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三月，春韵漫过庭院的篱笆，神州大地正铺开新绿，万紫千红里都裹着春风的轻唤。清晨，住宅楼近旁的小学忽然飘出一片童声——像一群刚破壳的雀儿振翅，脆生生撞进耳里。那是我因时感怀，借《两只老虎》的老调子重新填的《决胜到底》。这曲调太古老，也太响亮，老得能牵出几代人的记忆褶皱：我唱过，父亲年轻时也唱过；它裹着童真的甜，带着岁月的暖，竟悄悄被邻里与学子们记了去，在晨光里轻轻传唱：
新冠肺炎，新冠肺炎，
忒流氓，忒流氓。
决战决胜到底，决战决胜到底，
中国赢，中国赢！
战疫，本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人民战争。诗是壮行的酒，歌是冲锋的号，文是搏击的枪。当健康与生命的保卫战骤然打响，艺心便跟着滚烫的脉搏跳动，诗文如潮奔涌，丹青映亮长夜。“文艺抗疫”“艺心战疫”的平台次第生长，登上《人民日报》的版面，跃入“学习强国”的荧屏，漫过千万人的微信对话框，成了特殊时期里一道鲜活的光。此刻人们才懂，文学艺术的力量从不是纸上的墨迹，而是能在人心里敲出鼓点、唤起勇气的星火。
庚子三月，春韵漫过庭院的篱笆，神州大地正铺开新绿，万紫千红里都裹着春风的轻唤。清晨，住宅楼近旁的小学忽然飘出一片童声——像一群刚破壳的雀儿振翅，脆生生撞进耳里。那是我因时感怀，借《两只老虎》的老调子重新填的《决胜到底》。这曲调太古老，也太响亮，老得能牵出几代人的记忆褶皱：我唱过，父亲年轻时也唱过；它裹着童真的甜，带着岁月的暖，竟悄悄被邻里与学子们记了去，在晨光里轻轻传唱：
新冠肺炎，新冠肺炎，
忒流氓，忒流氓。
决战决胜到底，决战决胜到底，
中国赢，中国赢！
战疫，本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人民战争。诗是壮行的酒，歌是冲锋的号，文是搏击的枪。当健康与生命的保卫战骤然打响，艺心便跟着滚烫的脉搏跳动，诗文如潮奔涌，丹青映亮长夜。“文艺抗疫”“艺心战疫”的平台次第生长，登上《人民日报》的版面，跃入“学习强国”的荧屏，漫过千万人的微信对话框，成了特殊时期里一道鲜活的光。此刻人们才懂，文学艺术的力量从不是纸上的墨迹，而是能在人心里敲出鼓点、唤起勇气的星火。
也许是这调子太讨喜，轻快得让人忍不住跟着唱，有人便借它填了新词，《两只老虎》才算真正有了名字。歌声里的欢脱，原是从故事的泪痕里长出来的，素净得像是块未经雕琢的璞玉。它乘着风漂洋过海，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落进东方中国的土壤。相传蒋氏长子蒋经国曾偏爱这支歌，随口哼唱间，便让它悄悄传遍街巷；只是好多人唱了几年、十几年、几十年，都没察觉那“真奇怪”里，裹着一段西方神话里破碎的爱情。
谁能料到，这外来的调子，竟在中国现代史的舞台上，一次次换了“词”的衣裳，成了响当当的战歌、民歌，红极一时，影响深广。它像件轻巧却锋利的武器，在历史的书页里留下了清晰的辙痕——这般“一调传百年，一词映时代”的奇遇，怕是中国音乐史上独一无二的。
北伐的号角吹响时，它成了无形的“枪炮”。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黄埔军校政治教官邝鄘，盯着这熟悉的调子，一笔一画填了新词，经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与副主任郭沫若首肯，《国民革命歌》便横空出世。那呐喊撞在城墙砖上，碎成千万片，又被将士们一一拾起，通过高昂的喉咙吼出，震得山河都跟着颤：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
除军阀，除军阀。
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
齐奋斗，齐奋斗。
1930年，中原大战骤起。阎锡山联盟冯玉祥、李宗仁、张发奎等人，挥师向蒋介石发难。旧调又换了新歌，《打倒老蒋》便在军营里回荡起来，每一个音符都裹着枪刀的寒光，唱得人热血沸腾：
打倒老蒋，打倒老蒋，
除军阀，除军阀！
革命一定成功，革命一定成功，
齐欢唱，齐欢唱！
历史翻页，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依着斗争的需要，再为它填上新词，《土地革命歌》便在田埂上、山村里生了根。电影《闪闪的红星》里，潘冬子和伙伴们举着小拳头唱它时，眼里亮着星星——像是把夜空里的星光揉碎了，拌在歌声里，甜又有力量：
打倒土豪，打倒土豪，
分田地，分田地。
我们要做主人，我们要做主人，
真欢喜，真欢喜。
悠悠百五十年流转，到了近些年，一些地方的人又给它换了“衣裳”。《苍蝇老虎》一开口，人们便心照不宣——那是指贪腐的官：大贪为“虎”，小贪为“蝇”。调子还是老调子，却唱出了新世道的人心向背：
苍蝇老虎，苍蝇老虎，
实在多，实在多。
为何越打越多，为何越打越多，
真奇怪，真奇怪!
不止中国，欧美、日本，还有港台地区，这调子也都换过各式各样的“衣裳”：唱过童谣里的趣事，也唱过民生里的期盼；哼过街头的热闹，也叹过生活的细碎。它像个浪迹天涯的行者，揣着同一副“调子”的骨架，却穿遍了世间不同的“词”的衣裳，在每个时代都活出了新模样。
人们难免惊叹：《两只老虎》，怎么就有这般顽强的生命力？连同它的“前身”《雅克兄弟》，竟真的穿越了千百年，从法兰西的晨钟里，唱到中国的战鼓旁，又落在庚子年春天的童声里——每一次换词，都是一次与时代的对话；每一次传唱，都是一段记忆的延续。
2020年3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