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想起周恩来总理，脑中浮现的基本都是一个谦谦君子温润如玉的形象，用独特的人格魅力，赢得众人的崇敬。
不过，好性格并不代表没脾气，面对一些无理之人，周总理也会动怒，就比如1937年阎锡山设宴招待时，席间出现的一位不速之客让他忍无可忍，最终斥道：你有什么资格说这些？给我滚出去。
此人是谁？为何能让总理暴怒到这种程度？
说起来也是唏嘘，这人早年也是党内一员，并且职务还不低。他名字很多，如张金刃、张镜英、张渊明、张金邱、张慕陶等等，不过最被人熟悉的是张慕陶，为避免混淆，下文也用此名。
1902年出生于陕西旬邑的他，自幼接受了很好的教育，成绩也名列前茅，1923年考入西安省立第三中学。
1924年共产党员魏野畴调到省立三中担任教务主任，频繁向学生们宣传革命思想，耳濡目染下，张慕陶也变得非常进步，还被魏野畴吸纳进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他确实能力还是不错，团结了很多青年开展反帝反封建和争取民主自由斗争，还参与创办《陕西青年》杂志，在新文化领域造成很大影响。
1925年对张慕陶来说，大事接连不断，他转为共产党员并被推举为省立三中学生会的负责人。并且还带领同学们进行了驱逐军阀吴新田的运动，一时间声名大噪，被称为西安学生运动的“三杰”之一。
后来镇嵩军围攻西安，张慕陶一边动员学生们抵抗镇嵩军首领刘镇华，一面举办“暑期学校”为组织培养干部，这让他在党内的地位变得更高。
1926年11月冯玉祥率部进入陕西，镇嵩军败退撤围，此时冯玉祥与苏联关系亲密，张慕陶在组织的推荐下，成为国民联军总政治部政治处处长。
此后一段时间里，他与冯玉祥、杨虎城、李虎臣、吉鸿昌等西北军高层来往频繁，为后来的统战工作打下基础，但这也是让他第二次被开除党籍的源头，世事难料啊。
1927年6月，冯玉祥在蒋介石的金元攻势下，将我党人员请出队伍，张慕陶在参加完“八七会议”后，也决定在陕西发动武装暴动。只是没等到他实施，就接到命令要去苏联参加“六大”，他也是参会的唯一一位陕西代表。
1928年10月，回国后的张慕陶开始负责白区的一些工作，出任过顺直省委书记、长江局军委总兵委书记。
在武汉工作期间，他一开始是坚决执行立三路线的，准备红军进攻武汉时，发动武汉总同盟响应，一举实现“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战略计划。
但是，凭此时我党的武装力量，根本不足以实现这一目标，最终一批又一批指战员因冒进牺牲，张慕陶也差点在武汉被捕，还是靠跳窗才躲过一劫。
这次差点遇险的经历，让张慕陶从此特别反感“左倾”，所以在1930年9月的六届三中全会上他严厉批评了立三路线。
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后，他也在竭力反对王明。他说：“那伙人没有国内实际斗争经验，懂得什么？加之年轻没有资格担当的领导工作，我们必须将这些人搞掉”。
我们从后世能看出张慕陶这个结论非常正确，可惜当时一些人并不这样认为，加上王明背后有共产国际，次月张慕陶就被开除党籍，这是第一次。
同年4月，张慕陶与陈原道、吴化之等大批党员在天津被捕，关在草岚子监狱。即便入狱，张慕陶最初在狱中仍是坚决反对王明，跟被关押在一起的同志争辩。
不过陈原道告诉他斗争要讲方法，无论如何都不能制造分裂，张慕陶逐渐被说服，后就由陈原道为他恢复党籍。
1932年9月，张慕陶等人得营救出狱，这时冯玉祥与我党在秘密接触，准备以察哈尔的张家口为中心，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
考虑到张慕陶与西北军的渊源，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便让张慕陶以中共特委书记的身份，与冯玉祥、吉鸿昌等旧识联系。
冯玉祥当时很信任张慕陶，经常与他讨论局势，并且1933年5月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成立后，张慕陶被任命为同盟军军委常委兼总政治部主任，在原西北军旧部中，他的影响力极大。
然而，王明不赞同跟冯玉祥合作，很快派人来接替张慕陶的职务。来人抵达后迫不及待推行“左倾”政策、策动士兵哗变，导致成为众矢之的，工作无法开展。
闹到这一步，对方却把所有责任推到张慕陶身上，导致他再次被开除党籍。这让张慕陶心灰意冷，决定自己建立一个党。
张慕陶辗转至山西期间，曾经的学生阎锡祺（阎锡山之弟）帮忙牵线搭桥，让他成为阎锡山的高级参议。有了工作后，他特别瞧不上红军，认为是路线和政策的“错误”导致红军东奔西跑，没有稳固的根据地。
所以他建立了一个“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准备自己来领导中国的革命。
为了实现自己的痴想，张慕陶发表了《新的纲领与新的团结》等一些文章。组织抵达陕北后，想要再挽救一下，派人与之接触。他对回归组织不知可否，不过也帮助营救过地下党。
到这时，其实双方关系都还比较微妙，如果张慕陶表达真诚的态度，还有机会重新入党。然而，西安事变发生后，双方产生严重分歧。
张、杨捉蒋后，电起各方势力前往西安共商大计。阎锡山也收到了电报，不过他觉得自己出面怎么表态都不好，就让张慕陶作为代表参与。
12月20日左右，张慕陶抵达西安，他多次和杨虎城、赵寿山等人面谈，力主处决蒋介石。因为他在西北军中很有影响力，一些少壮派纷纷支持他的想法，这就与我党和平解决的想法相违背了。
共产国际当时也主张释放蒋介石，张慕陶因此遭到批评，被指为“托派”。
在西安，张慕陶与周总理见了一面，他单刀直入：你们不能同意放走蒋介石，否则一定会后患无穷，我认为还是把他杀掉为好。
周总理听后批评道：和平解决才是最好的方式，不能动用武力，不然到时候受伤的只会是老百姓。张慕陶不以为然，知道无法说服就改变了话题，询问是否可以重新入党。
由于他这时思想与组织严重不统一，周总理摇头拒绝，张慕陶随即愤怒而去。后来事实证明，我党的策略更为正确，如果图一时之快杀蒋，全国将更加混乱，这只让百姓痛、日寇快。
更深层的眼光，张慕陶是不具备的，他只感觉我党不愿接纳，因而心中有气。1937年周总理前往太原与阎锡山商讨合作抗日事宜之际，张慕陶就在旁边冷嘲热讽，这让总理大怒：你这个托派分子有什么资格说这些？给我滚出去。
张慕陶没想到向来彬彬有礼的周总理也会动怒，瞬间就没了底气，灰溜溜离开宴会。
虽然张慕陶有些行为比较怪异，但他确实也是一心抗日的。曾经鼓动部队到长治抗日，奈何阎锡山麾下都不愿太原，只有70余人跟随；后来他又想跟八路军129师合作，也没成功；
太原沦陷后，他这几十个人的补给线都被切断，无奈跑到冀南找高树勋，他跟高感情很好，幼子还过继给了高，所以抵达后未遭排斥。
但高树勋确实也拨不出人给他，就予以“河北民军第二路军”的番号，让他自己去拉队伍。奈何在那个世道下，这种“杂牌”部队确实没什么吸引力，张慕陶四处奔走也没吸引到多少人，最终只能重回高树勋部下。
值得表扬的是，这个时期，他帮助八路军冀南地委刘汉生做通了高树勋的工作，为党组织提供了一笔资金和一批枪支武器，支援到敌后抗战，这也是功劳一件。
在高树勋麾下，张慕陶自感没用武之地，就选择回到山西。然而在临汾时，他却遭到民族革命大学众多学生的唾弃，遭到关押。
阎锡山不敢违背民意释放，就将他转到西安。有西北军故旧相助，他才得以恢复自由。这件事让张慕陶意见很大，说“非走第三条路子不可”，还是想自己建立一个新党。
此后他多次宣传马列主义以及抗日反蒋的思想，因而引起蒋鼎文注意。蒋鼎文开始希望他发表“反共”声明，这样就给予高官厚禄，遭拒。
蒋介石得知这些情况后，店令蒋鼎文：“长安省政府蒋主席，旁密，查张慕陶前经手令拘押陕西略阳狱中在案，此人应即枪决，希照办具报为要”。1941年1月5日，张慕陶被枪杀于南郑专员公署。
怎么说呢，就一言难尽的感觉，你说张慕陶坏吧，他似乎也没做什么大坏事，你说他好吧，他也没机会做些什么大贡献。他就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一根筋一样前进，导致与真正的救国之道越来越远。但是这个结局，还是有点令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