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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主（The Master of Animals）是一个存在于古代农耕民族中的神祇，它的出现展现出人类对野兽驯化、控制、支配的渴望。兽主通常站立于画面中间，两手左右伸开，姿态傲慢，控制着身体两边的一对动物。动物一般是野生猛兽，有狮子、野猪、野山羊、公牛、蛇等，还有龙、神兽格里芬。动物有时还头朝下，表明野兽的顺服和神对野兽的绝对控制。动物常扮演侍者和崇拜者的角色。

最早的兽主形象出现在苏萨遗址第一期。戴维·罗尔称“考古发现的最早的这种图画出现在我们确定为通向伊甸的门户的苏萨城的一枚钮扣印章上的，其考古年代为苏萨第一层稍后。在那上面也是半人半神的英雄操纵着两头对称的狮子。他穿着长及膝盖的衣服，有两根像是长羽毛的东西飘在他的头顶上。”（《传说 文明的起源》第282页）

苏萨一期的年代上限大约是公元前4200年，尽管苏萨的定居历史可能更早，但目前由于发掘活动的限制，我们对苏萨更早的历史还知之甚少。苏萨一期在公元前3800年左右结束，紧随其后的是苏萨二期，持续到公元前3100年。“除了大型纪念碑建筑，我们在苏萨发现的印章也能看出宗教的痕迹，目前已发现的印章主要是原型压印以及其造成的印痕，这些印章图像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其中比较值得注意的是鸟人主题。比如一些鸟头人举行仪式的场景，以及鸟人接受周围人的崇拜的场景，此外我们还能看到双手抓着蛇的人物，这些奇怪的形象很可能代表神或祭司。后来的埃兰宗教中虽然常见蛇的形象，但却见不鸟人形象，因此苏萨一期的印章可能代表了一种更古老的宗教传统。”苏萨一期印章中“双手抓着蛇的人物”就是最早的“兽主”。苏萨一期印章中“兽主”所控制的动物是蛇。“另一方面，滚筒印章也取代了苏萨一期的压印，同时印章图案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神秘的鸟人或蛇神等宗教图案不再出现，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人物形象。在这些滚筒印章上，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参与游行、举行宴会、发动战争、狩猎或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景，这些都是乌鲁克印章中常见的主题。”

苏萨一期的“双手抓着蛇的人物”传到乌鲁克（约前4000～前3200年）成为当地的伊南娜女神。下面是哈法耶的一个滑石碗（现藏于大英博物馆）上刻的图案全貌。左边画面是一位穿着网格围裙的神祇（兽主）站在一对尾巴靠尾巴的公牛中间，双手握着的丝带（可能象征生命之水）从公牛头下方撒到地面后尾端向上卷起。右边画面是同一位神祇双手握着蛇神豹（或母狮）头的巨龙，站在一对尾巴靠尾巴蜷伏着的豹子（或母狮）中间，两豹子（或母狮）回头相望。在这位神祇前面刻着一个六瓣玫瑰花饰——这是最早的代表乌鲁克的伊南娜女神的花饰，它表明这位神祇是伊南娜女神。乌鲁克的兽主是伊南娜女神。

到了早期第二王朝（前2700-前2600年）时期，兽主控制双狮的图象开始出现。在法拉的早期第二王朝时期的一幅圆筒印章图案中，左边是长发的百兽之主在降服狮子；中间是一位戴着有角的头盔的英雄；右边的高头船上有两位坐者在交谈，还有一位站立者。从兽主清秀的面容、从双耳垂到胸前的长发、没有胡须來看，当是一个女兽主。女兽主头上长有2对羊角。

目前发现的早期第二王朝兽主大多是男神。下面一幅是早期第二王朝时期表现百兽之主的印章图（现藏于卢浮宫）。我们看到左边是一位长发赤身的英雄左手握着匕首、右手上举、拐子靠在正扑向自己的雄狮胸前。中间的百兽之主的双手各抓着一条头朝下的巨龙（狮头蛇身）的尾巴。右边是一个拥有人的上半身、牛的下半身的神祇（头上的牛角是苏美尔神祇的标志），他的左手握着一把锤子、锤子的把柄靠在左边的牛背上，右手上举、拐子靠在跃起的马腿上，勃起的生殖器格外醒目。这位欲与左边母牛交配的半人半牛之神祇其实也是兽主。

法拉出土的早期第二王朝双兽主印章（现藏于大英博物馆）。左边的男兽主站在前腿跃起、背对背、扭头相望的两野牛中间，手放在野牛的颈子下面控制着野牛。右边的半人半牛之神祇站在两狮子（或马，它们的头部更象马），双手放在胸前，两狮子垂头、顺服地望着半人半牛之神，这种造型表明半人半牛之神祇就是兽主。

乌尔的兽主也是半人半牛之神。在Leonard Woolley爵士从乌尔王室墓中发现、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的牛头竖琴的共鸣板上出现了百兽之主形象。

  

半人半牛的兽主位于画面的中心，两边各有一只倒立的豹子，兽主攥着豹子的尾巴。兽主头上有苏美尔神祇的标记——牛角。该牛头竖琴制作时间是在公元前2600～前2400年间。百度百科“乌尔王陵”：“这批古墓葬属于公元前2600年至公元前2500年的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表述是错误的、自相矛盾的。因为乌尔第三王朝的时间在前2112年～前2004年之间，“乌尔王陵”并未出现乌尔第三王朝国王们的名字，发现的国王名字都不是乌尔第三王朝的。“全球史下看中国”《探索月神之城的宝藏》：乌尔第一王朝留下了苏美尔历史上最豪华的墓葬，在乌尔城附近发掘有大规模的王陵区，王陵有用石砖砌筑成拱顶和穹顶的墓室，规模宏大，里面有许多贵重的金银珠宝等祭品，还有精美的服饰和武器。此外还发现有大规模的殉葬，其中在乌尔王后苏巴德的陵墓中，陪葬人数达 74 人，他们身穿华服，手捧珠宝黄金和各类的祭品，服毒后陪主人死去。 在乌尔王陵出土的金银珠宝器物代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奢侈品工艺，包括梅斯卡拉姆沙尔王的金盔、舒巴特女王……在乌尔国王阿巴尔吉和王后苏巴德的陵墓内发现的“金牛头竖琴”，有1.2 米高，1 米宽。其琴身用黄杨木雕刻而成，七弦琴下的牛头用纯金制作，牛的眼睛、胡须、牛角尖都是用蓝宝石镶嵌的。琴身上有用天青石、贝壳、蓝宝石、金箔镶嵌出苏美尔神话中的乌鲁克王吉尔伽美什的神话事迹等场景图案。这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竖琴，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拨弦乐器，苏美尔的竖琴后来传到埃及和欧洲，演化出七弦琴等西方古代的主流拨弦乐器。

古埃及兽主

   古埃及在前王朝时期似乎也独立地产生“兽主”。在1898~1899年冬季，格林带领的考古队对希拉孔波利斯（意为“鹰之城”，即上埃及前王期时期的涅亨“鹰城”）庙址后面南边的墓地进行了发掘。在那里他发现了著名的彩绘100号墓——一个长方形的砖砌墓室，墙壁用灰泥抹平，上面绘有彩图。彩绘图中有百兽之主、高头黑船和杀死俘虏的画面。“兽主”通体红褐色、腰系白带、上身赤裸，只有一个圆形头颅、看不到眼睛、鼻子、嘴巴，他的左手控制着左边的动物、右手控制着右边的动物，左右两边的动物并不完全相同。

 两只动物都尖嘴/尖鼻，绝对不是狮子，有点象野猪，但却不见野猪的獠牙；它们的尾巴也不是猪尾巴而是猛兽的尾巴；它们可能并不是真实的动物而是阴间动物。两只动物的前蹄放在中间的“兽主”身上，“兽主”的左手扼着他左边动物的脖子、右手似乎已给他右边的动物的嘴/鼻子套上了尖面罩。由于这些彩绘图描绘在坟墓的墙上，它反映的可能是墓主的阴间生活，图中的主角可能并不是“兽主”而是“墓主”。

朱威烈、郭黎译〔埃及〕尼阿玛特·伊斯梅尔·阿拉姆《中东艺术史 古代》：“继拜达里文化之后，是公元前三千四百年间出现的著名的“奈卡代文化”，其遗迹散见于奈卡代、拜拉斯、阿姆拉、阿拜多斯和卡卜等地，努比亚的部分地区也发现那时期的遗物。奈卡代文化遗迹丰富，发展阶段清楚，研究者们把它划分为两个主要阶段，即奈卡代初期（或称阿姆拉文化）和奈卡代后期（或称加尔采文化）。那个时代，象牙制品和绘有人、兽图案的彩陶已经问世，纺织业进步，出现制作小型人物偶像的行业——这种人物偶像可能是当作禳灾析福的避邪物使用的。……   ……   
……     ……   ……   ……    ……

加尔采文化末期是前王朝时代艺术的一个重要阶段，那时，手法细腻的艺术品大量涌现，为王国时代艺术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在加尔采时代，开始出现打磨的平面凹雕，尼罗河西岸丹达赖附近的阿尔克山出土的、现藏法国罗浮官的一把刀柄，便是一例。这把刀柄用象牙制成（图8A），两面都有浮雕，一面描绘一群赤身裸体的人交战情景和不同形状的船只（图8B右侧），另一面刻的是各种动物和一个站在两头雄狮中间的男人（图8B左侧）。这些浮雕显示了艺术家娴熟的技巧和对人体结构的知识，那些动物形象也证明艺术家表现动物各种特性的高超技巧。

从这些浮雕可以看到，艺术家在总的布局方面已有发展，开始把刀柄两面当作一个整体来处理。图8B右侧的人物，并不是杂乱无章地分散在一个平面上，而是横向分层分布，构成了一个整体，图8B左侧中的动物的排列方式，也别具一格，看上去是分布在几条垂直线上，但每一对动物占一条横线。”（第9～12页）“埃及和两河流域发现的古物，其造型颇为相似，由此可资证明这两个地区之间存在着联系。阿尔克山出土的那把刀柄上镌刻的站在双狮间的那个男子（图8），无论是面容、发式或服装，都与现藏伊拉克博物馆的苏美尔人石像（图23）相仿；刀柄上的裸体男子群像（图8B）跟乌鲁克雪花石膏器皿上雕刻的裸体男子像，有异曲同工之妙；埃及的《捕狮图》（图9）内背上射中两支利箭的狮子，与苏美尔人镌刻的狮子（图23）也很相似。

我们发现，直到前王朝时代末期和埃及王国时代初期，这种艺术上的相互影响依然见诸一些图形之中。我们迄今解释不了的那尔迈石板（图13）中那对长颈相互缠在一起的动物，与乌鲁克时代未期苏美尔印章中的动物十分相似；而那尔迈石板中人面牛形的哈特胡尔神（图13），跟乌尔的人面牛头铜像（图29）可谓是同出一辙。”（第33～34页）

    欧阳晓莉《交相辉映：两河流域文化元素在古埃及前王朝时期的发现》（《世界历史》2023年第1期）：“古代两河流域对古埃及文明影响的讨论始于 1923 年的一篇新闻报道: 著名考古学家皮特里 (
Flinders Petrie.1853——1942)认为卢浮宫博物馆收购的一件文物———戈贝尔·艾尔—阿拉克刀柄 (
Gebel el-Arak Knife Handle) ———证实了埃及王朝的创立者，即所谓的王朝人种，来自两河流域南部的苏美尔地区和伊朗西南部的苏萨。

该刀柄象牙材质，长约 25. 5 厘米，宽约 4. 5厘米，可能属涅迦达文化 III 期( 约公元前3200—前 3100年) 。皮特里基于这一刀柄对古埃及历史起源的阐释早已过时，但刀柄正面上方图案中一名成年男子双臂分别搏击两头狮子的主题毋庸置疑来自两河流域， 男子连面蓄须、头系宽边发带、上身赤裸、下身着过膝长袍的形象，同样具有显著的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的特色。此图像的两河流域风格是如此之明显，以至于有学者提出刀柄乃两河流域的工匠在埃及所制。

     同样的驯兽者主题还出现于希拉孔波利斯第 100 号墓的彩绘壁画。虽然墓室的建筑特点指向涅迦达文化 II 期( 约公元前3500—前 3200年) ，但壁画风格属于 III 期。其中一幅画面有一位通体红褐色、腰系白带的男性用双臂分别与两头站立的狮子做搏击状。这被认为是古埃及艺术借用外来元素的最早案例。埃及同时期的本土图像艺术更具自然主义的风格，这类外来主题与之相比具有一定独特性。”欧阳晓莉的文章中没有提供希拉孔波利斯第 100 号墓的彩绘壁画图片，从戴维·罗尔《传说 文明的起源》所提供的图片来看，通体红褐色、腰系白带的男性两边的动物绝对不是狮子。

戴维·罗尔称：“1916年巴黎的卢浮宫得到了一柄精美的石刀，据报载是从靠近哈姆玛玛特干谷西端的阿拉克山村一个村民手中买到的。以前就发现过许多类似的石刀，都是前王朝时期的，因而确定这柄刀的时代并不成问题，它的象牙柄做工之精巧也没得说——它当即被认为是实实在在的杰作。但是真正令艺术史学家们激动的是刻在刀柄两面的图画。

这件艺术品有着这么多令人感兴趣的细节，恐怕我最好还是一一道来，而不是先来一番总述。我将从刀柄顶部的一侧开始一直向下讲述，然后再讲另一面。每幅画面都在讲述着自己的故事，其含义很是深刻。

第一幅雕刻是最引人注目的之一。画面中央立着一个大胡子的男性人物。他穿着垂及膝部的长袍。袍上系着皮带或布带。他头上的东西既可能是头巾也可能是他盘起并束好的长发。他的双臂向外伸开，双手紧攥着两头长紫飘飘的巨狮的喉咙。我们的’戴着假髻’的英雄实际上是将两头狮子的前半个身子抬离了地面，使它们挺起躯干两腿直立着。这位英雄完全控制了这两只凶猛的猫科野兽，它们的姿态被艺术史学家称为’对称构成’就是说它们像是镜子映照的形象。这是纹章学的雕刻术，像一个大衣的两个袖子。

阿拉克山刀柄上的雕刻并不是惟一的英雄’操纵’野兽的画面。有许多这样主题的图画保存了下来——但不是在前王朝时期的埃及艺术品中。这个主题被认为是产生于苏美尔和苏斯亚纳。考古发现的最早的这种图画出现在我们确定为通向伊甸的门户的苏萨城的一枚钮扣印章上的，其考古年代为苏萨第一层稍后。在那上面也是半人半神的英雄操纵着两头对称的狮子。他穿着长及膝盖的衣服，有两根像是长羽毛的东西飘在他的头顶上。其他一些更著名的实例可到大英博物馆中去看特别是’哈法耶碗’列奥纳多·伍利爵士从乌尔的’王后墓’中挖出的漂亮的琴的琴板饰图。

很久以来人们便认识到阿拉克山刀柄上的人穿的长袍与古代苏萨和乌鲁克艺术品中的人物所穿的是一样的。我们的英雄头戴的假发也是典型的美索不达米亚统治者的那种。在现藏于巴格达博物馆的乌鲁克’猎狮石柱’上有二个与阿拉克山人物极其相似的人物形象。

  

 在那上面我们看到那位酋长英雄被刻画在两幅画面中，一幅是他在用矛刺死狮子，另一幅是他在用弓箭射杀狮子。这位鸟鲁克的统治者也有大胡子和假发。他穿着长及膝盖的大袍。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他都与埃及阿拉克山酋长形象一模一样。”（《传说 文明的起源》第281～283页）

      上为描绘乌鲁克的猎人国王用矛和箭杀死两头狮子的著名的乌鲁克石柱。现藏于巴格达博物馆。

阿拉克石刀是从村民手中买来的，并不是通过科学的考古发掘获得的，对其真实出处存疑是合理的。石刀象牙柄两面浮雕人物形象迥然不同令人生疑：一面是赤身裸体（一部分穿着遮阴套）的埃及本地人、一面却是穿得严严实实的外国神祇（“兽主”）。这个外国神祇（“兽主”）确实与乌鲁克“猎狮石柱”的人物形象一模一样，但乌鲁克的兽主是女神伊南娜，在乌鲁克也没有出现兽主控制双狮的图像。外国神祇（“兽主”）所戴的帽子与乌鲁克“猎狮石柱”国王所戴的帽子相似但不相同，与巴比伦第一王朝汉谟拉比国王所戴帽子也不尽相同，更象一顶现代人所戴的圆形毡帽。阿拉克石刀上的兽主所戴的圆形毡帽使人怀疑它是一件现代人的仿古作品。与阿拉克石刀上栩栩如生的人物、动物形象相比，希拉孔波利斯第 100 号墓的彩绘壁画手法幼稚、笨拙，仅相当于小学生水平。

  具有逼真刻画能力的阿拉克石刀作者，给“兽主”刻画了一顶现代圆形毡帽而非乌鲁克小圆帽令人生疑。

米诺兽主

米诺文明中既有“女兽主”又有“男兽主”，“女兽主”同时也是“大母神”。

米诺人的主神是位强有力的自然生殖女神，即所谓的“米诺大女神”（Minoan
Great Goddess）或“大母神”
(Great Mother God-dess）。在不同祭礼场合下，大女神以不同方式和面貌显灵：她或以“蛇女神”面貌出现，表示她是地界女神：或以“鸽女神”面貌出现，表示她是天界女神；或以“女兽主”面貌出现，表示她是百兽的主宰，自然蛮力的驾御者；或以“树女神”面貌出现，表示她是植物生殖力的化身；她还以各种动物形象显现，等等。这些面貌特征各异的女神们，按伊文思的解释，只是同一位大女神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图247）。

伊文思推测，印章上这位“女兽主”就是这座小神祠的主人。她是“米诺人的瑞亚女神”。她所站立的山就是“迷宫”南边的尤克塔斯圣山。在希腊神话中，瑞亚是大神母，宙斯的母亲。有趣的是，在“迷宫”毁灭几百年后的古风时代，就在这座小神祠附近的废墟上，克里特的希腊人盖起一座供奉瑞亚女神的小神庙，神庙附近是女神的圣林——丝柏树林。这是历史时期克诺索斯“迷宫”废墟上建起的唯一建筑。公元前1世纪的历史家狄奥多罗斯来克里特旅行时，曾亲眼看到这庙宇和圣林。

1903年，在“迷宫”西翼神殿区的一间密室里，发掘者们从地板下的两个地穴（“神庙储藏箱”）中清理出大量珍贵的祭礼用具，包括三尊彩釉 “蛇女神”陶像。从外貌和服饰看，“蛇女神”已完全拟人化。她们的穿着时髦、开放，有如宫廷贵妇人；但缠绕在她们身上的蛇却透醒出她们超凡的身分，给人一种阴森神秘的感觉。

保存比较完整的一尊“蛇女神”像（图248），身高34.2厘米；头戴紫褐色有白道的高冠；佩项链；上身穿有花边的紧身束腰胸衣，胸衣上绣满花卉图案；下身穿长裙，外罩前后双片的围裙。女神额前垂刘海，颈后秀发披肩；胸部几乎完全裸露。神像呈奶白底色，上绘以紫、紫褐和黑色。三条有紫褐色花斑的绿蛇缠绕着她的身体。她的右手攥着一条蛇的头，蛇身沿右臂向上至肩部，再从肩部垂到背后，再向上至左肩，沿左臂而下，蛇尾被女神的左手握住。女神的腰部以下被另外两条蛇相互缠绕着，形成腰带。其中一条蛇的头似乎在她的腹部，蛇身沿围裙绕一圈，然后沿胸衣的右侧向上至颈部，其尾缠绕女神右耳。第三条蛇的尾部环绕女神的臀部，然后沿胸衣的左侧向上，经左耳，缠绕高冠，蛇头露在高冠顶上。

另一尊“蛇女神”像（图249）：发现时已无头，头发垂至臀部；身材相对矮些，从脚至颈部高20厘米。尽管她的身材比前一位女神苗条，但胸部更丰满突出。她的右臂上扬，手腕佩一手镯，手抓小蛇一条；左前臂缺，可能与右臂姿势对称，也握一小蛇。女神肤色纯白；胸衣呈深桔红色，上有紫褐色条纹；其他部位的服装也是在浅底色上绘紫褐色图案。女神下身穿多荷叶边裙子，外系前后双片的围裙；上身穿袖有花边的胸衣；胸前豁开，露出双乳；腰系一条金属带。伊文思根据她的姿态，判断她可能不是女神，而是一位女祭司或女信徒。根据残留的碎片，她的头部和帽子已经复原。复原后的“蛇女神”帽子上顶着一头小花斑母狮像。

下为赫拉克里翁博物馆所藏克里特持蛇女神   克诺索斯出土  前1600-前1500  高 29.5cm

“蛇女神”左右手各控制一条蛇，这种造型和苏萨一期的兽主左右手各攥一条蛇的含义是相同的，宣示出“兽主”对野兽的控制。“蛇女神”也是“女兽主”。

克诺索斯印章：表现女神坐在台子上，左右各有一头狮子拱卫（图260），这和希腊神话中的瑞亚女神或“大神母”很相似（图261）。

  

头上戴有2对牛角的米诺女兽主和头上戴有2对羊角的苏美尔早期第二王朝女兽主，她们头顶上的装扮十分相似。头上戴有2对牛角的米诺女兽主形象应该是借鉴了头上戴有2对羊角的苏美尔早期第二王朝女兽主。果真如此的话，头上戴有2对羊角的苏美尔早期第二王朝女兽主，即使到了米诺时代，依然存在于米诺人所接触的某些民族中。

米诺印章上经常出现一位主宰猛兽的男神，即所谓的“男兽主”（The
Master of Animals）形象。他是一位年轻的神，极少有胡须，留打卷短发，穿“护阴套”，通常站立于画面中间，两手左右伸开，姿态傲慢，控制着身体两边的一对动物。动物一般是野生猛兽，有狮子、野山羊、狗、公牛等。还有神兽格里芬（图286）。动物有时还头朝下，表明神对野兽的绝对控制。动物常扮演侍者和崇拜者的角色，如坎尼亚遗址出士的宝石印章，表现一位男神站立在神圣的“祭献角”中间，左边的野山羊向他敬拜，右侧的精灵向他奉献奠酒礼（图287）。

  （以上内容主要来自王以欣《寻找迷宫——神话、考古与米诺文明》）

神秘的“埃金纳宝藏”

百年来，大英博物馆珍藏着一批来源神秘的黄金珠宝首饰——“埃金纳宝藏”（The
Aegina Treasure）。这批珍宝是博物馆以4000英镑高价于1892年购进的，据说来自希腊埃金纳岛的一座古墓。

“埃金纳宝藏”的黄金珠宝首饰非常丰富，包括金制的额冠、耳饰、耳环、胸饰、手镯、戒指、衣饰品、有浮雕图案的金杯以及黄金、水晶、紫晶、玉髓、碧玉和天青石制成的珠子和坠物。这些工艺精湛的首饰，从制造工艺、主题和风格看，和“宫殿时期”的米诺首饰如出一辙。1957年，英国学者雷诺尔德·希金斯在雅典不列颠考古学院年刊上发表文章，坚信“宝藏”的源头在克里特，很可能来自出土“黄蜂金坠儿”的马里亚王陵。

“埃金纳宝藏”中最引人注目的首饰是个做工精致的黄金坠儿，表现一尊克里特男神——“男兽主”（图196）。他站立在荷花当中，两手各抓住一只鹅（或水鸟）的颈部。他身后向两边伸出的神秘弯曲物可能代表两张弓或是公牛的两对角。他穿着典型的米诺男装——紧身腰带、缠腰布和“遮阴套”，头戴高羽冠，上臂和手腕佩带着臂箍和手镯。金坠儿下面还垂着五个金圆片，可能象征太阳。另有弧形黄金胸饰，两端各有一人头侧像，从其发式看可能是两个狮身人面的斯芬克斯头像；天青石镶嵌的眼睛已脱落；下面同样坠着十个圆金片（图197）。按希金斯判断，这两个金饰都是米诺工艺品，年代在公元前1700年左右。

由于希腊古物法禁止文物走私，大英博物馆和卖方代理人一直对“宝藏”的真正来源及卖主讳莫如深，一切如坠五里雾中。根据一同出土的陶器判断，“宝藏”可能属于迈锡尼时代晚期的文物。希腊政府也派出考古学家调查“宝藏”的真正来源，均无所获，但怀疑对象集中在居住于埃金纳岛的一位英国商人身上，出土地点可能在他拥有的葡萄园里。

经过不懈的调查探索，20世纪70年代中期，希金斯大致搞清了“宝藏”的来龙去脉，虽然很多问题仍属迷离。当年，英国人乔治·布郎先生，作为伦敦一家经营海绵的公司驻埃金纳岛的商业代理人，在岛上置有房产和地产。他的葡萄园位于“风磨山”周围，紧靠当地一个迈锡尼文化遗址。1887~1890年间，一位工人刨地时无意发现了一座迈锡尼古墓。古墓早已被盗，但在墓室角落里却草草埋藏着一大批黄金珠宝首饰，这就是著名的“埃金纳宝藏”。这些首饰显然是一位古代盗墓者掩埋在那里的。盗墓者把他从别处盗挖来的宝贝暂时埋藏在他曾经盗掘过的古墓里，以备将来取走。但由于不可知的原因，他再未回来取走宝物。这批珍宝经过漫长的岁月终于被布郎先生幸运地发现了。1891年，布郎携带“宝藏”返回英国，通过代理人将之卖给大英博物馆。为了不惹麻烦，卖主的身份和“宝藏”的来源都未公开。1892年的议会报告也只提到“宝藏”出自希腊某岛屿的一座坟墓。

雷诺尔德·希金斯曾怀疑“宝藏”是从克里特岛的马里亚王陵盗掘出来的。现在证明，它的确出自埃金纳岛的迈锡尼古墓，但却是盗墓者临时寄存在里面的。它的真正来源仍是个谜团。希金斯依然坚信这个“宝藏”是公元前17世纪米诺工匠制造的，说得更具体些，很可能是移民埃金纳岛的米诺首饰匠制造的。

（王以欣《寻找迷宫——神话、考古与米诺文明》第246-249页）

       从沈爱凤《从青金石之路到丝绸之路——西亚、中亚与亚欧草原古代艺术溯源》所提供的照片来看，埃金纳“男兽主”上着紧身长袖开衫、下穿短裤，这种装扮同典型的米诺男装——紧身腰带、缠腰布和“遮/护阴套”迥然不同。这件金挂饰造型神秘怪异，给人阴森可怖的感觉，完全不同于米诺兽主图案简洁明快的风格。“男兽主”的高颧骨特征同于阿伽门农金面罩。

  

  

  

  再加上“它的确出自埃金纳岛的迈锡尼古墓”“根据一同出土的陶器判断，’宝藏’可能属于迈锡尼时代晚期的文物。”埃金纳“男兽主”当是迈锡尼人的兽主，他绝不是米诺人的兽主。

卢里斯坦兽主

下为卢里斯坦出土的铜器，上有两幅图：“百兽之主”和盘绕的魔鬼。现藏于卢浮宫。

沈爱凤称：“卢里斯坦的苏尔赫一敦遗址（Surkh-i Dum），发现有神庙和很多青铜器、圆柱印章、铜白、石杵等，青铜圆盘上还绘有野兽围绕着的母神像。

      在卢里斯坦一件青铜箭囊饰件上，装饰着若干人兽混合的图案（图16-7）。

  自下而上，最下面是神人和双马神，第三组是双马神的同一题材，描写了作为人形的印度双马童使老人重返青春，中间一组被认是因陀罗与一组狮子的图案，往上是二神人和公牛图案，中间被认为是雅利安的太阳神密特拉，边上是水和法律之神伐楼那，说明卢里斯坦文化的印欧——雅利安属性。卢里斯坦出土有具有一人双兽特征的青铜制品，如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青铜旗杆尖顶（图16-8），

  如卢浮宫的一人双兽形卢里斯坦牌饰（图16-9），

  其对兽往往同时呈现狮头（或鸟头）、龙颈、兽身等多种动物特点。”（《从青金石之路到丝绸之路——西亚、中亚与亚欧草原古代艺术溯源》第352-353页）神（头上一对牛角是神的标记）站在双兽之间控制双兽的造型表明这个神是兽主（“百兽之主”）。卢里斯坦青铜箭囊饰件最下面

 是一个人站在两带翼怪兽（格里芬？）中间攥住它俩的翅膀、两带翼怪兽垂头注视着中间的人，象是聆听着他的指示，这里的中心人物也是兽主。第三层

  是一个人站在两只跃起的狮子中间攥住它俩的前爪、两只狮子高高跃起、低着头、张着嘴，象是在发出效忠的叫声，这里的中心人物也是兽主。沈爱凤所称的“双马神”其真实身份当是兽主。

                            腓尼基兽主

下面是最著名的象牙雕之一，是晚青铜时代乌加里特一个首饰盒的盖子，刻画了百兽的女主人形象（一般认为是迦南人的女神阿斯塔蒂——当于伊师塔/伊南娜）。现藏于卢浮宫。

凯尔特兽主

“下图中的三耳瓶是在白尔尼（Berne）附近的格雷兴维勒（Grächwiil）出土的。很可能来白斯帕特（Sparte）殖民地，制造于大约公元前570年。据推测，它曾经装有葬礼上使用的酒类饮料。瓶颈上长有双翼的狩猎女神的形象让人想起古代东方富饶和不朽的象征，甚至想起希腊阿耳忒弥斯（Artémis）女神。”（Christiane
Éluère《凯尔特人的欧洲》第32页）带翼女神站在两只雄狮中间，雄狮张着嘴凝视前方、右前爪放在一动物（好像是山羊）身上，动物举起前蹄似在祈求；女神头顶上栖息着一只雄鹰；三耳瓶瓶口还蹲伏着两只雄狮，雄狮张着嘴凝视前方、前爪按在蛇身上；四只雄狮共同拱卫着女神。这个女神毫无疑问是“百嘼之主”。

“人们在丹麦的冈德斯觉（Gundestrup） 发现的这口小锅曾被拆开当祭献品放置在沼泽中。它极有可能产自凯尔特世界东边的巴尔干地区。这口部分镀金的银质小锅，直径69 厘米，是公元前1世纪制造的。借助于它，人们可以了解当地神话的大部分内容。其外侧由七个版块组成，每个版块上都雕刻着或多或少令人恐惧的神灵的头像。内侧表现的则是有乐师伴奏的祭祀队伍和呈献祭品的仪式。在这口锅上，人们可以看到盘腿而坐的撒努努斯神，他一只手里攥着一条长着公羊头的蛇（它象征农村的繁荣），另一只手里握着一个项圈，而这个项圈与他脖子上佩戴的项圈属于同一种类型；还可以看到一位戴面具的女神，她被猫科动物、大象、长着狮身鹰头鹰翼的怪兽等异困动物围在中央。这些在凯尔特人的世界里并不常见的动物让人们感觉到来自黑海地区的影响。”（Christiane
Éluère《凯尔特人的欧洲》第117页）这个女神脖子上佩戴着项圈，项圈同盘腿而坐的撒努努斯神所佩戴的一样。普通凯尔特人也佩戴这种项圈。女神下方为一张着嘴巴的狮子，狮子旁边是一对长着狮身鹰头鹰翼的怪兽（格里芬），怪兽前方是一只6轮辐车轮、6轮辐似代表乌鲁克伊南娜女神的六瓣玫瑰花饰。怪兽和轮子的上面是大象。这些动物环绕在女神四周，共同拱卫着女神。这个女神亦是凯尔特的兽主。

                 “黄金之丘”兽主

下为“大月氏金龙守护国王挂饰 西伯尔罕黄金之丘 前1世纪–公元1世纪喀本尔国立博物馆”（沈爱凤《从青金石之路到丝绸之路——西亚、中亚与亚欧草原古代艺术溯源》第399页）

百度百科“黄金之丘”：

黄金之丘，又称蒂拉丘地（Tillya Tepe），位于阿富汗北部的西伯尔罕，是贵霜王陵所在的土丘，出土了两万多件黄金器。黄金之丘原是一座直径约100米、高约3米的小山丘。1978年出土了21618件以金器为主的墓葬品，墓葬品时代介乎公元前100年至公元100年之间,属于大月氏入居中亚并以之为根据地草创贵霜帝国的时期。

1978年11月，由前苏联考古学家萨连尼迪(V.I.Sarianidi)领导的苏联及阿富汗联合考古队对苏阿边境地区进行了学术考察，在靠近苏联加盟共和国土库曼斯坦边境的阿富汗西北部，发现了一处贵霜墓葬。墓葬位于阿姆河南岸朱兹詹省（Jowzjan
Province）的席巴尔甘（Shibarghan）附近一处直径约百米、高3米的土丘之上，属于古代巴克特利亚（Bactria）地区。希腊裔苏联学者维克多·沙里阿尼迪（Viktor
Ivanovich Sarianidi）主持了墓葬发掘，从中出土两万多件黄金器，陵墓所在的土丘被当地人称为“黄金之丘”（Tillya
Tepe）。

考察队先于1977年在黄金之丘旁边发掘了一座公元前一千年前的神殿遗址，1978年在土丘上发掘出六座竖穴墓，出土一男五女六具遗骸和两万多件随葬品。其中的黄金饰品数量惊人，做工精美，包含有希腊罗马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草原文化等多种文化内涵，生动再现了丝路多元文明互动融合的场景。

黄金之丘墓地东距大夏都城蓝氏城（今阿富汗巴尔赫）约70公里，属大月氏翕侯的领地。大月氏兴起于新疆巴里坤草原，后为匈奴所逐，先后西迁伊犁和中亚，在阿姆河流域建立5个贵族分理的游牧政权，史称“大月氏五翕侯”。在中亚发展强大后，月氏人后又南下灭掉吐火罗地区的希腊化王朝大夏帝国，建立起统御南亚北部和中亚的贵霜帝国，控制着丝绸之路的交通命脉。黄金之丘墓葬随葬品的制作年代约在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墓地随葬品有相当数量金饰以龙为主题，如2号墓的双龙守护国王耳坠，4号墓的对龙纹剑鞘，5和6号墓的对龙脚镯，反映了大月氏的龙图腾崇拜。黄金之丘2号、3号、6号墓都出有西汉宣帝（前73—前49年）至平帝（1—5年）年间流行的昭明铜镜，表明其下葬年代在公元前1至公元1世纪。6号墓出土有安息王弗罗特四世（前38—前32年）时期的早期贵霜钱币一枚，3号墓出土有罗马皇帝提毕利奥（16—21年）金币一枚。据此估计，三座墓的下葬年代或在公元20年左右，正是赫拉伊奥斯（Heraios，1-30年）掌权及其后丘就却（Kujula
Kadphises，30-80年在位）统一五翕侯时期。1号和4号墓相邻，各随葬了数以千计的黄金制品，均无可确认绝对年代的随葬品。4号男性墓随葬品居6墓之首，出土有佉卢文金币，推断此墓年代为公元前1世纪末大夏亡国之后，丘就却兴起前，墓主为贵霜贵族，其余五座墓主或为4号墓主的姐妹或妻妾。

昆仑山上一棵草《阿富汗珍宝 蒂拉丘地（一）》称二号墓：“御龙黄金垂饰是装饰墓主人鬓角的饰物，设计为王者两边各扶一条有翼龙，装饰着绿松石的象眼，龙身扭曲成S型，是斯基泰风格的纹饰。龙纹由’龙身与龙腿’和’马头与马蹄’组合，表现了当时中国与中亚草原游牧民族的密切关系。在北方草原和印欧语系的各大部落，都崇拜’双马神’，随着他们的迁徙，双马神的形象与寓意传遍草原。西亚、中亚和印度，都将它视为神圣高贵的象征。”文章中的二号墓金耳坠图片如下：

  

  

这对金耳坠和其它文章所采纳的二号墓金耳坠是有区别的。

首先人物的面部特征有异，不是同一个人。其次，“昆仑山上一棵草”所提供照片中人物头上的吊环并不是浑然一体的，而是留有一小缺口、然后再用不同的金属点焊封住缺口，之所以如此操作，可能是以未封口的环象征牛角来表明该人物是神祇；其它文章中二号墓金耳坠人物头上的吊环是浑然一体的、是完整的一个环。第三，“昆仑山上一棵草”所提供照片中的龙没有尾巴，具有2个脑袋，是条双头龙。

百度百科“黄金之丘”：“2号墓墓主人是40—45岁左右的女性。胸部压有一面中国汉朝铜镜，胸前别有乘海鱼的小爱神厄罗斯别针，手上带有兽首手镯和印章戒指，头上佩戴双龙守护国王的耳坠以及发针、颈饰，衣服上缝制有宝石装饰的金饰，体现了大月氏游牧文化、东方中国汉文化与西方希腊文化在贵霜地区流通的情形。”耳坠图片下标注却是“2号墓出土的神人驭龙吊坠  公元25年–”

“神人”站在两条龙的中间，左手放在左边那条龙的胸鳍上、右手放在右边那条龙的胸鳍上，龙身扭曲成S型、长有羽翼，两条龙垂头张口，一副俯首听命的摸样。所谓的“神人”当是“兽主”（“百兽之主”）。

石峁兽主

孙周勇、邵晶《石峁遗址皇城台大台基出土石雕研究》;

“皇城台大台基为一处夯筑而成的大型高台建筑基址，平面略呈圆角方形，夯土筑芯，周边以石墙包砌。据残存高度估算，原夯土台体高度当不低于5米，其上分布着房址、石砌院墙、’池苑’等重要遗迹。

发掘工作集中在大台基南侧，自东向西共揭露南护墙约120米，再向西约10米为大台基西南拐角，因有现代坟地暂未发掘，南护墙总长约130米。东、北、西三面护墙暂未发掘。根据调查和局部解剖情况来看，大台基其他三面亦有石砌护墙，西护墙基本垂直于南护墙，长度大致与南护墙相当，北护墙及东护墙目前地表仅暴露约30余米。根据地表石块分布及石墙走向推测，大台基四边长度相当，总面积16000平方米左右。

从平面暴露的砌石与夯土来看，南护墙内包砌的夯土形制不甚规整，南护墙厚度在2~8米之间。南护墙外(南)侧有一道与之基本平行的石墙(夹墙)，二者间距约8.5~9米，与大台基之间形成了狭长的封闭空间，我们称之为’夹道’。大台基南护墙目前出土70件石雕其中，21件石雕仍然嵌筑于南护墙墙面之上，1件矗立在台体南侧夹道的地面之上，其余石雕出土于南护墙与夹墙之间的倒塌堆积之内。这些石雕大多保存较好，图像清晰，少量残碎不全或画面风化难辨。

根据大台基南侧层位关系及出土遗物判断，其修建和使用年代当不晚于“石峁文化”中、晚期。需要说明的是，石雕作为一种建筑装饰，其年代的敏感性要远远弱于普通陶器，存在着后期不断修葺及重复利用等多种可能，故年代跨度当比一般陶器类遗物要宽泛得多。所以，在讨论大台基石雕的年代时，首先要判断大台基本体的修建或最后阶段修葺的年代。这一年代范围大致可以代表石雕使用年代的下限，但并不一定代表石雕本身的制作年代。

叠压大台基南护墙的夹道层和东护墙的巷道层是目前发掘区域最靠近皇城台原始生活地面的堆积，可视为大台基废弃之前的最晚一期人类生活遗存，是判断大台基及石雕使用年代的重要证据。夹道层为黄色细沙土，厚0~0.2米，其内出土了较多陶片。

巷道层夹杂大量草木灰，厚约1米，出土陶器组合以斝、盉、甗、折肩瓶、三足瓮、大口尊、豆等器形为主，其中双鋬鬲为中领尖角裆状，未出现明显实足跟；单把鬲为表饰小方格纹的薄体型；折肩瓶为大喇叭口，不见束腰；三足瓮下腹凸鼓、体量不大；大口尊颈部折棱较浅；豆柄中粗，常见圆形小镂孔。上述陶器组合及器形特征与石茆呼家洼地点2012F3、山西碧村H12、H24出土陶器的特征基本一致，年代的石峁文化中期。南护墙夹道层出土陶器组合与东护墙巷道④层出土遗物特征基本一致，但高的形态发生了显著变化，鬲足已出现高实足，豆柄加粗呈圈足状，花边口沿器物较为常见。这些变化体现了典型的石峁文化晚期特征。上述地层关系及出土遗物的比较表明，巷道层应早于夹道④层，说明在夹道地面使用的最后阶段，巷道已被填埋弃用。综上所述，皇城台大台基的最后废弃年代不晚于石峁文化中期，极可能在石峁文化的最晚阶段被完全废弃。

大台基附近出土遗物的碳14测年数据也支持上述判断。北京大学吴小红团队对皇城台东护墙红木、白灰面、植物遗存等进行了系统测年，红木的数据集中于公元前2200~前1900年之间；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UCIAMS)对大台基顶部一座年代属于石峁文化晚期的夯土墙房址(F2)进行测年，其内朽木的测年数据为公元前1900至公元前1800年(实验室编号：210990，年代区间：1948~1777BC)；牛津大学实验室对东护墙四段c层中出土的羊骨进行了测年，测年数据为2135~1941BC(实验室编号：SHM_KC002)。结合地层关系、出土遗物及系列测年数据综合考量，我们认为皇城台大台基及其石雕的使用年代不晚于龙山时代晚期，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沿用至公元前1800年后废弃。

最新考古工作揭示，石峁文化之后，石砌墙体大范围倒塌(或被人为毁坏)，大台基已经丧失了’宫室’建筑的功能，顶上西南部出现了下挖修建的下沉式石砌院落，以居于院落东部的3座联间房址为主体建筑，房址灶面上出土1件完整的蛇纹南。这类蛇纹鬲遗存，不仅数量较少、分布范围有限，而且其居址的布局也呈现出不同于石峁文化的典型特征，可视为石峁文化结束即石城址废弃之后“后来者”的物质孑遗，其绝对年代下限测定在公元前1700年至公元前1600年左右。石峁遗址内发现的蛇纹鬲类遗存为探讨石峁城址废弃后的社会图景提供了重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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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头像为主体图案的石雕是平面型石雕中最具特色、数量丰富的，共发现24件，占这类石雕总数的37.5%，多数体量较大，构图方式也最为复杂。如11号石雕，基体厚重，加工规整，图像雕刻细致，为左右对称结构，中间为一正视人头像，左右两侧由内而外对称雕刻’L’形装饰纹样和侧视人头像。长267、高43厘米(图三)。

图四大台基石雕人头图案分类

繁简不一、装饰不同当是不同人物形象等级地位的重要表现形式。无发无冠者地位最低，等级一般；有发无冠者中特别是发型华丽者地位较高，或为巫觋或贵族阶层；而有发有冠者等级和地位最高，或为英雄、祖先、王者甚至神祗的代表形象，故此，两侧常见侧视人头或动物配伍。人头形象同样具有’万物有灵、交通天地、驱邪守护’等精神内涵，但更为重要的是，将人头形象以对称式、组合式的方式来表达，显示其可能还具备了记述王贤形象、颂扬英伟事迹的特殊用意。”这些头像同有头有脑、有身体、有四肢的大活人是不同的，他们是另一个世界（鬼魂世界）的人物：他们是神祇、神主、祖先神、鬼魂。他们同金币、银币上的头像一样都是威权人物。

王仁湘《石峁石雕：颠覆我们认知的发现》：

　　“神面与对兽图像，是石峁石雕上的主要内容。这也是我近年较为关注的考古图像目标，因此这次的发现令我震撼。

石峁稍早出土的一方石雕上见到明确的对虎图形，两只虎形侧面相对而立，中间有神人面。后来新发现的一块石雕图像比较复杂，中间是一个正视神面像，两端是两个侧视神面像，在神面之间是两只俯视的虎形。此外还发现一方石雕的图像也有双虎，双虎相向而立，中间是牛首，却不是神人面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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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峁先后发现几例人虎共构石雕，两虎之间出现一个人头像，虎大张着嘴，大瞪着眼。这让人很自然地想起商代铜器上人与虎主题的图像。

　　关于商代青铜器人与虎图像的解释，很多研究者为了说明饕餮食人，最常用的证据就是：这类被称为’虎食人’造型的尊和卣，一般是半蹲的虎张着大嘴，虎口下立一人形，这被解释为虎食人且是’食人未咽’之意。可是，我们看到的是，人穿着齐整，且作双手抱虎亲近之状，虎与人如此和谐，真不能相信这是食人的情景。

　　还有一些铜器上也见到类似人虎共存图形。如三星堆铜尊腹纹和殷墟后母戊大鼎之耳饰，有双身虎，也有双形虎，虎头下有人首或人形。安徽阜南出土龙虎尊上，饰有一单首双身虎口衔一蹲踞人形的画面；日本住友氏泉屋博物馆藏有类似的所谓虎食人卣。过去对这样的图形一般也是定义为’虎食人’，认为这个主题符合传说中饕餮吃人的定性。

　　张光直先生认为，虎卣大张的虎嘴并没有咀嚼吞食的举动，因而不赞成虎食人意义的判断。我也认为这有可能表现的是驯虎或戏虎的情景，或者表现的是人假虎威的意境，抑或即《尚书·舜典》中所说的’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的一个缩影。

　　石峁还有一件石雕采用浮雕手法，半立体雕出牛虎共在的主题，中间是牛首，两边相向站立着两虎形。商周铜器上的牛纹图并不罕见，无论是牛居中心还是虎居中心的构图均有发现。

　　我认为，石峁几例表现人虎和牛虎主题的图像，应当与食人食牛都没有关系，它只是假借虎威的一种艺术表现构图，而且对称的图形体现出一种沉稳之感，这样的构图为商代艺术所继承。”

“神面与对兽图像”表达的正是“兽主”。下图是石峁稍早出土的一方“神面与对兽图像”石雕。在石雕上表情严峻的“神面”（即“兽主”）位于中间，两只张嘴吐出长而弯曲犹如蛇身的长舌的怪兽簇拥在两边。怪兽有点像是蟾蜍，应该不是老虎。

  

       在41号石雕上，面带微笑的“兽主”位于中间，一对垂头张嘴的老虎老老实实地蜷伏在他的两边。左边的老虎只有上半身，下半身大概是被当时的砌墙工人裁减掉了。他和苏美尔早期第二王朝的“男兽主”相当。

  

  

  

24号石雕就是王仁湘研究员所说的“后来新发现的一块石雕图像比较复杂，中间是一个正视神面像，两端是两个侧视神面像，在神面之间是两只俯视的虎形。”这幅石雕可以视作是在两头神的两个头像之间插入了“兽主”形象。但是“在神面之间是两只俯视的虎形”的描述是错误的。在“兽主”两边的是平躺着的两个人，这两个人具有大大的八字眼，脚穿翘头靴（可能是长筒）、超短裙、双手上举，头放在两边为牛角造型的枕头上，头顶为椎髻。这一图案表达了“兽主”对敌人、被征服者的控制、驯化。这个兽主和苏美尔早期第二王朝的“女兽主”相当。

  

  

  

  

  

  

  

  

  

在卢里斯坦青铜箭囊饰件从下面数起的第二层也出现了类似的画面（“兽主控制敌人”）：

中间的兽主用手扼住两边佩戴有宝剑的长鼻武士的脖子，形象地反映出兽主对敌人的控制。

34号石雕就是王仁湘研究员所说的“此外还发现一方石雕的图像也有双虎，双虎相向而立，中间是牛首，却不是神人面像。”这种图案表达的也是“兽主”，这个“兽主”大致相当于苏美尔早期第二王朝的“半人半牛兽主”。34号石雕的中间是牛头，两边是相向而立的马匹而非老虎。

  

  

  

孙周勇、邵晶《石峁遗址皇城台大台基出土石雕研究》“图二石雕上的动物、神兽图案”

可以证明王仁湘研究员所说的“双虎”当是“双马”。在兽主图案中，位于兽主两边的对嘼要么是野兽要么是怪兽（龙、格里芬），因此34号石雕中的马匹应是野马。26号石雕刻画的是人用箭射杀马匹，这表明当时的马匹是野马，石雕的主人有射杀野马的习俗。