 ‘通匪’，学文墨可能惹文字狱，不如专心种地。
肆
文化毒：从 ‘生存手册’ 到 ‘服从指南’
乾隆给英国国王写信
明朝启蒙教育兼具实用性与批判性：
- 《急就章》除识字外，收录 ‘耒耜犁锄‘ 等农具名、’斗斛权衡‘ 等计量知识；
- 《事林广记・卷十二》专设 ‘词讼须知’，详细记载 ‘告官吏贪赃‘ 的状纸格式，附《大明律》’民告官’ 条款摘要，甚至提示 ‘若官吏阻挠，可击登闻鼓‘。
清朝则将启蒙异化为 ‘忠君训练‘：
- 教材篡改：乾隆朝修订《弟子规》，删除明朝版 ‘泛爱众，而亲仁‘，新增 ‘君命召，行勿疾‘ 等条款；
- 思想灌输：嘉庆朝《乡塾规程》规定，私塾必须讲授《大清律例》中 ‘谋反者凌迟’ 等条款，未设此课目者吊销办学资格（《清代文化政策研究》）。
- 本质差异：明朝识字者可凭知识维权，清朝识字者最先学到的是 ‘莫管闲事’—— 如《增广贤文》在清朝被篡改，原句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被改为 ‘管好自家，莫管他家‘。
伍
识字率和改革
明治维新时的日本民众
从 15% 到 8% 的滑坡，本质是清朝中期后（乾隆至嘉庆）主动收缩基层教育、强化思想控制的结果：
- 教育权垄断：将社学从 ‘普惠教育’ 变为 ‘士绅私学’；
- 知识恐惧：用文字狱制造 ‘识字危险’ 的集体认知；
- 价值摧毁：通过抑商政策消解识字的经济动力。
或许有人问：识字率真的重要吗？看看明治维新前的日本 ——30% 的识字率（R.P. Dore《Education in Tokugawa Japan》）普通百姓能读懂法令，工匠可对照英文说明书改良工具，这才有了“维新”的国家共识，有了 “殖产兴业” 时技术的快速吸收。
反观清朝：洋务运动时，江南制造局千余工匠中，能识洋文图纸者不足五十人（1876 年《申报》），英国技师讲蒸汽机原理，得先用方言翻译、柳枝画图；1840 年英军入侵，官员误译 “和平谈判” 为 “战书”，士兵竟用黑狗血 “破洋枪妖术”。
8% 的识字率，锁住的不只是底层读书路，更是社会自我更新的能力。日本能快速消化西方技术制度，李鸿章、张之洞这些大清的改革者却还在为 “让官员看懂章程、百姓理解新政” 发愁。
历史最终证明：当一个王朝让半数潜在学习者失去识字机会，它输掉的不只是一场战争，更是整个未来。（史料来源：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清代文字狱档》、R.P. Dore《Education in Tokugawa Ja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