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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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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公元前770—公元前476年[32]），通常用来指中国东周前半期历史阶段。[1]春秋时期止于公元前476年（周元王元年），总共295年。一说止于公元前453年，韩、赵、魏灭智氏，一说止于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2]

自东周开始，周朝由强转弱，王室日益衰微，大权旁落，诸侯国之间互相征伐，战争频繁。小诸侯国纷纷被吞并，强大的诸侯国在局部地区实现了统一。春秋时代周王的势力减弱，诸侯群雄纷争，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相继称霸，史称春秋五霸（另说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5]春秋中期，出现了一个比较和平的时期，通过公元前546年由14国参加的第二次“弭兵之会”达成协议，战火暂时得以平息。长江流域吴、楚、越三国之间却多次爆发霸权之争。在一些诸侯国的内部，贵族势力强大起来，开始向国君争夺权力。而新兴的诸侯大国，先后取得霸主地位。

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联手在晋阳打败智氏，其后逐步将晋国进行了瓜分，自己分别建立了国家，就是著名的“三家分晋”。公元前386年齐国田氏取代姜姓成为齐侯，是为“田齐”。于是，七雄并立，互相争霸的时代逐步到来，春秋时期走向了战国时期。

据史书记载，春秋二百二十四年间，有三十六名君主被臣下或敌国杀之，五十二个诸侯国被灭，有大小战事四百八十多次。[5]诸侯的朝聘和盟会四百五十余次。[8]鲁国朝王三次，聘周四次。[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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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一名由来据说是鲁国史官把当时各国报导的重大事件，按年、季、月、日记录下来，一年分春、夏、秋、冬四季记录，简要概括起来就把这部编年史名为“春秋”。孔子依据鲁国史官所编《春秋》加以整理修订，成为儒家经典之一。[3]

《春秋》记录了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共242年的大事。由于它所记历史事实的起止年代，大体上与一个客观的历史发展时期相当，所以历代史学家便把《春秋》这个书名作为这个历史时期的名称。为了叙事方便，春秋时期开始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元年）周平王东迁东周开始的一年，止于公元前476年（周敬王四十四年）战国前夕，总共295年。

春秋以后，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大诸侯国连年战争，当时人们就称呼这七大诸侯国为战国。《战国策·燕策·一》载苏秦的弟弟苏代说：“凡天下之战国七，而燕处弱焉。”可见当时七大诸侯国都有战国的称呼。到西汉初年，“战国”这个名词的含义还没有变化。到西汉末年刘向编辑《战国策》一书时，才开始把“战国”作为特定的历史时期的名称。战国时期开始于公元前475年（周元王元年），即《史记》的《六国年表》开始的一年，止于公元前221年（秦王政二十六年）秦灭齐统一六国的一年，共255年。

周平王元年（公元前770年），因周幽王宠信褒姒，废太子宜臼。宜臼逃至申国，他外公申侯联合曾侯、许文公及犬戎（外族）推翻周幽王。因为内乱和犬戎频繁入侵，很快就打到镐京（今西安），所以周平王被迫将国都从镐京东迁至东都洛邑（今洛阳）。因洛邑（今洛阳）在镐京之东，此后的周朝史称东周（公元前770～公元前256年）。[3]

周平王迁都洛邑初，还有约方圆六百里的王畿。随之因赏赐有功诸侯及被外部侵夺，渐次缩减，最后，仅剩下成周方一二百里，即今河南西部一隅；同时，天子控制诸侯的权力和直接拥有的军事力量，也日益丧失。[3] 诸侯也不定期朝聘贡献王室，东周王室失去了这个重要收入。按照鲁史《春秋》所记，二百多年里，鲁君朝王仅三次，鲁大夫聘周仅四次。鲁是周公的后代，与王室最亲近，朝贡几乎全废，其他诸侯的朝贡自然不会比鲁多一些。东周天子地小贡少，非常贫弱，但名义上仍保持“天下宗主”的地位，被华夏各国尊崇。[4] 天子以“共主”的名义，仍然具有号召力。因此，一些随着地方经济发展逐步强大的诸侯国，就利用王室这个旗号，“挟天子以令诸侯”，积极发展自己势力。位于中原中部而商业比较发达的郑国，在春秋初年就扮演了这个角色。[3]

西周后期，周宣王封弟友于郑（陕西华县），是为郑桓公。郑桓公眼见王室政治腐败、诸侯叛离的倾向愈益滋长，于是利用东方郐（河南郑州南）、东虢（河南荥阳东北）两个小国的统治者贪财好利，百姓多不归附的机会，把自己的财货和奴隶预选迁寄到那里，准备一旦时机成熟就取而代之。后来桓公死于幽王之难，他的儿子武公终于灭了郐和东虢，建都于新郑（河南新郑），武公的儿子庄公，继续做东周的卿士，在王室衰微，周天子没有力量继续维持统治秩序的情况下，庄公打起“以王命讨不庭”的旗帜，联合齐、鲁，攻打宋、卫，制服陈、蔡，并打败北戎，稳定了东周的政局。所以有“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的话。但郑却乘机独霸王室权力，与周天子的矛盾口益尖锐。平王时，王室与郑国已互不信任，相互交换质子；后来周桓王上台，起用虢公，剥夺郑伯的权力，郑伯非常不满，派人割了王室洛邑的庄稼。周郑“交质”发展到“交恶”的地步，终于引起一场大战。公元前707年，周桓王亲自率领陈、蔡、卫等诸侯国的军队讨伐郑国，结果王师惨败，连桓王自己也被射中了肩膀。天子的威严扫地，从此一蹶不振。郑国的地位却比以前更加显赫，俨然成了春秋初年的霸主。[9]

随着王权的沦落，诸侯对天子的朝聘、贡献大大减少，王室财政越来越拮据，不得不仰赖诸侯的资助，周桓王、周顷王曾先后派人向鲁国“求赙（丧葬费）”、“告饥”、“求车”、“求金”。天子不仅经济上有求于诸侯，政治上也往往受诸侯的摆布。周襄王曾低声下气地向郑国“请盟”，后来又接受晋侯的召唤，参加诸侯召开的会议。天子共主的地位，此时已名存实亡，“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社会进入了一个动乱的时代，各种矛盾都在急剧发展，而且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9]

动乱的中原局而，给周边少数民族以发展的机会。占有西周旧地的西戎继续威胁着东周；居住在今山西、陕西北部，河北西北部以及内蒙古等广大地区的狄族，也逐渐向内陆发展，威胁着中原的安全；居住在今河北、山东境内的戎族部落以及河北东北部直到东北地区的山戎，与齐、燕等国多次发生战争；在江汉流域被周人斥为南蛮的荆楚，在臣服了百濮、群蛮，控制了群舒、淮夷等族之后，势力迅速强大，力图向黄河流域争夺土地。盛极一时的郑庄公，终因建国不久，随后又发生内部争位的斗争，实力被削弱，没有能力对付这种局势。继郑之后，先后崛起了齐、晋、秦、楚和以后兴起的吴、越等较强的诸侯国，他们励精图治，努力发展自己的势力，积极从事霸业活动。[11]

参见：齐桓公称霸、管仲改革、五子之乱

吕尚是炎帝族四岳的后裔。周文王尊吕尚为师，共谋灭商兴周。吕尚的女儿邑姜是武王正妻，生成王和晋国始封者唐叔虞。成王封吕尚为齐侯，赐给他一种特权，得征伐有罪诸侯。西周厉王时，齐献公迁都临菑（山东临淄县）。齐在春秋时期吞并十国，荀子说齐桓公并国三十五，韩非子说桓公并国三十。齐原是东方大国，经桓公大吞并，成为华夏各国中最富强的国家。[29] 公元前685年，齐桓公以管仲为相，在整饬旧制的基础上，对各项制度加以改进、创新。在政治、军事方面，基本上维持“国”、“野”分治的制度，“叁其国而伍其鄙”，即在“国”中设置二十一乡，其中工乡三、商乡三、士（包括军士、农民）乡十五。士乡又分成三个部分（五乡为一军，共三军，国君与国、高二卿各帅一军），这叫“叁其国”。在“野（鄙）”设置五属，叫“伍其鄙”。各级设宫治理，严格实行士、农、工、商分区定居制，不许杂处、迁徒；士居“闲燕”（清闲的环境），工居官府，商居市井，农居田野，企图使四民各有所务，以利于老传少习，安心生产。在“国”内采用轨（五家为轨，设轨长）、里（十轨为里，设有司）、连（四里为连，设连长）、乡（上连为乡，设乡良人）的编制，实行“作内政而寄军令”的政、军合一制度。“春以蒐振旅，秋以狝治兵”，加强对国家常备军士的控制和定期操练，达到“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使其成为一支“莫之能御”的战斗武装。为了增加兵员，还提高部分鄙野庶人的社会地位，选拔其中“秀民”充当战士。在经济方面，除继续维持“井田畴均”的奴隶制生产方式外，对鄙野出现的大量私田，实行“相地而衰征”的税收政策，即按土质肥瘠征税。还规定“泽立三虞”、“山立三衡”，即由官吏统一管理山林河泽，并采取“通齐国之鱼盐于东莱，使关市几而不征”的鼓励贸易、促进生产的政策。[11]

管仲进行的改革，使得齐国国力日益强盛，连续灭了谭（山东历城）、遂（山东宁阳）等小国，扩充了国土。这时，北方山戎和狄族势力正向南发展，经常袭扰燕、邢、卫等国。齐桓公利用王室虽然衰微但周王仍是名义上的诸侯各国的大宗和共主的地位，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联合燕国打败山戎，又联合宋、曹等国制止了狄人的扰害，“存邢救卫”，为邢和卫两国筑了新的城邑，使“邢迁如归，卫国忘亡”，从而保证了这片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在诸侯中树立了很高的威信。[11] 百余年后，孔子还赞叹齐国的霸业说：没有管仲，我们大概要披着头发，穿左衽衣，受异族的统治了。[29]

当齐国忙于对付山戎、北狄的时候，南方的楚国日益强大，灭了“汉阳诸姬”和邓（湖北襄阳）、申（河南南阳）、息（河南息县）等国，又接连发兵攻郑。为了制服南方的楚国，周惠王二十一年（前656年），齐桓公率领齐、鲁、宋、陈、卫、曹、郑、许八国军队，首先讨伐依附楚的蔡国，蔡人望风溃逃。于是乘胜进军楚境，讨伐楚国。楚成王看到齐军来势甚猛，一面亲率大军迎战，一面派大夫屈完与齐讲和。齐桓公见无隙可乘，便在召陵（河南郾城东）与楚订立盟约，取得了霸主地位。此后，齐桓公几次大会诸侯，各诸侯国在盟会上通过了尊王攘夷、互助合作的协议。周襄王元年（前651年）的葵丘（河南兰考）之会，周天子也派人参加，齐桓公霸业达到了顶峰。不久，齐桓公去世，竖刁、易牙、开方等为乱，五公子夺位，内部争权夺利，齐国内乱不止。据说，齐桓公的五个儿子互相战争，箭矢射到了齐桓公的尸体上，都没有人顾及。虽然此后齐仍不失为一个大国，但霸业却骤然衰落了。[11]

苗族被禹战败后，退出黄河流域，三苗曾在长江中游建立起一个大国。这个大国当是一个大的部落联盟，是许多部落的集合体，其中较大的是荆楚。商高宗武丁曾出兵深入荆楚境，捕获大批俘虏。[12]

周文王时，周势力到达汉水流域，一部分苗族归附周国，接受周文化。武王伐纣，有鬃（苗）人参加周军作战。成王封文武以来功臣后嗣，熊绎得封子爵，居丹阳（湖北秭归县）。熊绎的祖先，就是归附文王，从武王伐纣的野人酋长。到熊绎才受周天子的封爵。西周时期，熊绎子孙不断扩大土地，立国号为楚。东周初期，楚愈益强大，前704年楚君熊通自号武王。熊通子文王熊费迁都郢，有地千里。楚在春秋时先后吞并四十五国，疆土最大。楚国君臣自称是蛮夷，专力攻伐华夏诸侯，五年不出兵，算是莫大的耻辱，死后见不得祖先。因为楚国好战，又经常获得胜利，国境扩大了，居住在国境内的长江流域蛮人、淮河流域夷人以及被征服的华夏诸侯国人，经长时期的文化交流，融合成巫文化中渗入华夏文化的楚国文化。原来局限在黄河流域的华夏文化，通过楚国伸展到吴、越两蛮族国。长江流域的初步开发，楚国曾起着巨大的作用。[12]

楚想北进中原受阻于齐以后，先把注意力转向东方，灭掉弦（河南光山西北）、黄（河南潢川西）和徐（安徽泗县北），势力扩展到今豫南、皖北地区。此时趁齐霸业衰落的机会，又向中原扩展。这时，一直依附于齐的郑国，又转而投靠了楚国。宋襄公不自量力，妄图以拥立齐孝公、平定齐乱之功，接替齐桓公的霸业，试图再次大会诸侯以成为霸主，但宋国实力威望不足，反而见辱于楚。周襄王十四年（前638年） 宋襄公率军伐郑，与楚的救兵相遇于泓水（河南柘城北），楚军渡河时宋大司马子鱼建议宋襄公“半渡击之”，宋襄公称趁敌渡河时攻击是为不仁不义拒绝建议；楚军渡河后子鱼建议趁楚军列阵混乱之时攻击，宋襄公再次以不仁不义为由拒绝。楚军列阵完毕后发起攻击，宋军大败，宋襄公大腿中箭，次年因伤重而死。此后，鲁、宋、郑、陈、蔡、许、曹、卫等国，都看风使舵，陆续倒向了楚国。[11]

晋国地处山西汾水流域，晋国原是戎狄游牧地区，成王封同母弟叔虞为唐侯，在唐国内“强以戎索”（《左传》定公四年），就是说，按照戎狄生活惯例，分配牧地，不象鲁卫农业地区按周法分配耕地。叔虞子燮父改国号为晋。东周初期，晋献公建都绛（山西翼城县），削除了一批同姓宗族和异姓卿大夫，加强了公室权力。连自己的儿子夷吾（惠公）、重耳（文公）也放逐出国。所用卿大夫多是异姓人。献公这一措施，加强了公室的权力，因此形成一个政权比较集中的强国。继而积极开拓疆士，灭霍（山西霍县）、耿（山西河津）、魏（山西芮城）、虞（山西平陆）、虢（河南陕县）等国，统一了汾河流域，又先后打败骊戎、北狄，领地发展到黄河西岸和南岸，成为据有殽（即崤山）、函（即函谷关）天险的北方大国。此后，晋国统治集团内部进行了激烈的争权夺利的斗争。[10] [15]

到周襄王十六年（前636年），流亡在外19年的重耳回国即位，是为晋文公。他执大权后，重用狐偃、赵衰等人，免债轻赋、救贫济弱、发展农商，任用贤人，扩充军事编制，结束了多年动荡的政局，使“政平民阜，财用不匮”，创造了从事霸业活动的条件。就在晋文公即位的同一年，周襄王被其弟太叔带勾结狄人赶跑，流落在外。晋文公抓住时机，约会诸侯用武力平定了太叔带的叛乱，恢复了周襄王的地位，博得了“尊王”的美名，以此获得周室阳樊（河南济源西南）、温（河南温县西）、原（河南济源西北）等八邑土地的赏赐。接着以全力南向与楚争霸。那时，一度附楚的宋国首先摆脱楚的控制，依附了晋国。楚国为了保持在中原取得的优势地位，联合陈、蔡等国，出兵伐宋。晋国也在宋、齐、秦等国的声援下，于公元前632年，向楚的与国曹、卫进攻，迫使楚军北上，于是发生城濮之战。晋文公诱敌深人、袭击敌军薄弱部分、各个击破的战略战术，以少胜多，取得了这次决战的胜利。城濮之战，是关系中原全局的战争，使中原小国摆脱了楚的控制，归附了晋国。战后晋文公大会诸侯于践土（河南原阳西南），周襄王正式册封晋文公为霸主，从而成就了“取威定霸”的业绩。这年冬天，晋文公又召集齐、秦、宋、鲁、郑、陈、蔡、莒等国诸侯在温（河南温县）会盟，周襄王被召赴会，晋国霸主的地位愈加巩固了。[10]

秦本是西方小国，与戎族战斗，逐渐强大起来。平王东迁，封秦君襄公为诸侯。前753年，秦文公开始设史官纪事。前746年，采用西戎野蛮法律，开始有灭三族法（父族、母族、妻族，一说父母、兄弟、妻子）。前六七八年，秦武公死，开始用人“从死”（殉葬）。前677年，秦德公建都雍（陕西凤翔县），用三百牢（牛、羊、豕各一为一牢）祭天求福。秦穆公用谋臣百里奚、蹇叔、公孙枝为重臣，扶持晋惠公（姬夷吾）登基，还在晋国闹灾时接济晋国。可晋惠公登基后不但未送五座城池给秦国（晋惠公许诺：若成功夺位，必赠秦五城），反而恩将仇报，在秦国同样闹灾时，一颗粮食也不卖给秦国。秦穆公大怒，亲率孟明视（百里奚之子）等人讨伐，并生擒晋惠公，成功获得五座城池，把疆域扩展到黄河西岸。又用谋臣由余，灭十二个戎国，开地千里，成西戎霸主。西周覆灭后，西周故地，戎狄杂居，商汤后裔建立亳国，自称亳王，西周文化为戎狄俗与商文化所摧毁。秦采用这些落后制度（包括君位兄终弟继制）与文化，虽然已成西方大国，却被华夏诸侯看作戎狄国，不让它参与盟会。但秦国在西方驱逐戎狄，用武力恢复宗周旧地，保卫华夏的西翼，使齐晋两霸国，得专力对楚，这个作用也是必须重视的。羌人（西戎的一族）爱剑，秦厉公时被俘为奴隶，学得农业知识，后来逃回羌地，教人耕种、牧畜，诸羌敬服，推为大酋。原来射猎为生的羌族，从此渐成西方强族。秦文化对更落后的戎人，也起着一定的推进作用。[15]

晋惠公的儿子太子圉（晋怀公），在秦国放走晋惠公之后如约到秦国做了人质。秦穆公为了继续掌控晋国，将女儿怀嬴许配给太子圉；可太子圉回到晋国登基之后变卦，与秦国交恶。秦穆公之后又将怀嬴改嫁给姬重耳，并辅助重耳回国当了国君，即历史上著名的：怀嬴改嫁，晋文公在任期间与秦国和睦、时常结盟。由于秦国与晋国的多次联姻，被后世多称为秦晋之好。

秦穆公在成功完成秦晋联盟之后，急欲进兵中原，完成霸业。后遣孟明视、西乞术（蹇叔之子）、白乙丙（蹇叔之子）奔袭郑国，后被郑人识破，途中顺道又灭了滑国，中原自危。晋襄公为了遏制秦人东进的势头，亲率先轸等人于崤山（今河南洛宁县西北）埋伏，全歼秦军。虽然之后秦人成功复仇，但毕竟有晋、楚两大强国压制，难以东进。[14]

秦穆公于是掉头向西发展。他用计将从晋国投奔到戎人的由余招来作谋士。秦国根据由余的计划，逐渐灭掉西方戎人所建立的国家12个（有说20个）。秦穆公对戎人的胜利，周王特加祝贺，并赐金鼓，希望他擂鼓继续向戎人进攻；周襄王时出兵攻打函谷关以西的国家，开辟国土千余里，因而周襄王任命他为西方诸侯之伯，遂称霸西戎，为日后秦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石。

公元前621年，秦穆公去世，谥号穆，葬于雍（今陕西宝鸡凤翔东南），殉葬的人数达一百七十七人。《左传》文公六年曾这样记载“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三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

直到前546年，晋国常能维持霸业，与楚三次大战，晋战胜两次（前575年鄢陵之战，前557年湛阪之战），战败一次（前597年邲之战）。前546年，晋楚在宋都商丘开和会，平分霸权，晋处劣势。前482年，晋吴在黄池（河南封丘县）会上争霸，晋也并不处优势。此后晋国事实上分成韩赵魏等几个独立国，所谓纠合诸侯、尊王攘夷的霸业实际上不再存在了。[40]

城濮之战以后，楚北上再次受阻，转而向东发展。灭江（息国西）、六（安徽六安）、蓼（河南固始），攻打群舒（安徽舒城、舒山一带）和巢（安徽巢湖北），占领淮南等地。楚庄王即位，国内一度发生贵族叛乱，群舒、百濮乘机骚动。庄王任用鄙人出身的孙叔敖为令尹，进行改革，任贤用能，讲求得失，修建芍陂（在安徽寿县），稳定了政局，发展了生产，迅速平定了贵族若敖氏的叛乱，又用武力平服了百濮、群舒，从而为楚国的争霸奠定了基础。[13]

楚成王消灭了其北方的几个小国之后将矛头指向中原。周定王元年（前606年），楚庄王伐陆浑（河南嵩县北）之戎。接着率军北上，在周的直辖区耀武扬威，并遣使问象征王权的九鼎之轻重，大有取周而代之的气势。[13]

楚觊觎中原，首当其冲的是郑、宋等国。周定王十年（前597年），楚军围郑，连攻三个月，破郑都。晋遣兵来救，与楚军大战于邲（河南荥阳东北），晋军将帅举棋不定，步调不一，迟疑不进，结果大败。晋在退军途中，诸军抢先渡河，自相砍杀。邲战之后，楚庄王饮马黄河，雄视北方。隔了两年，楚又借故围攻宋国，宋“易子而食，析骸以爨”，艰苦抵抗，最后被迫向楚国屈服。背国由于力不从心，只好置之不理。这时，鲁、宋、郑、陈诸中原小国，又相继依附楚国，楚庄王一度做了中原盟主。[13]

晋国境内戎狄国先后被消灭，凡灭同姓异姓国二十余，与楚同为东周时期最大的国家。齐常助晋，秦常助楚，因此晋楚势力仍大致相等。为要借与国兵力，攻击对方，晋助吴攻楚，楚助越攻吴。吴越两国的兴起，增加了争霸战争，但也扩大了华夏文化的灌溉面，从黄河流域直达长江下游地区。[40]

晋、楚争霸，战争持续了百余年，给中原各国人民带来莫大的灾难，双方也打得精疲力尽；同时，争霸战争又激化了本国阶级矛盾和新旧势力之间的斗争，各国逐渐无力外顾，于是在两大霸国之间出现了“弭兵”的活动。[6]

连续不断的战争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也引起中小国家的厌倦，加以晋楚两大国势均力敌，谁都无法吃掉对方。于是由宋国的华元与向戌发起，于周简王七年（前579年）和周灵王二十六年（前546年），举行了两次“弭兵”会盟。[6]

周简王七年（前579年），邲之战以后，由宋国执政华元发起，约合晋楚，于宋相会，订立了彼此不使用武力，互相帮助，救助危难，共同讨伐违命反抗的诸侯的盟约。晋楚之间的暂时休战，正是为新的争夺做准备。盟约订后仅仅三年时间，楚国就撕毁了盟约。周简王十一年（前575年），晋、楚战于鄢陵（河南鄢陵西北），周灵王十五年（前557 年）又战于湛阪（河南平顶山西北），结果楚国都失败了。那时，晋公室与异姓卿大夫之间及卿大夫相互之间争夺政柄的斗争日趋激烈，加上被压迫人民反抗斗争的兴起，更使统治者有“内忧”大于“外患”、惟恐“祸自中起”的忧虑；楚国也因遭受东南新兴的吴国的连续进攻，有后顾之忧，无暇北迸。其他诸国长期追随晋、楚之后，疲于奔命，更希望和平，一时弭兵成为大势所趋。宋大夫向戌看到晋、楚等国都不想打仗，于是奔走于晋、楚等国之间，取得了诸侯国的同意，于周灵王二十六年（前546年）在宋都西门举行了有楚、晋、齐、秦、鲁、郑、卫、米、许、陈、蔡、膝、邾、曹等14个国家参加的弭兵大会。赴会的楚人暗中藏甲，在会上争先歃血，晋无力阻挡，只好让楚国主盟。会议主要做了“晋、楚之从交相见”的决议，即除齐、秦两大国和邾、膝等属国外，原来晋的属国和楚的属国，现变成楚晋双方共同的归附国，对两国尽同样的义务。从此，宋、郑等国“仆仆于晋、楚之廷”。晋、楚两大国利用弭兵会盟，通过牺牲中小国利益，瓜分了霸权，形成了均势。弭兵会盟赢得了比较安定的和平环境。此后40多年中，中原战争减少了，人民得到喘息的机会，客观上为生产的发展和新兴势力的夺权创造了有利的条件。[6]

在弭兵之会以后，晋楚争霸局面接近尾声，北方齐、晋、鲁等国的新兴势力与公室顽固的旧势力之间，展开激烈的夺权斗争。长江下游崛起了两个国家一吴、越，积极从事霸业的活动。[7]

当中原诸侯争霸战争尘埃落定时，地处江浙的吴、越开始发展。[16] 吴国在今江苏南部，都城为吴（苏州）；越国在今浙江北部，都城为会稽（今浙江绍兴东南），[43] 都地处海滨，土地肥沃，有渔盐之利，在中原诸国的影响下，社会经济逐渐繁荣起来。[7]

吴国相传是周太王的儿子太伯、仲雍建立的，都于吴（江苏苏州）。它的早期历史有一大段空白，在寿梦时，与中原的晋国建立密切的联系。当时楚国亡臣申公巫臣逃到晋国，向晋建议联吴攻楚的策略。周简王二年（前584年），晋派巫臣到吴国，教关人以射御乘车和先进的战术，使吴开始有力量从陆路与居于长江中游的楚相较量。公元前6世纪末到公元前5世纪初，吴王阖闾执政，在楚国亡臣伍子胥的协助下，进行了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改革:建造城郭，设立守备，充实仓廪，整治库兵；同时，又任用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孙武，发展了吴国的实力。于是派大军更番袭扰楚国边境，从楚昭王以后，“无岁不有吴师”。到周敬王十四年（前506年），吴与唐、蔡联军大举攻楚，乘楚军连年作战、极度疲惫之机，由水路进军，到达像章。大军越过大别山，与楚相遇于柏举（湖北麻城），结果楚军大败。吴军乘胜追击，五战五捷，攻下楚都郢（湖北江陵纪南城），楚昭王仓皇逃走。这次战争，对楚是一次空前的浩劫。楚人面对强敌奋起反抗。同时，吴国内部也发生了贵族争夺权位的斗争（吴王弟夫概背着吴王归国自立为王），越国又趁机攻人吴都，造成吴国的后顾之忧。加之，楚大夫申包胥到秦求救，秦惧怕在南邻出现新的劲敌，同时又想从战火中捞到一些便宜，于是，出兵救楚，最后吴军大败。从此，吴国国力大大削弱了。[7]

越本是越族的一支，建都会稽（浙江绍兴东南）。公元前6世纪中叶，越还是楚的属国。楚为了制服吴国，助越攻吴。[7] 周敬王二十四年（前496年），吴与越战于槜李（浙江嘉兴），吴兵败，阖闾伤指而死。子夫差即位，立志报仇。公元前494年，大举攻越，句践大败，仅剩甲楯五千，退保会稽，卑辞乞和，情愿称臣归附。吴王夫差认为越已失去反攻能力，便一意北上。为了称霸中原，他组织民力，沟通江淮，修筑邗沟城（江苏扬州），掘深沟.自邗沟穿过射阳湖（江苏宝应）至末口（江苏淮安）入淮，再北连沂水和济水，基本上建成了从长江至黄河的一段运河，然后挥师北上。周敬王三十八年（前482年），夫差在两败齐国之后，大会诸侯于黄池（河南封丘西南），与晋争做盟主。不料，越王句践在屈服于吴的时候，已下定灭吴的决心。他任用著名政治家范蠡、文种等人，积极从事改革，经济上采取垦殖土地，发展畜牧，充实府库，采矿晒盐等有利农工事业的措施；军事上加强剑戟习射的训练，执行严格纪律；外交上实行亲楚、结齐、附晋和孤立吴国的政策，并多方奖励人口的增殖。在句践的励精图治下，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长期准备之后，越国由弱变强，于公元前482年，趁夫差北上会盟，国内空虚的机会，出兵攻吴。越军分两路出击，一路由海道入淮河，切断吴军归路；一路从陆路北上，直袭吴都姑苏（江苏苏州）。夫差仓皇回军，但已措手不及。周元王四年（前473年），越灭吴，夫差自杀。[8]

句践踏着夫差的途径北进，大会诸侯于徐州（山东滕县），一时号称霸主。但吴越的霸业接近尾声，春秋时代业已步入结束的阶段。[8]

在晋文公回晋即位的时候，有不少随从随他回国，结果这些人的后代们经过长期征战的洗礼，渐渐在晋国成为贵族。前550年至前497年，晋国国政把持在范氏、中行氏、赵氏、韩氏、智氏、魏氏的手上。前455年，晋国贵族只余下智、赵、魏、韩四家。智氏出兵攻赵氏，并胁迫魏韩两氏出兵。战事持续两年，后赵氏游说魏韩两家倒戈，灭智氏，瓜分智地并把持晋国国政。前438年韩赵魏三家分晋，晋幽公仅余绛、曲沃两地。前403年周威烈王册立韩、赵、魏三家为侯国，即为《资治通鉴》中春秋和战国的分界点。[17]

尽管春秋时代争霸战争不可避免地带来种种惨祸，灾难和痛苦，但也产生了有利于历史前进的客观效果。争霸战争加快了统一中国的步伐。大国在争霸和兼并战争中，开拓了疆土。山东诸小国为齐所并，河北、山西诸小国为晋所并，江淮、汉水诸小国为楚所并，西北诸小国为秦所并，使春秋初年百十个国家，缩减成几个大国，实现了区域性的局部统一。这种集权趋势的加强，为全国的统一和中央集权制的建立，起了奠基的作用。[42]

周代开始大规模分封采邑与封国，据记载可能分封了400多个。到了春秋时期分封的封国只有120多个，后来发展成为鲁、卫、齐、晋、楚、宋、郑、秦、蔡、曹、吴、越十二大诸侯，还有一些小侯国。春秋初年出现了“南蛮与北狄交”的局面，各国与四周少数民族交往甚繁，疆域变迁较大。到战国时又演变成为战国七雄。七雄的疆域十分广大，西边的秦发展到巴蜀、甘肃东部的洮水中游，北边的赵国北达阴山，东北边的燕国北达今河北东北、辽宁南部的辽河流域，南边的楚国到达五岭的北麓。[34]

春秋时期开始设置郡县制，当时在天子辖地、诸侯方国内，都有“县”的政区设置。只是最初县与郡无隶属关系，县一般设在内陆，而郡一般设在边区，故一般县小而地位高，郡大而地位低。后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郡的下面设立了许多县，郡县的隶属关系才形成。到战国时期相对完整的郡县制已初具雏形，为秦的郡县制奠定了基础。[35]

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实际上和一个中等诸侯国地位相近。各国之间互相攻伐，战争持续不断，小国被吞并。各国内部，卿大夫势力强大，动乱时有发生，弑君现象屡见不鲜。《春秋》[2] 和《左传》中记载的弑君事件达43起之多，主要集中在春秋前期，这也反映了西周东周交替时权力的急剧变化。

春秋时期，中国五等爵，大国称公、侯，小国称伯、子、男，而吴、越、楚、徐、巴、蜀、义渠皆蛮夷之邦，故不用中国之礼，自称王。国君之下设诸卿，二卿、三卿或六卿，其中主持政务的称正卿或上卿，楚国称令尹，亦称相，秦又曾称庶长、不更。卿出征时为三军之将佐。卿之官职，有司徒、司马、司空、司寇等，分掌民事、军事、工事、法事。春秋初期，晋、楚等国开始在新兼并的地方设县，或聚若干小邑为县，或将私家之田分置县。而在边境地区则设郡。郡县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其长官由国君直接任命，只有少数作为采邑赏给贵族。

据史书记载，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有四十三名君主被臣下或敌国杀，五十二个诸侯国被灭，有大小战事四百八十多起，诸侯的朝聘和盟会四百五十余次。

春秋时期诸侯林立，作为一个国家最高政治象征的国君名号，有种种不同。按照西周时制度，周天子称“王”，受封的诸侯国君有公、侯、伯、 子、男的不同称号，是周时的“五等爵制”。当然，就是西周时，除周天子称王外，边裔地区一些小国君长在国内也自称王。进入春秋以后， 除周天子仍称王外，楚国国君在春秋早期楚武王时开始称王，晚期的吴国、越国国君也称王，但是在中原的诸侯国家还是恪守着周时旧制，按封爵的爵位高低以公、侯、伯、子、男相称，如宋国君称“公”，晋国君称“侯”，秦、郑国等国君称“伯”，邾国君称“子”，许国君称“男”等等。在中原国家的意识中，周天子地位虽然微弱，“礼乐征伐”已“自诸侯出”了，但“王”号还是由周天子独享。鲁哀公十三年（公元前482 年）吴王夫差在黄池同晋国争当盟主，晋国向吴国提 出“诸侯无二君，周无二王”。夫差于是取消“王”号，不称“吴王” 而称“吴伯”，参加盟会。可见，即使到春秋晚期，中原诸侯还是不能随便称“王”，也反对他人称“王”，把径自称王的国家视作“蛮荆”、 “淫名”的化外之人。 国君名号虽有“王、公、侯、伯、子、男”的区别，但在国内，它们都是一国的最高统治者。

春秋时，产生了新的赋税制度。鲁宣公十五年（前594年）实行初税亩，国家根据土地面积向田主征收一定的实物税。这是古代田税的开始。鲁成公元年（前590年），秦国于简公七年（前408年）实行“初税禾”的实物地税制度。战国时，各国税制不一。秦国首先实行户口登记制，并据以征收田地租税和接人头征收“头会”（人口税）。

“兵农合一”是周代兵役制度的一个基本特点。这一特点在春秋时代仍然表现得很鲜明。[18] 《周礼·地官·大司徒》在谈到周代居民组织时说：“令民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小司徒》谈到周代军事组织时说：“乃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比”、“闾”、“族”、“党”、“州”、“乡”与“伍”、“两”、“卒”、“旅”、“师”、“军”就是村社居民行政组织与军队的军事编制两两相应、互相统一的。而这种村社组织与军事组织的统一，正是“兵农合一”制度的主要内容。春秋时齐国的军事制度就是这种典型的“兵农合一”制度。[19]

春秋中期桓公时期齐国是天下第一。而秦晋守西，燕齐守北，齐国本来就是仅次于晋的天下第二诸侯，而且沿海地区贸易发达，背山靠海，生活较中原腹地稳定的多，所以一直很强大，战国初期田齐代姜齐时齐也是仅次于魏，所谓天下三王就是楚，魏，齐。齐国在整个东周基本实力都在三甲，当然相对来说还是强在文化经济上，军力上不弱但并无法称雄天下，齐国出名的叫技击之士，就是类似于侠客那种，可以当做轻步兵，打仗未必好使，所以叫齐之技击不如魏之武卒。

为了鼓励秦军士气、激励勇战精神、提高军队战斗力，商鞅在军事方面也制定了一系列措施，其中一个主要方面便是制定了一套完善的具有秦国特色的二十级军功爵制度。规定凡有军功者，均可得到赐爵、赐地、赐官等奖赏，具体以斩获敌首多少授予相应的爵位，凭爵位高低享受不同等级的田宅、衣服、臣妾，而无军功者即使是宗室贵族，也不得拥有爵位、不得超越规定标准占有田宅、臣妾。连穿衣着屦都有限制，不得任意铺张，“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一除庶子一人，乃得人（入）兵官之吏”。[20]

春秋时期军事制度的改革，是春秋军事形势的一大特点。春秋军事制度改革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打破“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的旧兵役制，扩大兵源。周代实行国、野制度。这种制度的特点是把国家的领地自内向外划分为邑、郊、牧、野、林、坰等几组不同的地域。如《尔雅·释地》说：“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林外谓之坰。”《国语·周语》说：“国有郊牧”，《周礼·地官·载师》说：“牧田任远郊之地”，都说的是这种制度。[21]

鲁国是保存西周礼制较多的侯国之一，但受当时形势的影响，也展开了一系列变革活动 。如鲁宣公十五年（前594年）“初税亩”，鲁成公元年（前590年）“作丘甲”，鲁哀公十二年（前483年）“用田赋”，都标志着鲁国租税赋役制度的重要改革；鲁襄公十一年（前562年）“作三军”，鲁昭公五年（前537年）“舍中军”，则标志着鲁国军事组织和君臣力量对比的变动过程。

春秋时期各国为了相互防御，纷纷建立了自己的长城，成为大规模修筑长城之始。这个时期所修的长城包括各国之间互防的长城和北方各国边防长城。前者包括齐长城、楚长城、魏西长城、魏南长城、赵南长城、燕南长城、中山长城。齐长城又名“巨防”，西至平阴，东至琅邪，全长500多公里。楚长城，又名“方城”，其以宛城为核心，东、西、北三面筑城而防。[37] 魏西长城，又名“河右长城”，在今陕西东部合阳、澄城、大荔一带。魏南长城，又名“卷长城”，在今河南原阳一带。两城均为防御秦国而修建。赵南长城，是赵国为防魏国而修，在今河北磁县与临漳县一带。燕南长城，是燕国在燕赵边界修的长城，在今河北徐水、大城一带。中山长城，是中山国（今石家庄地区附近）为防赵国而修建的。[36]

后者包括赵北长城、燕北长城、秦长城。赵长城分成两段，一段从今狼山石兰计山口至呼和浩特北，一段从乌拉特前旗经包头北、呼和浩特到卓资。蒸北长城，西起张家口西北，经赤峰、开原、宽甸、丹东东越鸭绿江到朝鲜博川附近的清川江口为止。秦长城西起临洮，东经固原、环县到横山山脉东行，支经绥德、米脂到秦上郡治所肤施附近；一支北经神木、东胜到内蒙古的花克托。[36]

战争的起因：春秋初期由于西周的灭亡导致了郑国的迁徙（郑国本来在陕西，因为西周的灭亡迁徙到了河南），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矛盾。这些矛盾有郑国和周边诸侯国的矛盾，也有周王室和郑国之间的矛盾。

繻葛之战使周天子威信扫地，只有周天子拥有制作礼乐及发令征伐的权力的传统从此消失。继郑国之后，齐国、晋国、楚国，秦国等大国先后兴起。诸侯争霸，周王室无力征讨，天子之位，形同虚设。

先以战车冲阵，让步兵在后跟随弥补空隙的“鱼丽之阵”的出现，使中国古代车阵战法逐渐趋向严密、灵活，有力地推动了古代战术的革新和演进。

鞌之战又名鞍之战，是中国历史上春秋时期齐国和晋国之间发生于前589年的一场战斗。作战的地点是鞍。

鞍之战也是极具春秋时期战役特点的一战，其中包括的细节有，交战之中追到了敌方国君的战车不先抓人，而是先行君臣之礼；战场上因为认定对方是“君子”就不射杀等等。这些细节只有在我们国家的春秋时期的战争中才可能见到的。

公元前589年，齐顷公率齐军讨伐鲁国及卫国，鲁国及卫国派使者至晋国求援。郤克随即率晋军车八百乘，讨伐齐国以救鲁、卫。韩厥在出战前的那天梦见自己的父亲子舆警告他不要站在战车的两侧，以防被射杀。他因此站在车的正中。他在追赶齐顷公的时候为齐侯驾车的邴夏认出他是个君子，要让人射杀他。齐顷公认为他是君子还射杀他不礼。因此射杀了韩厥的左右。齐顷公出战时轻敌，马不被甲，人不早餐，就上阵出击，结果被晋军大败。齐顷公在逃跑时为了不被人认出，和下属逢丑父替换衣服。他们被晋军中军司马韩厥追上，韩厥下马行礼，逢丑父假装命令伪装的齐顷公去打水，齐顷公因此才逃脱了被俘虏的命运。

鞍之战中，晋国出场的主要人物郤克、范燮、韩厥、栾书等都出自是晋国有名的“十大夫”家族。[22]

长勺之战是发生在中国春秋时代齐国与鲁国之间的一场战役，发生于前684年的长勺 （今山东省莱芜） 。此次战役是继前685年干时之战后齐、鲁另一次重要战役。鲁国在此次战役取得胜利，间接促成数年后齐鲁息兵言和。

齐、鲁两军对阵于长勺。曹刿深知，鲁虽因乾时之败而军力弱于齐，但抗击齐军入侵则占人和、地利优势，且作战制胜靠“气”，“气”的变化可使强弱易位，“气盈”则胜，“气竭”则败，故未战即确定避敌锐气，待敌疲再反攻，以“气”制胜。两军布阵方毕，庄公按照当时通行的两军相对推进、互为进攻的惯例，欲击鼓挥军接敌，被曹刿劝止。齐军两次击鼓前进，鲁军都按兵不动，只是严阵以待。齐军见鲁军反常之举而疑虑之心愈重，更因两次进攻耗损体力、消减锐气。当齐军第三次击鼓，发起冲击时，已是兵疲意沮，气竭志衰，战斗力大为削弱，鲁军则因以逸待劳而保持高昂斗志、旺盛体力。曹刿抓住“彼竭我盈”的有利时机，建议庄公实施反击。鲁军“一鼓作气”，击溃数量占优势的齐军。庄公急于追击，又被曹刿劝止。为防备齐军佯败设伏，曹刿下车察看齐军车辙痕迹，又登上车轼眺望齐军旌旗，见“辙乱”、“旗靡”，判明确实溃败，乃请庄公下令追击，将齐军逐出鲁境。[23]

泓水之战是公元前638年（周襄王十四年）宋国与楚国为争夺中原霸权，在泓水（古河流名，故道约在今河南省柘城县西北30里）发生的一场战争。楚以优势的兵力、旺盛的士气、有利的地理条件，大败宋国，获得全胜。战争以宋国失败而告终，宋襄公也因此战受重伤而丧命。[22]

城濮之战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有详细记载的战例，也是诱敌深入战术的典范。[41] 也是春秋时期，晋楚争霸所进行一系列战争的第一场战略决战，据说是先轸的谋划。[24]

前632年，四月初四，楚军和晋军在城濮（今山东鄄城西南）交战。晋文公兑现当年流亡楚国许下“退避三舍”的诺言，令晋军后退，避楚军锋芒。子玉不顾楚成王告诫，率军冒进，被晋军歼灭两翼。楚军大败，子玉自杀。

晋文公十年磨一剑，打败楚国是他整个生涯最辉煌的顶点，晋国的国势也在此时达到了顶峰。

城濮一战，晋国君臣协和，决战前，“伐谋”、“伐交”，争取与国，分化敌盟，壮大自己，力求战略主动；决战中，料敌而谋，由弱及强，各个击破，以奇制胜。楚军谋不为先，坐失战略优势，君臣意气用事，主帅骄傲轻敌，判断失误，受制于人，终致兵败。[25]

春秋时期，黄河中下游地气候湿润，河湖众多，土壤肥沃，农业文明十分先进。中原诸侯国主要以这个地区的农业文明为基础。春秋各国对自己地域作了较大开发，如齐国、鲁国对今山东半岛的农业开发、晋国对今山西北部地区的开发、秦国对成都平原的开发、楚国对荆楚及越国和吴国对长江三角洲的开发都值得提及。战国时期的重要城市，如陶、临淄、荥阳、彭城、邯郸、宛、郢，分布于南北各地。[38]

而周围的少数民族，例如西南为“西南夷”，东南为“百越”民族，南为“荆蛮”，西北为“西戎”，北为“北狄”，主要还处于采集、游牧、狩猎为主的蛮荒时期，农业经济在经济中的地位很低。[38]

中国传统农业在春秋时期才开始形成。春秋时期的人们发明了以前没有的铁犁铧、铁锄、连枷、石磨等新农具。铁器主要为手工业工具和农具。铁器和牛耕在春秋时期得到推广，推动了历史的发展。

春秋后期，中国已经发明生铁自炼技术。这些比欧洲早1900年，对于铁工具的推广有决定意义。铁工具在农业、手工业生产上的使用，标志着社会生产力显著提高。

煮盐、冶铁、漆器等部门也在春秋时期发展起来。齐国的丝织品、楚国的漆器等水平很高。一部分工匠成为个体生产和经营者，聚居于城中的“肆”里，边生产边销售。被称为匠师之祖的公输般“鲁班”，就生活于春秋末年。

春秋时期，铁制农具开始使用，但未普及（战国时期开始普及推广），春秋时期除使用块炼铁外，还掌握了冶炼生铁的先进技术。铁器的使用使大规模开垦荒地成为可能，促进了私田的发展，同时也为手工业提供了锐利的工具，牛耕渐趋普遍起来，牛耕技术的发展，只有与铁器的使用相配合，方可发挥出它的功能。在青铜冶铸方面发明了错金、错银、嵌红铜等新工艺。侯马大批铸造陶范的出土，显示出这一时期青铜冶铸业和采矿业的规模很大、水平很高。春秋中期以后，各诸侯国已经大量使用货币。金属货币的流通，促进了手工业、商业的发展。[30]

春秋时期的青铜器铸造也是这一时代的特征，以曾国和楚国、徐国的青铜器为代表。

春秋时期，青铜器上的雕镂纹饰趋向细致工整，造型轻巧灵便，出现了错金铭文。存世的吴、越青铜剑，其冶铸淬炼之精，合金技术之巧，外镀之精良，花纹之铸造，皆世所罕见（如越王勾践剑）。

春秋时期，青铜器上的雕镂纹饰趋向细致工整。

铸造金属货币始于春秋时期。

春秋时，产生了新的赋税制度。鲁宣公十五年（前594）实行初税亩，国家根据土地面积向田主征收一定的实物税。这是古代田税的开始。[26] 鲁成公元年（前590年）秦国于简公七年（前408年）实行”初租禾”的实物地税制度。战国时，各国税制不一。秦国首先实行户口登记制，并据以征收田地租税和接人头征收“头会”（人口税）。

因为王室衰微，不能养活众官，有专门知识与技术的王官百工，陆续分散到诸侯国，有些人做官，有些人做师，扩大了文化的传播。前520年（鲁昭公二十二年），周景王死，王子朝结合一批丧失职位的旧官、百工，起兵争王位。经四年战争，子朝兵败，率召氏、毛氏、尹氏、南宫氏等旧宗族（自然也有百工），带着王室所有典籍，逃奔到楚国。这是东周文化最大的一次迁移。周人和周典籍大量移入楚国，从此楚国代替东周王国，与宋鲁同为文化中心。在这三个中心地区，鲁国孔丘创儒家学派，宋国大夫墨翟创墨家学派，战国时楚国李耳创道家学派。[28]

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大发展的时期，实现了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由卜巫的宗教迷信文化向以人为中心的理性人文文化的历史转型。在春秋这个转型期，尽管夏商周以来的传统观念仍在人们心中起着巨大的作用，普遍地发生着影响。周天子及其诸侯政治权威的动摇与衰落，学在官府局面的被打破，随之而出现的学术下移、典籍文化走向民间等社会方方面面的变化，又引起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某种改变，这些变化正是春秋时期思想文化转型得以实现的历史条件。

春秋时期并没有一种广泛流行的宗教，因为道教是从东汉末年才开始出现的，佛教也是汉明帝传入中国的。不过，春秋时期也可能有一些不太知名的原始宗教。

学派	代表人物	主要思想
儒家	孔子	“仁政”，“民贵君轻”，反对兼并战争
墨家	墨子	“兼爱”，“非攻”
法家	管子、子产	“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
名家	邓析	“去尊”（与人之间平等），“偃兵”（反对用暴力统一天下）
兵家	管子、孙子（孙武）	“上兵伐谋”，“知己知彼”，“合乎利而动，不合乎利而止”

相传伏羲氏将其归纳总结，对蓍草反覆排列，其所以称为“易”。中国人把这一时期称为“诸子百家”时期。[28]

”天”不仅以天象，而且还以各种物象来显示”天命”，因此，人们要以各种符应去体察”天命”，改变了以往用民心去体察天命的方法。这些符应显示于”五德转移”。显示于”五行之运”。天象的观察不旦是用于国家政治，特别是异常天象。因为事关”天命”。更是备受重视。

《春秋》记载，前611年，“有星孛人于北斗”，这是世界上公认的最早的一次关于哈雷彗星的记录。春秋时我国历法已经形成自己固定的系统，基本上确立了19年7闰的原则。[31]

春秋战国时期，一些精巧的医疗技术被发明并在临床得到应用。《灵枢．四时汽》记载了中国医学史上最早的腹腔穿刺术。

春秋时期的主体民族就是华夏族，主要活动在黄河中下游一代。周朝初期分封了20多个列国，后来逐步慢慢演变为晋国（在山西、河北、河南、山东、陕西）、齐国（山东）、鲁国（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卫国（河南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宋国（河南商丘）、郑国（河南北部中部），成为华夏族系邦国的核心。[33]

在周边还有许多四夷部落，形成了较为典型的华夏四夷的五方格局。其中东夷中以淮夷影响较大，主要活动在今江苏盱眙、山东曲阜一带，活动在淮河以南的徐夷（戎）也有较大的影响。西戎中以西戎八国影响较大，这八国即绵诸、绲戎翟、源、义渠、大荔、乌氏、朐衍等戎人，活动在甘肃、陕西、宁夏一带，另还有骊戎（陕西临潼）、犬戎（陕西凤翔一带），晋北有楼烦、燕北有山戎等。北狄主要是指太原盆地一带的北戎，即太原之戎。到春秋晋国一带形成了群狄邦国。南蛮系统在西南有巴和蜀两个大的邦国，巴的地域内除巴人外有濮、赉、苴、共、奴、夷、儴、蜑等。蜀有地域内除蜀人外，还有滇、僚、赉、僰、僮等。西周初年楚子熊绎开拓楚国，周边同时形成四十多个邦国，较出名的有邓、英、夔、江、六、蓼、庸、舒、唐、顿、胡、杞等国。在东边，以百越民族系统为背景形成了吴、越两大方国，影响北到山东南部、西至江苏与安徽交界处，南达太湖，东至于东海。[33]

由于各族长期与华夏聚居在一起，经过不断的相互影响，文化礼俗等方面的差别日趋缩小。到春秋末年，原来散居于中原各地的戎狄蛮夷大多与华夏融合在一起了。[39]

春秋时代是中国古代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当时，周王朝丧失了它固有的统治地位，学术和教育开始下移于民间，已不再为官方把持。战乱中的诸侯为求自保并进而问鼎天下，无不广求人才以自重，从而出现了人才成长相对宽松的环境。那些欲求一展抱负、从而功成名就的士人，也无不研精学问，著书立说，以取合诸侯。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自此形成。[27]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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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徐潜．《春秋·战国》．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年：第1页（仅支持电脑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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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朱绍侯．《中国古代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24页（仅支持电脑查看）
• [8]  朱绍侯．《中国古代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25页（仅支持电脑查看）
• [9]  朱绍侯．《中国古代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17页（仅支持电脑查看）
• [10]  朱绍侯．《中国古代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20-121页（仅支持电脑查看）
• [11]  朱绍侯．《中国古代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18-120页（仅支持电脑查看）
• [12]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16-117页（仅支持电脑查看）
• [13]  朱绍侯．《中国古代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22页（仅支持电脑查看）
• [14]  郦道元、陈桥驿 校注、陈桥 驿．《水经注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827页
• [15]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19-120页（仅支持电脑查看）
• [16]  大运河：千年流动的文化血脉．．2讯日电新华每023-02-17 [引用日期2015-08-16]
• [17]  陈桐生编译．《国语》．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49页（仅支持电脑查看）
• [18]  钱玄、钱兴奇 、王华宝 、谢秉洪编译．《周礼》．长沙：岳麓书社，2001年：第96页、第102页（仅支持电脑查看）
• [19]  罗琨，张永山．《中国军事通史·第二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61页（仅支持电脑查看）
• [20]  史仲文．《中国全史·第013卷》．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年08月
• [21]  春秋时期的十大战役．春秋战国 [引用日期2015-08-21]
• [22]  春秋战国十大著名战争：长勺之战．新华网 [引用日期2016-11-17]
• [23]  春秋战国十大著名战争：城濮之战 ．新华网 [引用日期2016-11-17]
• [24]  第三十计：“反客为主”．中国军网 [引用日期2025-06-03]
• [25]  春秋时期社会形态与文化艺术．中华历史网 [引用日期2015-08-16]
• [26]  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历史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 编著．《中国古代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28页（仅支持电脑查看）
• [27]  图说天下国学书院系列编委会．《诸子百家》．吉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08月：前言（仅支持电脑查看）
• [28]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16页（仅支持电脑查看）
• [29]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17-119页（仅支持电脑查看）
• [30]  河南鲁山墨子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中新网 [引用日期2015-08-16]
• [31]  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历史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 编著．《中国古代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35页（仅支持电脑查看）
• [32]  中国历史纪年简表．中国政府网 [引用日期2022-09-11]
• [33]  蓝勇．《中国历史地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58-159页（仅支持电脑查看）
• [34]  蓝勇.《中国历史地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54-155页.【引自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下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20页。】（仅支持电脑查看）
• [35]  蓝勇.《中国历史地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81页.（仅支持电脑查看）
• [36]  蓝勇.《中国历史地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06页.（仅支持电脑查看）
• [37]  注：以前人们习惯称楚方城为南方长城，近来人们又在南方的云南和湖南湘西发现了南方古长城。云南古长城在马龙、陆良、石林、宜良、弥勒五县，直线长160公里，学者估计时代为唐以前。湘西古长城为苗疆边墙，兴建于明万历年间。【详见：于希贤等:《云南古长城遗迹的地理发现》,《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1期;吴曦云等:《南方古长城的形成与变迁》,《中国方域》2000年5期。引自蓝勇.《中国历史地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06页。】（仅支持电脑查看）
• [38]  蓝勇.《中国历史地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21页.（仅支持电脑查看）
• [39]  春秋 – 《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网络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3-04-21 [引用日期2023-06-15]
• [40]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21页（仅支持电脑查看）
• [41]  魏训田.差之毫厘 谬之千里——城濮之战作战经过新探[J].德州学院学报, 1998(01):18-20.DOI:CNKI:SUN:DZHX.0.1998-01-004.（仅支持电脑查看）
• [42]  朱绍侯．《中国古代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26页（仅支持电脑查看）
• [43]  风雨越王勾践剑．荆楚网．2005-10-26 [引用日期2025-0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